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印中遣使若干细节考辨——取熬糖法、献菩提树、破阿罗那顺和翻老子为梵言
摘要
戒日王(590—647)是印度古代著名君王,也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641至648年间,戒日王与唐太宗频繁互遣使臣,书写了中印官方往来的重要记录。对于这段历史,中外前辈学者在研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谬或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运用正史、佛典等相关文献,着重探讨取熬糖法、献菩提树、借兵破阿罗那顺之役、太宗诏玄奘翻老子为梵言这几个中印交流史上颇有争议的问题,以期对唐朝初年中印交流状况的深入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引文
①参见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页193—195。
②沈丹森教授也论及了玄奘在中印官方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参见Tansen Sen,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Honolulu: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p.17.沈教授对玄奘所载史实的批判性描述混入了一些臆想的成分,缺乏实证方面的考察。例如他认为玄奘西行求法的主要内容是面见印度诸王,玄奘促成自己与印度诸王的会面,为了逃避回国之后的法律惩罚,等等。玄奘西行为求佛法,拜谒国王远非主要内容。早在玄奘进入长安之前,太宗就已经赦免了他的私越国境之罪。《大唐西域记》为太宗嘱书,撰成于玄奘归国一年半之后。即便《大唐西域记》的目标读者是太宗,玄奘叙述的目的也不会是为了逃避法律惩罚。因篇幅所限,其他有待商榷之处暂不赘述。关于玄奘与戒日王交谈的内容和动机的考察,详见张远《〈秦王破阵乐〉是否传入印度及其他——兼与宁梵夫教授商榷》,《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页140—156。
③在沈丹森教授的专著《佛教、外交和商贸》第一章中,概述了羯若鞠阇国与大唐互遣使臣的情况。其中并未使用任何中文以外的史料。Tansen Sen,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Honolulu: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pp.16—25.
①《文史知识》2013年第11期,页16—21。
②《光明日报》2015年2月16日第16版。
③史书中并未列出戒日王“朝贡”的内容,很可能仅包括一封以戒日王名义发出的官方书信,信中戒日王自称“摩伽陀王”,并未贡献实际物品。
④此佛足迹石拓片为王玄策所拓,刻于长安普光寺内,在中国流传,也收录在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之中,而后为日本遣唐使黄书本实转拓,东传日本,藏于日本奈良药师寺并刻有铭文。铭文原文见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59—161。
⑤李义表一行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到达王舍城,在鹫峰山留下铭文。鹫峰山刻铭的铭文见于《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中华书局,2008年,页911—912。铭文内容无甚新意,其程式化的歌功颂德的语句在中原大地亦不难见到。然而刻于印度鹫峰山则尚属首次。铭文原迹今已不存。幸而可在汉文史料之中窥得些许原貌。
⑥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十一日,李义表一行在菩提寺立碑。碑上铭义见于《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页908 909。这是汉使第一次在菩提寺立碑。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之时,于高宗显庆五年(660)再次在菩提寺立碑。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的时间为高宗显庆三年(658)六月。1990年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附近发现的唐代汉文摩岩石刻铭文《大唐天竺使之铭》中记载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的路线、王玄策的职官等信息。参见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页37 50;Wang Bangwei(王邦维):“New Evidence on Wang Xuance's Missions to India”,In:India and East Asia:Culture and Society,ed.by N.N.Vohra,Delhi:Shipra Publications,2002,pp.41—46;郭声波《〈大唐天竺使之铭〉之文献学研识》,《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页108—118;廖祖桂《〈大唐天竺使之铭〉词语释读辨析》,《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页3—8,等。此次出使与戒日王并无关联,故本文从略。
①[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中华书局,2003年,页911。
②《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卷五○,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4年,T2060,《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页454下栏。太宗此次遣使印度,还包括厚赏大夏的内容,“随往大夏”,表明随行者不仅包括婆罗门客,很可能还有大夏国使臣。
③《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中华书局,1975年,页5307,“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中华书局,1975年,页6238,“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
④《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页6239。
⑤季羡林先生认为“太宗遣使取熬糖法”的时间在贞观二十一年(647)。见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十卷《糖史(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82—83。张远《戒日王与中国:一位印度名王的故事》,《文史知识》2013年第11期,页20,亦将“取熬糖法”归入唐太宗第三次遣使。孙修身也认为“取熬糖法”属于唐太宗第三次遣使、王玄策第二次出使的内容。见孙修身《唐初中国和尼泊尔王国的交通》,《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页100—109。
⑥《大正藏》卷五○,T2060,《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页454下栏。
⑦[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卷五,中华书局,2000年,页125。
⑧参见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页210—211。
①《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页5307,“(尸罗逸多)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页6238,“(尸罗逸多)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
②[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以下简称《西域记》)卷三《迦湿弥罗国》,中华书局,2000年,页321。
③《西域记》卷四《屈露多国》,页372。
④《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波斯”条,页5312。
⑤《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林邑国”条,页5270,“(贞观)四年(630),其王范头黎遣使献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光照数尺,状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
⑥《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堕和罗国”条,页5273,“(贞观)二十三年(649),又遣使献象牙、火珠,请赐好马,诏许之”。
⑦《慈恩传》卷五,页114—115。
①《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页5307-5308。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页6238。
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页5222。
③《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泥婆罗”条,页5290。
④《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摩伽陀”条,页6240。
⑤《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页6238。
⑥据复旦大学孙英刚教授分析,王玄策使团三十余人,且大半被阿罗那顺俘虏或杀害,没有率领三国军队的威信和实力,亦无法押送一万二千俘虏和三万牲畜。战争的性质并非大唐与天竺乱臣交战,而是吐蕃与泥婆罗等国联手入侵中印度。沈丹森教授认为阿罗那顺很可能袭击了中国使团,或是因为担心中国使团干预羯若鞠阇国政事,或是为了劫掠财物,并提出对汉文史料中阿罗那顺篡位叙述的质疑,认为这是史撰者为了突出大唐在战争中的正义性而进行的杜撰。参见Tansen Sen,页24。从逻辑来看,仅三十余人的中国使团不大可能率先袭击阿罗那顺。
⑦《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页61。
⑧《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页5307-5308。
①《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页6238。
②据《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十《迦摩缕波国》,页794—797,同时参见页794—795注释一,页798注释二:迦摩缕波国(梵文是kmarupa),周万余里……今王本那罗延天之祚胤,婆罗门之种也,字婆塞羯罗伐摩(唐言日胄,梵文是bhaskaravarman),号拘摩罗(唐言童子,梵文是kumara)。
③《大正藏》卷五二,T2104,《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页386中栏。
④季羡林《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一)》,《季羡林全集》第十三卷《学术论著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页413。
⑤梁怀璥职官未知,勋仅为正七品上;李义表职官从六品上,勋为正三品;王玄策第一次出使职官从七品下,而第二次出使(即太宗三使)职官为正七品上,在三十阶的唐代官制中擢升了三个等级。另,唐太宗派遣使臣的职官在六七品上下,并非Shankar Goyal(Harsha,a Multi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y.Jodhpur:Kusumanjali Book World,2006,p.230)所称,“多为内政或军事要员”,而是属于官品较低的非主流官吏。据王邦维先生分析,出使西域是艰苦甚至艰险的差事,因而有权有势的朝廷重臣是不愿担任的。唐使的官职情况将另文撰述。
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八《广动植三》“菩提树”条,中华书局,1981年,页176—177;参见《太平广记》卷四○六“菩提树”条,中华书局,1961年,页3277—3278。
②沈丹森教授也论及了玄奘在中印官方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参见Tansen Sen,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Honolulu: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p.17.沈教授对玄奘所载史实的批判性描述混入了一些臆想的成分,缺乏实证方面的考察。例如他认为玄奘西行求法的主要内容是面见印度诸王,玄奘促成自己与印度诸王的会面,为了逃避回国之后的法律惩罚,等等。玄奘西行为求佛法,拜谒国王远非主要内容。早在玄奘进入长安之前,太宗就已经赦免了他的私越国境之罪。《大唐西域记》为太宗嘱书,撰成于玄奘归国一年半之后。即便《大唐西域记》的目标读者是太宗,玄奘叙述的目的也不会是为了逃避法律惩罚。因篇幅所限,其他有待商榷之处暂不赘述。关于玄奘与戒日王交谈的内容和动机的考察,详见张远《〈秦王破阵乐〉是否传入印度及其他——兼与宁梵夫教授商榷》,《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页140—156。
③在沈丹森教授的专著《佛教、外交和商贸》第一章中,概述了羯若鞠阇国与大唐互遣使臣的情况。其中并未使用任何中文以外的史料。Tansen Sen,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Honolulu: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pp.16—25.
①《文史知识》2013年第11期,页16—21。
②《光明日报》2015年2月16日第16版。
③史书中并未列出戒日王“朝贡”的内容,很可能仅包括一封以戒日王名义发出的官方书信,信中戒日王自称“摩伽陀王”,并未贡献实际物品。
④此佛足迹石拓片为王玄策所拓,刻于长安普光寺内,在中国流传,也收录在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之中,而后为日本遣唐使黄书本实转拓,东传日本,藏于日本奈良药师寺并刻有铭文。铭文原文见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59—161。
⑤李义表一行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到达王舍城,在鹫峰山留下铭文。鹫峰山刻铭的铭文见于《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中华书局,2008年,页911—912。铭文内容无甚新意,其程式化的歌功颂德的语句在中原大地亦不难见到。然而刻于印度鹫峰山则尚属首次。铭文原迹今已不存。幸而可在汉文史料之中窥得些许原貌。
⑥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十一日,李义表一行在菩提寺立碑。碑上铭义见于《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页908 909。这是汉使第一次在菩提寺立碑。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之时,于高宗显庆五年(660)再次在菩提寺立碑。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的时间为高宗显庆三年(658)六月。1990年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附近发现的唐代汉文摩岩石刻铭文《大唐天竺使之铭》中记载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的路线、王玄策的职官等信息。参见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页37 50;Wang Bangwei(王邦维):“New Evidence on Wang Xuance's Missions to India”,In:India and East Asia:Culture and Society,ed.by N.N.Vohra,Delhi:Shipra Publications,2002,pp.41—46;郭声波《〈大唐天竺使之铭〉之文献学研识》,《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页108—118;廖祖桂《〈大唐天竺使之铭〉词语释读辨析》,《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页3—8,等。此次出使与戒日王并无关联,故本文从略。
①[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九《感通篇》第二一《圣迹部》第二,中华书局,2003年,页911。
②《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卷五○,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4年,T2060,《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页454下栏。太宗此次遣使印度,还包括厚赏大夏的内容,“随往大夏”,表明随行者不仅包括婆罗门客,很可能还有大夏国使臣。
③《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中华书局,1975年,页5307,“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城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中华书局,1975年,页6238,“诏卫尉丞李义表报之,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
④《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页6239。
⑤季羡林先生认为“太宗遣使取熬糖法”的时间在贞观二十一年(647)。见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十卷《糖史(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82—83。张远《戒日王与中国:一位印度名王的故事》,《文史知识》2013年第11期,页20,亦将“取熬糖法”归入唐太宗第三次遣使。孙修身也认为“取熬糖法”属于唐太宗第三次遣使、王玄策第二次出使的内容。见孙修身《唐初中国和尼泊尔王国的交通》,《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页100—109。
⑥《大正藏》卷五○,T2060,《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页454下栏。
⑦[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卷五,中华书局,2000年,页125。
⑧参见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页210—211。
①《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页5307,“(尸罗逸多)复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页6238,“(尸罗逸多)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
②[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以下简称《西域记》)卷三《迦湿弥罗国》,中华书局,2000年,页321。
③《西域记》卷四《屈露多国》,页372。
④《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波斯”条,页5312。
⑤《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林邑国”条,页5270,“(贞观)四年(630),其王范头黎遣使献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光照数尺,状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承之,即火燃”。
⑥《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堕和罗国”条,页5273,“(贞观)二十三年(649),又遣使献象牙、火珠,请赐好马,诏许之”。
⑦《慈恩传》卷五,页114—115。
①《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页5307-5308。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页6238。
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页5222。
③《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泥婆罗”条,页5290。
④《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摩伽陀”条,页6240。
⑤《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页6238。
⑥据复旦大学孙英刚教授分析,王玄策使团三十余人,且大半被阿罗那顺俘虏或杀害,没有率领三国军队的威信和实力,亦无法押送一万二千俘虏和三万牲畜。战争的性质并非大唐与天竺乱臣交战,而是吐蕃与泥婆罗等国联手入侵中印度。沈丹森教授认为阿罗那顺很可能袭击了中国使团,或是因为担心中国使团干预羯若鞠阇国政事,或是为了劫掠财物,并提出对汉文史料中阿罗那顺篡位叙述的质疑,认为这是史撰者为了突出大唐在战争中的正义性而进行的杜撰。参见Tansen Sen,页24。从逻辑来看,仅三十余人的中国使团不大可能率先袭击阿罗那顺。
⑦《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页61。
⑧《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条,页5307-5308。
①《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天竺”条,页6238。
②据《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十《迦摩缕波国》,页794—797,同时参见页794—795注释一,页798注释二:迦摩缕波国(梵文是kmarupa),周万余里……今王本那罗延天之祚胤,婆罗门之种也,字婆塞羯罗伐摩(唐言日胄,梵文是bhaskaravarman),号拘摩罗(唐言童子,梵文是kumara)。
③《大正藏》卷五二,T2104,《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页386中栏。
④季羡林《中国文化与东西方文化(一)》,《季羡林全集》第十三卷《学术论著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页413。
⑤梁怀璥职官未知,勋仅为正七品上;李义表职官从六品上,勋为正三品;王玄策第一次出使职官从七品下,而第二次出使(即太宗三使)职官为正七品上,在三十阶的唐代官制中擢升了三个等级。另,唐太宗派遣使臣的职官在六七品上下,并非Shankar Goyal(Harsha,a Multidisciplinary Political Study.Jodhpur:Kusumanjali Book World,2006,p.230)所称,“多为内政或军事要员”,而是属于官品较低的非主流官吏。据王邦维先生分析,出使西域是艰苦甚至艰险的差事,因而有权有势的朝廷重臣是不愿担任的。唐使的官职情况将另文撰述。
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八《广动植三》“菩提树”条,中华书局,1981年,页176—177;参见《太平广记》卷四○六“菩提树”条,中华书局,1961年,页3277—3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