蓖麻的传入与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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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蓖麻经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蓖麻最早传入的文献记载,前人多依《新修本草》,认为始于唐代,也有学者推论为南北朝时期的《玉篇》。文章通过爬梳史料发现,蓖麻首见于西晋吕静的《韵集》;由来华僧人带入中国,最早可能在南方栽培;其传入和传播过程都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通过丝绸之路,佛经和外来医方的传入有力地推动了蓖麻在中国的传播。
Ricinus communis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India via the Silk Road. With regard to its earliest record, predecessors were on the basis of Xin xiu ben cao, while some scholars inferenced it from Yupian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y reviewing the forme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card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found that its first appearance has been in Yunji which wrote by Lyu Jing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he Buddhist monks from abroad brought it into China through the Silk Road; probably it was cultivated in southern part of China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s. The introduction of Ricinu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Silk Road,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foreign prescription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spread of ricinus in China.
Ricinus communis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India via the Silk Road. With regard to its earliest record, predecessors were on the basis of Xin xiu ben cao, while some scholars inferenced it from Yupian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y reviewing the forme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card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we found that its first appearance has been in Yunji which wrote by Lyu Jing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The Buddhist monks from abroad brought it into China through the Silk Road; probably it was cultivated in southern part of China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s. The introduction of Ricinu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Silk Road,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foreign prescription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spread of ricinus in China.
引文
(1)佟屏亚:《漫话蓖麻》,《新农业》1985年第17期。
(2)[日]星川清亲著,段传德、丁法元译,萧位贤校:《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俄]瓦维洛夫著、董玉琛译、许运天校:《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3)[英]勃基尔著、胡先骕译:《人的习惯与旧世界栽培植物的起源》,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7页。
(4)⑨[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29页。
(5)陈桥驿主编,毛履军、陈德恩、安东编著:《印度农业地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2页。
(6)湖南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局:《蓖麻和蓖麻蚕》,湖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10页;傅福勤:《蓖麻栽培》,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吴昊:《多年生蓖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7)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唐·新修本草(辑复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页。
(8)佟屏亚:《农作物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36页。佟屏亚认为“红色蓖麻种可能就是那时候从印度引进的”,但并未提及他所说的“白茎蓖麻”何时传入。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认为,中国在唐苏恭(即苏敬)之前就有白茎蓖麻,唐时从“胡中”传来的是红茎蓖麻。
(9)李长年主编,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七种·油料作物》,农业出版社1960年版,第171页。
(10)包红霞、张春华等:《蓖麻茎色性状遗传规律研究》,《内蒙古农业科技》2003年第6期。
(11)郭璞注、邢昺疏、李传书整理、徐朝华审定、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80页。
(12)史游撰、曾仲珊校点:《急就篇》,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31页。
(13)参见韩茂莉:《历史时期油料作物的传播与嬗替》,《中国农史》2016年第2期。
(14)钟赣生、李少华:《〈神农本草经〉的药物成就》,《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年第7期;张登本、孙理军等:《〈神农本草经〉的成书与沿革——〈神农本草经〉研究述评之一》,《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年第5期。
(15)刘熙:《释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16)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7—357页。
(17)朱葆华:《原本玉篇文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5页。
(18)顾野王撰、陈彭年等重修:《大广益会玉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23页;顾野王撰、孙强增订:《大广益会玉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3页。
(19)徐时仪校注:《玄应音义》,《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页。又第40、176页皆有“三苍:■,草也。”再按《说文》:■,蒿也。此皆指■为草名,又其为单字,以“■”非蓖麻也。
(20)赵振铎:《吕忱〈字林〉二三事》,《辞书研究》2007年第2期。吕静为吕忱之弟,其生活年代应相近。
(21)葛洪撰,古求知、梅全喜等校注:《肘后备急方校注》,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又见葛洪撰,永瑢、纪昀等编:《肘后备急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9页。另葛洪原著、陶弘景增补、尚志钧辑校:《补辑肘后方》,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又方:捣蓖麻人,傅之,立差。”三版中此句文字稍有不同,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将蓖麻写为“萆麻”,“敷”写为“傅”。后人如尚志钧、古求知等校注时直接改为蓖麻,也未用“傅”通假。
(22)葛洪撰,古求知、梅全喜等校注:《肘后备急方校注》,第176页;葛洪撰,永瑢、纪昀等编:《肘后备急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4册,第492页。尚志钧《补辑肘后方》(第230页)中该段文字有一些不同,在“蓖麻”处仍写作“蓖麻子”,内容上也删减了“殿中侯监效”五字。古求知等校注此段“捣筛,为末”,宜句读为“捣、筛为末”;“及作声月余总差”宜句读为“及作声月余,总差。”
(23)肖红艳:《〈肘后方〉版本定型化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7页。
(24)参见陈居伟:《葛洪〈肘后备急方〉对针灸学的贡献》,《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王聪、于冰、张永臣:《葛洪〈肘后备急方〉隔物灸法浅析》,《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25)《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1页。
(26)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3页。
(27)古求知等校注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明正统道藏本《肘后备急方》皆有此5字,尚志钧《补辑肘后方》中未申明何故而节除。
(28)葛洪生平,参见杨向奎:《论葛洪》,《文史哲》1961年第1期;李养正:《葛洪评传》,《中国道教》1986年第18期;李刚:《葛洪及其人生哲学》,《文史哲》2000年第5期。陶弘景生平,参见钟来因:《一位中古时代知识分子的“入世”与“遁世”(上)——陶弘景评传》,《江苏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王家葵:《陶弘景与梁武帝——陶弘景交游从考之一》,《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1期。
(29)王焘撰、高文铸校注:《外台秘要方》,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410页。
(30)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31)《大正藏》第22册,河北金智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44页下。
(32)圈内字为宋元宫圣,分别表示宋本(《後思溪藏》本)、元本(《普寜藏》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本(旧宋本)、日本正仓院聖语藏本(天平写经)。各本刊刻年代,见蓝吉富:《佛教史料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页。
(33)圣凯:《〈涅槃经〉的传译与修治》,《佛学研究》2011年刊。
(34)译经年代的论述,可参见景盛轩:《敦煌本〈大般涅槃经〉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8页;郭迎春:《〈涅槃经〉的汉译及涅槃信仰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页。
(35)《大正藏》第12册,第392页下。校勘栏注“蜱=■”,即宋、元、明本,此处写为“■麻”。引文略改几字为简体。
(36)《大正藏》第12册,第394页下。校勘栏“蜱”处注星号表示校勘内容同前一处。
(37)季羡林:《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8—129页。
(38)王力:《王力文集》第4卷《汉语音韵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8—99页。
(39)[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109、217—218页。
(4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74—477页。
(41)释慧皎著,朱恒夫、王学钧、赵益注译:《高僧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540页。
(42)范家伟:《从脚气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医学之传入》,《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4期。
(43)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114页。
(44)李清、梅晓萍等:《魏晋南北朝僧医的医学成就》,《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5)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6)《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47)柏宇亮:《从光孝寺植物看海上丝绸之路》,《客家文博》2014年第1期。
(48)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页。
(49)龚缨晏:《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他将经蒙古高原通向西方的交通线路称为“草原之路”也纳入丝路之一路线。本文所述为中印交通,故此处未计入内。
(50)海上丝绸之路,学者们又细分为南海丝路和东海丝路。本文所指海上丝路专指南海丝路。
(51)周智生:《滇缅印古道上的古代民族迁徙与流动》,《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52)司徒尚纪、许桂灵:《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热带地理》2015年第5期;周永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海洋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下册,第350页。而龚缨晏则认为“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在官方正式开通航线之前,不排除会有未见正史记载的民间行为。
(53)吴焯:《佛教身毒道传播说质疑》,《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54)[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229页。
(55)对《鲍威尔写本》的年代,陈明在《古代西域的两部印度梵文医典》(《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中提到霍恩雷(A.F.Rudolf Hoernle)认为约创作于公元4世纪初,现存抄本约抄于公元350—375年间。陈明在《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中又说,桑德尔(Lore Sander)认为其写于6世纪初或中期。任曜新在《新疆库车出土鲍威尔写本中的印度阿输吠陀药物理论》(《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4期)认为《鲍威尔写本》的年代为4—6世纪;杜斗城、任曜新在《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与龟兹密教》(《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中也认为是4—6世纪。综合诸家观点,《鲍威尔写本》的成文年代应早于陶弘景补《肘后方》的纪年。
(56)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309页。
(57)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32—333页。
(58)孙思邈著、李景荣等校释:《备急千金要方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71、481、505页。文中记述的复方里有蓖麻仁、蓖麻叶、蓖麻子脂入药的记载。
(59)孙思邈著、李景荣等校释:《千金翼方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孙思邈提到蓖麻叶可治脚气病,之前少有此类记载。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述及脚气病,也提到支法存、仰道人及深师等僧医善治脚气病。
(60)雷敩撰、张骥补辑、施仲安校注:《雷公炮炙论》,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61)王志远:《中国佛教初传史辨述评——纪念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法音》1998年第3期;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杨维中:《佛教传入中土的三条路线再议》,《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
(62)[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228页。
(63)王星光、柴国生:《中国古代生物质能源的类型和利用略论》,《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4)唐慎微撰、尚志钧等校点:《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2)[日]星川清亲著,段传德、丁法元译,萧位贤校:《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俄]瓦维洛夫著、董玉琛译、许运天校:《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3)[英]勃基尔著、胡先骕译:《人的习惯与旧世界栽培植物的起源》,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7页。
(4)⑨[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29页。
(5)陈桥驿主编,毛履军、陈德恩、安东编著:《印度农业地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2页。
(6)湖南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局:《蓖麻和蓖麻蚕》,湖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10页;傅福勤:《蓖麻栽培》,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吴昊:《多年生蓖麻》,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7)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唐·新修本草(辑复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页。
(8)佟屏亚:《农作物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36页。佟屏亚认为“红色蓖麻种可能就是那时候从印度引进的”,但并未提及他所说的“白茎蓖麻”何时传入。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认为,中国在唐苏恭(即苏敬)之前就有白茎蓖麻,唐时从“胡中”传来的是红茎蓖麻。
(9)李长年主编,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七种·油料作物》,农业出版社1960年版,第171页。
(10)包红霞、张春华等:《蓖麻茎色性状遗传规律研究》,《内蒙古农业科技》2003年第6期。
(11)郭璞注、邢昺疏、李传书整理、徐朝华审定、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80页。
(12)史游撰、曾仲珊校点:《急就篇》,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31页。
(13)参见韩茂莉:《历史时期油料作物的传播与嬗替》,《中国农史》2016年第2期。
(14)钟赣生、李少华:《〈神农本草经〉的药物成就》,《中华中医药杂志》2006年第7期;张登本、孙理军等:《〈神农本草经〉的成书与沿革——〈神农本草经〉研究述评之一》,《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年第5期。
(15)刘熙:《释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16)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7—357页。
(17)朱葆华:《原本玉篇文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5页。
(18)顾野王撰、陈彭年等重修:《大广益会玉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23页;顾野王撰、孙强增订:《大广益会玉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3页。
(19)徐时仪校注:《玄应音义》,《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页。又第40、176页皆有“三苍:■,草也。”再按《说文》:■,蒿也。此皆指■为草名,又其为单字,以“■”非蓖麻也。
(20)赵振铎:《吕忱〈字林〉二三事》,《辞书研究》2007年第2期。吕静为吕忱之弟,其生活年代应相近。
(21)葛洪撰,古求知、梅全喜等校注:《肘后备急方校注》,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又见葛洪撰,永瑢、纪昀等编:《肘后备急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9页。另葛洪原著、陶弘景增补、尚志钧辑校:《补辑肘后方》,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又方:捣蓖麻人,傅之,立差。”三版中此句文字稍有不同,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将蓖麻写为“萆麻”,“敷”写为“傅”。后人如尚志钧、古求知等校注时直接改为蓖麻,也未用“傅”通假。
(22)葛洪撰,古求知、梅全喜等校注:《肘后备急方校注》,第176页;葛洪撰,永瑢、纪昀等编:《肘后备急方》,《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4册,第492页。尚志钧《补辑肘后方》(第230页)中该段文字有一些不同,在“蓖麻”处仍写作“蓖麻子”,内容上也删减了“殿中侯监效”五字。古求知等校注此段“捣筛,为末”,宜句读为“捣、筛为末”;“及作声月余总差”宜句读为“及作声月余,总差。”
(23)肖红艳:《〈肘后方〉版本定型化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7页。
(24)参见陈居伟:《葛洪〈肘后备急方〉对针灸学的贡献》,《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王聪、于冰、张永臣:《葛洪〈肘后备急方〉隔物灸法浅析》,《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25)《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1页。
(26)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3页。
(27)古求知等校注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明正统道藏本《肘后备急方》皆有此5字,尚志钧《补辑肘后方》中未申明何故而节除。
(28)葛洪生平,参见杨向奎:《论葛洪》,《文史哲》1961年第1期;李养正:《葛洪评传》,《中国道教》1986年第18期;李刚:《葛洪及其人生哲学》,《文史哲》2000年第5期。陶弘景生平,参见钟来因:《一位中古时代知识分子的“入世”与“遁世”(上)——陶弘景评传》,《江苏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王家葵:《陶弘景与梁武帝——陶弘景交游从考之一》,《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1期。
(29)王焘撰、高文铸校注:《外台秘要方》,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410页。
(30)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31)《大正藏》第22册,河北金智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44页下。
(32)圈内字为宋元宫圣,分别表示宋本(《後思溪藏》本)、元本(《普寜藏》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本(旧宋本)、日本正仓院聖语藏本(天平写经)。各本刊刻年代,见蓝吉富:《佛教史料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9页。
(33)圣凯:《〈涅槃经〉的传译与修治》,《佛学研究》2011年刊。
(34)译经年代的论述,可参见景盛轩:《敦煌本〈大般涅槃经〉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8页;郭迎春:《〈涅槃经〉的汉译及涅槃信仰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页。
(35)《大正藏》第12册,第392页下。校勘栏注“蜱=■”,即宋、元、明本,此处写为“■麻”。引文略改几字为简体。
(36)《大正藏》第12册,第394页下。校勘栏“蜱”处注星号表示校勘内容同前一处。
(37)季羡林:《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8—129页。
(38)王力:《王力文集》第4卷《汉语音韵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8—99页。
(39)[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109、217—218页。
(4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74—477页。
(41)释慧皎著,朱恒夫、王学钧、赵益注译:《高僧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540页。
(42)范家伟:《从脚气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医学之传入》,《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4期。
(43)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114页。
(44)李清、梅晓萍等:《魏晋南北朝僧医的医学成就》,《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5)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6)《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47)柏宇亮:《从光孝寺植物看海上丝绸之路》,《客家文博》2014年第1期。
(48)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页。
(49)龚缨晏:《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他将经蒙古高原通向西方的交通线路称为“草原之路”也纳入丝路之一路线。本文所述为中印交通,故此处未计入内。
(50)海上丝绸之路,学者们又细分为南海丝路和东海丝路。本文所指海上丝路专指南海丝路。
(51)周智生:《滇缅印古道上的古代民族迁徙与流动》,《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
(52)司徒尚纪、许桂灵:《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热带地理》2015年第5期;周永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海洋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下册,第350页。而龚缨晏则认为“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在官方正式开通航线之前,不排除会有未见正史记载的民间行为。
(53)吴焯:《佛教身毒道传播说质疑》,《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54)[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229页。
(55)对《鲍威尔写本》的年代,陈明在《古代西域的两部印度梵文医典》(《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中提到霍恩雷(A.F.Rudolf Hoernle)认为约创作于公元4世纪初,现存抄本约抄于公元350—375年间。陈明在《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中又说,桑德尔(Lore Sander)认为其写于6世纪初或中期。任曜新在《新疆库车出土鲍威尔写本中的印度阿输吠陀药物理论》(《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4期)认为《鲍威尔写本》的年代为4—6世纪;杜斗城、任曜新在《鲍威尔写本〈孔雀王咒经〉与龟兹密教》(《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中也认为是4—6世纪。综合诸家观点,《鲍威尔写本》的成文年代应早于陶弘景补《肘后方》的纪年。
(56)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309页。
(57)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32—333页。
(58)孙思邈著、李景荣等校释:《备急千金要方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71、481、505页。文中记述的复方里有蓖麻仁、蓖麻叶、蓖麻子脂入药的记载。
(59)孙思邈著、李景荣等校释:《千金翼方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孙思邈提到蓖麻叶可治脚气病,之前少有此类记载。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述及脚气病,也提到支法存、仰道人及深师等僧医善治脚气病。
(60)雷敩撰、张骥补辑、施仲安校注:《雷公炮炙论》,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61)王志远:《中国佛教初传史辨述评——纪念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法音》1998年第3期;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杨维中:《佛教传入中土的三条路线再议》,《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
(62)[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228页。
(63)王星光、柴国生:《中国古代生物质能源的类型和利用略论》,《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4)唐慎微撰、尚志钧等校点:《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