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国时期，醴陵国民党的政权建设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长期军阀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二是要应付20年代兴起的中共苏维埃运动。为此，国民党企图通过两条渠道来达到国家权力的下移。在制度层面上，它构建了区的组织、乡的建制。同时，为加强对农村基层的层层控制，又建立了形式多样的防匪组织。清乡队、团防队、保安团、守望队、常备队等组织，都是想在区、乡建制基础上进一步使基层政权军事化。保甲制度的推行，更是显露出国民党强化农村社会基层控制的野心。困扰国民党的是，它无法解决保甲制与乡民自治两者之间的紧张。“寓保甲于自治之中”的真正意图照旧是为了强化国家的权力，自治只不过是它的一块遮丑布而已。可是，这种政权下移的实践，却由于实际运行中基层政权人员仍由旧有乡村势力(表现为土豪、劣绅)把持而出现了杜赞奇所言的“内卷化”命运。因此，严格说来，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并不成功。
醴陵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外来的陌生者，为了对农民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就需要进行乡村社会的动员和重建工作。开始，通过征粮支前、双减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打破了旧有乡村中的传统势力，保甲制衰亡了。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民主建政和划乡建政。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雇农份子发动起来了，乡村社会旧有的宗族、家族社会文化网络被瓦解了，国家权力下移到了乡村。在此基础上，为彻底打破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共发动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以农民协会作为联系、发动农民的组织载体。实际上，它已经成为醴陵农村中推行各项社会改革的领导机关。与此配套的是，土改工作队为加强同农民的直接联系，实行了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发动路径。在社会动员上，推行扎根串连、以点带面、波浪推进、重点突破、四面开花的做法。这样，农村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动。体现在：诉苦会、斗争会，建构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强化了他们的权力观念。阶级的划分重建了农村社会新的权力网络和社会关系。从此，在社会地位上，阶级出身、经济地位取代了原来乡村权威基于知识、才能、财产、声望而获得认同的标准。农村中涌现了一大批出身低微、能积极响应政权号召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经过同政权系统干部的交心和土改运动的锻炼逐渐上升为农村社会中新的力量。因此，土改运动不仅经由动员农民而完成了国家权力的下移，而且在极大的程度上完成了乡村社会的重组和乡村经济的逐步恢复。
过渡时期理论提出后，农村政权建设的方向发生了转向，原来作为政权依靠和动员的农民这时变成了要改造的对象。为实现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根除农村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党号召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从此，社会
主义话语逐渐成为了农村中的主流和强势话语，政权建设路径选择上也由原来新
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强调的几个阶级联合专政，转向了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起来”，是要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来引导、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互助运动发展进程中，国家实际己面临着上级政策如何同基层相结合的问题。
醋陵县互助运动较为清晰具体的呈现了地方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国家力量下移的
不同思量和操略。从它的实际发展看，国家通过党员规模的扩大、党支部的监控、
基层干部工作队等渠道，逐渐在宣传的话语优势、互助组长人选的择定、互助组
织的功能定位、互助运动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取得了控制权。而且，运动中基层
政权在策略上又把互助作为一个考量农民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指标。这
样，随着互助运动的发展，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演变成为了一个准行政组织。对它
本身要求的互利、调剂原则反而弱化了。以这种方针和策略来实行对农民的改造，
必然在实践中出现许多脱离农民实际政治状况，以及过重依靠政权力量来推动的
现象。这样，互助也就演化成了“强助”并最终同合作化同流并进。
由于主观上过分强调农村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危险，导致了政权建设上要
依靠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构建统购统销网络;促使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
依托农业社管理委员会规划、引导乃至领导农业生产等方法，来最终实现对农民
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一方面使得国家的权力纵向上在原有的基础上下移
到了社、队、组，横向上它的影响力深入到了农业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诸领
域。醋陵县合作化运动中干部队伍的扩大;支部组织权力的掌控;党员、积极分
子、骨干任务指标的量化;购销网络的组建等做法，就是这种权力加强的鲜明图
像。因此，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上说，它摆脱了晚清民国以来基层政权建设上国
家权力下移失败的命运，重构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
关系。但是，这种依托政权力量对农民的改造运动，也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困顿发
展和基层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话语的符号化行为取向。这种互动，在醋陵所呈
现的，不是一种良哇的发展态势，而是一种表面上认同而实际上紧张的生存性策
略。因此，这种以铲除“资本主义”为旗帜，以防止农民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为目
的的政权建设之路，只会在形式上形
The period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two difficult problems of power construct of Kuomintang in Liling. One was the financial press aroused by a long time war among warlords, the other was soviet movement of CCP imperil in the twenties. Therefore, KMT attempted to transfer state power through two channels. In the system level, it established the District's and village org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controlling strongly in the grass-roots level of country society, it established various anti-bandit organizations.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clearing up-country band, keeping-public order groups, keep-watching groups, standing-groups etc, were made to militarize the power of grass-roots level. KMT carried out Bao-Jia system to strengthen controlling country socie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KMT was puzzled to settle tension which existed between Bao-Jia organize and peasant autonomy. The true intention of making Bao-Jia involved in the autonomy, was to consolidate country powe
r. In fact, the autonomy was just a fig leaf.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transferring power appeared involution as Prasenjit Duara said, whose reason was personnel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still coming from the former country force. Thus, in general, the country power construction of KMT didn't succeed.
Afte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Li Ling County, CCP needed mobilize and rebuild in country society as a normative and stranger. At the beginning, it smashed traditional force in old country by the imposing grains levies to support the front, dual decreasing and oppose local despots, reduction of rents for land and return deposits etc, the Bao-Jia system became feeble and died. Then, CCP accomplished founding political construction by democracy and delimiting countryside. In the process, poor peasant and farm laborers, who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country society, were launched. Social culture network belong to the former clan and family was broken. Thus, country power transferred to countryside. On the base, to break inhere social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deeply, CCP launched the Land Reform and the Suppressing Anti-revolution Movement. In the process, CCP regarded peasant association as an organizational carrier to affiliate and launch peasants. It actually became a leading body during the country's social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Work team of land reform practiced launching 'san-tong' route including eat, reside, work together, to strengthen contact with peasant straightly. In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they adopted various methods. So, there were the most profound changes in county's society. As follows, It was to build class-consciousness and strengthen concepts of power for peasant by public accusation meeting and meeting for pouring out grievances. It
rebuilt new power network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country society by class division. Thus, class origin and economic status took place of former standard of country's authority which based on episteme, aptness, belongings, credit. As a result, there were a lot of active and backbone of poor peasants and farm labors who enthusiastically answered to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s calling. They ascended new force in country's society gradually through communion with cadre and exercise in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Therefore, Land Reform movement not only transferred country power by mobilizing peasant, but also recombined country society to a great degree and resumed country economy gradually
After CCP put forward interim period theory, the direction of country power construction changed. Party determined to change peasant who was depended and mobilized. In order to accomplish socialist transform for peasant and deracinate capitalist soil in country, Party called up peasant "to organize up". Hence, socialist discourse gradually became artery and strong in country, and power construction route transferred to realize dicatatorship of proletariate from emphasizing several class unite in new democracy creed.
"To organize up" was to induct and organize peasant to go
引文
1．《1955—1956年度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61。
2．《八里坳区桐侨乡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阶层思想动态的调查报告》，1955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23。
3．《碧山乡第九农业社制定和通过社章以及民主选举社的领导机构的情况与做法》，1955年12月，全总号21，目录号2，案卷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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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田定产调查组古玲乡小组工作报告》(第一号)，1952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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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军同志关于民主办社试点工作的做法的报告》，1957年，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112。
10．《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醴陵布置秋征工作，大力发动农民展开合理负担斗争，建政剿匪整党等项工作结合进行》，1950年10月10日，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6。
11．《第五区陈家垅乡党支部如何领导农业生产周报》，1954年4月5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99。
12．《第一区十三保清反减租第一步工作报告》，1950年1月24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7。
13．《改订土改工作人员供给由》，1950年10月12日，全宗号33，目录号2。
14．《工作汇报》(三)，1949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3。
15．《工作简报》，1950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12。
16．《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8月，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12。
17．《供各区互助合作代表大会参考》，1955年，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
18．《关于六个乡的农村阶级情况调查的综合》，1955年8月，全总号21，目录号2，案卷号2。
19．《关于大障区水口乡当前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向县委的报告》，1955年12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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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第二期土改的情况说明》，1951年10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50。
22．《关于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报告》，1952年3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50。
23．《关于第三季度建党工作报告》、《农村支部工作总结报告》，1953年，全总号4，目录号2，案卷号80。
24．《关于黄獭嘴区八步桥乡互助合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55年10月23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23。
25．《关于加强农业社监察工作领导的意见》，1957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80。
26．《关于建社扩社的指示精神》，1955年12月26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24。
27．《关于李呈桂的情况调查报告》，1955年10月，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9。
28．《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的总结》，1951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39。
29．《关于农林水利系统1956至1957年两年干部工作规划》，1956年6月6日，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0。
30．《关于区代表会上存在的几个问题的意见》，1955年7月，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26。
31．《关于区乡干部思想情况的报告》，1952年10月23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99。
32．《关于十区大观乡因错划成份逼死植棉劳模田××夫妇的检查报告》，1952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45。
33．《关于统购统销后农村紧张情况的原因与解决办法向县委的报告》，1954年1月24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13。
34．《关于土改复查情况的说明》，1952年，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50。
35．《关于乡政权建设具体作法的意见》，1952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40。
36．《关于姚家坝乡桐木冲高级农业社农村经济调查情况向县委的报告》，1956年12月，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9。
37．《关于召开秋后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会议》，1955年2月，全总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
38．《关于召开县、区重点社座谈派工记工情况》，1956年5月，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9。
39．《关于转步乡农业社分社工作的情况和作法向县委的报告》，1957年7月，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9。
40．《函报划乡建政情况》，1952年5月13日，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040。
41．《合作社过程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1955年，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
42．《何秉贤同志关于整顿、扩大老社，巩固新社和再建社准备工作的报告》，1955年10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122。
43．《贺秉贤同志在醴陵县第二批建社扩干会上的报告》，1955年8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122。
44．《红五月工作情况汇报》，1950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8。
45．《湖南省醴陵县陈家垅乡普选试点的了解报告》，1954年3月，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88。
46．《湖南省专区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党派群众团体员额暂行编制(草案)》，1950年4月12日，全宗号33，目录号2。
47．《积极参加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环节的农业增产运动，为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而奋斗》，1955年8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24。
48．《继续深入宣传总路线，对敌展开政治攻势——14区唐家坳乡的粮食调整工作做得好》，1953年4月1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13。
49．《加强灌溉管理，保证用水丰产》1957年，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9。
50．《建社骨干训练班总结提纲》(第一批)，1955年8月，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
51．《今冬明春建党计划》，1953年，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113。
52．《据报划乡计划草案批复知照由》，1951年12月，全宗号46，目录号2，案卷号3。
53．《李功代县长在醴陵第七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41。
54．《李功同志在区、乡干部查田定产会议上关于查田定产问题的报告》，1952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号82。
55．《醴陵陈家垅乡秋后所建五个农业社存在的问题》，1955年1月20日，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7。
56．《醴陵第二期土改初步总结》(草案)，1951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45。
57．《醴陵第三区秋征工作总结》1949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3。
58．《醴陵第四批建社骨干训练班的总结报告》，1955年12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122。
59．《醴陵第四区秋征工作总结》，1949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3。
60．《醴陵第一批土改第一阶段工作总结》，1951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45。
61．《醴陵第一区整理支部总结报告》，1950年4月18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7。
62．《醴陵秋征工作初步总结》，1950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12。
63．《醴陵秋征工作情况》，1949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3。
64．《醴陵三区半月来纠偏扫尾的报告》，1949年12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3。
65．《醴陵三区工作报告》，1949年12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3。
66．《醴陵土改实验乡工作报告》，1950年11月，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12。
67．《醴陵土改实验乡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12。
68．《醴陵县1951年农业生产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30。
69．《醴陵县1956——1967年农业合作社规划》，1956年2月，全总号4，目录号2，卷号122。
70．《醴陵县查田定产方案》，1952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82。
71．《醴陵县查田定产工作概况》，1952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82。
72．《醴陵县城关镇“关于动员职工干部家属还乡”的初步总结》，1957年11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80。
73．《醴陵县大革命情况概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63。
74．《醴陵县大革命情况综合统计表》，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2。
75．《醴陵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1956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191。
76．《醴陵县第三批建社骨干训练班总结》，1955年11月，全总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
77．《醴陵县第四批建社骨干训练班的总结报告》，1955年12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122。
78．《醴陵县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1955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48。
79．《醴陵县第一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生产运动总结报告》，1950年4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7。
80．《醴陵县东南乡普选试点工作简报》，1954年9月，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88。
81．《醴陵县东南乡普选中妇女活动情况报告》，1954年10月，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88。
82．《醴陵县各区夏粮入库打破行政区域交粮计划总表》，1955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46。
83．《醴陵县何家垅乡互助合作情况调查报告》，1954年6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99。
84．《醴陵县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1953年，全总号4，目录号2，案卷号64。
85．《醴陵县积极分子训练班是怎样进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教育向地委的报告》，1952年7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50。
86．《醴陵县老根据地情况和今后建设意见》，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63。
87．《醴陵县民政工作报告》，1952年10月，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63。
88．《醴陵县民政工作综合报告》，1952年10月，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63。
89．《醴陵县普选试点工作第一次简报》，1954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88。
90．《醴陵县去年开办建社骨干训练班的总结报告》，1955年，全总号21，目录号2，案卷号1。
91．《醴陵县人民政府关于划乡建政工作的决定》，1952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040。
92．《醴陵县人民政府民政工作总结》，1951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27。
93．《醴陵县人民政府指示》，1950年7月8日，全宗号33，目录号2。
94．《醴陵县三类型社变化情况与当前存在的问题》，1955年，全总号21，目录号2，案卷号3。
95．《醴陵县水田工作定额与劳动报酬标准表》，1956年，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9。
96．《醴陵县委关于农业社组织情况的说明》，1955年，全总号21，目录号2，案卷号3。
97．《醴陵县一年来工作的简单回顾和今冬明春的农村工作任务》，1955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23。
98．《令知各区划乡数字和乡的名称统以地名禁用数字和新名词由》，1950年6月21日，全宗号33，目录号2。
99．《龙田乡土改工作总结》，1951年9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39。
100．《隆峰乡划分阶级的初步小结》，1950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8。
101．《南田桥高级农业社是如何选举社的领导机构的》，1956年1月，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9。
102．《农村支部工作总结报告》，1953年6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113。
103．《农村支部工作总结报告》，1953年6月，全总号4，目录号2，案卷号80。
104．《农代会总结报告》，1950年9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8。
105．《农业调查工作报告》，1950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12。
106．《批复关于村和居民小组之问题》，1951年11月，全宗号46，目录号2，案卷号3。
107．《七月份组织工作总结汇报》，1950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8。
108．《清安乡土改工作总结》，1950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8。
109．《清湾乡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1950年4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9。
110．《秋征工作报告》、《双减反霸工作汇报》，1949—1950年，全总号33，目录号2，案卷号1。
111．《秋征土改重点乡——第一区乌石乡概况》，1950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6。
112．《三查巩固胜利，进行生产》，1952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45。
113．《省人民代表湘潭专区巡视组关于醴陵县两个区的巡视检查情况报告》，1955年6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48。
114．《省委醴陵建社工作组的情况说明》，1955年1月，全总号21，目录号2，案卷号7。
115．《十区擂鼓乡前哨战工作总结》，1950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8。
116．《十区桐木支部公开整党总结报告》，1950年，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8。
117．《十区土改工作的综合报告》，1950年2月，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8。
118．《十四区统购工作报告》，1953年12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86。
119．《试办高级社情况综合》(第二期)，1956年1月，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9。
120．《双塘乡第五农业社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1956年，全宗号21，目录号2，案卷号9。
121．《泗汾区双塘乡两个新建社第一步情况与作法》，1955年1月9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24。
122．《泗汾一保工作报告》，1950年2月，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9。
123．《为调整各乡政府公用部分及个人部分供给标准办法从新规定由》，1950年9月9日，全宗号33，目录号2。
124．《为整顿各区社社干，健全民主组织由》，1951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21。
125．《为转省府准中南财政部通知自八月份起调整各级干部生活费供给标准由》，1950年8月22日，全宗号33，目录号2。
126．《我县过去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及今冬明春对敌斗争的任务》，1952年，全宗号4，目录号2，卷号48。
127．《五区过驷桥乡互助合作运动在建社前后的情况与问题的调查报告》，1955年3月1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24。
128．《五区目前互助合作的情况和问题》，1954年，全宗号1，目录号2，案卷号89。
129．《县人民政府接管工作的报告》，1949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1。
130．《县人民政府秋征、接管工作的报告》，1949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1。
131．《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1951年，全宗号33，目录号2，案卷号040。
132．《新阳区下山州乡当前农村阶级情况的调查报告》，1955年9月，全总号21，目录号2，案卷号2。
133．《姚家坝区南桥乡当前各阶层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动态调查情况》，1955年11月8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123。
134．《一定要把农业社办的更多更好》，1955年10月，全总号4，目录号2，案卷号118。
135．《一年来工作总结》，1950年12月14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7。
136．《一区土改简报》(第五号)，1950年2月24日，全宗号4，目录号2，案卷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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