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之地:线上新闻“作坊”的职业社会学分析
摘要
新媒体技术既可以被看做是导致危机的因素,也可以看作是刺激变革的因素。本文试图离开主流的"危机–救赎"的话语路径,从变革的视角探讨新媒体技术对我国新闻业的影响。为此,本文从职业社会学的视角,运用职业系统的相关理论,以生长于互联网平台的线上新闻"作坊"为切入口,通过对此类新闻实践的职业状况、专业主义理念及其践行、产业模式的空间和限制等方面的分析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线上新闻"作坊"可被视为是新媒体带来的我国体制外机构新闻实践的尝试和面对传统新闻业产业"危机"时从业者职业流动的选择,但并没有改变当下体制内新闻业的职业管辖权;囿于身份限制,线上新闻"作坊"更加倚重"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来获得正当性,但这一正当性支持十分脆弱;产业模式不清晰使得线上新闻"作坊"并不能改变当下我国新闻职业的系统结构,但被"包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携带了"公共新闻"的基因,可被视为新技术带来的体制外新闻实践的多元尝试。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技术–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为新闻业"危机"话语提供来自中国经验的阐释。
引文
(1)关于“新媒体”的界定有不同的讨论,本文意在“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的取向上来界定,即用“数字化”和“网络”这两个基本的技术特征来作为“新媒体”的分野(Manovich,2001;Jensen,2010)。转引自: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年第1期
(2)也有被称为“公民新闻”或“民众新闻”的,主要是指个人(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的新闻实践活动。
(3)相应的研究包括:高国营&陈旭东(2006)、吴飞(2013)、胡翼青(2013)、王君超(2014)、李艳红&陈鹏(2016)、王维佳(2016)、彭增军(2017)、刘德寰&李雪莲(2017)等。另外,还包括相当多有关新闻职业边界的讨论,也蕴含在“危机”话语的背景下,并预设一种二元视角,即传统新闻机构的职业新闻人是业内人,是新闻业边界的维护者,而依托新媒体平台展开的新闻实践及实践者是业外人,是边界的破坏者,具体的研究不再列举。
(4)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5)参见:陈国权:《2017中国报业发展报告》,《编辑之友》2018年第2期。有关党报的经营状况,与笔者在访谈中得到的信息一致,据某省级报业集团多年的从业者提及,他们报社的党报当下营利状况还比较好,但相当的资金来自于政府扶持以及各级政府所做的宣传广告。在此并无意对这种“救赎”的方式以及可持续性的效果进行评价,只是说这样对待危机的方式出发点和出路都有着我国语境中的特殊性。
(6)2009年,舒德森与小伦纳德·唐尼为应对美国新闻业危机发表的《美国新闻业的重建》的报告中曾提到,“新闻已成为单靠私营机构很难支撑的一种公共产品,应探索更多的尝试”。参见:[美]迈克尔·舒德森、黄煜:《社会学视角下的传媒研究:新闻、民主及其未来》,《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30期。另外,美国学者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和妮可·厄舍(Nikki Usher)所关注的新成立的数字新闻创业公司以及那些致力于提供小众新闻(niche news)的形式多样的网络新闻实践,被视为是西方新闻业救赎“危机”的一些探索。参见:Carlson,M.&Usher,N.(2015).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Digital Journalism,4(5),1-19.转引自:於红梅、马特·卡尔森、妮可·厄舍:《新闻业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对10家数字媒体创业公司宣言的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3期。
(7)Zelizer,B.(2015).Terms of Choice:Uncertainty,Journalism,and Crisis.Journal ofCommunication,65(5),888-908.
(8)皮卡德(Picard)教授曾说,“新媒体出现后,传统的新闻生产正在被分解为服务模式(service production mode)和手工模式(craft production mode),其中手工模式是指新闻是由个体创业记者和强调新闻品质和个性的小型记者合作社生产”,这种合作社形式与本文关注的线上新闻“作坊”的新闻实践有诸多类似。参见:李莉、胡冯彬:《新闻业的黄昏还是黎明?--罗伯特·皮卡德谈变化中的新闻生态系统》,《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
(9)尽管早已有“网络新闻”“市民新闻”这样的概念来指涉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新闻实践形态,但“网络新闻”的界定过于笼统,“市民新闻”不能包罗体制之外的,但依托于机构的新闻生产,之所以用“作坊”一词试图表达一种有组织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原创的新闻实践活动。另外,也有“网络原创新闻”的说法,但由于互联网(公司)不具备从事原创新闻生产的合法性,应某些被访者的要求,希望不进行如此的定名。
(10)也有译为“专业社会学”的,在此使用“职业社会学”的译法,更多来自于对“职业社会学”一些译著的认同。参见:[美]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1)需要说明的是,《职业系统》一书的作者阿伯特在对“职业系统”的论述中并非只论及了职业管辖权、“专业主义”(在《职业系统》一书中被翻译为“职业主义”,有关两种译法的不同,参见注释23)以及产业模式这些方面,并且,在阿伯特等人看来“专业主义”、产业模式是竞争和维持职业管辖权的策略和要素。考虑到新闻业的特殊性以及对新媒体兴起后,新闻业产生“危机”变化的三个主要方面(职业危机、“专业主义”危机和产业危机),本文则主要分析这三个维度,但并不否认还可以作出更多面向上的讨论。
(12)Carr-Saunders,A.M.&Wilson,P.A.(1933).The Profess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转引自: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7.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Freidson,E.(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Indiana Law Journal,64(3),Article 1.Available at: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
(20)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比如,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将支撑一切职业的专业知识变成可以通过编程被机器模拟的简化形式,取消所有可以被机器替代的工作的职业管辖权。参见:Duda,R.O.&Shortliffe,E.H.(1983).Expert Systems Research.Science,220(4594),261-268.
(22)徐来、黃煜:《新闻是什么”--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模式演变与新闻学教育之思》,《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4期
(23)professionalism一词,在阿伯特等职业社会学家使用的意义本源上看,翻译为“职业主义”也许更为贴切,因为,在其职业化或职业管辖权的论述中,“职业”一词已包含了中文“专业”一词的含义的,而在阿伯特等人的论述中,“专业”一词对应的英文为“specialty”。但鉴于在新闻传播领域,“专业主义”是一个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形成共识的用法,为了不再增加混乱,继续使用“专业主义”,如无特别说明,此“专业主义”就是“professionalism”。
(24)Johnson,T.J.(1972).Professions and Power.London:Macmillan.
(25)Evetts,J.(2006).Organiz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professionalism:The legacies of Weber and Durkheim for knowledge society(Marcuello,C.&Fados,J.L.eds.,PP.61-79).Zaragoza:Prenas Universitarias de Zaragoza.
(26)比如,涂尔干(Durkheim,1992)评估“专业主义”是一种基于职业成员(occupational membership)的道德社区(moral community)形式。休斯(Hughes,1958)认为专业主义反映了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中,经济关系中信任的重要性。艾略特·弗雷德森(Freidson,2001)将专业主义作为为与市场和官僚组织之外的第三种逻辑,维护着职业的顺利发展。参见:Durkheim,E.(1992).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London:Routledge.休斯(Hughes,1958)的论述转引自:Dingwall,R.&Lewis,P.eds.,(1983).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Lawyers,Doctors and Others.London:Macmillan.Freidson,E.(2001).Professionalism:The Third Logic.London:Polity.
(27)Evetts,J.(2003).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ism occupation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International Sociology,18(2),395-415.
(28)Freidson,E.(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Indiana Law Journal,64(3),Article 1.Available at: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
(29)弗雷德森(Freidson)认为,起着支柱作用的大企业或部门的职业实践为付薪实践(salaried practice),在阿伯特《职业系统》的中译本中被译为“授薪实践”,而个人的、小作坊式的实践为个人实践(solo practice)。参见:Freidson,E.(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Indiana Law Journal,64(3),Available at: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美]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0)Klegon,D.(1978).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 Emerging Perspective,Work&Occupations,5,259-283.
(31)根据潘忠党的描述,“鸟笼”是一个比拟的说法,之所以称之为“鸟笼”既意味着(党和国家)允许一定空间的大原则的控制,同时也意味着这一控制的调整,但在另外一些学者的使用中,更强调的是“控制”,即动词的“cage”(关在笼子里)这一意涵。相关的论述可参见: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Chen,H.L.,&Chan,J.M.(1998).Bird-Caged Press Freedom in China(Joseph,Y.S.Cheng ed.,PP.645-668).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台北)2009年第100期。
(32)张志安、李蔼莹:《2017年中国新闻业年度发展报告》,《新闻界》2018年第1期
(33)Freidson,E.(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Indiana Law Journal,64(3),Article 1.Available at: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
(34)Klegon,D.(1978).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 Emerging Perspective,Work&Occupations,5,259-283.
(35)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台北)2009年第100期
(36)潘忠党:《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陶东风、周宪编,《文化研究》(第7辑)第7-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7)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38)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第32页,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9)孙玮:《媒介话语空间的重构: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媒介话语的三十年变迁》,《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8年第6期
(40)参见: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于“市场”的作用,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何舟提出“市场化”促使我国的新闻媒体演化成了“党的公关公司”;周翼虎认为新闻业最初以市场名义打“擦边球”,获得政治声望和经济利益,但丰厚的经济利益导致同业竞争,从而保持与政府的恭顺以规避竞争风险,因此,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专业化。参见:Zhou,H.(2000).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of war:A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ChinChuan Lee ed.,PP.112-151).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台北)2009年第100期
(41)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2月19日,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08/21/c_1123299834.htm
(42)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3)虽然“市民新闻”、UGC内容、机器人写作也是互联网带来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变化,但一来,这些变化对新闻业的影响是普遍的,不能突出我国的本土特点;二来,这些新闻生产方式消解了新闻职业和“专业主义”,似乎没有了讨论的基础;再者,从实践上看,线上新闻“作坊”更加强调深度报道,在新闻理念上更趋近于对新闻作为“公共知识”的界定,似乎与“市民新闻”、UGC内容、机器人写作在相反的路子上探索着维护“有价值”(被访者语,1号、5号被访者)新闻的尝试,而这样的新闻实践,在救赎传统新闻媒体产业危机的话语背景下,更有探讨的价值。
(44)“偶尔治愈”是“丁香园”旗下的深度报道部门,专注于医疗领域的深度报道,平台运行类似于互联网的垂直领域;“ONE实验室”是原亭东影业旗下的非虚构写作平台,代表了当下新媒体新闻实践的多样化体裁,这一点与“中国三明治”、“真实故事计划”一致,但“ONE实验室”已经解散,可以作为“失败”的案例与其它案例进行对比;搜狐的“后窗工作室”是搜狐新闻下的一个深度报道部门,致力于打造一个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的、“小而精”的深度报道平台;腾讯“谷雨”是腾讯旗下的“非虚构”创作与传播的非盈利项目,通过支持并培训写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可以在“谷雨”平台发布;“故事硬核”是“ONE实验室”解散后原班人重建的“非虚构”项目,后与腾讯“谷雨”合作并依赖腾讯的渠道发布;南京大学的“NJU核真录”是依托于新闻院校以学生团队为主的新闻实践平台(类似的还有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布谷岛”、中国人民大学的“RUC新闻坊”等),“核真录”致力于“事实核查”的理念与实践,它既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新闻样式,又代表着隶属于大学机构的,依赖于学生的志愿(或实习)劳动存续的新闻实践方式;“中国三明治”是由前南方报业记者创办的国内最早的“非虚构写作”的孵化平台,它招募写作者并提供一定的专业指导,所得作品通过“三明治”平台发布,不过如今“三明治”的定位略有变化,内容不仅局限于“非虚构领域”;“真实故事计划”由原《南方周末》深度报道记者创办,通过提供传播平台招募写作者发布“非虚构”作品,“真实故事计划”还拥有一个基本以媒体人组成的团队,对作品内容在真实性上进行核验和把关,用其创办者自己的话讲就是把原来在媒体的工作方式“平移到真实故事计划这样一个公众号或者说一个项目上面”。以上材料来源于各个项目的机构简介、笔者访谈及其他一些公开出版的文献材料,来源资料庞杂,在此略去具体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45)应被访者要求,对某些被访者隐匿其工作机构名称。
(46)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47)王毓莉:《驯服v.s.抗拒: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新闻学研究》(台北)2012年第110期
(48)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49)黄典林:《话语范式转型:非虚构新闻叙事兴起的中国语境》,《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
(50)对于“非虚构”与新闻(尤其是特稿)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同的意见,在此不列举。但在业内也有相当的观点认为非虚构写作是新闻的一个分支,或者有人就认为就是新闻特稿。参见:曾润喜、王倩:《从传统特稿到非虚构写作:新媒体时代特稿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新闻界》2017年第2期。周逵、顾小雨:《非虚构写作的新闻实践与叙事特点》,《新闻与写作》2016第12期。相关的论述还可参见:ONE实验室解散--那些真实的新闻故事背后,http://www.sohu.com/a/199232890_317170T
(51)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52)自2017年6月1日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第1号)实施。根据《规定》,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申请主体应为中央及地方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中央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新闻单位,申请的受理和审核决定由国家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作出。截至2018年8月31日,经各级网信部门审批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总计343家,1767个服务项,本文所观察的案例均不在审批之列。参见:《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许可信息》,http://www.cac.gov.cn/2018-09/10/c_1122842142.htm
(53)当下对新媒体平台的新闻信息服务许可分为“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三类形式,也就是说具有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平台并不一定具有新闻采访权,像腾讯、新浪、搜狐、网易等商业网站因不具备新闻采访权,其平台的从业者也就不能申领记者证,参见:张志安、李蔼莹,2018。
(54)Klegon,D.(1978).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 Emerging Perspective,Work&Occupations,5,259-283.
(55)杨佳琦:《“卧底深圳45天,我被一条皮带救了命”--探访故事硬核》,http://www.sohu.com/a/241093075_647752
(56)参见:Gans,H.J.(1979).Deciding What's News:A Study of CBSEvening News,NBC Nightly News,Newsweek,and Time.New York,NY:Pantheon Books.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李金铨:《“媒介专业主义”的悖论》,《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4期
(57)杨佳琦:《“卧底深圳45天,我被一条皮带救了命”--探访故事硬核》,http://www.sohu.com/a/241093075_647752
(58)ONE实验室解散: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挫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0930514298130588&wfr=spider&for=pc
(59)潘忠党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当时的记者、编辑的收入及社会地位进行过细致描述。可参见: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60)李红涛:《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5期
(61)这里所谓的“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产业模式”是就线上新闻“作坊”的总体状况而言的,即它没能像传统媒体一样发展出“二次售卖”这样清晰的产业模式,但也不排除某些案例通过特殊方式获得资金,比如,据报道“真实故事计划”曾获得1200万元的A轮融资,或一些“非虚构”平台试图通过出售版权的方式获得盈利等。
(62)杨佳琦:《“卧底深圳45天,我被一条皮带救了命”--探访故事硬核》,http://www.sohu.com/a/241093075_647752
(63)[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著:《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谢岳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64)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5)於红梅、马丁·康博伊、斯科特A·埃尔德里奇:《绝处逢生的机遇:危机和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业的元话语》,《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
(66)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
(67)於红梅、马丁·康博伊、斯科特A·埃尔德里奇:《绝处逢生的机遇:危机和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业的元话语》,《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
(68)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2)也有被称为“公民新闻”或“民众新闻”的,主要是指个人(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参与的新闻实践活动。
(3)相应的研究包括:高国营&陈旭东(2006)、吴飞(2013)、胡翼青(2013)、王君超(2014)、李艳红&陈鹏(2016)、王维佳(2016)、彭增军(2017)、刘德寰&李雪莲(2017)等。另外,还包括相当多有关新闻职业边界的讨论,也蕴含在“危机”话语的背景下,并预设一种二元视角,即传统新闻机构的职业新闻人是业内人,是新闻业边界的维护者,而依托新媒体平台展开的新闻实践及实践者是业外人,是边界的破坏者,具体的研究不再列举。
(4)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5)参见:陈国权:《2017中国报业发展报告》,《编辑之友》2018年第2期。有关党报的经营状况,与笔者在访谈中得到的信息一致,据某省级报业集团多年的从业者提及,他们报社的党报当下营利状况还比较好,但相当的资金来自于政府扶持以及各级政府所做的宣传广告。在此并无意对这种“救赎”的方式以及可持续性的效果进行评价,只是说这样对待危机的方式出发点和出路都有着我国语境中的特殊性。
(6)2009年,舒德森与小伦纳德·唐尼为应对美国新闻业危机发表的《美国新闻业的重建》的报告中曾提到,“新闻已成为单靠私营机构很难支撑的一种公共产品,应探索更多的尝试”。参见:[美]迈克尔·舒德森、黄煜:《社会学视角下的传媒研究:新闻、民主及其未来》,《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30期。另外,美国学者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和妮可·厄舍(Nikki Usher)所关注的新成立的数字新闻创业公司以及那些致力于提供小众新闻(niche news)的形式多样的网络新闻实践,被视为是西方新闻业救赎“危机”的一些探索。参见:Carlson,M.&Usher,N.(2015).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Digital Journalism,4(5),1-19.转引自:於红梅、马特·卡尔森、妮可·厄舍:《新闻业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对10家数字媒体创业公司宣言的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3期。
(7)Zelizer,B.(2015).Terms of Choice:Uncertainty,Journalism,and Crisis.Journal ofCommunication,65(5),888-908.
(8)皮卡德(Picard)教授曾说,“新媒体出现后,传统的新闻生产正在被分解为服务模式(service production mode)和手工模式(craft production mode),其中手工模式是指新闻是由个体创业记者和强调新闻品质和个性的小型记者合作社生产”,这种合作社形式与本文关注的线上新闻“作坊”的新闻实践有诸多类似。参见:李莉、胡冯彬:《新闻业的黄昏还是黎明?--罗伯特·皮卡德谈变化中的新闻生态系统》,《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
(9)尽管早已有“网络新闻”“市民新闻”这样的概念来指涉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新闻实践形态,但“网络新闻”的界定过于笼统,“市民新闻”不能包罗体制之外的,但依托于机构的新闻生产,之所以用“作坊”一词试图表达一种有组织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原创的新闻实践活动。另外,也有“网络原创新闻”的说法,但由于互联网(公司)不具备从事原创新闻生产的合法性,应某些被访者的要求,希望不进行如此的定名。
(10)也有译为“专业社会学”的,在此使用“职业社会学”的译法,更多来自于对“职业社会学”一些译著的认同。参见:[美]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1)需要说明的是,《职业系统》一书的作者阿伯特在对“职业系统”的论述中并非只论及了职业管辖权、“专业主义”(在《职业系统》一书中被翻译为“职业主义”,有关两种译法的不同,参见注释23)以及产业模式这些方面,并且,在阿伯特等人看来“专业主义”、产业模式是竞争和维持职业管辖权的策略和要素。考虑到新闻业的特殊性以及对新媒体兴起后,新闻业产生“危机”变化的三个主要方面(职业危机、“专业主义”危机和产业危机),本文则主要分析这三个维度,但并不否认还可以作出更多面向上的讨论。
(12)Carr-Saunders,A.M.&Wilson,P.A.(1933).The Profess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转引自: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7.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4)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Freidson,E.(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Indiana Law Journal,64(3),Article 1.Available at: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
(20)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比如,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将支撑一切职业的专业知识变成可以通过编程被机器模拟的简化形式,取消所有可以被机器替代的工作的职业管辖权。参见:Duda,R.O.&Shortliffe,E.H.(1983).Expert Systems Research.Science,220(4594),261-268.
(22)徐来、黃煜:《新闻是什么”--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模式演变与新闻学教育之思》,《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4期
(23)professionalism一词,在阿伯特等职业社会学家使用的意义本源上看,翻译为“职业主义”也许更为贴切,因为,在其职业化或职业管辖权的论述中,“职业”一词已包含了中文“专业”一词的含义的,而在阿伯特等人的论述中,“专业”一词对应的英文为“specialty”。但鉴于在新闻传播领域,“专业主义”是一个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形成共识的用法,为了不再增加混乱,继续使用“专业主义”,如无特别说明,此“专业主义”就是“professionalism”。
(24)Johnson,T.J.(1972).Professions and Power.London:Macmillan.
(25)Evetts,J.(2006).Organiz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professionalism:The legacies of Weber and Durkheim for knowledge society(Marcuello,C.&Fados,J.L.eds.,PP.61-79).Zaragoza:Prenas Universitarias de Zaragoza.
(26)比如,涂尔干(Durkheim,1992)评估“专业主义”是一种基于职业成员(occupational membership)的道德社区(moral community)形式。休斯(Hughes,1958)认为专业主义反映了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中,经济关系中信任的重要性。艾略特·弗雷德森(Freidson,2001)将专业主义作为为与市场和官僚组织之外的第三种逻辑,维护着职业的顺利发展。参见:Durkheim,E.(1992).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London:Routledge.休斯(Hughes,1958)的论述转引自:Dingwall,R.&Lewis,P.eds.,(1983).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Lawyers,Doctors and Others.London:Macmillan.Freidson,E.(2001).Professionalism:The Third Logic.London:Polity.
(27)Evetts,J.(2003).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ism occupation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International Sociology,18(2),395-415.
(28)Freidson,E.(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Indiana Law Journal,64(3),Article 1.Available at: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
(29)弗雷德森(Freidson)认为,起着支柱作用的大企业或部门的职业实践为付薪实践(salaried practice),在阿伯特《职业系统》的中译本中被译为“授薪实践”,而个人的、小作坊式的实践为个人实践(solo practice)。参见:Freidson,E.(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Indiana Law Journal,64(3),Available at: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美]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李荣山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0)Klegon,D.(1978).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 Emerging Perspective,Work&Occupations,5,259-283.
(31)根据潘忠党的描述,“鸟笼”是一个比拟的说法,之所以称之为“鸟笼”既意味着(党和国家)允许一定空间的大原则的控制,同时也意味着这一控制的调整,但在另外一些学者的使用中,更强调的是“控制”,即动词的“cage”(关在笼子里)这一意涵。相关的论述可参见: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Chen,H.L.,&Chan,J.M.(1998).Bird-Caged Press Freedom in China(Joseph,Y.S.Cheng ed.,PP.645-668).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台北)2009年第100期。
(32)张志安、李蔼莹:《2017年中国新闻业年度发展报告》,《新闻界》2018年第1期
(33)Freidson,E.(1989).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s.Indiana Law Journal,64(3),Article 1.Available at: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64/iss3/1
(34)Klegon,D.(1978).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 Emerging Perspective,Work&Occupations,5,259-283.
(35)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台北)2009年第100期
(36)潘忠党:《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陶东风、周宪编,《文化研究》(第7辑)第7-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7)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38)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第32页,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9)孙玮:《媒介话语空间的重构: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媒介话语的三十年变迁》,《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8年第6期
(40)参见: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于“市场”的作用,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何舟提出“市场化”促使我国的新闻媒体演化成了“党的公关公司”;周翼虎认为新闻业最初以市场名义打“擦边球”,获得政治声望和经济利益,但丰厚的经济利益导致同业竞争,从而保持与政府的恭顺以规避竞争风险,因此,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专业化。参见:Zhou,H.(2000).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of war:A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ChinChuan Lee ed.,PP.112-151).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台北)2009年第100期
(41)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2月19日,参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08/21/c_1123299834.htm
(42)Abbott,A.(1988).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PP.72-84.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3)虽然“市民新闻”、UGC内容、机器人写作也是互联网带来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变化,但一来,这些变化对新闻业的影响是普遍的,不能突出我国的本土特点;二来,这些新闻生产方式消解了新闻职业和“专业主义”,似乎没有了讨论的基础;再者,从实践上看,线上新闻“作坊”更加强调深度报道,在新闻理念上更趋近于对新闻作为“公共知识”的界定,似乎与“市民新闻”、UGC内容、机器人写作在相反的路子上探索着维护“有价值”(被访者语,1号、5号被访者)新闻的尝试,而这样的新闻实践,在救赎传统新闻媒体产业危机的话语背景下,更有探讨的价值。
(44)“偶尔治愈”是“丁香园”旗下的深度报道部门,专注于医疗领域的深度报道,平台运行类似于互联网的垂直领域;“ONE实验室”是原亭东影业旗下的非虚构写作平台,代表了当下新媒体新闻实践的多样化体裁,这一点与“中国三明治”、“真实故事计划”一致,但“ONE实验室”已经解散,可以作为“失败”的案例与其它案例进行对比;搜狐的“后窗工作室”是搜狐新闻下的一个深度报道部门,致力于打造一个符合互联网传播规律的、“小而精”的深度报道平台;腾讯“谷雨”是腾讯旗下的“非虚构”创作与传播的非盈利项目,通过支持并培训写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可以在“谷雨”平台发布;“故事硬核”是“ONE实验室”解散后原班人重建的“非虚构”项目,后与腾讯“谷雨”合作并依赖腾讯的渠道发布;南京大学的“NJU核真录”是依托于新闻院校以学生团队为主的新闻实践平台(类似的还有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布谷岛”、中国人民大学的“RUC新闻坊”等),“核真录”致力于“事实核查”的理念与实践,它既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新闻样式,又代表着隶属于大学机构的,依赖于学生的志愿(或实习)劳动存续的新闻实践方式;“中国三明治”是由前南方报业记者创办的国内最早的“非虚构写作”的孵化平台,它招募写作者并提供一定的专业指导,所得作品通过“三明治”平台发布,不过如今“三明治”的定位略有变化,内容不仅局限于“非虚构领域”;“真实故事计划”由原《南方周末》深度报道记者创办,通过提供传播平台招募写作者发布“非虚构”作品,“真实故事计划”还拥有一个基本以媒体人组成的团队,对作品内容在真实性上进行核验和把关,用其创办者自己的话讲就是把原来在媒体的工作方式“平移到真实故事计划这样一个公众号或者说一个项目上面”。以上材料来源于各个项目的机构简介、笔者访谈及其他一些公开出版的文献材料,来源资料庞杂,在此略去具体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45)应被访者要求,对某些被访者隐匿其工作机构名称。
(46)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47)王毓莉:《驯服v.s.抗拒: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新闻学研究》(台北)2012年第110期
(48)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49)黄典林:《话语范式转型:非虚构新闻叙事兴起的中国语境》,《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
(50)对于“非虚构”与新闻(尤其是特稿)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同的意见,在此不列举。但在业内也有相当的观点认为非虚构写作是新闻的一个分支,或者有人就认为就是新闻特稿。参见:曾润喜、王倩:《从传统特稿到非虚构写作:新媒体时代特稿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新闻界》2017年第2期。周逵、顾小雨:《非虚构写作的新闻实践与叙事特点》,《新闻与写作》2016第12期。相关的论述还可参见:ONE实验室解散--那些真实的新闻故事背后,http://www.sohu.com/a/199232890_317170T
(51)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52)自2017年6月1日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第1号)实施。根据《规定》,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申请主体应为中央及地方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中央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新闻单位,申请的受理和审核决定由国家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作出。截至2018年8月31日,经各级网信部门审批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总计343家,1767个服务项,本文所观察的案例均不在审批之列。参见:《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许可信息》,http://www.cac.gov.cn/2018-09/10/c_1122842142.htm
(53)当下对新媒体平台的新闻信息服务许可分为“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三类形式,也就是说具有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平台并不一定具有新闻采访权,像腾讯、新浪、搜狐、网易等商业网站因不具备新闻采访权,其平台的从业者也就不能申领记者证,参见:张志安、李蔼莹,2018。
(54)Klegon,D.(1978).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An Emerging Perspective,Work&Occupations,5,259-283.
(55)杨佳琦:《“卧底深圳45天,我被一条皮带救了命”--探访故事硬核》,http://www.sohu.com/a/241093075_647752
(56)参见:Gans,H.J.(1979).Deciding What's News:A Study of CBSEvening News,NBC Nightly News,Newsweek,and Time.New York,NY:Pantheon Books.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李金铨:《“媒介专业主义”的悖论》,《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4期
(57)杨佳琦:《“卧底深圳45天,我被一条皮带救了命”--探访故事硬核》,http://www.sohu.com/a/241093075_647752
(58)ONE实验室解散: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挫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0930514298130588&wfr=spider&for=pc
(59)潘忠党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当时的记者、编辑的收入及社会地位进行过细致描述。可参见: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
(60)李红涛:《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5期
(61)这里所谓的“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产业模式”是就线上新闻“作坊”的总体状况而言的,即它没能像传统媒体一样发展出“二次售卖”这样清晰的产业模式,但也不排除某些案例通过特殊方式获得资金,比如,据报道“真实故事计划”曾获得1200万元的A轮融资,或一些“非虚构”平台试图通过出售版权的方式获得盈利等。
(62)杨佳琦:《“卧底深圳45天,我被一条皮带救了命”--探访故事硬核》,http://www.sohu.com/a/241093075_647752
(63)[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著:《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谢岳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64)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5)於红梅、马丁·康博伊、斯科特A·埃尔德里奇:《绝处逢生的机遇:危机和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业的元话语》,《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
(66)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
(67)於红梅、马丁·康博伊、斯科特A·埃尔德里奇:《绝处逢生的机遇:危机和新技术条件下新闻业的元话语》,《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
(68)潘忠党:《大陆新闻改革过程中象征资源之替换形态》,《新闻学研究》(台北)1997年第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