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由场升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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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宋之际福建地区辖县数目有了较大增长,其中由场升县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区的场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集中涌现,并在五代、宋初逐渐升格为县;从空间分布上看,这些县以建州、福州、泉州三地最为集中,并在宋初扩展至福建西南部的汀州。这样的时空分布特点与唐宋之际福建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人口增长、福建地区的开发顺序与移民的迁移路线,以及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分立的政治局势均有密切的互动关系。"由场升县"这一历史进程的背后,既体现出唐宋之际朝廷统治权力在福建地区的渐趋深入,也包含了福建本地人士寻求建制升级与中央认可的积极努力;既是一种由上到下的行政调整,也是一种由下到上的倒逼推动,是"官"与"民"互动的结果。
The number of xian(county)increased considerably in Fujian are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in which the xian upgrading from chang was the biggest part.In the view of time,chang expolded in Fujian area from Middle-Late Tang to Five Dynasties,and upgraded into xian in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Song gradually.In the view of space,xians upgrading from chang emerged in Jianzhou,Fouzhou and Quanzhou focusly.In Early Song,the phenomenon expanded to Tingzhou,which is at the southwest of Fujian.The space-time characters had close interaction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population growth,developmental order,immigration route,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Fujian are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The history of upgrading from chang to xian,not only reflected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central power to the Fujian area,but also reflected the striving of local people in the Fujian area for the accep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The upgrading from chang to xian,a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central and local,was not only an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ment,but also a reversal promo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 to central government.
The number of xian(county)increased considerably in Fujian are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in which the xian upgrading from chang was the biggest part.In the view of time,chang expolded in Fujian area from Middle-Late Tang to Five Dynasties,and upgraded into xian in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Song gradually.In the view of space,xians upgrading from chang emerged in Jianzhou,Fouzhou and Quanzhou focusly.In Early Song,the phenomenon expanded to Tingzhou,which is at the southwest of Fujian.The space-time characters had close interaction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population growth,developmental order,immigration route,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Fujian are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The history of upgrading from chang to xian,not only reflected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central power to the Fujian area,but also reflected the striving of local people in the Fujian area for the accep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The upgrading from chang to xian,a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central and local,was not only an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ment,but also a reversal promo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 to central government.
引文
(1)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4页。
(2)参见《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8页;《宋史》卷89《地理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07页;周振鹤主编,郭声波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6页;周振鹤主编,李晓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8-291、299-305页;周振鹤主编,李昌宪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78页。
(3)参见[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5-723页;[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0-103《江南东道一二》-《江南东道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90-2038页;[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9《福建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9页。
(4)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一四》,第2032页。
(5)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第718页。
(1)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01《江南东道一三》,第2016页。
(2)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00《江南东道一二》,第1996页。
(3)参见林汀水:《略论唐宋期间福建场镇的设置与变化》,孙进己主编:《东北亚研究: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5-221页;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63-264页。
(4)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1-302页;周振鹤主编,李晓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第715-721页;周振鹤主编,李昌宪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第418-423页。
(5)参见张达志:《唐宋之际由场升县问题试释---以宣歙、江西、福建为中心》,《复旦学报》2015年第3期。
(6)《毛诗正义》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1-392页。
(7)《周礼注疏》卷16《场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49页。
(8)宁欣师曾将唐宋时期场的类型加以概括,主要包括政府控制的场地,如输场、草场、仓场;政府利用公共空间的赈济、籴粜、兑换恶钱或公益举措称为开场、作场;举行宗教活动的称谓,如道场;官方设置的运动场地所,如鞠场;作为娱乐场所的戏场;非指固定场所,如战场等。参见氏著:《唐宋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9)[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类三》,《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869页。
(10)[清]董诰:《全唐文》卷791《林珽·福州侯官县丞汤府君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284页。
(11)《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类三》记载:“宁德,县本盐场。”第7870页。可见感德场本为盐场,兼有税场性质。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第301页。
(12)[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卷48《詹敦仁·初建安溪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21-10922页。
(1)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第296页。
(2)参见张达志:《唐宋之际由场升县问题试释---以宣歙、江西、福建为中心》。
(3)《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74页。
(4)《全唐文》卷763《盛均·桃林场记》,第7934页。
(5)《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一四》,第2032页。
(6)徐晓望:《福建通史》第2卷(隋唐五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7)《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36《永春州》载:“唐贞元中,析永泰之归义乡置归德场,后唐长兴三年升为德化县。”四库本,第481册,第772页。此处记载德化县由归德场升级而来,与《十国春秋》有异。
(1)出于行文方便,图中州的划分以唐代为准。移民分布情况来源于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8页。此图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龚俊文帮助绘制,特此致谢。
(2)参见[美]汉斯·比伦斯泰因著,周振鹤译:《唐末以前福建的开发》,《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3-285页。
(3)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0页。
(4)《全唐文》卷387《独孤及·送王判官赴福州序》,第3934页。
(5)参见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300-310页。
(1)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64页。参见张达志:《唐宋之际由场升县问题试释---以宣歙、江西、福建为中心》。
(2)参见《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第1274页。
(3)《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第1600页。
(4)参见吴松弟:《唐代东南沿海丘陵的经济开发》,《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页。
(5)参见[美]汉斯·比伦斯泰因著,周振鹤译:《唐末以前福建的开发》,第282页。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348页。
(6)乾隆《福建通志》卷2《建置沿革》,四库本,第527册,第234页。
(7)《史记》卷8《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82页。
(8)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55-858页;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
(9)《三国志》卷60《吴书一五·贺齐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8页。
(10)周振鹤主编,周振鹤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11)《太平寰宇记》卷100《江南东道一二》,第1994页。
(12)《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第718页。
(1)《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第1274页。
(2)《全唐文》卷763《盛均·桃林场记》,第7934页。
(3)《十国春秋》卷97《闽八·詹敦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94页。
(4)《唐文拾遗》卷48《詹敦仁·初建安溪县志》,第10921页。
(5)参见《十国春秋》卷97《闽八·林甘五妻谢氏传》,第1400页。
(6)《唐文拾遗》卷48《詹敦仁·初建安溪县志》,第10922页。
(7)鲁西奇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城壁楼橹等城市设施的营建,有助于树立权威,凝聚民心。门楼、官廨的修筑,无疑也能带来这种效应。参见氏著:《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2-333页。
(8)《唐文拾遗》卷48《詹敦仁·初建安溪县志》,第10921页。
(9)《十国春秋》卷96《闽七·林揆传》,第1390页。
(10)《太平寰宇记》卷101《江南东道一三》,第2019页。
(11)《全唐文》卷763《盛均·桃林场记》,第7934页。
(1)参见张达志:《唐宋之际由场升县问题试释---以宣歙、江西、福建为中心》。
(2)《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七》,第2218页。
(3)《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六》,第2186、2187页。
(4)《太平寰宇记》卷111《江南西道九》,第2259、2260页。
(5)《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路》,第254页。
(6)参见[宋]欧阳忞注:《舆地广记》卷25《江南西路》,(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27页。
(2)参见《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8页;《宋史》卷89《地理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07页;周振鹤主编,郭声波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6页;周振鹤主编,李晓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8-291、299-305页;周振鹤主编,李昌宪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78页。
(3)参见[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5-723页;[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0-103《江南东道一二》-《江南东道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90-2038页;[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9《福建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99页。
(4)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一四》,第2032页。
(5)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第718页。
(1)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01《江南东道一三》,第2016页。
(2)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00《江南东道一二》,第1996页。
(3)参见林汀水:《略论唐宋期间福建场镇的设置与变化》,孙进己主编:《东北亚研究: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5-221页;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63-264页。
(4)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1-302页;周振鹤主编,李晓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第715-721页;周振鹤主编,李昌宪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第418-423页。
(5)参见张达志:《唐宋之际由场升县问题试释---以宣歙、江西、福建为中心》,《复旦学报》2015年第3期。
(6)《毛诗正义》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1-392页。
(7)《周礼注疏》卷16《场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49页。
(8)宁欣师曾将唐宋时期场的类型加以概括,主要包括政府控制的场地,如输场、草场、仓场;政府利用公共空间的赈济、籴粜、兑换恶钱或公益举措称为开场、作场;举行宗教活动的称谓,如道场;官方设置的运动场地所,如鞠场;作为娱乐场所的戏场;非指固定场所,如战场等。参见氏著:《唐宋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的再探讨》,《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9)[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类三》,《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869页。
(10)[清]董诰:《全唐文》卷791《林珽·福州侯官县丞汤府君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284页。
(11)《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类三》记载:“宁德,县本盐场。”第7870页。可见感德场本为盐场,兼有税场性质。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第301页。
(12)[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卷48《詹敦仁·初建安溪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21-10922页。
(1)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第296页。
(2)参见张达志:《唐宋之际由场升县问题试释---以宣歙、江西、福建为中心》。
(3)《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74页。
(4)《全唐文》卷763《盛均·桃林场记》,第7934页。
(5)《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一四》,第2032页。
(6)徐晓望:《福建通史》第2卷(隋唐五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5页。
(7)《钦定大清一统志》卷336《永春州》载:“唐贞元中,析永泰之归义乡置归德场,后唐长兴三年升为德化县。”四库本,第481册,第772页。此处记载德化县由归德场升级而来,与《十国春秋》有异。
(1)出于行文方便,图中州的划分以唐代为准。移民分布情况来源于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8页。此图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龚俊文帮助绘制,特此致谢。
(2)参见[美]汉斯·比伦斯泰因著,周振鹤译:《唐末以前福建的开发》,《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3-285页。
(3)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0页。
(4)《全唐文》卷387《独孤及·送王判官赴福州序》,第3934页。
(5)参见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300-310页。
(1)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64页。参见张达志:《唐宋之际由场升县问题试释---以宣歙、江西、福建为中心》。
(2)参见《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第1274页。
(3)《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第1600页。
(4)参见吴松弟:《唐代东南沿海丘陵的经济开发》,《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页。
(5)参见[美]汉斯·比伦斯泰因著,周振鹤译:《唐末以前福建的开发》,第282页。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第348页。
(6)乾隆《福建通志》卷2《建置沿革》,四库本,第527册,第234页。
(7)《史记》卷8《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82页。
(8)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55-858页;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
(9)《三国志》卷60《吴书一五·贺齐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8页。
(10)周振鹤主编,周振鹤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11)《太平寰宇记》卷100《江南东道一二》,第1994页。
(12)《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第718页。
(1)《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第1274页。
(2)《全唐文》卷763《盛均·桃林场记》,第7934页。
(3)《十国春秋》卷97《闽八·詹敦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94页。
(4)《唐文拾遗》卷48《詹敦仁·初建安溪县志》,第10921页。
(5)参见《十国春秋》卷97《闽八·林甘五妻谢氏传》,第1400页。
(6)《唐文拾遗》卷48《詹敦仁·初建安溪县志》,第10922页。
(7)鲁西奇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城壁楼橹等城市设施的营建,有助于树立权威,凝聚民心。门楼、官廨的修筑,无疑也能带来这种效应。参见氏著:《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2-333页。
(8)《唐文拾遗》卷48《詹敦仁·初建安溪县志》,第10921页。
(9)《十国春秋》卷96《闽七·林揆传》,第1390页。
(10)《太平寰宇记》卷101《江南东道一三》,第2019页。
(11)《全唐文》卷763《盛均·桃林场记》,第7934页。
(1)参见张达志:《唐宋之际由场升县问题试释---以宣歙、江西、福建为中心》。
(2)《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七》,第2218页。
(3)《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六》,第2186、2187页。
(4)《太平寰宇记》卷111《江南西道九》,第2259、2260页。
(5)《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路》,第254页。
(6)参见[宋]欧阳忞注:《舆地广记》卷25《江南西路》,(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