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时期南方地区的青铜器与社会:复杂性与多样性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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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对社会发展和早期国家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但在不同地区,青铜器的作用并不相同。考察中原、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和成都平原青铜器的不同特点,可揭示各地社会不同的发展状况。以各区域为例证,也可进一步说明青铜器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古代社会发展形态的多样性。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bronze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s even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states. However, in different areas, the bronze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By observing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onz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Gan River valley, Xiang River valley and Chengdu Plains,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s of the societies in these areas can be revealed. The case studies of these areas can further explai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ronzes and their societies, as well as the diversity of the patterns of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ancient societies.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bronze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s even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states. However, in different areas, the bronze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By observing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onz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Gan River valley, Xiang River valley and Chengdu Plains,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s of the societies in these areas can be revealed. The case studies of these areas can further explai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ronzes and their societies, as well as the diversity of the patterns of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ancient societies.
引文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13~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第一册第122~124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3]《二里头(1999~2006)》第三册第1662、1663页。
[4]《二里头(1999~2006)》第三册第1671页。
[5]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制作技术概述》,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07~384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99~50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9]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83~93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县汤家墩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13]张爱冰、陆勤毅:《皖南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的年代与性质》,《考古》2010年第6期。
[14]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6期。b.王开、陈建立、朔知:《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出土青铜冶铸遗物的相关问题》,《考古》2013年第7期。
[15]张昌平、陈晖:《湖北郧县李营发现的铸铜遗存》,《考古》2016年第6期。
[16]Li Liu and Xingcan Chen,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London,Gerald Duckworth&Co.Ltd.,2003.
[17]饶华松:《江西九江荞麦岭遗址》,见《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5年。
[1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3~86、143~153、357~361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鼓县秋收起义纪念馆:《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
[2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21]彭适凡、李玉林:《江西新干县的西周墓葬》,《文物》1983年第6期。
[22]李朝远:《江西新干中稜青铜器的再认识》,见《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23]《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6~90页。
[24]《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62~374页。
[25]薛尧:《江西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考古》1963年第8期。
[26]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近年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27]彭适凡等:《江西地区早期铜器冶铸技术的几个问题》图版肆-2,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28]唐昌朴:《江西都昌出土商代铜器》,《考古》1976年第4期。
[29]朱心持:《江西余干黄金埠出土铜甗》,《考古》1960年第2期。
[30]梁德光:《江西遂川出土一件商代铜卣》,《文物》1986年第5期。
[31]广丰县博物馆罗小安:《广丰发现西周青铜提梁卣》,《江西文物》1989年第1期。
[32]施劲松:《吴城遗址与商代江南》,见《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3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4期。
[34]湖南省岳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岳阳温家山商时期坑状遗迹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3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桃江麦子园遗址发掘报告》,见《湖南考古辑刊》第10集,岳麓书社,2014年。
[3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37]湘江流域及湖南出土的零散青铜器数量众多,若无另注,相关资料可参见以下论著。a.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第102~107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b.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第234~248页,线装书局,2008年。c.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第49~298页,岳麓书社,2013年。
[38]高至喜:《“商文化不过长江”辨—从考古发现看湖南的商代文化》,《求索》1981年第2期。
[39]同[33]。
[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6期。
[41]谭远辉:《湖南涔澹农场发现商代铜器墓》,《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42]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第10~12页,岳麓书社,2013年。
[43]熊传新:《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见《湖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暨马王堆汉墓发掘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长沙,1986年。又见《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岳麓书社,2007年。
[44]彭适凡、马健:《对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的一些认识》,见《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5辑,岳麓书社,2009年。
[45]同[40]。
[46]施劲松:《对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铜器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12期。
[4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48]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49]敖天照:《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2008年第7期。
[50]敖天照、王有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第9期。
[5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见《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52]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53]同[49]。
[54]a.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b.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
[55]a.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b.四川省博物馆、彭县文化馆:《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56]雷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012~2013年考古新收获》,见《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
[57]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第一册第122~124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3]《二里头(1999~2006)》第三册第1662、1663页。
[4]《二里头(1999~2006)》第三册第1671页。
[5]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制作技术概述》,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07~384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99~50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9]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83~93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县汤家墩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13]张爱冰、陆勤毅:《皖南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的年代与性质》,《考古》2010年第6期。
[14]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6期。b.王开、陈建立、朔知:《安徽铜陵县师姑墩遗址出土青铜冶铸遗物的相关问题》,《考古》2013年第7期。
[15]张昌平、陈晖:《湖北郧县李营发现的铸铜遗存》,《考古》2016年第6期。
[16]Li Liu and Xingcan Chen,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London,Gerald Duckworth&Co.Ltd.,2003.
[17]饶华松:《江西九江荞麦岭遗址》,见《201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5年。
[1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3~86、143~153、357~361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鼓县秋收起义纪念馆:《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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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6~90页。
[24]《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62~374页。
[25]薛尧:《江西出土的几件青铜器》,《考古》1963年第8期。
[26]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近年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27]彭适凡等:《江西地区早期铜器冶铸技术的几个问题》图版肆-2,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28]唐昌朴:《江西都昌出土商代铜器》,《考古》1976年第4期。
[29]朱心持:《江西余干黄金埠出土铜甗》,《考古》1960年第2期。
[30]梁德光:《江西遂川出土一件商代铜卣》,《文物》1986年第5期。
[31]广丰县博物馆罗小安:《广丰发现西周青铜提梁卣》,《江西文物》1989年第1期。
[32]施劲松:《吴城遗址与商代江南》,见《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学术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3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4期。
[34]湖南省岳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岳阳温家山商时期坑状遗迹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3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桃江麦子园遗址发掘报告》,见《湖南考古辑刊》第10集,岳麓书社,2014年。
[3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37]湘江流域及湖南出土的零散青铜器数量众多,若无另注,相关资料可参见以下论著。a.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第102~107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b.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第234~248页,线装书局,2008年。c.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第49~298页,岳麓书社,2013年。
[38]高至喜:《“商文化不过长江”辨—从考古发现看湖南的商代文化》,《求索》1981年第2期。
[39]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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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谭远辉:《湖南涔澹农场发现商代铜器墓》,《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42]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第10~12页,岳麓书社,2013年。
[43]熊传新:《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见《湖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暨马王堆汉墓发掘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长沙,1986年。又见《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岳麓书社,2007年。
[44]彭适凡、马健:《对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的一些认识》,见《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5辑,岳麓书社,2009年。
[45]同[40]。
[46]施劲松:《对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铜器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12期。
[4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48]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49]敖天照:《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2008年第7期。
[50]敖天照、王有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文物》1980年第9期。
[5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见《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52]陈小三:《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53]同[49]。
[54]a.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b.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
[55]a.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b.四川省博物馆、彭县文化馆:《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56]雷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012~2013年考古新收获》,见《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
[57]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