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围绕时令的礼仪与职官改革——从古典国制的视角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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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时行政是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经典标准,但早期时政理论并不严格,且理论来源是阴阳家基于四时消息的宇宙神秘知识。西汉中晚期,时令知识褪去阴阳家色彩而贴上了儒家经典标签,依时行政理论也日趋严格。在这一转变中,王莽围绕时令的礼仪与职官改革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首度建成了月令明堂,并在其中加入了礼乐宗法因素;首度施行了迎时礼,并在其中加入了郊祀五帝内容;首度将神话中司掌时令的职官羲和人间化,并赋予其掌教化的职能。王莽上述举措进一步凸显出时令知识的儒家王命属性,也为依时行政理论的整备化与严格实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王莽的改革成果并未随着政权的短命而废止,而是树立起可供效仿的"古典国制"并被后世王朝继承。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古代依时行政这一经典政治标准时,王莽发挥的作用及其呈现的普遍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Administrating in accordance with seasons was an important trad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The theory of seasonal administration originated from Yin-Yang School's esoteric knowledge based on the four seasons,but was not so rigorous at early times.In the middle and late Han dynasty,the seasonal knowledge was stripped of its Yin-Yang color and labeled with Confucian classics.As a result,the theory of seasonal administration became more and more rigorous.Generally speaking,Wang Mang's reform on seasonal etiquette and official system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is transformation.He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constructed Ming Tang and held the season greeting ceremony(Ying Shi Li).He personified Xi He,the mythical official in charge of monthly record,and bestowed him teaching functions.The above-mentioned measures of Wang Mang highlighted the Confucian attribute of seasonal knowledge,and offered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perfection and strict execution of the seas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Besides,Wang Mang's reform on seasonal administration was not rescinded with the collapse of his regime.It was inherited by subsequent dynasties and became an example of classical state system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follow.Therefore,we should fully recognize Wang Mang's reform achievement and its universal relevance to Chinese history when surveying seasonal administration in ancient China.
Administrating in accordance with seasons was an important trad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The theory of seasonal administration originated from Yin-Yang School's esoteric knowledge based on the four seasons,but was not so rigorous at early times.In the middle and late Han dynasty,the seasonal knowledge was stripped of its Yin-Yang color and labeled with Confucian classics.As a result,the theory of seasonal administration became more and more rigorous.Generally speaking,Wang Mang's reform on seasonal etiquette and official system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is transformation.He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constructed Ming Tang and held the season greeting ceremony(Ying Shi Li).He personified Xi He,the mythical official in charge of monthly record,and bestowed him teaching functions.The above-mentioned measures of Wang Mang highlighted the Confucian attribute of seasonal knowledge,and offered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perfection and strict execution of the seas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Besides,Wang Mang's reform on seasonal administration was not rescinded with the collapse of his regime.It was inherited by subsequent dynasties and became an example of classical state system for later generations to follow.Therefore,we should fully recognize Wang Mang's reform achievement and its universal relevance to Chinese history when surveying seasonal administration in ancient China.
引文
(1)《汉书·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页。
(2)《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3页。
(3)杨英:《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88页。
(4)薛梦潇:《东汉郡守“行春”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33页。
(5)马场理惠子:《时の法令:前汉月令考》,《史窗》64号,2007年,第1~12页。
(6)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5~167页;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7~38页。
(7)《史记·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33页。关于此养老令的详细考辨可参赵凯:《〈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南都学刊》2011年第6期,第9~14页。
(1)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09页。
(2)《汉书·魏相丙吉传》,第3140页。
(3)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进一步参看前揭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与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两文。邢、杨二先生文章已经注意到时政观念在西汉中晚期发生的深刻变动,但所论较侧重国家律令层面,沿袭同样考察思路的还有于振波:《〈月令〉对汉代法律的影响---以悬泉置壁书为中心》,见氏著:《简牍与秦汉社会》,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325页。在此基础上,本文则以王莽古典国制改革为中心,更侧重考察时政观念在礼仪与职官层面的变动。
(4)本文所言“时政”并非时事政治之意,而是指古代依时而派发政令。
(5)学术史综述参薛梦潇:《先秦、秦汉月令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第14~22页。
(6)容肇祖:《月令的来源考》,《容肇祖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66~77页;杨宽:《月令考》,见氏著:《古史探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1~550页。
(7)魏永康:《秦汉“田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第149~185页。
(8)关于出土月令类文献的基本情况可参看刘娇:《试说出土文献中的“时令”类内容》,《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2010年10月,第299~314页。
(9)对王莽予以负面评价较多的以孟祥才为代表,参孟祥才:《王莽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比较注意王莽理想主义性格的有阎步克:《王莽变法与中国文化的乌托邦精神》,《中国文化》1994年第10期,第124~139页;陈忠锋:《王莽理想政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关于王莽研究情况,可参看杨倩如:《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综述及理论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第5~13页。
(10)吉田孝:《日本の诞生》,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94页。
(11)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7~78页。渡边信一郎最近关于古典国制问题的思考可参看氏著,张娜译:《东汉古典国制的成立---汉家故事和汉礼》,周东平、朱腾编:《法律史译评》(第五卷),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64~84页。该文主要接受了目黑杏子《后汉交替期礼制改革における“故事”》(未刊稿)的批评,修正了之前观点,认为王莽主持的改革并非古典国制本身,但仍为古典国制中心。
(1)吉本道雄著,刁小龙译:《先秦时期国制史》,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8页。
(2)大栉敦弘著,徐冲译:《国制史》,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第185页。
(3)渡边信一郎最近对“国制史”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系统反思,参前揭渡边信一郎著,张娜译:《东汉古典国制的成立---汉家故事和汉礼》,周东平、朱腾编:《法律史译评》(第五卷),第66~67页。
(4)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5)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导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6)《汉书·武帝纪》,第212页。
(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页。关于汉儒之“奉天法古”,可进一步参看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350页。
(8)学界已经对武帝后儒教国家迅速成立的观点有所反思,参福井重雅著,松金佑子译:《儒教的国教化》,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第265~286页。不过应当指出,若单从“以官僚机构为媒介对领土实施一元性统治”的国制史视角出发,武帝朝已经充分体现出国制的完备特征,如翦伯赞先生较早指出:“西汉的政治,到武帝时,便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完成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从此以后,直到昭、宣之世,西汉的政权正如丽日经天,照射着中国,乃至中国以外的世界。”(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李开元先生亦注意到景帝末期,汉廷逐渐结束“有限皇权”形态,从而确立了皇帝的一元专制统治。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5~229页。
(9)陆扬:《鲁惟一谈早期中国史的编纂》,《东方早报》,2013年1月13日,B02版。
(10)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82~96页。
(11)渡边义浩:《王莽---改革者の孤独》,东京:大修馆书店2012年版,第181~185页。
(1)汤勤福:《〈月令〉祛疑---兼论政令、农书分离趋势》,《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第131~143页。
(2)这一观点在唐代柳宗元的《时令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柳氏撰文批评古人依时行政之说,透过他的批评,我们恰可看到时人对时令知识的一般认知,包括时令乃“圣人作”“君人法”等。详见《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89页。
(3)以张一兵两部专著所论较为系统,其间亦有相关学术史梳理,见氏著:《明堂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明堂制度源流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薛梦潇称此类明堂是“周公故事”语境中的明堂,并有较详细考证,参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22~42页。
(5)黄怀信、张懋、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15页。笔者根据汇校结果,对引文进行了修改。
(6)《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87页。
(7)《孝经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53页。
(8)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见氏著:《两汉思想史》(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9)也有一种解释认为天子季夏居大庙大室,或每季抽出十八天居之,参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76页。
(10)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但丁氏据此反驳“明堂出于晚周阴阳家”之说的观点则值得商榷。殷商尚无系统阴阳五行理论,甚至无完整四时观念,所以彼时天子随时异室制度并非严格的月令明堂。
(11)王爱和认为明堂是月令关联宇宙观之体现,起源于占卜用的“九宫图”。详见王爱和:《五行观滥觞的历史过程》,《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九辑),2011年12月,第181~218页。关于九宫式盘理论可进一步参考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见氏著:《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9~140页。
(1)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387页。
(2)《史记·封禅书》,第1682页。
(3)关于武帝建明堂的详细情形,可参看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第98~104页。
(4)(11)《汉书·王莽传》,第4069页。
(5)《汉书·平帝纪》,第359页。
(6)下引史料均出自《汉书·王莽传》,为避免行文冗杂,均不再出注。
(7)需指出,王莽借明堂祭天配祖亦有现实政治考虑,即缓解其不能以主祭身份参与刘姓庙祭之尴尬,相关讨论参王青:《西汉国家宗教功能的演变》,《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第48~57页。
(8)《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
(9)《汉书·魏相丙吉传》,第3139页。
(10)中村璋八、安居香山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6页。
(1)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9页。注意到此条关键史料,是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一书提示。
(2)大土门礼制建筑遗址出土近六十年以来,学界对其性质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有明堂说、辟雍说、明堂辟雍说、主体明堂外围辟雍说和待定说,黄展岳、王仲殊、许道龄、杨鸿勋等前辈学者均曾撰文讨论过此问题,相关梳理可参看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第107~108页;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121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第197~207页。
(4)艾兰著,汪涛译:《“亚”形与殷人的宇宙观》,见氏著:《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3~133页;张光直:《说殷代的“亚形”》,见氏著:《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15~327页。
(5)阮元:《蝟经室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6)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见氏著:《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2~85页。
(7)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59页。
(8)关于此问题可进一步参看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03~505页。
(9)徐复观先生指出:“汉代学术基本性格之一,常将许多各有分域的事物,组成一个大杂拌的系统。”[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见氏著:《两汉思想史》(二),第29页]而王莽明堂正是此学术风气之体现。
(10)关于迎时的讨论可参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第552页;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薛梦潇:《从银雀山汉简〈迎四时〉看先秦秦汉时期的迎气礼制》,《楚地简帛思想研究》(第四辑),第254~264页,修改版收入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文献与月令制度---以“政治时间”的制作与实践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4年,第129~148页。
(11)(13)(16)《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5、1355、1356页。
(12)(14)(15)《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6、766、758页。
(1)《文献通考·郊社考》称:“郑康成解经,习闻秦汉之事。”(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4页)
(2)录文整理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224页。
(3)此外,叶山(Robin D.S.Yates)认为《迎四时》和《墨子·迎敌祠》《孔丛子·儒服》亦有对应,参叶山著,刘乐贤译:《论银雀山阴阳文献的复原及其与道家黄老学派的关系》,《简帛研究译丛》第2辑,1998年8月,第82~128页;薛梦潇又指出《迎四时》与《管子·轻重己》亦有对应,参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文献与月令制度---以“政治时间”的制作与实践为中心》,第130~134页。笔者认为,这几种文献确实有文字对应处,但可能只是数术原理的相互借鉴,故暂不拟视之为迎时文本。
(4)为避免行文冗杂,整理文本参陈侃理:《从阴阳书到明堂礼---读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第366页。又据清儒陈寿祺所辑《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亦存此段文字,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薛梦潇等均径引,但陈寿祺辑佚时已指出此段文字独见明人黄佐《六艺流别》称出自《洪范五行传》,故存疑,陈侃理认为不宜径引,本文从陈说。
(5)但《迎四时》中祭坛的存在,仍让笔者感到不解,暂时的推测是其为天子迎时所站地点,或者依本文以下所论,乃祭祀四方风所用。
(6)中村璋八、安居香山辑:《纬书集成》,第248页。
(7)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见氏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76页。
(8)《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4页。
(9)关于早期时令知识具有神秘品性的讨论,还可进一步参考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10)录文整理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二)》,第224~226页。
(11)李零:《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见氏著:《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5页。
(1)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21页。部分引文根据集解,有所改动。
(2)《史记·封禅书》,第1657页。关于秦国雍的基本情况,可参考李零:《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见氏著:《中国方术续考》,第107~110页。
(3)关于秦不祀黑帝的原因,学者提供了诸多猜想,相关梳理参王柏中:《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3页。此外田天还指出,秦代可能连其余四色帝的祭祀都不存在,《封禅书》的记载可能是司马迁根据汉代历史回溯的结果,参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29~33页。
(4)《史记·封禅书》,第1657页。相关讨论参杨英:《汉初祀考》,《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16~28页。
(5)《史记·封禅书》载文帝“行幸雍,郊见五帝”(《史记·封禅书》,第566页),这是见诸史料的皇帝施行五帝雍祭祀的首次记载,此外文帝还在长安城设立五帝庙、五帝坛。关于文帝雍问题,可进一步参看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102~121页。
(6)《汉书·郊祀志》,第1268页。
(7)《汉书·王莽传》,第4082页。
(8)《后汉书·祭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81页。
(9)关于南郊祭天制度的成立可参考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86页;甘怀真:《西汉郊祀礼的成立》,见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8页;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243~257页。
(10)田天:《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36页。
(1)甘怀真指出:“儒教之国家祭祀是天子参与宇宙秩序之建构,以安定宇宙秩序而使全体生民的生活得以顺利进行。”(甘怀真:《西汉郊祀礼的成立》,见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57页。)《后汉书·蔡邕列传》载蔡邕奏疏:“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至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尤为疏废。”(《后汉书》,第1992页)天子疏于迎时而导致民生荒废,即表明迎时具有安定宇宙秩序的保民功能。
(2)中国历史上仅王莽一人设置过羲和,故有十分重要的考察意义,然目前专题讨论并不多见,管见所及仅有吉野贤一:《前汉末における羲和の设置について》,《九州大学东洋史论文集》31号,2003年4月,第44~66页;张海防:《汉新羲和官设置考---兼论王莽官制改革中的今、古文经》,《管子学刊》2015年第3期,第120~123页。
(3)(14)袁珂:《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本),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23、325页。
(4)(5)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95页。
(6)讨论到楚辞中羲和含义的还有汤洪、黄关蓉:《屈辞“羲和”文化再解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28~132页。
(7)(9)(10)(11)(12)《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9、119、248、248、157页。
(8)陈久金先生认为羲和为我国最早天文星占家族,参陈久金:《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13)《史记·夏本纪》,第105页。
(15)《汉书·平帝纪》,第351页。
(16)据钱穆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刘歆于元始元年就任羲和一职(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氏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2页)。但徐兴无先生注意到《汉书·平帝纪》中元始三年(3年)王莽诏刘歆商议平帝娶王莽女婚仪时尚用“光禄大夫”之称,而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低于羲和,故迟至元始三年,刘歆可能还没有出任羲和一职(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1页)。可以确认的是,从元始五年(5年)开始,羲和刘歆的称呼便已出现,这也正是王莽大规模制礼作乐的开端。
(1)(5)《汉书·律历志》,第956、955页。
(2)(3)《汉书·艺文志》,第1734、1775页。
(4)《汉书·魏相丙吉传》,第3139页。
(6)陈苏镇先生指出王莽设羲和,其职责是掌管那些介于天人之间、专司沟通天人关系的儒林史卜之官,建立理想的人间秩序,并将王莽设羲和作为其改制开端之事件,参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3页。
(7)《汉书·平帝纪》,第359页。
(8)《汉书·王莽传》,第4090页。
(9)关于刘歆编订两部历书的详细情形,参陈久金:《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第65~74页。
(10)关于王莽颁布《四时月令诏条》的政治诉求,可参看余欣、周金泰:《从王化到民时:汉唐间敦煌地区的皇家〈月令〉与本土时令》,《史林》2014年第4期,第58~69页。
(11)(13)吉野贤一:《前汉末における羲和の设置について》,《九州大学东洋史论文集》31号,第59页。
(12)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页。
(14)饶宗颐:《新莽职官考》,《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史学卷》,台北:新文丰2003年版,第629页。
(1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13~219页。
(1)阎步克:《王莽官制改革新论》,见氏著:《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2~110页。
(2)王莽代汉后,再度大规模改革官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王莽始建国元年(9年)“改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汉书·百官公卿表》,第731页)。可知在一段时间内,羲和为财政官,史载鲁匡曾出任这类性质的羲和(《汉书·食货志》,第1182页)。但以羲和指称大司农,意义全无,王莽似乎察觉到了此点,故后期又改之为含有“出纳王命”之意的“纳言”。又,始建国元年,刘歆受封国师,爵升嘉新公,并出任“四辅”之一,“四辅”亦具有掌管四季的时令官职能。这些问题留待进一步讨论。
(3)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4)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3页。
(5)陈启云:《前汉和王莽:传统》,崔瑞德、鲁惟一编,谢亮生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2~744页;阎步克:《王莽变法与中国文化的乌托邦精神》,《中国文化》1994年第10期,第136页。
(6)陆扬:《鲁惟一谈早期中国史的编纂》,《东方早报》,2013年1月13日,B02版。
(7)《汉书·王莽传》,第4158页。
(8)《后汉书·邓晨传》,第582页。
(9)《后汉书·隗嚣传》,第517页。
(10)关于东汉迎时礼的详细情形,还可参张鹤泉:《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人文杂志》2011年第3期,第112~119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99页。
(1)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39~40页。
(2)《后汉书·百官志》,第3614页。
(3)笔者认为,古代时政观可能也经历了一次“唐宋变革”,柳宗元《时令论》就是这种变革的产物。另外一个证据则是唐宋之际,时令的国家王命意义逐渐褪去,转而变成民间地方性的岁时记传统,笔者已对这些问题做过讨论,参周金泰:《从时序到政序:汉唐间的阴阳时令与政治文化》(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5年,第224~231页。
(4)康有为著,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5页;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中山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7~314页。
(5)西-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51~92页;西-定生著,顾姗姗译:《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9~411页。关于日本学界“儒教国教化”问题的学术史梳理可参看渡边义浩著,松金佑子译:《日本有关“儒教国教化”的研究回顾》,《新史学》(台北)2003年第2期,第179~214页。
(1)如渡边信一郎指出:“基于‘古制(古典)’的国制整备,通过将巫祝从国家祭祀中排除出去,致力于国家的文明化。”(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84页)
(2)甘怀真:《西汉郊祀礼的成立》,见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57页;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255页;薛小林:《西汉后期郊祀礼的儒学化转向》,《兰州学刊》2011年第11期,第138~143页。
(3)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第468~469页。业师余欣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战国秦汉以降,儒生的方士化与方士的儒生化,乃至在西汉后期最终合流,是‘学’与‘术’的洪流中最值得引人注目的趋势。”[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2)《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3页。
(3)杨英:《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88页。
(4)薛梦潇:《东汉郡守“行春”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33页。
(5)马场理惠子:《时の法令:前汉月令考》,《史窗》64号,2007年,第1~12页。
(6)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5~167页;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7~38页。
(7)《史记·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33页。关于此养老令的详细考辨可参赵凯:《〈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南都学刊》2011年第6期,第9~14页。
(1)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09页。
(2)《汉书·魏相丙吉传》,第3140页。
(3)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进一步参看前揭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与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两文。邢、杨二先生文章已经注意到时政观念在西汉中晚期发生的深刻变动,但所论较侧重国家律令层面,沿袭同样考察思路的还有于振波:《〈月令〉对汉代法律的影响---以悬泉置壁书为中心》,见氏著:《简牍与秦汉社会》,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325页。在此基础上,本文则以王莽古典国制改革为中心,更侧重考察时政观念在礼仪与职官层面的变动。
(4)本文所言“时政”并非时事政治之意,而是指古代依时而派发政令。
(5)学术史综述参薛梦潇:《先秦、秦汉月令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第14~22页。
(6)容肇祖:《月令的来源考》,《容肇祖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66~77页;杨宽:《月令考》,见氏著:《古史探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1~550页。
(7)魏永康:《秦汉“田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第149~185页。
(8)关于出土月令类文献的基本情况可参看刘娇:《试说出土文献中的“时令”类内容》,《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2010年10月,第299~314页。
(9)对王莽予以负面评价较多的以孟祥才为代表,参孟祥才:《王莽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比较注意王莽理想主义性格的有阎步克:《王莽变法与中国文化的乌托邦精神》,《中国文化》1994年第10期,第124~139页;陈忠锋:《王莽理想政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关于王莽研究情况,可参看杨倩如:《20世纪以来的王莽研究:综述及理论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第5~13页。
(10)吉田孝:《日本の诞生》,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94页。
(11)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7~78页。渡边信一郎最近关于古典国制问题的思考可参看氏著,张娜译:《东汉古典国制的成立---汉家故事和汉礼》,周东平、朱腾编:《法律史译评》(第五卷),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64~84页。该文主要接受了目黑杏子《后汉交替期礼制改革における“故事”》(未刊稿)的批评,修正了之前观点,认为王莽主持的改革并非古典国制本身,但仍为古典国制中心。
(1)吉本道雄著,刁小龙译:《先秦时期国制史》,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8页。
(2)大栉敦弘著,徐冲译:《国制史》,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第185页。
(3)渡边信一郎最近对“国制史”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系统反思,参前揭渡边信一郎著,张娜译:《东汉古典国制的成立---汉家故事和汉礼》,周东平、朱腾编:《法律史译评》(第五卷),第66~67页。
(4)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5)陆威仪著,王兴亮译:《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导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6)《汉书·武帝纪》,第212页。
(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页。关于汉儒之“奉天法古”,可进一步参看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350页。
(8)学界已经对武帝后儒教国家迅速成立的观点有所反思,参福井重雅著,松金佑子译:《儒教的国教化》,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第265~286页。不过应当指出,若单从“以官僚机构为媒介对领土实施一元性统治”的国制史视角出发,武帝朝已经充分体现出国制的完备特征,如翦伯赞先生较早指出:“西汉的政治,到武帝时,便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完成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从此以后,直到昭、宣之世,西汉的政权正如丽日经天,照射着中国,乃至中国以外的世界。”(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李开元先生亦注意到景帝末期,汉廷逐渐结束“有限皇权”形态,从而确立了皇帝的一元专制统治。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5~229页。
(9)陆扬:《鲁惟一谈早期中国史的编纂》,《东方早报》,2013年1月13日,B02版。
(10)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82~96页。
(11)渡边义浩:《王莽---改革者の孤独》,东京:大修馆书店2012年版,第181~185页。
(1)汤勤福:《〈月令〉祛疑---兼论政令、农书分离趋势》,《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第131~143页。
(2)这一观点在唐代柳宗元的《时令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柳氏撰文批评古人依时行政之说,透过他的批评,我们恰可看到时人对时令知识的一般认知,包括时令乃“圣人作”“君人法”等。详见《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89页。
(3)以张一兵两部专著所论较为系统,其间亦有相关学术史梳理,见氏著:《明堂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明堂制度源流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薛梦潇称此类明堂是“周公故事”语境中的明堂,并有较详细考证,参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22~42页。
(5)黄怀信、张懋、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15页。笔者根据汇校结果,对引文进行了修改。
(6)《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87页。
(7)《孝经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53页。
(8)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见氏著:《两汉思想史》(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9)也有一种解释认为天子季夏居大庙大室,或每季抽出十八天居之,参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76页。
(10)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但丁氏据此反驳“明堂出于晚周阴阳家”之说的观点则值得商榷。殷商尚无系统阴阳五行理论,甚至无完整四时观念,所以彼时天子随时异室制度并非严格的月令明堂。
(11)王爱和认为明堂是月令关联宇宙观之体现,起源于占卜用的“九宫图”。详见王爱和:《五行观滥觞的历史过程》,《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九辑),2011年12月,第181~218页。关于九宫式盘理论可进一步参考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见氏著:《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9~140页。
(1)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387页。
(2)《史记·封禅书》,第1682页。
(3)关于武帝建明堂的详细情形,可参看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第98~104页。
(4)(11)《汉书·王莽传》,第4069页。
(5)《汉书·平帝纪》,第359页。
(6)下引史料均出自《汉书·王莽传》,为避免行文冗杂,均不再出注。
(7)需指出,王莽借明堂祭天配祖亦有现实政治考虑,即缓解其不能以主祭身份参与刘姓庙祭之尴尬,相关讨论参王青:《西汉国家宗教功能的演变》,《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第48~57页。
(8)《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
(9)《汉书·魏相丙吉传》,第3139页。
(10)中村璋八、安居香山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6页。
(1)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9页。注意到此条关键史料,是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一书提示。
(2)大土门礼制建筑遗址出土近六十年以来,学界对其性质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有明堂说、辟雍说、明堂辟雍说、主体明堂外围辟雍说和待定说,黄展岳、王仲殊、许道龄、杨鸿勋等前辈学者均曾撰文讨论过此问题,相关梳理可参看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第107~108页;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121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第197~207页。
(4)艾兰著,汪涛译:《“亚”形与殷人的宇宙观》,见氏著:《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3~133页;张光直:《说殷代的“亚形”》,见氏著:《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15~327页。
(5)阮元:《蝟经室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6)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见氏著:《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2~85页。
(7)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59页。
(8)关于此问题可进一步参看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03~505页。
(9)徐复观先生指出:“汉代学术基本性格之一,常将许多各有分域的事物,组成一个大杂拌的系统。”[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见氏著:《两汉思想史》(二),第29页]而王莽明堂正是此学术风气之体现。
(10)关于迎时的讨论可参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第552页;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薛梦潇:《从银雀山汉简〈迎四时〉看先秦秦汉时期的迎气礼制》,《楚地简帛思想研究》(第四辑),第254~264页,修改版收入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文献与月令制度---以“政治时间”的制作与实践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4年,第129~148页。
(11)(13)(16)《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5、1355、1356页。
(12)(14)(15)《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6、766、758页。
(1)《文献通考·郊社考》称:“郑康成解经,习闻秦汉之事。”(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4页)
(2)录文整理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224页。
(3)此外,叶山(Robin D.S.Yates)认为《迎四时》和《墨子·迎敌祠》《孔丛子·儒服》亦有对应,参叶山著,刘乐贤译:《论银雀山阴阳文献的复原及其与道家黄老学派的关系》,《简帛研究译丛》第2辑,1998年8月,第82~128页;薛梦潇又指出《迎四时》与《管子·轻重己》亦有对应,参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文献与月令制度---以“政治时间”的制作与实践为中心》,第130~134页。笔者认为,这几种文献确实有文字对应处,但可能只是数术原理的相互借鉴,故暂不拟视之为迎时文本。
(4)为避免行文冗杂,整理文本参陈侃理:《从阴阳书到明堂礼---读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第366页。又据清儒陈寿祺所辑《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亦存此段文字,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薛梦潇等均径引,但陈寿祺辑佚时已指出此段文字独见明人黄佐《六艺流别》称出自《洪范五行传》,故存疑,陈侃理认为不宜径引,本文从陈说。
(5)但《迎四时》中祭坛的存在,仍让笔者感到不解,暂时的推测是其为天子迎时所站地点,或者依本文以下所论,乃祭祀四方风所用。
(6)中村璋八、安居香山辑:《纬书集成》,第248页。
(7)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见氏著:《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76页。
(8)《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4页。
(9)关于早期时令知识具有神秘品性的讨论,还可进一步参考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10)录文整理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二)》,第224~226页。
(11)李零:《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见氏著:《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5页。
(1)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21页。部分引文根据集解,有所改动。
(2)《史记·封禅书》,第1657页。关于秦国雍的基本情况,可参考李零:《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见氏著:《中国方术续考》,第107~110页。
(3)关于秦不祀黑帝的原因,学者提供了诸多猜想,相关梳理参王柏中:《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3页。此外田天还指出,秦代可能连其余四色帝的祭祀都不存在,《封禅书》的记载可能是司马迁根据汉代历史回溯的结果,参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29~33页。
(4)《史记·封禅书》,第1657页。相关讨论参杨英:《汉初祀考》,《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16~28页。
(5)《史记·封禅书》载文帝“行幸雍,郊见五帝”(《史记·封禅书》,第566页),这是见诸史料的皇帝施行五帝雍祭祀的首次记载,此外文帝还在长安城设立五帝庙、五帝坛。关于文帝雍问题,可进一步参看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102~121页。
(6)《汉书·郊祀志》,第1268页。
(7)《汉书·王莽传》,第4082页。
(8)《后汉书·祭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81页。
(9)关于南郊祭天制度的成立可参考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86页;甘怀真:《西汉郊祀礼的成立》,见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8页;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243~257页。
(10)田天:《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36页。
(1)甘怀真指出:“儒教之国家祭祀是天子参与宇宙秩序之建构,以安定宇宙秩序而使全体生民的生活得以顺利进行。”(甘怀真:《西汉郊祀礼的成立》,见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57页。)《后汉书·蔡邕列传》载蔡邕奏疏:“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至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尤为疏废。”(《后汉书》,第1992页)天子疏于迎时而导致民生荒废,即表明迎时具有安定宇宙秩序的保民功能。
(2)中国历史上仅王莽一人设置过羲和,故有十分重要的考察意义,然目前专题讨论并不多见,管见所及仅有吉野贤一:《前汉末における羲和の设置について》,《九州大学东洋史论文集》31号,2003年4月,第44~66页;张海防:《汉新羲和官设置考---兼论王莽官制改革中的今、古文经》,《管子学刊》2015年第3期,第120~123页。
(3)(14)袁珂:《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本),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23、325页。
(4)(5)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95页。
(6)讨论到楚辞中羲和含义的还有汤洪、黄关蓉:《屈辞“羲和”文化再解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28~132页。
(7)(9)(10)(11)(12)《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9、119、248、248、157页。
(8)陈久金先生认为羲和为我国最早天文星占家族,参陈久金:《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13)《史记·夏本纪》,第105页。
(15)《汉书·平帝纪》,第351页。
(16)据钱穆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刘歆于元始元年就任羲和一职(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氏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2页)。但徐兴无先生注意到《汉书·平帝纪》中元始三年(3年)王莽诏刘歆商议平帝娶王莽女婚仪时尚用“光禄大夫”之称,而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低于羲和,故迟至元始三年,刘歆可能还没有出任羲和一职(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1页)。可以确认的是,从元始五年(5年)开始,羲和刘歆的称呼便已出现,这也正是王莽大规模制礼作乐的开端。
(1)(5)《汉书·律历志》,第956、955页。
(2)(3)《汉书·艺文志》,第1734、1775页。
(4)《汉书·魏相丙吉传》,第3139页。
(6)陈苏镇先生指出王莽设羲和,其职责是掌管那些介于天人之间、专司沟通天人关系的儒林史卜之官,建立理想的人间秩序,并将王莽设羲和作为其改制开端之事件,参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3页。
(7)《汉书·平帝纪》,第359页。
(8)《汉书·王莽传》,第4090页。
(9)关于刘歆编订两部历书的详细情形,参陈久金:《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第65~74页。
(10)关于王莽颁布《四时月令诏条》的政治诉求,可参看余欣、周金泰:《从王化到民时:汉唐间敦煌地区的皇家〈月令〉与本土时令》,《史林》2014年第4期,第58~69页。
(11)(13)吉野贤一:《前汉末における羲和の设置について》,《九州大学东洋史论文集》31号,第59页。
(12)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页。
(14)饶宗颐:《新莽职官考》,《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史学卷》,台北:新文丰2003年版,第629页。
(1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13~219页。
(1)阎步克:《王莽官制改革新论》,见氏著:《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2~110页。
(2)王莽代汉后,再度大规模改革官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王莽始建国元年(9年)“改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汉书·百官公卿表》,第731页)。可知在一段时间内,羲和为财政官,史载鲁匡曾出任这类性质的羲和(《汉书·食货志》,第1182页)。但以羲和指称大司农,意义全无,王莽似乎察觉到了此点,故后期又改之为含有“出纳王命”之意的“纳言”。又,始建国元年,刘歆受封国师,爵升嘉新公,并出任“四辅”之一,“四辅”亦具有掌管四季的时令官职能。这些问题留待进一步讨论。
(3)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4)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3页。
(5)陈启云:《前汉和王莽:传统》,崔瑞德、鲁惟一编,谢亮生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2~744页;阎步克:《王莽变法与中国文化的乌托邦精神》,《中国文化》1994年第10期,第136页。
(6)陆扬:《鲁惟一谈早期中国史的编纂》,《东方早报》,2013年1月13日,B02版。
(7)《汉书·王莽传》,第4158页。
(8)《后汉书·邓晨传》,第582页。
(9)《后汉书·隗嚣传》,第517页。
(10)关于东汉迎时礼的详细情形,还可参张鹤泉:《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人文杂志》2011年第3期,第112~119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99页。
(1)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39~40页。
(2)《后汉书·百官志》,第3614页。
(3)笔者认为,古代时政观可能也经历了一次“唐宋变革”,柳宗元《时令论》就是这种变革的产物。另外一个证据则是唐宋之际,时令的国家王命意义逐渐褪去,转而变成民间地方性的岁时记传统,笔者已对这些问题做过讨论,参周金泰:《从时序到政序:汉唐间的阴阳时令与政治文化》(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5年,第224~231页。
(4)康有为著,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5页;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中山大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7~314页。
(5)西-定生:《皇帝支配の成立》,《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51~92页;西-定生著,顾姗姗译:《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9~411页。关于日本学界“儒教国教化”问题的学术史梳理可参看渡边义浩著,松金佑子译:《日本有关“儒教国教化”的研究回顾》,《新史学》(台北)2003年第2期,第179~214页。
(1)如渡边信一郎指出:“基于‘古制(古典)’的国制整备,通过将巫祝从国家祭祀中排除出去,致力于国家的文明化。”(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84页)
(2)甘怀真:《西汉郊祀礼的成立》,见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57页;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255页;薛小林:《西汉后期郊祀礼的儒学化转向》,《兰州学刊》2011年第11期,第138~143页。
(3)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第468~469页。业师余欣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战国秦汉以降,儒生的方士化与方士的儒生化,乃至在西汉后期最终合流,是‘学’与‘术’的洪流中最值得引人注目的趋势。”[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