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庆州白塔佛经用纸与印刷的初步研究
摘要
<正>1989年,文物部门在对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庆州古城内的辽代白塔(释迦佛舍利塔)进行抢救性维修时,发现塔刹内藏有一批辽代佛教文物,其中包括纸本佛经经卷246件(幅)、经书2册[1]。这批密藏是继应县木塔、天宫寺塔发现辽经后的又一重大新发现,对于研究辽代雕版印刷和造纸技术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关庆州白塔佛经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雕版印刷和佛经装帧方面,对于佛经用纸及佛经印刷的细节考察尚未开展或不够深入。为进一步研究辽代造纸技术的源流,挖掘庆州佛经印刷品的科学价值,并由此开展对文物的保护工作,
引文
[1]据德新等发表在《文物》1994年第12期中的《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一文记载,纸本佛经主要分布在塔刹的三处。第一,覆钵中相轮樘五室内,其中东、西、南、北室共存106卷枨杆陀罗尼(三卷一式,计雕印纸本经卷212幅),南室藏1卷无轴纸本陀罗尼咒(二卷一式,计雕印纸本经卷2幅),中室藏卷轴装小字雕印纸本《妙法莲华经二十八品》1卷,东、南室共藏2册袖珍手写经书(《金刚经》《佛说摩利支天经》)。第二,覆钵五室外,覆钵内壁周围散藏残损经卷30卷(幅),其中1幅单页雕版印经,5卷(幅)卷轴装雕版印经,24卷手抄写经。第三,刹座内,在十方佛法舍利塔中藏1卷小字雕版印经《妙法莲华经》(霉朽严重,无法展读)。以上纸本佛经文物共计248件(幅/册),含雕版印经222件(幅),手抄写经26件。
[2]法舍利即佛经。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佛”即佛陀,一般指释迦牟尼圆寂后的诸佛造像等;“法”为佛所说之法,一般指各类佛教经典;“僧”为佛的弟子,一般指僧伽组织。
[3]章圣皇太后,《契丹国志》(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文殿阁书庄,1938年)称“章圣”,《辽史》(托克托《四部备要·史部·辽史》,中华书局据武英殿本校刊,1936年)称“钦哀”皇太后。
[4]该观点由日本学者古松崇志在《从考古、石刻资料看契丹(辽)的佛教》(《辽金历史与考古》第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一文中提出,他认为章圣皇太后创建白塔和放置佛经的首要目的是为先帝圣宗皇帝祈冥福。
[5]邱瑞中在其论文《辽庆州白塔佛教文物安置规矩与建塔缘起考》(《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从庆州、雷峰二塔经卷看佛教功德观与印刷术产生发展之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再论韩国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武周朝刻本》(《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武周朝刻本补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4期)中均认为钦哀皇后建塔前大病缠身,危及性命,因而将具有“削罪延寿”功能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放置佛塔中供养,佛经和宝塔是钦哀皇后用以祛病免灾的“护身符”。
[6]《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等著,郑勇利、李兴才审校《中华印刷通史》,第153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称章圣皇太后曾因企图废兴宗而立少子重元被兴宗察觉并贬出京城,迁往庆州七括宫,后来兴宗将她重迎回皇宫,章圣皇太后为感谢佛祖神力感悟兴宗,使母子团聚,并为保佑皇室平安,国运长久,在庆州兴建佛塔。
[7]张汉君《辽代庆州白塔建塔碑铭考》,《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8]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1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王菊华《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第287~289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10]毕素娟《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2期。
[11]该观点出自发掘简报《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后被其他研究者引用,如巴林右旗博物馆《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的辽代珍贵文物》,《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4年第4期。
[12]方晓阳、韩琦《中国古代印刷工程技术史》,第19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
[13]陈坚根据应县木塔、丰润天宫寺塔的一些辽经题记记录,确定了辽代官方专门设有“印经院”这一机构来负责印经事宜,并推断印经院可能设在燕京弘法寺(陈坚《从辽代佛经的三次发现看辽代北京印刷品》,《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4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杜成辉则进一步考证:辽代最迟于咸雍六年(1070年)已在燕京弘法寺开设印经院,开设印经院之前已设立提点、勾当等官职,专门负责经籍的编撰印刷出版事宜。天宫寺塔中雕印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年)的《辽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十卷尾记有最早提及“提点雕造”的记录(杜成辉、李文君《辽代的编辑出版业---从辽塔秘藏中发现的印刷品谈起》,《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杜成辉《辽代印经院考》,《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14]许鸣岐《瑞光寺塔古经纸的研究》,《文物》1979年第11期。
[15]同[8],第314页。
[2]法舍利即佛经。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佛”即佛陀,一般指释迦牟尼圆寂后的诸佛造像等;“法”为佛所说之法,一般指各类佛教经典;“僧”为佛的弟子,一般指僧伽组织。
[3]章圣皇太后,《契丹国志》(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文殿阁书庄,1938年)称“章圣”,《辽史》(托克托《四部备要·史部·辽史》,中华书局据武英殿本校刊,1936年)称“钦哀”皇太后。
[4]该观点由日本学者古松崇志在《从考古、石刻资料看契丹(辽)的佛教》(《辽金历史与考古》第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一文中提出,他认为章圣皇太后创建白塔和放置佛经的首要目的是为先帝圣宗皇帝祈冥福。
[5]邱瑞中在其论文《辽庆州白塔佛教文物安置规矩与建塔缘起考》(《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从庆州、雷峰二塔经卷看佛教功德观与印刷术产生发展之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再论韩国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武周朝刻本》(《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为武周朝刻本补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4期)中均认为钦哀皇后建塔前大病缠身,危及性命,因而将具有“削罪延寿”功能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放置佛塔中供养,佛经和宝塔是钦哀皇后用以祛病免灾的“护身符”。
[6]《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等著,郑勇利、李兴才审校《中华印刷通史》,第153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称章圣皇太后曾因企图废兴宗而立少子重元被兴宗察觉并贬出京城,迁往庆州七括宫,后来兴宗将她重迎回皇宫,章圣皇太后为感谢佛祖神力感悟兴宗,使母子团聚,并为保佑皇室平安,国运长久,在庆州兴建佛塔。
[7]张汉君《辽代庆州白塔建塔碑铭考》,《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8]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1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王菊华《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第287~289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
[10]毕素娟《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2期。
[11]该观点出自发掘简报《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后被其他研究者引用,如巴林右旗博物馆《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的辽代珍贵文物》,《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4年第4期。
[12]方晓阳、韩琦《中国古代印刷工程技术史》,第19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
[13]陈坚根据应县木塔、丰润天宫寺塔的一些辽经题记记录,确定了辽代官方专门设有“印经院”这一机构来负责印经事宜,并推断印经院可能设在燕京弘法寺(陈坚《从辽代佛经的三次发现看辽代北京印刷品》,《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4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杜成辉则进一步考证:辽代最迟于咸雍六年(1070年)已在燕京弘法寺开设印经院,开设印经院之前已设立提点、勾当等官职,专门负责经籍的编撰印刷出版事宜。天宫寺塔中雕印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年)的《辽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十卷尾记有最早提及“提点雕造”的记录(杜成辉、李文君《辽代的编辑出版业---从辽塔秘藏中发现的印刷品谈起》,《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杜成辉《辽代印经院考》,《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14]许鸣岐《瑞光寺塔古经纸的研究》,《文物》1979年第11期。
[15]同[8],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