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严复以“通”为理论基点的救贫思想
摘要
严复吸收了庄子与《周易》学说中"通"的概念,确立起了"以通救贫"的观念,力图揭示贫困的成因与危害,并对各种"不通"的救贫方案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严复将"通"之观念贯彻到理财观念与生财之道上,进而提出其围绕"通"建立起的"商通""政通""人通"的救贫体系。严复的反贫困思想突破了诸多传统观念,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在今天的反贫困斗争中仍具有启发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借鉴。
引文
(1)近代史的著作中对贫困现象多有论述,例如彭泽益在其著作《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晚清财政上的贫困状况;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一书中对佃农的贫困化问题亦有详细论述;夏明方在其著作《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对1840年之后百姓因灾害致贫而不得不食人的状况进行了统计。
(2)相关论述可参见萧萐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萧先生指出:中国的哲学启蒙始于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而这种哲学启蒙可分为五代,其中严复与谭嗣同、康有为等属于第三代。
(3)严复自留学归来后虽身居要职,但也不时遭受贫困之苦。相关论述可参考严复生平的相关著作,如皮后锋著《严复评传》等。严复晚年曾作诗回忆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无足,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来。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 (见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8,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0页)此外,严复在与他人的通信中也多次表达其在经济上的窘困,如他在与陈宝琛的通信中曾写道:“惜近者生事式微,月无一钱之入,珠米桂薪,家累甚重,不得不乞先生更商陈君,若稍贬损至月廿饼者,即当□命。”(参见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8,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4)参见王俊香:《试论严复的铁路救贫思想》,《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3期;张军:《论清末民初的救贫思想与实践》,《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
(5)参见俞政:《严复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救贫思想》,《近代中国》2004年第00期。
(6)“道通为一”出自于《庄子·齐物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皆有其独特性及内在价值,由此可以齐同万物,将万物作一平等观。道的视域下万物都是平等的,“道之通”正是建立在万物平等的基础之上 ,万物平等才可能“往来不穷”,不平等的情况下只会单向流动,所以“通”本身就内含着平等。此外“通”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庄子称之为逍遥游,这种出入无间通达无碍的自由境界实际上就是“道”,因此作为本体的“通”也意味着自由境界。严复继承了庄子论道强调的平等与自由,并将其贯彻到救贫思想中。
(7)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8页。
(8)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5,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8页。
(9)将“道”释为“通”的观点另见商戈令:《“道通为一”新解》,《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此外,有关“通”之释义的考论,可参见吴根友:《通之道(引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之思》,《哲学分析》2013年第2期;《易、庄哲学中“通”的观念及其当代启示》,《周易研究》2012年第6期等论文,由于篇幅与主题所限,本文在此不作详细展开。
(10)⑥⑦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2、400、402页。
(11)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8,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2页。
(12)[汉]许慎撰,[宋]徐炫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127页。
(13)③⑥⑦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31、414、414页。
(14)例如晁错《论贵粟疏》中就有“民贫,则奸邪生”,《宋史·河渠志一》中亦有“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知其有大不可者五”。可见民贫与国贫是古代就已经有的词汇。
(15)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312页。
(16)李山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09年,第2页。
(17)③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05、7页。
(18)⑤⑦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4,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0～241、349、270页。
(19)③④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74、240页。
(20)严复遵循孔子“庶-富-教”的教民理路指出,中国之所以以人多为苦,是由于国人“富教不施”,增加的人口没有接受教育,文化未开,嗜欲重、虑患轻,急于婚嫁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创造者,而是意味着出现更多的游民、更多的低素质人口、更多的分利之人。
(21)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页。
(22)③④⑤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69、157、12、175页。
(23)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4页。
(24)③④(13)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261、62、32页。
(25)⑤⑥⑦⑧⑩(11)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
(26)严复这一观点提出于1913年,是针对当时“耻于为农”的观点的。
(27)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3页。
(28)②⑤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32、198页。
(29)④⑥⑧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4、170、98、98页。
(30)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一文中,指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他认为中国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
(31)②⑥⑦⑨⑩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47、25、31、33、34页。
(32)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3,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33)⑤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1,第19、28页。
(34)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
(35)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4,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
(36)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51页。
(2)相关论述可参见萧萐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萧先生指出:中国的哲学启蒙始于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而这种哲学启蒙可分为五代,其中严复与谭嗣同、康有为等属于第三代。
(3)严复自留学归来后虽身居要职,但也不时遭受贫困之苦。相关论述可参考严复生平的相关著作,如皮后锋著《严复评传》等。严复晚年曾作诗回忆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无足,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来。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 (见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8,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0页)此外,严复在与他人的通信中也多次表达其在经济上的窘困,如他在与陈宝琛的通信中曾写道:“惜近者生事式微,月无一钱之入,珠米桂薪,家累甚重,不得不乞先生更商陈君,若稍贬损至月廿饼者,即当□命。”(参见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8,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4)参见王俊香:《试论严复的铁路救贫思想》,《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3期;张军:《论清末民初的救贫思想与实践》,《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
(5)参见俞政:《严复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救贫思想》,《近代中国》2004年第00期。
(6)“道通为一”出自于《庄子·齐物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皆有其独特性及内在价值,由此可以齐同万物,将万物作一平等观。道的视域下万物都是平等的,“道之通”正是建立在万物平等的基础之上 ,万物平等才可能“往来不穷”,不平等的情况下只会单向流动,所以“通”本身就内含着平等。此外“通”意味着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庄子称之为逍遥游,这种出入无间通达无碍的自由境界实际上就是“道”,因此作为本体的“通”也意味着自由境界。严复继承了庄子论道强调的平等与自由,并将其贯彻到救贫思想中。
(7)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8页。
(8)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5,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8页。
(9)将“道”释为“通”的观点另见商戈令:《“道通为一”新解》,《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此外,有关“通”之释义的考论,可参见吴根友:《通之道(引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之思》,《哲学分析》2013年第2期;《易、庄哲学中“通”的观念及其当代启示》,《周易研究》2012年第6期等论文,由于篇幅与主题所限,本文在此不作详细展开。
(10)⑥⑦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2、400、402页。
(11)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8,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02页。
(12)[汉]许慎撰,[宋]徐炫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127页。
(13)③⑥⑦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31、414、414页。
(14)例如晁错《论贵粟疏》中就有“民贫,则奸邪生”,《宋史·河渠志一》中亦有“当此天灾岁旱,民困国贫之际,不量人力,不顺天时,知其有大不可者五”。可见民贫与国贫是古代就已经有的词汇。
(15)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312页。
(16)李山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09年,第2页。
(17)③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05、7页。
(18)⑤⑦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4,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40～241、349、270页。
(19)③④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74、240页。
(20)严复遵循孔子“庶-富-教”的教民理路指出,中国之所以以人多为苦,是由于国人“富教不施”,增加的人口没有接受教育,文化未开,嗜欲重、虑患轻,急于婚嫁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创造者,而是意味着出现更多的游民、更多的低素质人口、更多的分利之人。
(21)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页。
(22)③④⑤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69、157、12、175页。
(23)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4页。
(24)③④(13)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261、62、32页。
(25)⑤⑥⑦⑧⑩(11)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7、441、420、419、420、100、101页。
(26)严复这一观点提出于1913年,是针对当时“耻于为农”的观点的。
(27)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3页。
(28)②⑤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32、198页。
(29)④⑥⑧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4、170、98、98页。
(30)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一文中,指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他认为中国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
(31)②⑥⑦⑨⑩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47、25、31、33、34页。
(32)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3,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33)⑤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1,第19、28页。
(34)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2,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
(35)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4,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9页。
(36)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