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语录“杂偈”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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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杂偈"一词,比较集中出现于明末清初的禅宗语录。一般说来,它主要有两种含义:一、从目录学看,它具有判别偈颂的功能之用,多指丛林非正式场合的用偈;二、从篇目命名看,它往往把题旨难于统一者归成一组,而"杂偈"之"杂",类似于中古"杂诗"之"杂"。其中,第一类杂偈,更能彰显"偈""诗"合流的历史进程。
引文
[1]禅宗语录中,与“偈”含义相同者尚有“偈赞”“偈颂”“诗偈”“赞偈”等,笔者把它们统称为广义之偈。
[2]目前仅见少数学人对禅宗语录的个别文体有所梳理:如张培锋《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贾素慧《“颂古”词语释义及其文体辨析》(《汉字文化》2016年第2期)等对“颂古”的研究;鲁立智《禅宗下火文刍议》(《法音》2014年第6期)、谭洁《禅宗下火文的历史流变及其文化意蕴》(《兰州学刊》2015年第7期)等对“下火文”的检讨;冯国栋《涉佛文体与佛教仪式---以像赞与疏文为例》(《浙江学刊》2014年第4期)对禅宗仪式性文体的个案分析之类。
[3]对“偈”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层面:一是汉译佛典,最新成果参王丽娜《汉译佛典偈颂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二是禅宗语录,如曾淑华《〈五家语录〉禅僧诗偈颂赞研究》(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姬天予《宋代禅宗临终偈研究》(台湾玄奘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吴珮瑄《紫柏诗偈研究》(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张培锋、孙可《宋代禅门偈赞的分类与主要题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等;三是佛禅偈颂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如周裕锴《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史洪权《〈石灰吟〉:从僧偈到名诗---兼谈〈石灰吟〉的作者问题》(《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等;四是诗偈异同之比较,如张昌红《论诗、偈的异同及偈颂的诗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张勇《贝叶与杨花---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等。
[4][日]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后文简称《大正藏》)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1035页上栏。又,“校勘记”指出:“杂”,“宫”本作“离”,考虑孤证难立,故很难说“杂偈”是出自翻译佛典。
[5]《大正藏》第49册,第425页上栏。
[6]《大藏新纂卍续藏经》(后文简称《卍续藏》)第75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6年,第315页上栏。
[7]有关茅子元白莲教之“伪”的表现,具体分析,参马西沙:《宋元时期白莲教传教与禁教论析》,《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2期。
[8]茅子元生平事迹,详普度(?-1330):《庐山莲宗宝鉴》卷四,《大正藏》第47册,第326页上-中栏。
[9]范立舟先生《论南宋“吃菜事魔”与明教、白莲教的关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指出,白莲教、明教被南宋社会精英归入异端宗教的原因有二:一是两教团体集会的精神动因与终极诉求与儒家思想伦理不合,二是两者都具有潜在的反政府、反社会倾向。
[10]《大正藏》第47册,第313页上栏~317页上栏。
[11][43]《嘉兴大藏经》(后文简称《嘉兴藏》)第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1页下~2页栏,第560页下栏。
[12]张勇《贝叶与杨花---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第87~95页)把僧诗分成两类,一曰世情,二曰道情。并谓前者在题材、情感、意象、辞采等方面几无衲子痕迹,与一般文人诗相差无几;后者指创作主体有明确的僧人身份意识,因此往往把世俗的喜怒哀乐之情过滤得干干净净。
[13]《嘉兴藏》第29册,第1页下栏。又,总目之“佛吏”,正文作“佛事”,是。
[14][16][18][19][20][21][31]《嘉兴藏》第29册,第21页下栏,第159页上栏~174页上栏,第691页下栏,第747页下栏,第309页上栏,第321页中栏~322页上栏,第149页中栏。
[15]清初曹洞宗弘瀚(1630-1706)、弘裕二僧为其师祖无异元来(1575-1630)所编《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共30卷,康熙十年(1671)刊行。“开示偈”数量较大,占有近6卷(卷一五~一九及卷二十之前半部分),另一类以“偈”命名的是“净土偈”(卷二十之后半部分)。据此,“开示”“净土”云云,着眼于偈的功能与使用场合。
[17]在“示偈”中,有一首叫《次踏莎行韵示念生》,《踏莎行》属于词作,经比对,原作上下片第三句为六言(上片作“公据分明一纸”,下片作“终不令人憔悴”),这与词调要求的七言有别,其他各句句式则相符,故笔者推断有两种可能:一是蕴上原作如是,二是刻本有夺字。
[22][23][26][27]《嘉兴藏》第37册,第505页上栏,第525页上栏,第410页上~中栏,第431页下栏~433页中栏。
[24][25][39]《嘉兴藏》第34册,第221页下栏,第270页上栏~273页下栏,第368页上栏。
[28]《嘉兴藏》第36册,第826页中栏。
[29]《卍续藏》第65册,第54页下栏。
[30]《嘉兴藏》第29册,第92页上~中栏。又,洪希编有《益州嵩山野竹禅师后录》八卷,后两卷属于“杂偈”(《嘉兴藏》第33册,第425页上栏),可知福慧其人“杂偈”之作甚多。
[32][33][34][35][36][37]《嘉兴藏》第27册,第441页上~中栏,第515页中-下栏,第517页中~下栏,第535下栏,第550页中~下栏,第551页中栏。
[38]《嘉兴藏》第35册,第757页上栏。
[40][50]《嘉兴藏》第38册,第824页中栏,第197页上栏。
[41]参张勇:《贝叶与杨花---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第95-110页。
[42][45]《嘉兴藏》第28册,第698页上~中栏,第99页中栏。
[44][清]郭金台:《石村诗文集·文集》卷中,清康熙刻本。
[46][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五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蓝吉富:《禅宗全书》第48册,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年,第273-277页。
[48][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74页。
[49][清]石蕴玉:《独学庐稿·四稿》卷三,清《写刻独学庐全稿》本。
[2]目前仅见少数学人对禅宗语录的个别文体有所梳理:如张培锋《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贾素慧《“颂古”词语释义及其文体辨析》(《汉字文化》2016年第2期)等对“颂古”的研究;鲁立智《禅宗下火文刍议》(《法音》2014年第6期)、谭洁《禅宗下火文的历史流变及其文化意蕴》(《兰州学刊》2015年第7期)等对“下火文”的检讨;冯国栋《涉佛文体与佛教仪式---以像赞与疏文为例》(《浙江学刊》2014年第4期)对禅宗仪式性文体的个案分析之类。
[3]对“偈”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层面:一是汉译佛典,最新成果参王丽娜《汉译佛典偈颂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二是禅宗语录,如曾淑华《〈五家语录〉禅僧诗偈颂赞研究》(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姬天予《宋代禅宗临终偈研究》(台湾玄奘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吴珮瑄《紫柏诗偈研究》(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张培锋、孙可《宋代禅门偈赞的分类与主要题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等;三是佛禅偈颂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如周裕锴《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史洪权《〈石灰吟〉:从僧偈到名诗---兼谈〈石灰吟〉的作者问题》(《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等;四是诗偈异同之比较,如张昌红《论诗、偈的异同及偈颂的诗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张勇《贝叶与杨花---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等。
[4][日]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后文简称《大正藏》)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1035页上栏。又,“校勘记”指出:“杂”,“宫”本作“离”,考虑孤证难立,故很难说“杂偈”是出自翻译佛典。
[5]《大正藏》第49册,第425页上栏。
[6]《大藏新纂卍续藏经》(后文简称《卍续藏》)第75册,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6年,第315页上栏。
[7]有关茅子元白莲教之“伪”的表现,具体分析,参马西沙:《宋元时期白莲教传教与禁教论析》,《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2期。
[8]茅子元生平事迹,详普度(?-1330):《庐山莲宗宝鉴》卷四,《大正藏》第47册,第326页上-中栏。
[9]范立舟先生《论南宋“吃菜事魔”与明教、白莲教的关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指出,白莲教、明教被南宋社会精英归入异端宗教的原因有二:一是两教团体集会的精神动因与终极诉求与儒家思想伦理不合,二是两者都具有潜在的反政府、反社会倾向。
[10]《大正藏》第47册,第313页上栏~317页上栏。
[11][43]《嘉兴大藏经》(后文简称《嘉兴藏》)第2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1页下~2页栏,第560页下栏。
[12]张勇《贝叶与杨花---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第87~95页)把僧诗分成两类,一曰世情,二曰道情。并谓前者在题材、情感、意象、辞采等方面几无衲子痕迹,与一般文人诗相差无几;后者指创作主体有明确的僧人身份意识,因此往往把世俗的喜怒哀乐之情过滤得干干净净。
[13]《嘉兴藏》第29册,第1页下栏。又,总目之“佛吏”,正文作“佛事”,是。
[14][16][18][19][20][21][31]《嘉兴藏》第29册,第21页下栏,第159页上栏~174页上栏,第691页下栏,第747页下栏,第309页上栏,第321页中栏~322页上栏,第149页中栏。
[15]清初曹洞宗弘瀚(1630-1706)、弘裕二僧为其师祖无异元来(1575-1630)所编《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共30卷,康熙十年(1671)刊行。“开示偈”数量较大,占有近6卷(卷一五~一九及卷二十之前半部分),另一类以“偈”命名的是“净土偈”(卷二十之后半部分)。据此,“开示”“净土”云云,着眼于偈的功能与使用场合。
[17]在“示偈”中,有一首叫《次踏莎行韵示念生》,《踏莎行》属于词作,经比对,原作上下片第三句为六言(上片作“公据分明一纸”,下片作“终不令人憔悴”),这与词调要求的七言有别,其他各句句式则相符,故笔者推断有两种可能:一是蕴上原作如是,二是刻本有夺字。
[22][23][26][27]《嘉兴藏》第37册,第505页上栏,第525页上栏,第410页上~中栏,第431页下栏~433页中栏。
[24][25][39]《嘉兴藏》第34册,第221页下栏,第270页上栏~273页下栏,第368页上栏。
[28]《嘉兴藏》第36册,第826页中栏。
[29]《卍续藏》第65册,第54页下栏。
[30]《嘉兴藏》第29册,第92页上~中栏。又,洪希编有《益州嵩山野竹禅师后录》八卷,后两卷属于“杂偈”(《嘉兴藏》第33册,第425页上栏),可知福慧其人“杂偈”之作甚多。
[32][33][34][35][36][37]《嘉兴藏》第27册,第441页上~中栏,第515页中-下栏,第517页中~下栏,第535下栏,第550页中~下栏,第551页中栏。
[38]《嘉兴藏》第35册,第757页上栏。
[40][50]《嘉兴藏》第38册,第824页中栏,第197页上栏。
[41]参张勇:《贝叶与杨花---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第95-110页。
[42][45]《嘉兴藏》第28册,第698页上~中栏,第99页中栏。
[44][清]郭金台:《石村诗文集·文集》卷中,清康熙刻本。
[46][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五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蓝吉富:《禅宗全书》第48册,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年,第273-277页。
[48][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74页。
[49][清]石蕴玉:《独学庐稿·四稿》卷三,清《写刻独学庐全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