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庙到会馆:清代商帮祭祀场所的演变——基于福州南台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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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活跃于福州南台的各地商帮,往往以各色神庙作为祭祀和集会场所。服务城市消费的行业多选择福州民众崇祀的"淫祠"五帝庵庙。而兼具"正祀"身份和"淫祀"仪式的水部尚书庙参与的工商业群体类型和数量最多,过渡性色彩明显。参与外贸、财力雄厚的商帮才具备建立会馆条件。这类正式会馆通常称为天后宫,神灵祭祀也被视为会馆的重要事务。因此,会馆可以视为商帮独立进行神灵祭祀的一类庙宇,我们不能简单从商业功能来评判会馆的性质及其与神庙的差别。
引文
① 童书业著:《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6页。
② 包伟民、傅俊:《从“龙游商帮”概念的演进谈学术失范现象》,《福建论坛》2004年第3期,第62页。
③ 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3页。
④ 范金民:《商帮探源述流》,《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第88页。
⑤ 王日根著:《中国会馆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39-40、55-58页。
⑥ 陈学霖:《北京外城哪吒庙探溯——兼述清代京师绦带行源流》,陈学霖著:《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2页。
⑦ 刘婷玉:《明清山西会馆祀神的社会功能》,《寻根》2007年第6期,第24页。
⑧ 张忠民:《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史林》1999年第2期,第22页。方志远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5页。
⑨ 陈亚平:《清代商人组织的概念分析——以18-19世纪重庆为例》,《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61-63页。
⑩ 赵世瑜:《远亲不如近邻:从祭祀中心看城市中的行业与街区》,《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第45页。
(11) 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福州工商史料(会史专辑)》,福州:内部出版物,1989年,第83页。另外,这一情形也符合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论断。他认为商业会馆与市场重视神诞祭祀,而农村社庙更注重春分、秋分等季节祭祀。参见[日]田仲一成:《清代会馆戏剧考——其组织·功能·变迁》,《文化艺术研究》2012年第3期,第83-87页。
(12) 这里的“邹奶庙”,应祭祀邹夫人,又名灵应庙。明代《闽都记》就记录了福州城内的灵应庙,“有数巨石,作庙其中,禖祀邹氏夫人”。(王应山著:《闽都记》卷10《郡城西南隅(侯官县)》,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点校本,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13) 《1946年5月福州市警察局小桥分局双杭所辖内会馆公业调查表》,福州市档案馆藏,档号:901-12-124。
(14) “下殿”在福州城西南角的乌山一带。清道光朝以前建,相对于天皇岭上的瘟神庙“上殿”而俗称为“下殿”,内祀五帝,也冒称“武圣庙”。见林家溱著:《福州坊巷志》卷3“下殿”条,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25-126页。
(15)(16)(17)(18) 同注(11),第93、94-95、127-128、164页。
(19) 光绪十一年(1885)“建新港庵竹商会馆”碑,现存福州台江区新港街道新港庵内。
(20) 民国十年(1921)“福州杉行建立会所”碑(碑名笔者自拟),现存于福州台江区复池路复初庵旁。
(21)(24) 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5-148、180页。
(22) [美]宋怡明:《帝制中国晚期的标准化和正确行动之说辞——从华琛理论看福州地区的仪式与崇拜》,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172页。
(23) 黄向春:《地方社会中族群话语与仪式传统——以闽江下游地区的“水部尚书”信仰为中心的分析》,《历史人类学学刊》第3卷第1期,2005年,第115-154页。王元林著:《国家正祀与地方民间信仰互动研究——宋以后海洋神灵的地域分布与社会空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20页。
(25)(29)(30) [清]郑祖庚纂:[光绪]《闽县乡土志·地形略》,《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2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505、557、510页。
(26) 林家钟编:《明清福州竹枝词》,福州:福州市鼓楼区地方志编委会内部出版物,1995年,第58页。
(27) [日]松浦章:《清代沿海钓船的航运活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国家航海》第1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7-76页。
(28) 福州渔船业于1948年才成立同业公会,会员包括了来自于福州琅岐、长乐梅花、连江琯头等地的渔民和渔商。(参见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福州工商史料(会史专辑)》,第150页)说明该行业一直具有亦渔亦商的色彩,且地域来源与乾隆、嘉庆时期碑刻所载信息大体一致。
(31) “(道光九年,1829)路通古迹”碑,现存福州台江区新港街道路通桥头。
(32) 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渔业志编纂办公室:《象山县渔业志》第15编《渔文化》,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543页。
(33) 佚名:《福建省例·船政例·(乾隆三十七年,1772)严禁勒索船只验烙给照陋规》,《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4年,第614页。
(34) 《1946年5月福州市警察局小桥分局双杭所辖内会馆公业调查表》,福州市档案馆藏,档号:901-12-124。
(35) 卢兴邦纂:[民国]《尤溪县志》卷8《杂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苏元桱禁革公帮告示》,《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3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081-1082页。
(36) 傅衣凌:《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傅衣凌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6页。
(37) 黄忠鑫:《清代两浙木商与福州木材市场秩序——基于浙船会馆碑刻的考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10-115页。
(38) 佚名:《天后圣母圣迹图志》,清同治九年(1870)安澜会馆刻本,浙江省图书馆藏,书号:G000681。
(39) 竹林尚书庙已易地重建,原址位于现江滨西大道跨越白马河口的桥基之下,尚存石柱两个。
(40) 黄忠鑫:《清末民初福州的古田商帮——以福州古田会馆碑刻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60-166页。
(41) [美]卢公明著,陈泽平译:《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42) 南台的外省会馆主要是广东、江西和浙江三省商人所建。江西、广东会馆的祭祀情况不详。但城内官商合建的两广会馆同时祭祀洪圣(南海神)、文昌、武帝和天后等神灵。其中,天后的祭文中专门提及保佑“坐贾行商”的内容。(参看佚名:《两广会馆纪略》卷上《进火祭文》,王日根等编:《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第7册第63、71页)这说明不同势力合建的会馆,其祭祀也需要显示公平。天后是作为商人代表神灵被列入会馆的,文昌和武帝更多代表的是文武官员,而洪圣是岭南地方神。似乎可以想见,南台广东会馆中天后应是主要祭祀神灵。
(43) 郑一谋:《孙尔准与“安澜会馆”》,福州晚报社编:《凤鸣三山》第2辑,福州:内部出版物,1990年,第195-196页、传成:《关于〈孙尔准与“安澜会馆”〉 》,福州晚报社编:《凤鸣三山》第5辑,福州:内部出版物,1997年,第238-239页。
(44) 李伯重:《“乡土之神”“公务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47-58页。
(45) 张春简纂:[民国]《建宁县志》卷6《祀典·天后宫》,《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10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69页。
② 包伟民、傅俊:《从“龙游商帮”概念的演进谈学术失范现象》,《福建论坛》2004年第3期,第62页。
③ 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3页。
④ 范金民:《商帮探源述流》,《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第88页。
⑤ 王日根著:《中国会馆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39-40、55-58页。
⑥ 陈学霖:《北京外城哪吒庙探溯——兼述清代京师绦带行源流》,陈学霖著:《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2页。
⑦ 刘婷玉:《明清山西会馆祀神的社会功能》,《寻根》2007年第6期,第24页。
⑧ 张忠民:《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史林》1999年第2期,第22页。方志远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5页。
⑨ 陈亚平:《清代商人组织的概念分析——以18-19世纪重庆为例》,《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61-63页。
⑩ 赵世瑜:《远亲不如近邻:从祭祀中心看城市中的行业与街区》,《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第45页。
(11) 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福州工商史料(会史专辑)》,福州:内部出版物,1989年,第83页。另外,这一情形也符合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论断。他认为商业会馆与市场重视神诞祭祀,而农村社庙更注重春分、秋分等季节祭祀。参见[日]田仲一成:《清代会馆戏剧考——其组织·功能·变迁》,《文化艺术研究》2012年第3期,第83-87页。
(12) 这里的“邹奶庙”,应祭祀邹夫人,又名灵应庙。明代《闽都记》就记录了福州城内的灵应庙,“有数巨石,作庙其中,禖祀邹氏夫人”。(王应山著:《闽都记》卷10《郡城西南隅(侯官县)》,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点校本,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13) 《1946年5月福州市警察局小桥分局双杭所辖内会馆公业调查表》,福州市档案馆藏,档号:901-12-124。
(14) “下殿”在福州城西南角的乌山一带。清道光朝以前建,相对于天皇岭上的瘟神庙“上殿”而俗称为“下殿”,内祀五帝,也冒称“武圣庙”。见林家溱著:《福州坊巷志》卷3“下殿”条,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25-126页。
(15)(16)(17)(18) 同注(11),第93、94-95、127-128、164页。
(19) 光绪十一年(1885)“建新港庵竹商会馆”碑,现存福州台江区新港街道新港庵内。
(20) 民国十年(1921)“福州杉行建立会所”碑(碑名笔者自拟),现存于福州台江区复池路复初庵旁。
(21)(24) 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5-148、180页。
(22) [美]宋怡明:《帝制中国晚期的标准化和正确行动之说辞——从华琛理论看福州地区的仪式与崇拜》,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172页。
(23) 黄向春:《地方社会中族群话语与仪式传统——以闽江下游地区的“水部尚书”信仰为中心的分析》,《历史人类学学刊》第3卷第1期,2005年,第115-154页。王元林著:《国家正祀与地方民间信仰互动研究——宋以后海洋神灵的地域分布与社会空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20页。
(25)(29)(30) [清]郑祖庚纂:[光绪]《闽县乡土志·地形略》,《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2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505、557、510页。
(26) 林家钟编:《明清福州竹枝词》,福州:福州市鼓楼区地方志编委会内部出版物,1995年,第58页。
(27) [日]松浦章:《清代沿海钓船的航运活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国家航海》第1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7-76页。
(28) 福州渔船业于1948年才成立同业公会,会员包括了来自于福州琅岐、长乐梅花、连江琯头等地的渔民和渔商。(参见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福州工商史料(会史专辑)》,第150页)说明该行业一直具有亦渔亦商的色彩,且地域来源与乾隆、嘉庆时期碑刻所载信息大体一致。
(31) “(道光九年,1829)路通古迹”碑,现存福州台江区新港街道路通桥头。
(32) 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渔业志编纂办公室:《象山县渔业志》第15编《渔文化》,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543页。
(33) 佚名:《福建省例·船政例·(乾隆三十七年,1772)严禁勒索船只验烙给照陋规》,《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4年,第614页。
(34) 《1946年5月福州市警察局小桥分局双杭所辖内会馆公业调查表》,福州市档案馆藏,档号:901-12-124。
(35) 卢兴邦纂:[民国]《尤溪县志》卷8《杂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苏元桱禁革公帮告示》,《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3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081-1082页。
(36) 傅衣凌:《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傅衣凌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6页。
(37) 黄忠鑫:《清代两浙木商与福州木材市场秩序——基于浙船会馆碑刻的考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10-115页。
(38) 佚名:《天后圣母圣迹图志》,清同治九年(1870)安澜会馆刻本,浙江省图书馆藏,书号:G000681。
(39) 竹林尚书庙已易地重建,原址位于现江滨西大道跨越白马河口的桥基之下,尚存石柱两个。
(40) 黄忠鑫:《清末民初福州的古田商帮——以福州古田会馆碑刻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160-166页。
(41) [美]卢公明著,陈泽平译:《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42) 南台的外省会馆主要是广东、江西和浙江三省商人所建。江西、广东会馆的祭祀情况不详。但城内官商合建的两广会馆同时祭祀洪圣(南海神)、文昌、武帝和天后等神灵。其中,天后的祭文中专门提及保佑“坐贾行商”的内容。(参看佚名:《两广会馆纪略》卷上《进火祭文》,王日根等编:《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1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第7册第63、71页)这说明不同势力合建的会馆,其祭祀也需要显示公平。天后是作为商人代表神灵被列入会馆的,文昌和武帝更多代表的是文武官员,而洪圣是岭南地方神。似乎可以想见,南台广东会馆中天后应是主要祭祀神灵。
(43) 郑一谋:《孙尔准与“安澜会馆”》,福州晚报社编:《凤鸣三山》第2辑,福州:内部出版物,1990年,第195-196页、传成:《关于〈孙尔准与“安澜会馆”〉 》,福州晚报社编:《凤鸣三山》第5辑,福州:内部出版物,1997年,第238-239页。
(44) 李伯重:《“乡土之神”“公务之神”与“海商之神”——简论妈祖形象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47-58页。
(45) 张春简纂:[民国]《建宁县志》卷6《祀典·天后宫》,《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10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