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举的制度危机与考试改革的应对失措——以“区分度/文体”互动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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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Institutional Crisis and Mismanagement of Civil Examination Reform in Late Qing Dynasty:A Study from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iminationand Examination Style
  • 作者:贾琳
  • 英文作者:JIA Lin;School of History,BNU;
  • 关键词:科举改革 ; 区分度 ; 考试文体 ; 制度危机 ; 晚清
  • 英文关键词:reform of civil examination;;discrimination;;examination style;;institutional crisis;;late Qing dynasty
  • 中文刊名:BJSF
  •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 机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出版日期:2018-01-25
  • 出版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年:2018
  • 期:No.265
  • 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清季策论与法家谱系的生成”(2016M600950)
  • 语种:中文;
  • 页:BJSF201801010
  • 页数:12
  • CN:01
  • ISSN:11-1514/C
  • 分类号:86-97
摘要
晚清科举的制度危机除了内容方面饱受责难的"所用非所学"之外,还突出体现在清廷对区分度与考试文体这一关系互动的长期应对以及由此造成的积重难返。八股文体中"大结"的祛除使得清前中期科举考试面临严重的考试区分度下降问题,清廷通过引入试帖诗来提高考试区分度,但随着士子文体方面调适的完成,区分度问题再度凸显。随后科场关注点后移至相对繁复二、三场,在经、策"满卷获隽"暨区分度提升的同时,"公羊"与"杂学"亦羼入考试并使得文体变得驳杂。而清季朝廷进行的科举改革并未将这种文体驳杂情形视为一种改革决策时必要的考量出发点与客观存在,而是采取基于八股文体窄化的"普通学"改章取向,与原有的文体驳杂一道开启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科场驳杂与意识形态的驳杂之局,这在客观上因应了当时"革命初潮"的形成并在考试与体制内部不同程度销解了士子阶层对于清廷的向心力。
        In addition to the examination content for occupation not related to one's training which has suffered lots of criticism,institutional crisis in late Qing Dynasty particularly embodied in government's mismanagement in dealing with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imination and examination style,which eventually posed a political dilemma that the authorities hardly got rid of.Civil examination faced the serious problem of decreased discrimination after abolishment of dajie in the end of eight-legged essay style in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Shitie poem style was introduced to improve the discrimination,which was decreased again after candidates'adaptation to the new style.As the examiner focused on second and third round of the examination which contents wer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and inclined to make high marks to papers with long answers,the discrimination increased while the styles of Gongyangand miscellaneous works incorporated into the examination field.The government adopted the policy based on dealing with narrow range of knowledge of eight-legged essay style and didn't recognized the starting point for decision-making and the objective existence,which led to a more chaotic situation in examination and ideological field with chaos before.This situation objectively cooperated the formation of revolutionary menarche and in different degrees decreased the centripetal forces of the scholar class to the authorities.
引文
(1)关于晚清科举考试改革尤其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多,不是这里可以枚举的,不过总体来看多从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展开与反思视角进行论述;2000年以来,随着清末“新政”研究的深入,涉及到科举改革相关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逐渐注重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和决策过程的分析,其中代表性论著有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42-52页)、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第39-48页)、关晓红《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36-53页)等。另就国外学界综合来看,清季科举改革这一研究领域仍有较大的深化与展拓空间,正如潘佳慧在评介巴斯蒂(Marianne Bastid)等撰写的《中国二十世纪初之教育改革》(Marianne Bastid,Jian Zhang,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trans.Paul J.Baile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一书时所说:“1900到1911是中国教育史之重要时期,却鲜有西方学者研究。此课题研究的不足包括:(一)早期研究探讨此议题的英文著作仍显简化,多局限于对学校法规及相关法令的摘要叙述……(二)1920年代及30年代研究此课题的中文著作也只是着重于统计数据及学校法规;(三)近代研究此议题的英文著作多着墨于李鸿章及张之洞倡导的‘自强’(self-strengthening)观念或废科举所带来的影响。对于教育改革的探讨仍局限于增加中央(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及对人民的增税”,虽然巴斯蒂此书极大弥补了上述缺漏,但是“其研究上的限制也来自于其个案讨论的无法代表整个中国在当时的教育改革情形。此外,对科举制度的着墨未深,因此忽略了当时教育改革的一大影响力。而未考虑到此时期教育改革承先启后的意义,则使读者无法了解改革的延续性、渐进性及对后来教育改革的影响。”潘佳慧:《中国二十世纪初之教育改革》,李弘祺编:《中国教育史英文著作评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375、397页。
    (2)W.A.P.Martin,The Lore of Cathay 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1.
    (1)[美]丁韪良:《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沈弘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18页。
    (2)《德宗实录》,卷四六五,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乙酉,《清实录》,第5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91页。
    (3)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和约”正式会同画押,其中第二款第二条为“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和议会同画押折》(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十日),李鸿章著,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页。
    (4)陈夔龙:《庸菴尚书奏议》,卷一,《贡院被毁情形片》(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一辑第50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版,第83页。
    (5)刘坤一、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著,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0页。
    (6)邓嗣禹先生在论及明清科举大势时说:“明清两代重科举,驱天下人于一途,此相同也。然其差度,殆不一致。明初重荐举,继则三途并用,建文、永乐以后,荐举生员日益轻,科举日益重。虽至崇祯亡国之时,犹不减常态……清康熙朝重科举,雍正则专抑制科甲出身之人,文字之狱,不知凡几。乾隆以后,科甲又渐抬头,至于道光,天下士人,始普遍趋向科举。然保举之制,一代不息,纳捐劳绩,日复增多。加以满汉待遇不均,科举之制,表面尊崇,实已败坏殆尽。晚年痛恨科举者遍天下,亦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仅其时外患之刺激也。”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241页。邓嗣禹先生已注意到晚清科举问题“非仅其时外患之刺激”而从科举、保举、捐纳三者关系角度进行剖析,但是仍可归为广义上的外缘分析。
    (7)这里的“文体”一词主要使用当时意指,即不仅指考官命题与考生作答的体裁与话语表述方式,还一定程度涵盖考试的题裁也即考官命题与考生作答的内容。
    (8)所谓“所用非所学”其实可以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受客观环境限制,士人无法或者说没有机会接触到相关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则是指明清士人主观上普遍具有的“非职业”(amateur)审美趣味与行为习惯。关于后者可参见[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7页。
    (1)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6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8页。
    (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册),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51-952页。
    (3)礼部纂辑:《钦定科场条例》,卷十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1222页。故此“文字内概不许作大结”成为乡、会试“现行事例”:“一、乡会试制艺每篇俱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一、文字内概不许作大结。”礼部纂辑:《钦定科场条例》,卷十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3册,第1219页。
    (4)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65册,第8页。
    (5)阮葵生撰,李保民校点:《茶余客话》(下册),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72页。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册),卷十六,第945页。
    (7)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册),卷十六,第945页。
    (8)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三册),卷四十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54页。
    (9)礼部纂辑:《钦定科场条例》,卷十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3册,第1105页。
    (1)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三册),卷四十八,第755页。
    (2)李元复:《常谈丛录》,卷五,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三编第86册,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影印版,第425-426页。作者为道光年间恩贡,卷首有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八月序。
    (3)李元复:《常谈丛录》,卷五,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三编第86册,第426-427页。
    (4)礼部纂辑:《钦定科场条例》,卷十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3册,第1253-1254页。
    (5)礼部纂辑:《钦定科场条例》,卷十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3册,第1254页。
    (6)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下册,“提倡朴学诸显达列传第二十五”,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影印版,第627-628页。
    (1)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6-1019页。
    (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三七册),卷三百四十,列传一百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093页。
    (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三七册),卷三百四十,列传一百二十七,第11094页。
    (4)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7页。
    (5)礼部纂辑:《钦定科场条例》,卷十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3册,第1248-1249页。
    (6)礼部纂辑:《钦定科场条例》,卷十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3册,第1168-1169页。
    (7)震钧:《天咫偶闻》,卷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8)礼部纂辑:《钦定科场条例》,卷十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十八辑第473册,第1253-1254页。张一麐在《古红梅阁笔记》中记载了他参加光绪丙戌科会试与张謇同场应试的情形:“次年丙戌入京会试……三场与季直同一号舍……视其舍则垒垒者,《文献通考》、辽、金、元、明史满坑满谷,夹带特多。对策题下,余所不知者,问之则亦无有,但曰:吾惟以比例之法遁空耳。榜出俱落孙山。”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古红梅阁笔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第434页。这一有趣的记录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对空策之法变得不再那么有效,二是场中所带书籍虽为应考,所谓“盖自石印书大行,诸士子率以对实策相矜。凡场中可用之书,无不携入”(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考试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8页),无意中实可作为一个知识传播的变相通道。此外,张謇甲午科会试还被误认为“五策似稍短”,险些因此遭黜:“南通张季直殿撰(謇),乙酉顺天南元,为翁文恭、潘文勤所赏识,名重公车。壬辰翁主会试,得一卷,以为张謇,置第一,揭晓则吾郡刘葆真(可毅)也。甲午汪柳门侍郎主会试,得一卷,又以为张謇,以示同考官翁太史(斌孙),翁曰:‘首二场皆佳,五策似稍短。’汪曰:‘此必季直闱中抱病耳。’遂置第一。揭晓则吾邑陶端翼(世凤)也。”顾恩瀚:《竹素园丛谈》,杨寿枏辑:《云在山房丛书三种》,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二辑第118-11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133页。从张謇、刘可毅、陶世凤三人考场“头筹”经历亦可见取士关注点后移之风向转移。
    (1)刘坤一、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著,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1403页。
    (2)张元济:《景印宋本〈春秋胡氏传〉跋》,张元济著,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全集》,第9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1页。
    (3)钱伟彊:《重校胡文定公春秋传序》,胡安国著,钱伟彊点校:《春秋胡氏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4)钱伟彊:《重校胡文定公春秋传序》,胡安国著,钱伟彊点校:《春秋胡氏传》,第2页。此点从该书在收入《四库全书》时对敏感词汇的删改亦可探知。胡安国在《〈春秋传〉序》中原有“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其中“夷狄乱华”四字在四库本中改作“逆乱肆行”。胡安国:《〈春秋传〉序》,胡安国著,钱伟彊点校:《春秋胡氏传》,第2-3页。
    (5)《左传》等古文经传就文体来看显然不如《公羊传》等今文经传富有生动性和易诠释性。钱基博在给王闿运作传时提到:“二十八,达《春秋》。其治学,初由礼始,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然后通《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今文家言,于是大盛也。于时学者,承乾嘉以来训诂名物之学,习注疏为文章,法郑玄、孔颖达,有解释,无记述,重考证,略论辩,掇拾丛残,而不知修辞为何事。读者竟十行,欲隐几卧。”钱基博:《王闿运》,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六,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
    (6)马一浮:《重印宋本春秋胡氏传序》(一九四三年四月),马一浮著,朱晓鹏、邓新文编校:《马一浮全集》,第二册(上),文集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1)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第84页。
    (2)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考试类,第633页。
    (3)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第77页。
    (4)震钧:《天咫偶闻》,卷三,第48页。
    (5)杨寿枏:《觉华寮杂记》,卷一,杨寿枏撰:《云在山房类稿》,第二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影印版,第654页。关于龚自珍著述在考生中的流衍情况在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中有生动记载:“次年丙戌入京会试,仍住虎坊桥吴宅,袁渭渔同年宝璜同舍。渠自广州来,携所得粤中旧书至琉璃厂换得新书,插架甚富。一日以《龚定庵集》示余,曰:君读此书当有奇悟,勿徒尚考据为也。渭渔为明贤六俊苗裔,颇有民族思想,余当时以为异闻,今则刍狗矣。”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古红梅阁笔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8卷,第434页。当时科场中朴学寖衰与今文经学泛起的风势转移于此可见。
    (6)顾恩瀚:《竹素园丛谈》,杨寿枏辑:《云在山房丛书三种》,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二辑第118-119册,第132页。刘禺生在其《世载堂杂忆》亦有“庚子事变后,康、梁公羊改制说盛行”的记载。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第126页。由此也可见公羊学说的流衍并未因戊戌政变的发生而寖衰中辍。
    (1)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32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第59-60页。
    (2)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320册,第373-374页。
    (3)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320册,第374页。
    (4)杨寿枏:《觉华寮杂记》,卷一,杨寿枏撰:《云在山房类稿》,第二册,第654-655页。
    (5)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版,第467页。
    (6)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第77页。
    (7)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第39页。
    (8)张之洞“首鼠两端”之性格多见于时人著述,如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然新政倡自湖北,废科举、专办学堂,事极孟浪,实由之洞主持。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3-134页。日人佐藤铁治郎更是讥张之洞“附和”之性为“反覆无常”:“始则倡保国粹,存科举,继以立宪之风潮澎涨,不敢显为反对,又从而附和其说,直反覆无常之小人。究其原因,无非为个人禄位计耳。”[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9页。以上关于张之洞人品的评价不免掺入个人情感或致言语有过激之处,但关于张之洞此种“首鼠两端”之性格殆非虚指。
    (9)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0页。
    (1)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第90页。该条引用张之洞“经论讲王安石”一语略有误。据《张文襄公诗集》刻本,该句应作“经济讲王安石”。张之洞:《张文襄公诗集》,卷四,《学术》,《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第843页。
    (2)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第90页。
    (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政变月纪·五月”,《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297页。
    (4)朱寿朋编、张静庐等点校:《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97页。
    (5)李元复:《常谈丛录》,卷七,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三编第87册,第570页。
    (6)福格撰、汪北平点校:《听雨丛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页。
    (7)于荫霖:《悚斋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三辑第22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版,第1260页。
    (1)被时人视为“保守”之臣的于荫霖并非深闭固拒科举改革,而是属于科举改革的“渐变”派,他在洛阳奏对时说:“今日科举一事,最难着手。若大段变动,必至惊扰人心;不变又不济事;不求所以徐变,又必同归于弊。然学校不正,天下断难言治。”于荫霖:《悚斋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三辑第224册,第1188页。这种改革思路也可以从于荫霖辛丑年的《遵旨条议敬抒管见折》中窥出:“盖制艺用心细而研理深,故能有是非之辨,与夫专从洋文入手者不同”,并言“可以令其就所业而旁精,不可令其弃所学而全废,此又人心向背所关,非细事也。”于荫霖:《遵旨条议敬抒管见折》,于荫霖撰、于翰笃编:《于中丞(荫霖)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三辑第22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版,第387-388页。
    (2)王莘林:《书悚斋遗书后》,于荫霖:《悚斋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三辑第224册,第1377-1378页。
    (3)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7-79页。
    (4)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一册,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5)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一册,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第221页。
    (6)《书鄂闱文告后》,《申报》,第72册,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1902年9月7日),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41页。
    (1)《书鄂闱文告后》,《申报》,第72册,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1902年9月7日),第41页。
    (2)朱峙三著、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3)徐沅、祁颂威撰:《清秘述闻再续》,卷一,法式善等撰、张伟点校:《清秘述闻三种》,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02页。
    (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王夫之撰、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2页。
    (5)章梫:《先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议》,章梫著:《一山文存》,卷八,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三辑第32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371-372页。
    (6)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第104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也即清廷“改试策论”尚未满月,《申报》就刊出了“王船山经义史论八种”的书籍广告,其语曰:“船山遗书,种类甚繁,其经史八种,尤为士林所必读。”《王船山经义史论八种》,《申报》,第69册,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第146页。
    (7)郭曾炘:《请特准将故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从祀文庙折》,郭曾炘著、郭则沄编:《侯官郭氏家集汇刻》,第四册,《郭文安公奏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辑第29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版,第1274页。
    (1)此一提法见于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作者在“1903年革命初潮”一节中提到:“一般认为1903年是现代革命意识趋向成熟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革命’一词已突破传统,而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意义,在宣扬暴力手段的同时亦包括着有关民主和民族内容的社会变革的种种许诺。”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8页。当然,癸卯年的“革命初潮”除了国内因素之外还有国际因素的影响:“1903年(癸卯)10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我们认为战争势必延长,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绍兴市档案馆编:《绍兴与辛亥革命》,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2)就在这一年,印有“癸卯年万岁”的文章出现在《苏报》头版头条:“乌乎,癸卯年万岁!何其民气之奋,进步之速,如是其惊人!倘海内应和着能御接愈厉,岂非我中国得见天日之日正不在远!”《海上热力史》,《苏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1903年5月6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第A11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影印版,第4页。有论者指出,“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是由恐惧革命而突然转向欢呼革命”。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18页。
    (3)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中认为:“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页。
    (4)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一册,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