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学界东北边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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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新世纪是中国东北边疆史研究真正走向繁荣的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方向上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本文主旨在于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择其要端加以评述,通过回顾与展望,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开拓创新。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上述主旨,对相关研究成果并未面面俱到,也难免挂一漏万,乖谬之处,敬请方家谅解为盼!一、通史编撰与理论探索尽管早在上世纪30年代,随着两部东北通史著作的编撰,东北边疆史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其
引文
(1)李治亭:《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
(2)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3页。
(3)上述通史著作均使用民族一词,本文除引文外,均使用族群一词。
(4)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第5页。
(5)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4页。
(6)参见孙进己:《东北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上、下),《东北史地》2012年第5、6期。
(7)参见李鸿宾:《逐鹿中原:东北诸族南向拓展的秘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8日第6版。
(8)《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此文中侯城为候城之误。
(9)参见范恩实:《论西汉东北东部边疆统治的制度建构》,《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
(10)参见李健才、刘素云主编:《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和郡县城的调查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11)参见王绵厚:《燕秦汉“辽东故塞”诸问题考论——从对〈史记〉一段文字的释读谈起》,《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7期;冯永谦:《东北燕秦汉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参见李树林、李妍:《吉林省燕秦汉辽东长城考古调查概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李树林、贾云章:《燕秦汉辽东长城形制考古调查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3)参见范恩实:《燕秦汉东北“长城”考论——障塞烽燧线性质再分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再论燕秦汉东北障塞烽燧线不是长城——对李树林先生商榷文的回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14)参见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参见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6)参见付百臣:《中国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7)参见程妮娜:《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
(18)参见宋卿:《唐代营州研究综述》,《东北史地》2013年第4期;《试述唐代东北边疆重镇营州的权力伸缩》,《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唐代营州军事设置探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唐代营州都督略论》,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二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16年版;《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东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2期;《唐代营州府行政职能略论》,《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及宋卿、程尼娜:《唐代营州都督府相关问题探赜》,《求是学刊》2016年第4期。
(19)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012年修订再版。
(20)参见程妮娜:《唐代安东都护府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6期。
(21)参见赵智斌:《安东都护府初建时行政建置考略——兼论高句丽末期政区与安东都护府行政建置的关系》,《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22)参见辛时代:《唐代安东都护府行政级别与废置时间问题探析》,《学问》2010年第1期。
(23)参见宋卿:《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4)参见姜清波:《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暨南学报》2005年第1期;马一虹:《渤海与唐朝押蕃使关系述考》,《欧亚学刊》第四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25)参见王雪萍、吴树国:《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吴树国:《金代蒲与路军事问题探析》,《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26)参见刘晓溪、姜铭、史宝琳:《延边州辽金时期城址及其分布情况概述》,《东北史地》2015年第2期。
(27)参见定宜庄等:《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刘小萌:《清代东北流民与满汉关系》,《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刁书仁:《清代八旗驻防与东北社会变迁》,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28)参见王景泽、丛佳慧:《试论清末东三省道的设置与作用》,《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张士尊:《清代盛京移民与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李秀莲:《清末徐世昌改革东北地方官制述评》,《北方论丛》1998年第3期;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政治改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军事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齐春晓:《试述清末黑龙江官制改革》,《北方文物》2008年第3期;孟繁勇:《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
(29)参见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0)《延边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31)参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年版。
(32)参见孙卫国:《传世、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2008年第5期。
(33)参见马大正:《中国学者高句骊历史研究的百年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34)此书为合著,作者为马大正、杨保隆、李大龙、权赫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5)此书为合著,作者为马大正、李大龙、耿铁华、权赫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36)参见李新全:《高句丽建国传说史料辨析》,《东北史地》2010年第5期;王卓、刘成新:《高句丽王族的族源神话建构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史地》2015年第2期。
(37)参见姜维公:《好太王碑及其“始祖传说”模式的意义——以高句丽早期王系为中心》,《东北史地》2016年第1期;范恩实:《高句丽祖先记忆解析》,《东北史地》2013年第5期;祝立业:《简析高句丽始祖传说的建构与夫余衰亡之关系》,《东北史地》2015年第5期;刘炬:《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体系的几点看法》,《东北史地》2010年第6期;李大龙:《黄龙与高句丽早期历史——以〈好太王碑〉所载邹牟、儒留王事迹为中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王绵厚:《高夷、濊貊与高句丽——再论高句丽族源主体为先秦之“高夷”即辽东“二江”流域“貊”部说》,《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王绵厚:《试论桓仁“望江楼积石墓”与“卒本夫余”——兼论高句丽起源和早期文化的内涵与分布》,《东北史地》2009年第6期。
(38)参见高福顺等:《高句丽官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军等:《高句丽官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高福顺:《高句丽中央官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9)《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40)《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
(41)《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
(42)《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43)参见宋玉彬:《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王培新等:《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44)参见李国强:《“东北工程”与中国东北史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45)参见邴正:《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总论——〈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总前言》,《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
(46)龙江社科文献信使:《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出版成果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东北网》2017年7月11日,网址:https://jixi.dbw.cn/system/2017/07/11/057706726.shtml,访问日期2019年3月25日。
(47)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9)参见魏存成:《关于东北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读〈东北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东北史地》2013年第1期;刘晓东等:《先秦时期黑龙江古族及其与考古学文化对接问题》,《北方文物》2017年第3期。
(50)参见王绵厚:《立足地域文化研究前沿把握东北史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东北史地》2013年第1期。
(51)参见苗威:《东亚视角与中国东北史释读》,《东北史地》2013年第2期。
(52)参见李大龙:《视角、资料与方法——对深化高句丽研究的几点认识》,《东北史地》2014年第4期。
(2)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3页。
(3)上述通史著作均使用民族一词,本文除引文外,均使用族群一词。
(4)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第5页。
(5)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4页。
(6)参见孙进己:《东北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上、下),《东北史地》2012年第5、6期。
(7)参见李鸿宾:《逐鹿中原:东北诸族南向拓展的秘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8日第6版。
(8)《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此文中侯城为候城之误。
(9)参见范恩实:《论西汉东北东部边疆统治的制度建构》,《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
(10)参见李健才、刘素云主编:《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和郡县城的调查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11)参见王绵厚:《燕秦汉“辽东故塞”诸问题考论——从对〈史记〉一段文字的释读谈起》,《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7期;冯永谦:《东北燕秦汉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参见李树林、李妍:《吉林省燕秦汉辽东长城考古调查概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李树林、贾云章:《燕秦汉辽东长城形制考古调查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3)参见范恩实:《燕秦汉东北“长城”考论——障塞烽燧线性质再分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再论燕秦汉东北障塞烽燧线不是长城——对李树林先生商榷文的回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
(14)参见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参见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6)参见付百臣:《中国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7)参见程妮娜:《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
(18)参见宋卿:《唐代营州研究综述》,《东北史地》2013年第4期;《试述唐代东北边疆重镇营州的权力伸缩》,《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唐代营州军事设置探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唐代营州都督略论》,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二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16年版;《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东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2期;《唐代营州府行政职能略论》,《东北史地》2009年第5期及宋卿、程尼娜:《唐代营州都督府相关问题探赜》,《求是学刊》2016年第4期。
(19)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012年修订再版。
(20)参见程妮娜:《唐代安东都护府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6期。
(21)参见赵智斌:《安东都护府初建时行政建置考略——兼论高句丽末期政区与安东都护府行政建置的关系》,《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22)参见辛时代:《唐代安东都护府行政级别与废置时间问题探析》,《学问》2010年第1期。
(23)参见宋卿:《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4)参见姜清波:《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暨南学报》2005年第1期;马一虹:《渤海与唐朝押蕃使关系述考》,《欧亚学刊》第四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25)参见王雪萍、吴树国:《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吴树国:《金代蒲与路军事问题探析》,《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26)参见刘晓溪、姜铭、史宝琳:《延边州辽金时期城址及其分布情况概述》,《东北史地》2015年第2期。
(27)参见定宜庄等:《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刘小萌:《清代东北流民与满汉关系》,《清史研究》2015年第4期;刁书仁:《清代八旗驻防与东北社会变迁》,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28)参见王景泽、丛佳慧:《试论清末东三省道的设置与作用》,《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张士尊:《清代盛京移民与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李秀莲:《清末徐世昌改革东北地方官制述评》,《北方论丛》1998年第3期;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政治改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军事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齐春晓:《试述清末黑龙江官制改革》,《北方文物》2008年第3期;孟繁勇:《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
(29)参见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0)《延边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31)参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年版。
(32)参见孙卫国:《传世、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2008年第5期。
(33)参见马大正:《中国学者高句骊历史研究的百年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34)此书为合著,作者为马大正、杨保隆、李大龙、权赫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5)此书为合著,作者为马大正、李大龙、耿铁华、权赫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36)参见李新全:《高句丽建国传说史料辨析》,《东北史地》2010年第5期;王卓、刘成新:《高句丽王族的族源神话建构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史地》2015年第2期。
(37)参见姜维公:《好太王碑及其“始祖传说”模式的意义——以高句丽早期王系为中心》,《东北史地》2016年第1期;范恩实:《高句丽祖先记忆解析》,《东北史地》2013年第5期;祝立业:《简析高句丽始祖传说的建构与夫余衰亡之关系》,《东北史地》2015年第5期;刘炬:《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体系的几点看法》,《东北史地》2010年第6期;李大龙:《黄龙与高句丽早期历史——以〈好太王碑〉所载邹牟、儒留王事迹为中心》,《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王绵厚:《高夷、濊貊与高句丽——再论高句丽族源主体为先秦之“高夷”即辽东“二江”流域“貊”部说》,《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王绵厚:《试论桓仁“望江楼积石墓”与“卒本夫余”——兼论高句丽起源和早期文化的内涵与分布》,《东北史地》2009年第6期。
(38)参见高福顺等:《高句丽官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军等:《高句丽官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高福顺:《高句丽中央官制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9)《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40)《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
(41)《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
(42)《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43)参见宋玉彬:《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渤海上京城》,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王培新等:《八连城——2004—2009年度渤海国东京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44)参见李国强:《“东北工程”与中国东北史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45)参见邴正:《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总论——〈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总前言》,《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
(46)龙江社科文献信使:《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出版成果座谈会在哈尔滨召开》,《东北网》2017年7月11日,网址:https://jixi.dbw.cn/system/2017/07/11/057706726.shtml,访问日期2019年3月25日。
(47)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9)参见魏存成:《关于东北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读〈东北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东北史地》2013年第1期;刘晓东等:《先秦时期黑龙江古族及其与考古学文化对接问题》,《北方文物》2017年第3期。
(50)参见王绵厚:《立足地域文化研究前沿把握东北史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东北史地》2013年第1期。
(51)参见苗威:《东亚视角与中国东北史释读》,《东北史地》2013年第2期。
(52)参见李大龙:《视角、资料与方法——对深化高句丽研究的几点认识》,《东北史地》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