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引文
[1]王夫之.船山全书(杂录之部):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2]李瀚章等修、曾国荃等纂:光绪湖南通志:卷179.刻本. 1885(清光緒十一年).
[3]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2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4]张文虎.张文虎日记.陈大康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第2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
[6]欧阳兆熊.六月与曾涤生讲学//寥天一斋文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欧阳兆熊.王船山先生轶事//水窗春呓: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
[8]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清代传记丛刊:第20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
[9]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廖承良整理.长沙:岳麓书社,2006.
[10]陈乃乾.阳湖赵惠甫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85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1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第25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
[1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
[1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第21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
[1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第26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
[15]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廖承良,整理.长沙:岳麓书社,2006.
(1)参见李志茗:《从倡节义到兴文教---曾国藩幕府刻书考论》,《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第139页。
(1)关于船山著作的刊印历史,参考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校编《船山全书·序例》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5-26页。
(2)关于三儒从祀孔庙,可参考段志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第63-71页)、段志强《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0-133页)。
(1)参见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第二章“军政办事机构”第一节“秘书处”,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1页。
(2)出城访王君半溪,而农先生族孙也。而农先生,明之遗臣,革鼎之初,语多愤激,属子孙藏其书,言二百年后乃可出,故文字之祸不及焉。半溪既刊其书,而燹于甲寅之乱,今复有重锓之志,此骛学者所乐闻也。
(3)夕堂老人遗书,惠甫曾商及重刻,属鄙人为之倡。弟以达官刻书,强作解事,譬如贫儿暴富,初学着靴,举止终觉生涩。然亦不可以已,若云慨然倡首,则诬也。
(1)中丞来谈良久,允出资全刻王船山遗书。写欧阳晓岑信,告知中丞刻书之说。缘此事须费四千金,晓岑属余怂恿中丞为之倡,乃中丞不独能独力举办,并许多出千金,为加工精刻之费,其好学乐善者如此。
(1)朱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记:“公捐廉奉三万金,设书局,重刊经史,先在安庆,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朱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4册,第529页);徐珂《清稗类钞·莫子偲好古椠》记:“咸丰辛酉八月,文正既克复安庆,部署粗定,乃从子偲之言,命其采访遗书,商之其弟忠襄,刻《王船山遗书》”(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二》第9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