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岭南地区野象分布与变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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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唐宋时期岭南野象分布变迁的区域特点,本文以河流流域为基础进行分区论述,以期细化该时期岭南各区域内野象分布的研究,并有助于探析野象在岭南不同流域渐次灭绝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挖掘与梳理,考证了漳州与潮州野象的灭绝时间,二者均可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各自向后推迟30年左右;再以漳州、潮州野象的灭绝为案例,将其置于南宋前中期,人口南迁、农业深度开发的历史背景下,认为野象生境与农业区拓展的极大冲突为其走向灭绝的根本原因。
According to the area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stinction and migration about the wild elephants in Ling Nan area in the period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aking the river basin as zoning basis,to a certain degree,can refine the research about the distinction of wild elephant in Ling Nan area at that period and clarif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wild elephants gradually died out in this region.Compared to the former understanding,the paper proves that the extinction time of the wild elephants in Zhangzhou and Chaozhou can be both postponed respectively for about 30 years by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Taking the extinction of wild elephants in Zhangzhou and Chaozhou for instance,the basic reason why the wild elephants have extincted is that wild elephants' natural habita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area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people has migrated to the south and the agricultural area has increased at the early and mid-term stage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area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stinction and migration about the wild elephants in Ling Nan area in the period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taking the river basin as zoning basis,to a certain degree,can refine the research about the distinction of wild elephant in Ling Nan area at that period and clarif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wild elephants gradually died out in this region.Compared to the former understanding,the paper proves that the extinction time of the wild elephants in Zhangzhou and Chaozhou can be both postponed respectively for about 30 years by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Taking the extinction of wild elephants in Zhangzhou and Chaozhou for instance,the basic reason why the wild elephants have extincted is that wild elephants' natural habita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area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people has migrated to the south and the agricultural area has increased at the early and mid-term stage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引文
(1)参见文焕然等:《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思想战线》1979年第6期;文焕然:《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野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文焕然等:《再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变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2)(英)伊懋可著,梅雪芹等译:《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按,伊懋可依据对文焕然研究的理解,公元1050年野象的分布北界大致在南岭一线,此时岭南大部分地区有野象分布,而对于缺乏史料记载的岭南西南部地区,伊懋可则以置疑的方式(“?”)标出。
(3)张洁:《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及变迁的社会因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8-51页。
(1)唐森:《古广东野象琐议-兼叙唐宋间广东的开发》,《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2)蓝叙波:《广西野象绝迹探析》,《野生动物》2000年第5期。
(3)赵志强:《秦汉以来中国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辑。
(4)[汉]许慎:《说文解字》卷9《象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8页。
(5)雍正《广东通志》卷64《杂事志·惠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41《蒋武》,(北京)中华书局,第3603页。
(7)[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1)[唐]段公路:《北户录》卷2《象鼻炙》,《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2)《宋史》卷66《五行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52页。
(3)[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6《饮食器具部·酒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9页。
(4)[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9《福建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04页。
(5)见[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卷10《镇象塔记》,清光绪刻本;[清]洪颐:《平津读碑记·三续》卷下《邵廷琄造石塔记》,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刻本。
(6)南朝宋刘敬叔撰《异苑》卷3称始兴郡阳山县(今广东阳山县):“彼境田稼常为象所困,其象俗呼为‘大客’”。可知当时该地区有野象分布。而文焕然等人所撰《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一文则依据陆佃撰《埤雅》所言“始兴、阳山呼象为大客”一语认为“这似可以说明1174年及其以前这一带有野象出没”。按陆佃实为北宋后期人(1042-1102年),而《埤雅》为训祜书,文中的“始兴、阳山呼象为大客”应引自《异苑》,因此不能作为宋代始兴、阳山有野象的证据。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开宝三年十二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4页。
(8)《宋史》卷287《李昌龄传》,第9652页。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三月戊辰,第2185页。按“祯州”乃五代南汉乾亨元年(917年)析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四县置,治归善县(今惠州惠城区),即唐代偱州治所故地,而南汉则将偱州治所迁往龙川县(即今龙川县佗城)。
(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431页。
(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禽兽门·象》,(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14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0,皇祐三年三月癸酉,第4085页。
(5)因元明清时期不在本文研究时段内,故在此不做展开论述,相关研究可参见文焕然等撰《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张洁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及变迁的社会因素研究》第2章《中国境内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等文章。
(1)以笔者所见,唐宋时期的史料中,仅刘禹锡在诗文中提及在岭南西区西江干流以北似乎有野象。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被贬官柳州司马,在进入岭南至柳州赴任的途中作有《岭南江行》一诗,其中有“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一句。但作者创作此诗的目的主要是借荒凉的景物来隐喻自己遭贬后的险恶政治环境,很难将其视为写实之作,因此在没有其他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断定柳州一代有野象生存。
(2)[宋]唐庚:《眉山文集》卷2《射象记》,四部丛刊三编景旧钞本。
(3)参见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学术研究》1989年第3期。
(4)文焕然等:《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第49页。
(5)唐森:《古广东野象琐议-兼叙唐宋间广东的开发》,第28页。
(6)[宋]朱熹:《晦菴集》卷100《劝农文》,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7)[宋]俞亨宗:《访求民瘼碑记》,此据万历《漳州府志》卷11《文翰志下》,(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186页。
(1)[宋]宋莘:《视听抄》,此据[明]陈耀文:《天中记》卷60《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隆庆《潮阳县志》卷12《乡贤列传》,明隆庆刻本。
(3)[宋]宋莘:《视听抄》,此据[明]陈耀文:《天中记》卷60《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在雷州半岛至明初洪武年间,尚有野象分布,见《明实录类纂·广东海南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5)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0-181页。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9,熙宁七年正月庚申,第6071页。
(1)[宋]彭乘:《墨客挥犀》卷3《潮州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6页。
(2)淳熙《临漳志》已佚,序文见光绪《漳州府志》卷首《旧序·宋淳熙临漳志序》,清光绪三年(1877年)刻本。
(3)参见冯利民等:《云南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亚洲象对栖息地的选择》,《兽类学报》2005年第3期,第232-233页。
(1)[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0《潮州象》,《古体小说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4页。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6,绍兴二年七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47页。
(3)[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5《水利》,《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05页。
(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九,第2095页
(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五民》,第76页。
(6)[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6《潮州·事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49页。
(7)陈明勇、吴兆录等编著:《中国亚洲象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1-62页。
(2)(英)伊懋可著,梅雪芹等译:《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按,伊懋可依据对文焕然研究的理解,公元1050年野象的分布北界大致在南岭一线,此时岭南大部分地区有野象分布,而对于缺乏史料记载的岭南西南部地区,伊懋可则以置疑的方式(“?”)标出。
(3)张洁:《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及变迁的社会因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8-51页。
(1)唐森:《古广东野象琐议-兼叙唐宋间广东的开发》,《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2)蓝叙波:《广西野象绝迹探析》,《野生动物》2000年第5期。
(3)赵志强:《秦汉以来中国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辑。
(4)[汉]许慎:《说文解字》卷9《象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8页。
(5)雍正《广东通志》卷64《杂事志·惠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41《蒋武》,(北京)中华书局,第3603页。
(7)[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1)[唐]段公路:《北户录》卷2《象鼻炙》,《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2)《宋史》卷66《五行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52页。
(3)[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6《饮食器具部·酒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9页。
(4)[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9《福建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04页。
(5)见[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卷10《镇象塔记》,清光绪刻本;[清]洪颐:《平津读碑记·三续》卷下《邵廷琄造石塔记》,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刻本。
(6)南朝宋刘敬叔撰《异苑》卷3称始兴郡阳山县(今广东阳山县):“彼境田稼常为象所困,其象俗呼为‘大客’”。可知当时该地区有野象分布。而文焕然等人所撰《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一文则依据陆佃撰《埤雅》所言“始兴、阳山呼象为大客”一语认为“这似可以说明1174年及其以前这一带有野象出没”。按陆佃实为北宋后期人(1042-1102年),而《埤雅》为训祜书,文中的“始兴、阳山呼象为大客”应引自《异苑》,因此不能作为宋代始兴、阳山有野象的证据。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开宝三年十二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4页。
(8)《宋史》卷287《李昌龄传》,第9652页。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三月戊辰,第2185页。按“祯州”乃五代南汉乾亨元年(917年)析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四县置,治归善县(今惠州惠城区),即唐代偱州治所故地,而南汉则将偱州治所迁往龙川县(即今龙川县佗城)。
(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431页。
(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禽兽门·象》,(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14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0,皇祐三年三月癸酉,第4085页。
(5)因元明清时期不在本文研究时段内,故在此不做展开论述,相关研究可参见文焕然等撰《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张洁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及变迁的社会因素研究》第2章《中国境内亚洲象的分布与变迁》等文章。
(1)以笔者所见,唐宋时期的史料中,仅刘禹锡在诗文中提及在岭南西区西江干流以北似乎有野象。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被贬官柳州司马,在进入岭南至柳州赴任的途中作有《岭南江行》一诗,其中有“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一句。但作者创作此诗的目的主要是借荒凉的景物来隐喻自己遭贬后的险恶政治环境,很难将其视为写实之作,因此在没有其他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断定柳州一代有野象生存。
(2)[宋]唐庚:《眉山文集》卷2《射象记》,四部丛刊三编景旧钞本。
(3)参见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学术研究》1989年第3期。
(4)文焕然等:《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第49页。
(5)唐森:《古广东野象琐议-兼叙唐宋间广东的开发》,第28页。
(6)[宋]朱熹:《晦菴集》卷100《劝农文》,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7)[宋]俞亨宗:《访求民瘼碑记》,此据万历《漳州府志》卷11《文翰志下》,(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186页。
(1)[宋]宋莘:《视听抄》,此据[明]陈耀文:《天中记》卷60《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隆庆《潮阳县志》卷12《乡贤列传》,明隆庆刻本。
(3)[宋]宋莘:《视听抄》,此据[明]陈耀文:《天中记》卷60《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在雷州半岛至明初洪武年间,尚有野象分布,见《明实录类纂·广东海南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5)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70-181页。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9,熙宁七年正月庚申,第6071页。
(1)[宋]彭乘:《墨客挥犀》卷3《潮州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6页。
(2)淳熙《临漳志》已佚,序文见光绪《漳州府志》卷首《旧序·宋淳熙临漳志序》,清光绪三年(1877年)刻本。
(3)参见冯利民等:《云南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亚洲象对栖息地的选择》,《兽类学报》2005年第3期,第232-233页。
(1)[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0《潮州象》,《古体小说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4页。
(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6,绍兴二年七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47页。
(3)[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5《水利》,《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905页。
(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瑞异二之二九,第2095页
(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五民》,第76页。
(6)[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6《潮州·事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49页。
(7)陈明勇、吴兆录等编著:《中国亚洲象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