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印交流——以唐初六次遣使时间及唐使官阶为重心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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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戒日王(590-647)是印度古代著名君王,也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641至648年间,戒日王与唐太宗频繁互遣使臣,书写了中印官方往来的重要记录。对于六次印中遣使的具体时间和唐使官阶,中外前辈学者或有提及,但并未做系统之研究,且存在不实之处。运用正史、佛典、碑铭等相关文献,考察唐初六次印中遣使的时间、唐使官阶等内容,以期深入探讨其在丝绸之路中印交流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引文
[1]冯承钧.王玄策事辑[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2(1).
[2]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3]Sen,Tansen.“In Search of Longevity and Good Karma: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s to Middle India in the Seventh Century”[J].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01(1):1-28.
[4]Tansen Sen,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M].Honolulu: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16-25.
[5]张远.戒日王与中国——一位印度名王的故事[J].文史知识,2013(11):16-21.
[6]张远.三次遣使中国的印度戒日王[N].光明日报,2015-02-16(16).
[7][34]张远.唐初印中遣使若干细节考辨——取熬糖法、献菩提树、破阿罗那顺和翻老子为梵言[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2):61-66.
[8][9][15][18][21][23][24][25][2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40-6241,6237-6238,6240-6241,6239,6238,6240-6241,6237-6238,1287,1248.
[10][16][27]道世.法苑珠林校注[M].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911,911,906-909.
[11][20]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07,61.
[12][29]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07,530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38.
[13]杨廷福.玄奘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8:193-195.
[14][1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37,6238.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07.
[19]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M].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670.
[22]岑仲勉.岑仲勉文集[M].向群,万毅,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23.
[28]冯承钧.王玄策事辑[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2(1):12-13.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219-221.
[30]Goyal,Shankar.Harsha,a Multi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y[M].Jodhpur:Kusumanjali Book World,2006:230.
[31]赵逵夫.“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传统[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05-106.
[32]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6-177;李昉等.太平广记[M].汪绍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3277-3278.
[33]张远.《秦王破阵乐》是否传入印度及其他——兼与宁梵夫教授商榷[J].南亚研究,2013(2):140-156.
(1)本文得到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哈佛大学Michael Witzel教授和德里大学Harish Trivedi教授的帮助和指导,特此感谢!
(2)纽约城市大学沈丹森教授在专著《佛教,外交和商贸》第一章中概述了羯若鞠阇国与大唐互遣使臣的情况。其中并未使用任何中文以外的史料。Tansen Sen,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Honolulu: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pp.16-25.
(3)烈维《王玄策使印度记》,载:《亚洲报》1900年三四月刊。该文于1927年由冯承钧译为中文(冯承钧译:《史地从考》,商务印书馆,1927年,北京:第41-58页),并于1967年由查特吉译为英文(S.P.Chatterjee,trans.,M.Sylvain Lévi,The Mission of Wang Hiuen-ts’e in India.Calcutta:Indi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67)。
(4)Devahuti,D.Harsha:A Political Study.London/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例如提婆胡蒂称王玄策、蒋师仁为648年4月出使,5月到达印度(第252页)。这既与中文史料的记载不符,也不符合常理。又如提婆胡蒂认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五卷撰写于648/649年,而这时玄奘已得知戒日王死讯,这证明戒日王死于647年(第252页)。这也是对中文史料的误读。《慈恩传》前五卷撰写于664年玄奘过世之后,玄奘感梦归国的情节也不能证明玄奘未卜先知戒日王之死。唐太宗的第三次遣使就证明在647年出使之前无论是玄奘还是太宗均对戒日王是否辞世及死于何时一无所知。
(5)Goyal,Shankar.Harsha:A Multi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y[M].Jodhpur(India):Kusumanjali Book World,2006.例如哥由认为玄奘面见戒日王的时间为643年(第189页),而其确切时间已被杨廷福等学者证实为在640年末至641年初的冬天。哥由对于中文史料中记载的戒日王“自称摩揭陀王”的理解(第191页)也不准确。
(6)李义表一行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到达王舍城,在鹫峰山留下铭文。鹫峰山刻铭的铭文见于《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第911-912页。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十一日,李义表一行在菩提寺立碑。碑上铭文见于《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第908-909页。这是汉使第一次在菩提寺立碑。王玄策高宗显庆三年(658)六月第三次出使印度之时,于显庆五年(660)再次在菩提寺立碑。此次出使与戒日王并无关联,故本文从略。
(7)《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第6237页,“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尔]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641),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第5307页,“贞观十五年(641),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
(8)《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第908-909页,“比汉使奉敕往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至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十一日,于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史魏才书。”
(9)据《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第911-912页,“粤以大唐贞观十七年(643)三月内爰发明诏,令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送婆罗门客还国。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国。”以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玄照传》,第10页,“以九月而辞苫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可知,唐使经九个月到达印度,玄照经五个月从印度返回洛阳,平均需要七个月时间。如果王玄策一行于648年6月16日到达长安,那么他从印度出发的时间大约在647年11月前后,若算上他接受四天竺朝贡、奔往吐蕃等国借兵及破敌的时日,出发时间还应更早,因而他从中国出发的时间应为647年上半年。
(10)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光兴教授分析,职事官与行政职能相连,具有实权;散官没有实权;爵原本包括封地,常常有名无实;勋原指军功,唐制文官也可授勋,勋官比封爵更滥。使臣在出访之前往往会被加封很高的荣誉官衔,以体现朝廷对此次外交活动的重视,而使臣的实际官职却与此并不匹配,这就如同派去和亲的汉地公主大多不是帝王之女一样。
(11)《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第1189页,“云骑尉,视正七品”;岑仲勉先生将云骑尉列入勋,正七品上。参见向群,万毅编:《岑仲勉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也有将云骑尉称作“武散官”。
(12)据冯承钧分析,梁怀璥很可能是江夏王道宗从前的部下,当年随道宗送文成公主入吐蕃,而后再取道印度。参见冯承钧《王玄策事辑》,《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2年第1期第28页。据《旧唐书》卷三《太宗下》,第52页,“贞观十五年(641)春正月……丁丑,礼部尚书(正三品)、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归吐蕃。”贞观十五年正月道宗就已经送文成公主入藏,而戒日王一使在贞观十五年下半年才到达。因此道宗送文成公主入藏与唐太宗一使不是同一个事件,梁怀璥此次出使也并未与道宗同行。
(13)《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第6237-6238页,“帝(太宗)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慰]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第5307页,“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
(14)《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第908页,“(太宗)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第5307页,“(太宗)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第6238页,“(太宗)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卫尉丞”,从六品上。这是李义表的职事官。《法苑珠林》称李义表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法苑珠林》的作者道世与王玄策属同一时期且极可能相识,因而道世的史料也相对可信。朝散大夫,文散官名,从五品下。散官为虚职。职事官上加“行”字,表示职事官与散官品阶不同的时候,职事官阶较低,而所带散官官阶较高。上护军为正三品的勋官,亦属虚职。只有职事官为实职。参见向群,万毅编:《岑仲勉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26页。另,尚未发现李义表与李义府家族具有亲缘关系的史料。
(15)《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第1318-1319页,“下县,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从九品下。”又,《新唐书》卷四三上《地理志七上》,第1108页,“融州融水郡,下。武德四年析始安郡之义熙置。土贡:金、桂心。户千二百三十二。县二。融水,[原注:下。本义熙,武德四年(621)析置临牂、黄水、安修三县,(武德)六年(623)更名。贞观十三年(639)省安修入临牂。]武阳。[原注:下。天宝初并黄水、临牂二县更置。]”融州黄水县是融州融水郡的下县融水县分割而成的三县之一,因而该县县令应属从七品下。参见邱树森编:《中国历代职官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23页,唐县分六等,均置令。京县正五品上,上县从六品上,中县正七品上,中下县从七品上,下县从七品下。
(16)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第6238页,“(贞观)二十二年(648),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以及《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第5307-5308页,“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可知此次出使,有正副二使和30从骑,总计32人。
(17)《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第1299-1300页,“太子左右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长史各一人,正七品上”;参见沈起炜《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2-3页,十率,唐始统一名称,分为十率,即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左右监门率、左右内率,合称为十率。其官署称率府,其长官为率府率,副官有率府副率、长史及录事参军、诸曹参军等;《中国历代职官辞典》(1991),第130-131页,长史,战国秦置。隋于左右卫、武卫等府各置一人,亲王府及地方州亦置,品秩自正七品上至从七品上不等。唐十六卫、六军及东宫府置,掌判诸曹、亲勋翊王府及武安等五十府事,都督府及地方州府亦置。
(18)《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第1187页,“从五品下曰朝散大夫”;参见《中国历代职官辞典》(1991),第620页,及《中国历代职官词典》(1992),第333页,朝散大夫,文散官名。隋朝置。唐二十九阶之十三,从五品下。据《唐文续拾》卷十《和糴粟窖砖文》《大唐天竺使之铭》等史料,王玄策在太宗过世后,官阶发生变化,甚至很可能遭到黜降。因本文仅讨论王玄策在唐太宗朝出使的历官情况,故对高宗朝之事不予赘述。
(19)据北京大学南亚系王邦维教授分析,出使西域是艰苦甚至艰险的差事,因而有权有势的朝廷重臣不愿担任。
[2]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3]Sen,Tansen.“In Search of Longevity and Good Karma: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s to Middle India in the Seventh Century”[J].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01(1):1-28.
[4]Tansen Sen,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M].Honolulu: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16-25.
[5]张远.戒日王与中国——一位印度名王的故事[J].文史知识,2013(11):16-21.
[6]张远.三次遣使中国的印度戒日王[N].光明日报,2015-02-16(16).
[7][34]张远.唐初印中遣使若干细节考辨——取熬糖法、献菩提树、破阿罗那顺和翻老子为梵言[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2):61-66.
[8][9][15][18][21][23][24][25][2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40-6241,6237-6238,6240-6241,6239,6238,6240-6241,6237-6238,1287,1248.
[10][16][27]道世.法苑珠林校注[M].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911,911,906-909.
[11][20]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07,61.
[12][29]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07,530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38.
[13]杨廷福.玄奘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8:193-195.
[14][1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37,6238.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07.
[19]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M].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670.
[22]岑仲勉.岑仲勉文集[M].向群,万毅,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23.
[28]冯承钧.王玄策事辑[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2(1):12-13.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孙毓棠,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219-221.
[30]Goyal,Shankar.Harsha,a Multi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y[M].Jodhpur:Kusumanjali Book World,2006:230.
[31]赵逵夫.“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传统[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05-106.
[32]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6-177;李昉等.太平广记[M].汪绍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3277-3278.
[33]张远.《秦王破阵乐》是否传入印度及其他——兼与宁梵夫教授商榷[J].南亚研究,2013(2):140-156.
(1)本文得到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哈佛大学Michael Witzel教授和德里大学Harish Trivedi教授的帮助和指导,特此感谢!
(2)纽约城市大学沈丹森教授在专著《佛教,外交和商贸》第一章中概述了羯若鞠阇国与大唐互遣使臣的情况。其中并未使用任何中文以外的史料。Tansen Sen,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Honolulu: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pp.16-25.
(3)烈维《王玄策使印度记》,载:《亚洲报》1900年三四月刊。该文于1927年由冯承钧译为中文(冯承钧译:《史地从考》,商务印书馆,1927年,北京:第41-58页),并于1967年由查特吉译为英文(S.P.Chatterjee,trans.,M.Sylvain Lévi,The Mission of Wang Hiuen-ts’e in India.Calcutta:Indi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67)。
(4)Devahuti,D.Harsha:A Political Study.London/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例如提婆胡蒂称王玄策、蒋师仁为648年4月出使,5月到达印度(第252页)。这既与中文史料的记载不符,也不符合常理。又如提婆胡蒂认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五卷撰写于648/649年,而这时玄奘已得知戒日王死讯,这证明戒日王死于647年(第252页)。这也是对中文史料的误读。《慈恩传》前五卷撰写于664年玄奘过世之后,玄奘感梦归国的情节也不能证明玄奘未卜先知戒日王之死。唐太宗的第三次遣使就证明在647年出使之前无论是玄奘还是太宗均对戒日王是否辞世及死于何时一无所知。
(5)Goyal,Shankar.Harsha:A Multi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y[M].Jodhpur(India):Kusumanjali Book World,2006.例如哥由认为玄奘面见戒日王的时间为643年(第189页),而其确切时间已被杨廷福等学者证实为在640年末至641年初的冬天。哥由对于中文史料中记载的戒日王“自称摩揭陀王”的理解(第191页)也不准确。
(6)李义表一行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到达王舍城,在鹫峰山留下铭文。鹫峰山刻铭的铭文见于《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第911-912页。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十一日,李义表一行在菩提寺立碑。碑上铭文见于《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第908-909页。这是汉使第一次在菩提寺立碑。王玄策高宗显庆三年(658)六月第三次出使印度之时,于显庆五年(660)再次在菩提寺立碑。此次出使与戒日王并无关联,故本文从略。
(7)《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第6237页,“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尔]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641),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第5307页,“贞观十五年(641),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
(8)《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第908-909页,“比汉使奉敕往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至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十一日,于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史魏才书。”
(9)据《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第911-912页,“粤以大唐贞观十七年(643)三月内爰发明诏,令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送婆罗门客还国。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国。”以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玄照传》,第10页,“以九月而辞苫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可知,唐使经九个月到达印度,玄照经五个月从印度返回洛阳,平均需要七个月时间。如果王玄策一行于648年6月16日到达长安,那么他从印度出发的时间大约在647年11月前后,若算上他接受四天竺朝贡、奔往吐蕃等国借兵及破敌的时日,出发时间还应更早,因而他从中国出发的时间应为647年上半年。
(10)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光兴教授分析,职事官与行政职能相连,具有实权;散官没有实权;爵原本包括封地,常常有名无实;勋原指军功,唐制文官也可授勋,勋官比封爵更滥。使臣在出访之前往往会被加封很高的荣誉官衔,以体现朝廷对此次外交活动的重视,而使臣的实际官职却与此并不匹配,这就如同派去和亲的汉地公主大多不是帝王之女一样。
(11)《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第1189页,“云骑尉,视正七品”;岑仲勉先生将云骑尉列入勋,正七品上。参见向群,万毅编:《岑仲勉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也有将云骑尉称作“武散官”。
(12)据冯承钧分析,梁怀璥很可能是江夏王道宗从前的部下,当年随道宗送文成公主入吐蕃,而后再取道印度。参见冯承钧《王玄策事辑》,《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2年第1期第28页。据《旧唐书》卷三《太宗下》,第52页,“贞观十五年(641)春正月……丁丑,礼部尚书(正三品)、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归吐蕃。”贞观十五年正月道宗就已经送文成公主入藏,而戒日王一使在贞观十五年下半年才到达。因此道宗送文成公主入藏与唐太宗一使不是同一个事件,梁怀璥此次出使也并未与道宗同行。
(13)《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第6237-6238页,“帝(太宗)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慰]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参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第5307页,“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
(14)《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第908页,“(太宗)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第5307页,“(太宗)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第6238页,“(太宗)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卫尉丞”,从六品上。这是李义表的职事官。《法苑珠林》称李义表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法苑珠林》的作者道世与王玄策属同一时期且极可能相识,因而道世的史料也相对可信。朝散大夫,文散官名,从五品下。散官为虚职。职事官上加“行”字,表示职事官与散官品阶不同的时候,职事官阶较低,而所带散官官阶较高。上护军为正三品的勋官,亦属虚职。只有职事官为实职。参见向群,万毅编:《岑仲勉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26页。另,尚未发现李义表与李义府家族具有亲缘关系的史料。
(15)《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第1318-1319页,“下县,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从九品上;尉一人,从九品下。”又,《新唐书》卷四三上《地理志七上》,第1108页,“融州融水郡,下。武德四年析始安郡之义熙置。土贡:金、桂心。户千二百三十二。县二。融水,[原注:下。本义熙,武德四年(621)析置临牂、黄水、安修三县,(武德)六年(623)更名。贞观十三年(639)省安修入临牂。]武阳。[原注:下。天宝初并黄水、临牂二县更置。]”融州黄水县是融州融水郡的下县融水县分割而成的三县之一,因而该县县令应属从七品下。参见邱树森编:《中国历代职官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23页,唐县分六等,均置令。京县正五品上,上县从六品上,中县正七品上,中下县从七品上,下县从七品下。
(16)据《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第6238页,“(贞观)二十二年(648),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以及《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第5307-5308页,“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可知此次出使,有正副二使和30从骑,总计32人。
(17)《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第1299-1300页,“太子左右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长史各一人,正七品上”;参见沈起炜《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2-3页,十率,唐始统一名称,分为十率,即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左右监门率、左右内率,合称为十率。其官署称率府,其长官为率府率,副官有率府副率、长史及录事参军、诸曹参军等;《中国历代职官辞典》(1991),第130-131页,长史,战国秦置。隋于左右卫、武卫等府各置一人,亲王府及地方州亦置,品秩自正七品上至从七品上不等。唐十六卫、六军及东宫府置,掌判诸曹、亲勋翊王府及武安等五十府事,都督府及地方州府亦置。
(18)《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第1187页,“从五品下曰朝散大夫”;参见《中国历代职官辞典》(1991),第620页,及《中国历代职官词典》(1992),第333页,朝散大夫,文散官名。隋朝置。唐二十九阶之十三,从五品下。据《唐文续拾》卷十《和糴粟窖砖文》《大唐天竺使之铭》等史料,王玄策在太宗过世后,官阶发生变化,甚至很可能遭到黜降。因本文仅讨论王玄策在唐太宗朝出使的历官情况,故对高宗朝之事不予赘述。
(19)据北京大学南亚系王邦维教授分析,出使西域是艰苦甚至艰险的差事,因而有权有势的朝廷重臣不愿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