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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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视角,结合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国家主体掩盖本质进行了揭露,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主体忽视的潜在原因和隐藏的动机进行分析,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对被误读的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了研究,最后在重新解读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借鉴和吸收国民经济学的工具属性的成果,以"国家"为重要独立变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alue attribute of economics,combi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economic history,this paper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alment of national subjectivity in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and the potential causes and hidden motives of the ignorance of national subjectivity i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of List's national economics,which is often misunderstood. Finally,based o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construct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 tak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methodological basis,drawing on and absorb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ool attribute of national economics,and taking "country"as an important independent variab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alue attribute of economics,combi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economic history,this paper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alment of national subjectivity in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and the potential causes and hidden motives of the ignorance of national subjectivity i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of List's national economics,which is often misunderstood. Finally,based o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construct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 tak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methodological basis,drawing on and absorb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ool attribute of national economics,and taking "country"as an important independent variable.
引文
[1]王瑶,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J].上海经济研究,2017(12):3-13.
[2]郭冠清.西方经济思想史导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3][8]王立胜.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J].学习与探索,2016(8):1-11.
[4][5]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肖炼,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赫德森,迈克尔.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M].贾根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尼·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M].郭连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
[9]郭冠清,陈健.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核算”难题吗?——“苏联模式”问题和“中国方案”[J].学习与探索,2016(12):12-21.
[10]黄瑾.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问题[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3):38-50.
[11]杨春学,郭冠清,谢志刚.市场机制:谁是配置资源机制的最佳选择——对思想史争论的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2]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19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3]吴易风.英国古典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4][16]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8,267.
[15]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J].经济科学,1999(2):104-110.
[17]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19]郭冠清.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J].经济学动态,2015(5):22-29.
[20]王立胜,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J].经济学动态,2016(5):4-13.
(1)据经济思想史学家季德和利斯特、熊彼特等考察,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孟克列钦在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最早使用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名词。
(2)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336-337页)中写道:“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能迅速地日趋于富强。……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
(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顺序列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国家”是其中的一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国家主体性的重视,因为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并没有看到他对国家主体性的分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但依然没有涉及国家主体性问题。
(1)需要特别强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论是关税保护政策还是自由贸易政策,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维持起码生活所必需的范围。
(2)亚当·斯密的贸易原则是:“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就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参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0页)
(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吴易风(1984)在《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一书中考证,亚当·斯密的优势理论不只是包含绝对优势理论,而且也包括比较优势原理。这一发现,既推翻了国外学者关于比较优势的“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优势理论”(或“李嘉图---托伦斯---穆勒模型”),也推翻了国内学者关于比较优势理论为李嘉图创造的结论。考虑到李嘉图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本文介绍中仍将李嘉图作为比较优势学说的开拓者。
(1)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可以对这一命题进行严格的证明。
(2)需要注意,李斯特是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
(3)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讲道:“流行理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象在上述各州各省一样的情况下遵守着自由贸易的原则时,这个理论才有其正确性。这就使我要考虑各国的性质。我所发觉的是流行派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页)
(1)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来越穷。一个人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8页)
(2)李斯特提出:“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的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的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没有看到这一点。”(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67页)
(3)在完成了对贸易保护制度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的分析之后,李斯特满怀激情地指出:“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对于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张都是有害的;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只能逐步实现的。由于这个原故,在工业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为了使各种不同的工业品得以进行交换而订立互惠商约是彼此有利的。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自己还不能比较有利地从事于生产较精细的工业品,例如高级棉织品和丝织品,但是先进国家对粗制工业品的部分需要,却可以在商约的促进下由比较落后国家来供应。”(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74页)
(1)马克思写道:“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78页)
(2)马克思写道:“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4页)
(3)其原文如下:“我要简单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的生产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4页)
(5)表述如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284页)对于马克思参与《反杜林论》的写作,除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做了清楚说明外,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也做了论证。列宁写道:“1876年马克思参加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写作,看过全书的手稿并写了政治经济学史的整个一章。”(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6)表述如下:“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的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0页)
(1)恩格斯在1890年8月写给施密特的信中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有助于增加我们的理解:“根据唯物史观,历史的决定因素说到最后乃是实际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除此之外的话,马克思和我都不曾说过。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么他是把我们的说法转化为一种无意义的、抽象而又荒谬之论了。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参见:海尔布隆纳、罗伯特《赞成与反对》,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2]郭冠清.西方经济思想史导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3][8]王立胜.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J].学习与探索,2016(8):1-11.
[4][5]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M].肖炼,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赫德森,迈克尔.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M].贾根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尼·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M].郭连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
[9]郭冠清,陈健.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核算”难题吗?——“苏联模式”问题和“中国方案”[J].学习与探索,2016(12):12-21.
[10]黄瑾.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问题[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3):38-50.
[11]杨春学,郭冠清,谢志刚.市场机制:谁是配置资源机制的最佳选择——对思想史争论的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2]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19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3]吴易风.英国古典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4][16]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8,267.
[15]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J].经济科学,1999(2):104-110.
[17]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19]郭冠清.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上)——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基础[J].经济学动态,2015(5):22-29.
[20]王立胜,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J].经济学动态,2016(5):4-13.
(1)据经济思想史学家季德和利斯特、熊彼特等考察,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孟克列钦在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最早使用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一名词。
(2)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336-337页)中写道:“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能迅速地日趋于富强。……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
(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顺序列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国家”是其中的一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国家主体性的重视,因为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并没有看到他对国家主体性的分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但依然没有涉及国家主体性问题。
(1)需要特别强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论是关税保护政策还是自由贸易政策,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维持起码生活所必需的范围。
(2)亚当·斯密的贸易原则是:“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就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参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0页)
(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吴易风(1984)在《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一书中考证,亚当·斯密的优势理论不只是包含绝对优势理论,而且也包括比较优势原理。这一发现,既推翻了国外学者关于比较优势的“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优势理论”(或“李嘉图---托伦斯---穆勒模型”),也推翻了国内学者关于比较优势理论为李嘉图创造的结论。考虑到李嘉图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比较优势学说,本文介绍中仍将李嘉图作为比较优势学说的开拓者。
(1)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可以对这一命题进行严格的证明。
(2)需要注意,李斯特是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
(3)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讲道:“流行理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象在上述各州各省一样的情况下遵守着自由贸易的原则时,这个理论才有其正确性。这就使我要考虑各国的性质。我所发觉的是流行派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总之,我发现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页)
(1)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来越穷。一个人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8页)
(2)李斯特提出:“在与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的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的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流行学派没有看到这一点。”(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67页)
(3)在完成了对贸易保护制度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的分析之后,李斯特满怀激情地指出:“保护制度必须与国家工业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才会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对于保护制度的任何夸张都是有害的;工业的充分发展是只能逐步实现的。由于这个原故,在工业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为了使各种不同的工业品得以进行交换而订立互惠商约是彼此有利的。这时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自己还不能比较有利地从事于生产较精细的工业品,例如高级棉织品和丝织品,但是先进国家对粗制工业品的部分需要,却可以在商约的促进下由比较落后国家来供应。”(参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74页)
(1)马克思写道:“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78页)
(2)马克思写道:“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4页)
(3)其原文如下:“我要简单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的生产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4页)
(5)表述如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284页)对于马克思参与《反杜林论》的写作,除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做了清楚说明外,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也做了论证。列宁写道:“1876年马克思参加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写作,看过全书的手稿并写了政治经济学史的整个一章。”(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6)表述如下:“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的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0页)
(1)恩格斯在1890年8月写给施密特的信中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有助于增加我们的理解:“根据唯物史观,历史的决定因素说到最后乃是实际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除此之外的话,马克思和我都不曾说过。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么他是把我们的说法转化为一种无意义的、抽象而又荒谬之论了。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参见:海尔布隆纳、罗伯特《赞成与反对》,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