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铜尊卣配对组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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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陈梦家先生在讨论商代铜器组合形式时指出,铜器组合可分为三种:(1)同墓共存的组合;(2)同墓成套的组合;(3)同族名的组合~([1])。本文提出的"配对组合",就是陈先生所说的成套而又同铭的组合形式。学术界早已指出这类尊卣配对是西周时期较为普遍的酒礼器组合~([2]),其特点是尊卣铭文内
The pairing assemblage of bronze zun-vessel and you-wine jar refers to the assemblage of one bronze zun-vessel and one bronze you-wine jar bearing the same inscriptions and same décor styles,and unearthed from the same feature, which was an important assemblage of bronze wine vessels in the early and mid Western Zhou Dynasty. Its incipient form could be tracked back to Phase Ⅲ of the Yinxu Period, but this assemblage was fixed and matur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flourished in the late stage of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declin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id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generally disappeared since the late stage of the mid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pairing assemblage of bronze zun-vessel and you-wine jar is helpful for the studies on the ritual vessel system reform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the origins of bronze you-wine jars.
The pairing assemblage of bronze zun-vessel and you-wine jar refers to the assemblage of one bronze zun-vessel and one bronze you-wine jar bearing the same inscriptions and same décor styles,and unearthed from the same feature, which was an important assemblage of bronze wine vessels in the early and mid Western Zhou Dynasty. Its incipient form could be tracked back to Phase Ⅲ of the Yinxu Period, but this assemblage was fixed and matur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flourished in the late stage of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declin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id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generally disappeared since the late stage of the mid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pairing assemblage of bronze zun-vessel and you-wine jar is helpful for the studies on the ritual vessel system reform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the origins of bronze you-wine jars.
引文
[1]陈梦家:《殷代铜器》前言,《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
[2]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1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3]马军霞:《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卣卷》第98~104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4]张懋镕:《青铜器定名的新方法:组合关系定名法》,见《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卣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
[5]本文的西周青铜器分期体系主要参考《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与《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两书。西周早期前段大致相当于周武王至康王前期,西周早期后段大致相当于康王晚期到昭王时期,西周中期前段大致相当于穆王、恭王时期。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第18~27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
[7]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西周墓清理记》,《考古》1972年第2期。
[8]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8期。
[9]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第344~34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0]《天马-曲村(1980-1989)》第411~417页。
[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
[14]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国墓地》第147~150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5]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1887~1889页,巴蜀书社,2005年。
[16]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2014~2015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
[17]《天马-曲村(1980-1989)》第437页。
[18]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1期。
[19]《天马-曲村(1980-1989)》第497~505页。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十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
[21]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齐家十九号西周墓》,《文物》1979年第11期。
[2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期。
[23]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周原-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发掘报告》第15~19、32~35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24]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25]王长启:《西安市文物中心收藏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
[26]颍上县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安徽颍上县出土一批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
[27]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9]《宝鸡国墓地》第101~106页。
[3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洼刘村西周早期墓葬(ZGW99M1)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6期。
[31]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32]《宝鸡国墓地》第61~66页。
[3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34]《宝鸡国墓地》第175~180页。
[35]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考古》1979年第1期。
[36]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1147~1183页,巴蜀书社,2005年。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文中简称为《集成》。
[38]《天马-曲村(1980-1989)》第373~375页。
[3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第171~187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40]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年第4期。
[4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42]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第192、19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
[43]傅山泉:《新乡市博物馆藏“妇”组器》,《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44]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刘永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县新城铺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1984年第12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第529~533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46]历史语言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第532~538页,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见《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第417、418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49]1983年寿光古城街道“益都侯城”故址发现商代末期的铜器坑,出土一大批铜、陶、玉器,包括1件铜圆体尊与2件铜提梁卣(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简报对这两件提梁卣的描述前后矛盾,且文中图片模糊不清,不知如何信从。若“益都侯城”故址尊、卣的形制与铭文一致,或可重新考虑一尊二卣配对组合的起源问题。
[50]a.杰西卡·罗森著,邓菲等译:《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从青铜器看西周》,见《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第20~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b.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见《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第91~106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c.罗泰:《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见《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第651~676页,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d.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e.曹斌:《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51]曹斌:《觯、饮壶、觚、尊、卣等青铜酒器关系刍议》,《农业考古》2016年第3期。
[52]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周原-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发掘报告》第114~116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53]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54]陈小三:《韩城梁带村M27出土卣、尊年代辨析-附论扇形钺与特殊的凤鸟纹饰》,《文博》2011年第1期。
[55]同[4]。根据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光作用壶”,这类圆口、长颈、束腰的提梁器确实应被称为“壶”,而不能称为“卣”。
[5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文中简称为《合集》。
[5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年。文中简称为《屯南》。
[58]李学勤等:《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2年。文中简称为《英藏》。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第469、47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铜器》第41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61]岳洪彬、苗霞:《试论商周筒形卣》,见《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62]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M121、M122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第10期。
[64]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第435、4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65]石璋如:《侯家庄·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第66~68页,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
[66]济南市文物局等:《济南文物精粹·考古卷》第166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67]胡嘉麟:《关于商晚期筒形卣的几个问题-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马永盉谈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1期。
[2]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1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3]马军霞:《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卣卷》第98~104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4]张懋镕:《青铜器定名的新方法:组合关系定名法》,见《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卣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
[5]本文的西周青铜器分期体系主要参考《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与《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两书。西周早期前段大致相当于周武王至康王前期,西周早期后段大致相当于康王晚期到昭王时期,西周中期前段大致相当于穆王、恭王时期。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第18~27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
[7]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西周墓清理记》,《考古》1972年第2期。
[8]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8期。
[9]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第344~34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0]《天马-曲村(1980-1989)》第411~417页。
[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
[14]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国墓地》第147~150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5]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1887~1889页,巴蜀书社,2005年。
[16]周原考古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2014~2015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
[17]《天马-曲村(1980-1989)》第437页。
[18]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1期。
[19]《天马-曲村(1980-1989)》第497~505页。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十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
[21]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齐家十九号西周墓》,《文物》1979年第11期。
[2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期。
[23]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周原-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发掘报告》第15~19、32~35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24]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25]王长启:《西安市文物中心收藏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
[26]颍上县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安徽颍上县出土一批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
[27]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9]《宝鸡国墓地》第101~106页。
[3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洼刘村西周早期墓葬(ZGW99M1)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6期。
[31]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32]《宝鸡国墓地》第61~66页。
[3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
[34]《宝鸡国墓地》第175~180页。
[35]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元氏县西张村的西周遗址和墓葬》,《考古》1979年第1期。
[36]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1147~1183页,巴蜀书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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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第171~187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40]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年第4期。
[4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见《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42]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第192、19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
[43]傅山泉:《新乡市博物馆藏“妇”组器》,《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44]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刘永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县新城铺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1984年第12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第529~533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46]历史语言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鸡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第532~538页,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见《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第417、418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49]1983年寿光古城街道“益都侯城”故址发现商代末期的铜器坑,出土一大批铜、陶、玉器,包括1件铜圆体尊与2件铜提梁卣(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简报对这两件提梁卣的描述前后矛盾,且文中图片模糊不清,不知如何信从。若“益都侯城”故址尊、卣的形制与铭文一致,或可重新考虑一尊二卣配对组合的起源问题。
[50]a.杰西卡·罗森著,邓菲等译:《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从青铜器看西周》,见《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第20~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b.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见《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第91~106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c.罗泰:《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见《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第651~676页,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d.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e.曹斌:《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51]曹斌:《觯、饮壶、觚、尊、卣等青铜酒器关系刍议》,《农业考古》2016年第3期。
[52]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周原-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考古发掘报告》第114~116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53]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54]陈小三:《韩城梁带村M27出土卣、尊年代辨析-附论扇形钺与特殊的凤鸟纹饰》,《文博》2011年第1期。
[55]同[4]。根据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光作用壶”,这类圆口、长颈、束腰的提梁器确实应被称为“壶”,而不能称为“卣”。
[5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文中简称为《合集》。
[5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年。文中简称为《屯南》。
[58]李学勤等:《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2年。文中简称为《英藏》。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第469、47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殷墟新出土青铜器》第41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61]岳洪彬、苗霞:《试论商周筒形卣》,见《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62]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M121、M122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7期。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第10期。
[64]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第435、4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65]石璋如:《侯家庄·第十本·小墓分述之一》第66~68页,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
[66]济南市文物局等:《济南文物精粹·考古卷》第166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67]胡嘉麟:《关于商晚期筒形卣的几个问题-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马永盉谈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