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内阁协理大臣的增设及朝野之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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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宪各国均无增设内阁协理大臣之理,而中国在清末责任内阁的"筹划试行"中却开此先例。其原因极为复杂,它既与军机大臣相互牵制、安置裁员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幅员辽阔、总理大臣一人难以全盘负责紧密相联,更与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为维护其权益,以及繁杂的预备立宪事宜等不无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在清末增设内阁协理大臣的过程中,既有反对者以立宪原理中无增设协理大臣之理而进行的抵制,同时又有协理大臣名额及其遴选之争。最终在朝野各方面强烈的博弈下,奕劻增设协理大臣的建议获得了清廷的批准。
There were no additional assistant ministers in the constitutional countries,but China has set a precedent in the "planning trial implementation"of the responsible cabinet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complicated reasons for thi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utual containment between the ministers of military affairs,and the placement of layoffs from the Ministry of Rites and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unable to fully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verall situation because of the vast territory of China. Moreover,it relates to Yuan Shikai( 袁世凯) and other local governors' intention to safeguard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and the dealing with the complicated preparatory constitutional matters.Some people opposed to adding assistant ministers,whereas some people quarreled around how many additional ministers should be set and how to select the assistant ministers. Through games among all parties,eventually Yi kuang's( 奕劻) proposal to increase assistant cabinet ministers won the approval of the Qing court.
There were no additional assistant ministers in the constitutional countries,but China has set a precedent in the "planning trial implementation"of the responsible cabinet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complicated reasons for thi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utual containment between the ministers of military affairs,and the placement of layoffs from the Ministry of Rites and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unable to fully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verall situation because of the vast territory of China. Moreover,it relates to Yuan Shikai( 袁世凯) and other local governors' intention to safeguard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and the dealing with the complicated preparatory constitutional matters.Some people opposed to adding assistant ministers,whereas some people quarreled around how many additional ministers should be set and how to select the assistant ministers. Through games among all parties,eventually Yi kuang's( 奕劻) proposal to increase assistant cabinet ministers won the approval of the Qing court.
引文
(1)《颁布内阁制暨内阁办事暂行章程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5页。
(2)主要有永石:《清末的“皇族内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5期;李细珠:《论清末“皇族内阁”出台的前因后果---侧重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6年卷;侯春奇:《清末责任内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年;彭剑:《“皇族内阁”与皇室内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熊元彬:《清末暂行内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2年;熊元彬:《论中国宪政发展之路---以清末“满族内阁”向“完全责任内阁”之嬗变为例》,《天府新论》,2013年第2期;熊元彬:《清末“皇族内阁”研究述论》,《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4期;熊元彬:《拖沓还是过急:“满族内阁”的设置及其影响》,《求索》,2014年第9期;张振国:《清末责任内阁人员编制考》,《历史档案》,2014年第4期;熊元彬:《论清末官绅在筹建政党与责任内阁中的活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熊元彬:《历史的再审视:清末“皇族内阁”研究》,《理论月刊》,2018年第4期;熊元彬:《从清末政治经济实况论暂行内阁的出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5期。
(1)《立宪纲要》,《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增刊,第11页。
(2)一士:《清光绪丁末政潮之重要史料---袁世凯致端方之亲笔秘札》(续),《国闻周报》第14卷第6期,1937年2月1日,第75页。
(3)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4)对于1906年丙午阁制之后袁世凯请辞八项兼差,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的,但也有学者认为袁世凯的请辞乃“有名无实”,更有学者将两者合二为一。对此,苏全有从袁世凯对兼差的态度及奏辞之后对邮传部的控制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袁世凯奏辞兼差不能一概而论定为被迫之举……一言以蔽之,有些兼差是袁世凯所乐意辞却的。官制改革后袁世凯的兼差亦非有名无实”。参见苏全有:《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
(5)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8页。
(6)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7)严昌洪主编,左松涛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1906.1-1970.12)》第5册,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8)学界按照国务大臣成员的人员构成,以及皇族不宜充内阁总理大臣的宪政原理,将其称为“皇族内阁”。
(9)“今因国会未开,谓之暂行内阁”,但是若按照成员构成而言,的确可谓“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参见熊元彬:《清末暂行内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2年。
(1)《副大臣有只设三年之耗》,《大公报》,1911年2月12日,第2张。
(2)《内阁将设副大臣之志闻》,《盛京时报》,1911年1月22日,第2版。
(3)《监国不满意于暂行新内阁制》,《大公报》,1910年10月25日,第1张。
(4)《庆邸之力疾从公》,《大公报》,1911年4月8日,第2张。
(5)《新内阁拟暂先筹划试行》,《大公报》,1910年10月15日,第1张。
(6)《专电·电三》,《申报》,1910年10月16日,第1张第3版。
(7)朱文劭:《官私议》,《东方杂志》,第8卷第2号。
(8)《京师近事》,《时报》,1906年9月20日,第2版。
(9)《阁制添设协理之述闻》,《大公报》,1911年5月6日,第1张。
(10)《论官制与人才》,《大公报》,1911年5月12日,第1张。
(1)《言论·论新内阁不必设副大臣之理由》,《大公报》,1911年3月5日,第1张。
(2)《内阁投票发表》,《时报》,1911年5月12日,第1版。
(3)《阁制设立副大臣已经核定》,《大公报》,1911年2月26日,第2张。
(4)《监国主张新内阁不设副大臣》,《大公报》,1911年2月15日,第1张。
(5)《载泽奏为申明厘定官制要旨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33辑,中华书局影印本,1995年,第53页。
(6)《记改革官制之最近见闻》,《时报》,1906年11月10日,第1版。
(7)《枢府会议阁制之龃龉》,《大公报》,1911年2月20日,第2张。
(8)《北京紧要通信》,《民立报》,1911年4月17日,第2页。
(9)《张相国奏对设立总理大臣》,《盛京时报》,1907年10月26日,第2版。
(10)《新内阁迟迟成立之原因》,《大公报》,1911年4月19日,第1张。
(11)《江督反对新阁制》,《大公报》,1911年4月16日,第1张。
(1)《浙江巡抚增韫条陈内阁国会事宜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50页。
(2)《汪荣宝日记》,沈元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63辑,文海出版社1993年版,第622册第821页。
(3)《异哉新内阁之副大臣》,《申报》,1911年2月12日,第1张第6版。
(4)《论新内阁不必设副大臣之理由》,《大公报》,1911年3月5日,第1张。
(5)《读设立内阁上谕感言》,《时报》,1911年5月10日,第2版。
(6)《日人之中国政局谈》,《民立报》,1911年5月21日,第2页。
(7)《御史赵炳麟奏立宪有大臣陵君郡县专横之弊并拟预备立宪六事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24-125页。
(8)《御史赵炳麟奏新编官制权归内阁流弊太多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24-125页。
(9)《监国主张新内阁不设副大臣》,《大公报》,1911年2月16日,第1张。
(10)《专电·电二》,《申报》,1911年2月14日,第1张第3版。
(1)《泽公何亦萌退志耶》,《申报》,1911年2月15日,第1张第3版。
(2)《阁制设立副大臣已经核定》,《大公报》,1911年2月26日,第2张。
(3)《专电》,《民立报》,1911年4月26日,第2页。
(4)《新官制要闻》,《盛京时报》,1906年10月24日,第2版。
(5)《中央政制改革内容》,《盛京时报》,1906年10月18日,第3版。
(6)《京师近事》,《时报》,1906年10月29日,第2版。
(7)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0页。
(8)《王大臣议定中央官制事宜》,《申报》,1906年9月27日,第1张第3版。
(9)胡思敬:《退庐全集·大盗窃国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0年,第445册第1354页。
(10)《专电·电一》,《申报》,1907年8月11日,第1张第2、3版。
(11)《慈宫面谕庆邸仍为内阁总理》,《申报》,1907年9月1日,第2张第4版。
(12)《组织内阁计画》,《顺天时报》,1907年12月27日,第7版。
(13)《新内阁拟暂先筹划试行》,《大公报》,1910年10月15日,第1张。
(1)《新政问题最近消息·会议组织新内阁之概略》,《盛京时报》,1908年9月13日,第2版。
(2)《新政问题最近消息·会议组织新内阁之概略》,《盛京时报》,1908年9月13日,第2版。
(3)《会议组织责任内阁之概略》,《盛京时报》,1910年12月7日,第2版。
(4)《阁制发布后之种种揣测》,《申报》,1911年5月15日,第1张第5版。
(5)《大臣升调之确闻》,《盛京时报》,1911年3月15日,第2版。
(6)《阁制发布后之种种揣测》,《申报》,1911年5月15日,第1张第5版。
(7)《未来副大臣之预闻》,《大公报》,1911年2月13日,第2张。
(8)《北京紧要通信》,《民立报》,1911年4月17日,第2页。
(9)《新内阁史·内部之暗斗》,《时报》,1911年5月18日,第2版。
(10)《那相国将退外务大臣》,《大公报》,1911年2月13日,第2张。
(11)《新内阁成立之内容》,《顺天时报》,1911年5月9日,第7版。
(12)《专电》,《时报》,1910年3月16日,第1版。
(1)《时评其一·汉大臣之幸》,《申报》,1911年5月16日,第1张第6版。
(2)《空中之总理大臣》,《时报》,1911年3月1日,第1版。
(2)主要有永石:《清末的“皇族内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5期;李细珠:《论清末“皇族内阁”出台的前因后果---侧重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6年卷;侯春奇:《清末责任内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年;彭剑:《“皇族内阁”与皇室内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熊元彬:《清末暂行内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2年;熊元彬:《论中国宪政发展之路---以清末“满族内阁”向“完全责任内阁”之嬗变为例》,《天府新论》,2013年第2期;熊元彬:《清末“皇族内阁”研究述论》,《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4期;熊元彬:《拖沓还是过急:“满族内阁”的设置及其影响》,《求索》,2014年第9期;张振国:《清末责任内阁人员编制考》,《历史档案》,2014年第4期;熊元彬:《论清末官绅在筹建政党与责任内阁中的活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熊元彬:《历史的再审视:清末“皇族内阁”研究》,《理论月刊》,2018年第4期;熊元彬:《从清末政治经济实况论暂行内阁的出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5期。
(1)《立宪纲要》,《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增刊,第11页。
(2)一士:《清光绪丁末政潮之重要史料---袁世凯致端方之亲笔秘札》(续),《国闻周报》第14卷第6期,1937年2月1日,第75页。
(3)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4)对于1906年丙午阁制之后袁世凯请辞八项兼差,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的,但也有学者认为袁世凯的请辞乃“有名无实”,更有学者将两者合二为一。对此,苏全有从袁世凯对兼差的态度及奏辞之后对邮传部的控制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袁世凯奏辞兼差不能一概而论定为被迫之举……一言以蔽之,有些兼差是袁世凯所乐意辞却的。官制改革后袁世凯的兼差亦非有名无实”。参见苏全有:《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
(5)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8页。
(6)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7)严昌洪主编,左松涛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1906.1-1970.12)》第5册,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8)学界按照国务大臣成员的人员构成,以及皇族不宜充内阁总理大臣的宪政原理,将其称为“皇族内阁”。
(9)“今因国会未开,谓之暂行内阁”,但是若按照成员构成而言,的确可谓“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参见熊元彬:《清末暂行内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2年。
(1)《副大臣有只设三年之耗》,《大公报》,1911年2月12日,第2张。
(2)《内阁将设副大臣之志闻》,《盛京时报》,1911年1月22日,第2版。
(3)《监国不满意于暂行新内阁制》,《大公报》,1910年10月25日,第1张。
(4)《庆邸之力疾从公》,《大公报》,1911年4月8日,第2张。
(5)《新内阁拟暂先筹划试行》,《大公报》,1910年10月15日,第1张。
(6)《专电·电三》,《申报》,1910年10月16日,第1张第3版。
(7)朱文劭:《官私议》,《东方杂志》,第8卷第2号。
(8)《京师近事》,《时报》,1906年9月20日,第2版。
(9)《阁制添设协理之述闻》,《大公报》,1911年5月6日,第1张。
(10)《论官制与人才》,《大公报》,1911年5月12日,第1张。
(1)《言论·论新内阁不必设副大臣之理由》,《大公报》,1911年3月5日,第1张。
(2)《内阁投票发表》,《时报》,1911年5月12日,第1版。
(3)《阁制设立副大臣已经核定》,《大公报》,1911年2月26日,第2张。
(4)《监国主张新内阁不设副大臣》,《大公报》,1911年2月15日,第1张。
(5)《载泽奏为申明厘定官制要旨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33辑,中华书局影印本,1995年,第53页。
(6)《记改革官制之最近见闻》,《时报》,1906年11月10日,第1版。
(7)《枢府会议阁制之龃龉》,《大公报》,1911年2月20日,第2张。
(8)《北京紧要通信》,《民立报》,1911年4月17日,第2页。
(9)《张相国奏对设立总理大臣》,《盛京时报》,1907年10月26日,第2版。
(10)《新内阁迟迟成立之原因》,《大公报》,1911年4月19日,第1张。
(11)《江督反对新阁制》,《大公报》,1911年4月16日,第1张。
(1)《浙江巡抚增韫条陈内阁国会事宜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50页。
(2)《汪荣宝日记》,沈元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63辑,文海出版社1993年版,第622册第821页。
(3)《异哉新内阁之副大臣》,《申报》,1911年2月12日,第1张第6版。
(4)《论新内阁不必设副大臣之理由》,《大公报》,1911年3月5日,第1张。
(5)《读设立内阁上谕感言》,《时报》,1911年5月10日,第2版。
(6)《日人之中国政局谈》,《民立报》,1911年5月21日,第2页。
(7)《御史赵炳麟奏立宪有大臣陵君郡县专横之弊并拟预备立宪六事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24-125页。
(8)《御史赵炳麟奏新编官制权归内阁流弊太多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24-125页。
(9)《监国主张新内阁不设副大臣》,《大公报》,1911年2月16日,第1张。
(10)《专电·电二》,《申报》,1911年2月14日,第1张第3版。
(1)《泽公何亦萌退志耶》,《申报》,1911年2月15日,第1张第3版。
(2)《阁制设立副大臣已经核定》,《大公报》,1911年2月26日,第2张。
(3)《专电》,《民立报》,1911年4月26日,第2页。
(4)《新官制要闻》,《盛京时报》,1906年10月24日,第2版。
(5)《中央政制改革内容》,《盛京时报》,1906年10月18日,第3版。
(6)《京师近事》,《时报》,1906年10月29日,第2版。
(7)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0页。
(8)《王大臣议定中央官制事宜》,《申报》,1906年9月27日,第1张第3版。
(9)胡思敬:《退庐全集·大盗窃国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0年,第445册第1354页。
(10)《专电·电一》,《申报》,1907年8月11日,第1张第2、3版。
(11)《慈宫面谕庆邸仍为内阁总理》,《申报》,1907年9月1日,第2张第4版。
(12)《组织内阁计画》,《顺天时报》,1907年12月27日,第7版。
(13)《新内阁拟暂先筹划试行》,《大公报》,1910年10月15日,第1张。
(1)《新政问题最近消息·会议组织新内阁之概略》,《盛京时报》,1908年9月13日,第2版。
(2)《新政问题最近消息·会议组织新内阁之概略》,《盛京时报》,1908年9月13日,第2版。
(3)《会议组织责任内阁之概略》,《盛京时报》,1910年12月7日,第2版。
(4)《阁制发布后之种种揣测》,《申报》,1911年5月15日,第1张第5版。
(5)《大臣升调之确闻》,《盛京时报》,1911年3月15日,第2版。
(6)《阁制发布后之种种揣测》,《申报》,1911年5月15日,第1张第5版。
(7)《未来副大臣之预闻》,《大公报》,1911年2月13日,第2张。
(8)《北京紧要通信》,《民立报》,1911年4月17日,第2页。
(9)《新内阁史·内部之暗斗》,《时报》,1911年5月18日,第2版。
(10)《那相国将退外务大臣》,《大公报》,1911年2月13日,第2张。
(11)《新内阁成立之内容》,《顺天时报》,1911年5月9日,第7版。
(12)《专电》,《时报》,1910年3月16日,第1版。
(1)《时评其一·汉大臣之幸》,《申报》,1911年5月16日,第1张第6版。
(2)《空中之总理大臣》,《时报》,1911年3月1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