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苯教是藏族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苯教发展史又是藏族文化史的重要一环。但是由于苯教历史久远、内容庞杂,特别因其与佛教的关系复杂等问题,使苯教研究成为国际藏学界的学术难点之一。《苯教神话研究》是首篇以苯教神话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论文将苯教神话作为核心,在搜集相关口头和书面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神话学、民俗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一次将零散记载于藏文文献中的各类神话搜集在一起,通过分析和研究,比较深刻地探讨了苯教神话的内涵及特点外,首次全面地梳理了苯教神话的起源和发展、诸神体系和神话叙述模式的同时,探讨了群神功能的专门化、职业化、具体化,总结了苯教文化深层次结构中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因子和理论架构,系统诠释了苯教神话与藏族文化的根脉关系。
佛教传入藏区后,与苯教进行长期的斗争和磨合,逐步从边缘走向了核心,成为引领藏族精神、物质生活的主流文化,而苯教则日渐走从主流退居边缘。随着藏族本土宗教—苯教衰落,与苯教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藏族原始文化,也逐渐失去传承根基,封存在消失的历史记忆中。长期以来,在藏传佛教被定于一尊,一统天下的形势下,藏族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中,难以发现有藏族原生型的图腾印迹。当翻开苯教古籍,阅读有关大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等创世神话时,则不但为藏族神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叹为观止,而且还能断定苯教神话曾经有过辉煌的昌盛期。《苯教神话研究》共分四章,第一章为苯教神话的内涵与特点；第二章为苯教神话的起源与发展；第三章为苯教神话与苯教神系；第四章为苯教神话的价值。
在苯教神话的内涵与特点中,探讨苯教神话的内涵时,作者把“Myzh”、“神话”、"1ha rabs"还原于东方与西方、汉族与藏族的文化系统和文化语境中,进行深入探究和剖析,提出了苯教神话是“藏族祖先通过诸多能力非凡的非人和超人的丰功伟绩,讲述世界的形成、有情众生的起源的故事”的学术观点；在探究苯教神话的特点时,对藏族民间故事、藏族民间传说、藏族苯教神话的人物、事件、地点进行比较研究和比较分析,得出了苯教神话中的人物是非人和超人、苯教神话讲述的事件发生在远古时代、苯教神话中事件发生的地点大都是虚空的结论,从文学的三大要素总结了苯教神话的基本特点。
关于神话的研究由来,各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神话有不同的理解和概括,形成了多种研究神话的方法和自成体系神话理论。《苯教神话研究》在探讨苯教神话的起源与发展时,以时间为线索来探讨苯教神话的源起、发展及其特点一一作了分析归纳。在具体探讨苯教神话的起源时,依据苯教神话的实际内容,提出了苯教神话的起源与藏族先民的思维方式和膜拜需求的学术观点。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有三：首先在解析藏族苯教神话时,不但原始藏人的眼里一切事物都具神秘性外,而且受这种神秘思维的支配,人们在不关注客观特性、不需要经验证明的前提下,依据个人的“求知欲望”和幻想,勾勒出了世界的形成及人类起源奇特路径,对自然界和社会文化中众多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进行了解答,这是藏族苯教神话中的事件和人物具有超自属性的根本原因。其次,藏族原始先民认为世间万物不但由基本因子构成,而且在基本因子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下形成了器世间和情世间,这是藏族苯教神话具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子的主要原因。再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初期,靠自身的能力和智慧,无法解除灾难、疾病、死亡等自然现象时,认为自己部落中的那些技艺超群、功劳盖世的在世时能够护佑外,死后的灵魂也能够保佑子孙,因而受到全体成员的膜拜,久而久之出现了具有神奇能力的神和叙述神的能力及功绩的神话。另外,依据苯教神话宇宙诞生于卵的说法分析,不但发现部分苯教神话的起源与原始藏族先民对鸟的崇拜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能够断定这种崇拜经历了蛋崇拜、鸟崇拜、金翅鸟崇拜三个阶段。通过推理发现,藏族先民崇拜鸟类,也许是一种对技能的关注。他们发现鸟类与其他动物不同,能够在天空自由飞翔时,开始崇拜鸟类的技能、开始关注鸟的生命历程。当人们发现具有飞翔技能的鸟类出自蛋时,不但把崇拜和关注的目光转移到蛋上,而且依据蛋能孵化其他生命体的特点,提出了大地万物出自蛋的观点,集体创作了众多蛋的神话,为蛋符号的出现积淀了坚实的观念及文化基础；在鸟崇拜期间,人们发现普通的禽蛋能够孵化具有飞行技能的鸟类时,出现了世间万物出于蛋的观念,这种观念只仅仅是蛋的功能的崇拜和认识。但藏族先民思考梦境、幻境、生病、死亡等现象,觉得人的生命背后有某种支配生命的东西。这一种观念的社会化导致了灵魂观念的产生。随着灵魂观念的产生,人们的关注点聚焦到具备飞翔能力的鸟上,蛋成了从一个生命体派生另一个生命体的媒介物。通过这个媒介物,把神和鸟类、神和人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出现了神生蛋、蛋孵鸟；神生蛋、蛋孵人的思维路数；当鸟的崇拜发展到出现人格化神的阶段时,人们通过禽类和人的组合,经过禽类技能的进一步优化,创造了金翅鸟形象和金翅鸟文化。假如上述推理成立,藏族先民在鸟图腾的基础上,引进或者创造金翅鸟后,对该神鸟塑造了半人半鹰的形象外,把原来表示鸟类的雍仲升华和幻化,转化成金翅鸟的象征符号—雍仲,并赋予神圣的地位和丰厚的内涵,定格为民族长存符号。由于崇拜鸟类,创造鸟的象征符号雍仲一事在藏文和藏语词汇中也得到了引证：一、藏族自古就有用简单的符号代表事物的习惯。藏文是公认拼音文字,但构建藏文的基本单位——藏文字母是形象字,也就是一些远古时期的象征符号。藏族先民在创作文字时,从众多象征符号中选择能够覆盖藏语的基本音,相对应的音为单音节的三十个符号,通过符号的建构和搭配,组建了藏语记音系统。这些符号虽然构图简单,但部分符号都保留了原初的基本形态和书写特征。例如：藏文的首位字母ka(柱子)在远古时期表示柱子的符号,我们把ka的字头(横线)看作屋梁,獠牙(左面的短斜线),中臂(中间的竖线),字腿(右边的竖线)应该表示柱子,因为把獠牙和中臂拉长,就能显现三根柱子托着一根屋梁的符号架构；nnga(我)是人们把手臂放在胸前表示自我的符号,我们把nnga字的字头(横线)看作人的肩膀,把字膀(字头左下的下折线)看作臂膀,把坠唇(下折线的右折线)看作前臂,就能形成一副人们把手臂放在胸前表示的象征符号；ja(茶)字很像半片树叶,应该是藏族先民用来表示茶叶的符号；cha(双)的原形应该是眼睛,藏族先民为了表示一对或一双,紧紧抓住眼睛的基本特征,用字头(横线)表示额头,用字脖(横线下的下折线)表示鼻子,字脖两边的圆圈表示眼睛,为了使象征符号更具表现力,缩短字脖(横线下表示鼻子的下折线),扩大表示眼睛的圆圈,就形成了表示双的cha字；nya(鱼)字至今仍然保留着鱼的轮廓,它的原型应该是鱼；za(吃)表示吃,我们把za字的字头(上面的横线)看作上唇,把中手(字头下面的横线)看作舌头,把中手下的右折线看作下唇,能够显现人们张嘴吃东西时的嘴的轮廓；ra(山羊)的符号原型应该是家畜中的山羊,我们把ra字的字头(横线)变成一条左折线,把字脖(横线下的短竖线)看作羊脖,把字脖下的斜线当作羊身和羊腿,就能形成一幅表示山羊轮廓的符号,等等。上述藏文字母,都是表示藏族先民日常动作和象征普通事物,适于组合拼读的单音节符号。把日常事务和普通事物用符号表示这一习俗来推理,藏族先民以人们熟悉的事物为原型,创造了许多简单、实用的象征符号。二、藏语词汇的变异能够证明藏族社会经历过鸟崇拜时代。藏文是拼音文字。在文字创造和发展的过程中,根据表音和表意的实际需要,把三十个字母分成字根、后加字、前加字、后后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六个部分,加上四个元音的有效搭配,形成了结构、读音、字义各异,能够完全满足表达需要的众多实词和虚词。由于方言的不同,许多语词的发音有些区别之外,个别字在书面语和口语中的拼读方法也各异。例如：书面语中的grogs(朋友)字在口语中读rogs,语言学者乃至一般的有心人由此能够发现,口语的rogs是grogs的派生词,发音时略去字根ga,把下加字ra变为字根,就出现了rogs；书面语中的Sprin(云)字在口语中弃去字根pa,读作Srin;书面语中的zhas-drung尊下、近侍)一词,在口语中省掉drung的字根da,读作zhas-rung；书面语中的khu-byug(杜鹃)一词,在口语中脱落掉byug的字根ba,读作ku-yuk;弓外,以同样的变音方式,byas和byed读作yas和yed等等。根据藏族口语中的省略掉字根,把上加字或下加字当作字根拼读的这一现象推断,gyung-drung(雍仲)一词中的gyung字,极有可能是弃去khyung(金翅鸟)词的字根kha,把下加字ya当作字根形成的古代词汇。如果这项推理成立,还有两个疑问需要回答：一、假定khyung是gyung的变异字,那么gyung的前加字ga从何而来?再者,假如gyung是khyung的拼读派生词,那么gyung-drung (雍仲)一词中怎么多了一个drung字呢?藏文的三十个字母,根据发音的特点,以四个字母为一个单元,分成了七个半单元。在藏族口语中,拼读有些实词时,省去字根,把上加字或下加字当作字根,把字根当作前加字,如果丢去的字根不属于前加字,习惯用同单元的前加字来代替。例如：书面语中的spun(兄弟)一词,在口语中读作bsun,这个口语词在构词时,把spun字的字根pa移到前加字的位置,把上加字sa当作字根,由于pa不是字根,用同单元的前加字ba代替而组成；又例如书面语中的spu(毛)一词,在有些地区的口语中读作bsu,这也是把字根pa移到前加字的位置,并用同单元的前加字ba代替,把上加字sa充当字根的组词方式而组成。依据spun (兄弟)读作bsun, spu(毛)读作bsu的现象推理,在khyung字中派生gyung时,把字根kha移到前加字的位置,把下加字ya当作字根,由于kha不是前加字,用同单元的前加字ga代替,就形成了gyung字。但是,金翅鸟藏族先民观念中的神鸟,而雍仲是象征这种神鸟的特殊符号。藏族先民为把动物图腾和该动物的象征符号区别开来,把金翅鸟的变音名词雍(gyung)字与drung字搭配起来,创造了表示图腾符号的雍仲(gyung-drung)一词。在现代藏语中,drung字的两个义项中的一个义项是rtsa-ba(根本),而rtsa-ba一词的五个义项中一个义项是rten-gzhi(载体),按照万物有灵,神仙能够附入任何物体的传统逻辑思维来分析,雍仲就是金翅鸟载体之意,从符号学的角度讲,它象征金翅鸟；从文化内涵而言,因金翅鸟附在符号中,它成了金翅鸟的一种图像化的存在形式。苯教神话出现后,其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物活论阶段、有灵观念出现的阶段、人格化神的阶段、佛苯融入的阶段。依据鲁刚先生在《文化神话学》中提出的学术观点来看,物活论阶段是神话发展最早的一个阶段,“这时人与自然己分离的意识,但还没有对立起来；”当人们出现万物有灵的观念时,苯教神话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时期人们觉得“人的生命背后有某种支配生命的东西,”而这种“支配生命的东西”就是灵魂；出现人格化的神的阶段是苯教神话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时期的神话中的人物具备人格化、英雄化、职能化、谱系化的特点；在苯教神话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佛苯融入阶段,经过佛本和谐、平等阶段和佛苯互渗两个发展阶段,苯教接受以须弥山为核心的佛教宇宙观后,神话虽然进入了全新、异样的发展阶段,但神话的核心因素即器世间和情世间诞生与五行的相互作用出现卵的说法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
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人脑的反应,而神话是社会生活在人脑中变异的反应。因此,藏族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苯教神话伴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变异地记录社会面貌及其社会结构。依据这种文学现象,《苯教神话研究》在探讨苯教神话与苯教神系时,立足藏族社会的发展过程及每个时期的社会现象,从神话的发展与神的谱系化、神话的发展与神的职业化、神的膜拜与供奉等三个不同角度入手,就谱系化和职业化的群神的缘起,谱系化的神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等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许多民族神话中的神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在分析、研究、衔接各类神话作品时,藏族人的祖先崇拜现象会欢快显现在人们面前。正统的史籍认为斯、穆、东、敦、查、智等六氏族是藏族先民的祖先,而苯教神话又认为恰氏、穆氏、祖氏、郭氏、叶氏、昂氏等器世间六氏族是藏族六氏族的祖先。讲述情世间的起源时,苯教神话资料《黑头藏人起源记》有这样的记载：“最初在本无的虚空,出现了本有的物质。虚空本有的物质,派生光来派生明。光为父来母为明,派生黑暗与迷雾。黑暗和迷雾,派生微风；微风派生霜；霜派生露珠。霜和露珠的交媾,派生出如镜的湖泊。湖面形成油,油的聚集形成蛋,蛋壳破后蛋体内,飞出黑白二岩雕,白岩雕是光明鸟,黑岩雕是黑暗鸟。光明和黑暗交媾后,产下白黑花三蛋。白蛋的蛋壳破了,蛋壳变成白崖；蛋膜变成万光源；蛋清变为白毛母犏牛；蛋内蛋黄中,孵出色拉奥伽、弥宫嘎布、米丹嘎三神。黑蛋的蛋壳破了,孵出黑恶人和黑骡子。花蛋的蛋壳破了,孵出善人软软绵绵。善人软软绵绵,要视无眼、要听无耳、要嗅无鼻、要品无舌、要抓无手、要行无足,但他有脆弱的意念,靠意念凸起眼、耳、鼻、舌、手和足,自名桑布奔赤,人称叶敏杰布最初在本无的虚空,出现了本有的物质。虚空本有的物质,派生光来派生明。光为父来母为明,派生黑暗与迷雾。黑暗和迷雾,派生微风；微风派生霜；霜派生露珠。霜和露珠的交媾,派生出如镜的湖泊。湖面形成油,油的聚集形成蛋,蛋壳破后蛋体内,飞出黑白二岩雕,白岩雕是光明鸟,黑岩雕是黑暗鸟。光明和黑暗交媾后,产下白黑花三蛋。白蛋的蛋壳破了,蛋壳变成白崖；蛋膜变成万光源；蛋清变为白毛母犏牛；蛋内蛋黄中,孵出色拉奥伽、弥宫嘎布、米丹嘎三神。黑蛋的蛋壳破了,孵出黑恶人和黑骡子。花蛋的蛋壳破了,孵出善人软软绵绵。善人软软绵绵,要视无眼、要听无耳、要嗅无鼻、要品无舌、要抓无手、要行无足,但他有脆弱的意念,靠意念凸起眼、耳、鼻、舌、手和足,自名桑布奔赤,人称叶敏杰布。”人们把这段神话读到这儿时,不由自主地认为这段神话的主题是叶氏氏族的起源,当人们继续阅读《黑头藏人起源记》,读到“当桑布奔赤把金子和绿松石堆到右边发愿时,出现了金色的山与绿色的沟,这是恰氏氏族的发祥地；把海螺和玛瑙堆到左边发愿时,左边出现了白色的山和玛瑙色沟,这是穆氏氏族的发祥地；把玻璃和黄铜堆在身前发愿,出现了透明的山和黄的沟,这是祖氏氏族的发祥地”时,都能认为桑布奔赤不但是叶氏氏族的祖先,而且还是器世间六氏族及藏族先民的唯一祖先。但是,在当今职业和形象固定化、模式化、概念化的苯教群神谱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恰氏氏族神和穆氏氏族神,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三：首先,早在远古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叶氏始祖桑布奔赤器世间六氏族的共同始祖,但子孙中缺乏统领六始祖的能人,桑布奔赤在苯教神群谱系中的主导地位渐渐消失了；其次,恰氏氏族和穆氏氏族的先祖虽然不是器世间六氏族的共同始祖,但恰氏氏族中诞生第一代藏王聂赤赞布和吐蕃四十三代国王,穆氏氏族中诞生苯教始祖辛饶弥波切后,由这两个氏族的祖先演变而来的神的地位渐渐上升,逐步形成了地位确定化、辈分谱系化的苯教群神；再者,神的地位是与它相关的人的地位决定的,神的谱系关系是与此相关的人的社会关系决定的。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通过劳动分工出现职业化的人后,与社会中的人相对应的神也开始走向职业化,形成了与藏人社会形态和阶层关系相对应的神群的结构形态。这个时期,神守护的方位是确定的,如东西有专门护佑东方和西方的神,南北有专门护佑南方和北方的神,阴面和阳面有各自的守护神外,人的头、喉、肩、心、脐和脚也有确定的神守护；这个时期,神守护的行业是确定的,如战场上的战事由战神护佑、灶台上的烹饪由灶神护佑、市场上的交易由商神护佑外,五谷丰登需要农神护佑、六畜兴旺需要马牛羊神等护佑。因此,在各路神仙走向职业化的过程中,苯教神话中的神以吐蕃社会形态的隐喻形式不但在结构和规模上不断丰满起来,而且神群的职业化、专门化作为苯教神话的具体形态渗透于藏人的社会和观念当中,以地域、地方、家户、身体、土地、牧场等的保护神或怙主的形式存在于藏人的生活世界中外,神与神之间产生了从属关系,神的体色和手印带上了职业的烙印。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作为源自社会生活的苯教神话的祭祀仪式也形象地再现了藏族先民的宴席习俗,在祭祀时变异为人神互动的特殊模式。藏族苯教神话中的祭祀仪式特点有三：首先,苯教神话中的祭祀仪式源自现实生活,是藏族先民大迎客宴的提升和异化出现的结果；其次,分析苯教神话中春播时祭犁神、夏天的产奶季节祭奶神、秋天的屠宰季节祭肉神、冬天的货物交换季节祭商神等祭祀习俗,发现藏族先民把以物取悦的人际关系处理模式运用到祭祀中,使祭祀成为一种具有明确目标的人神互动形式；再者,苯教神话的祭祀仪式,形象化、变异化地再现了藏族早期社会处理人际关系途径,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远古时期召集部落成员共商部落大计的生活场面。
苯教作为藏族原始宗教,其影响至今在藏族社会中极为深刻。作为苯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神系及其神话体系尤其蔚为大观。无论从其规模,还是数量和内容,堪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和神谱体系,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其中苯教神话的诸多价值中民俗价值、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更为突出。就苯教神话中的藏族民俗而言,其丰富性和奇异性令人折服。如《黑头藏人起源记》中有兄弟三人把父亲的遗体分成三快分别埋在各自领土的记载,从此可以断定在早期藏族除盛行天葬、土葬、水葬习俗外,还流行过分葬习俗；又如《红嘴鸦携箭经》中有对争抢孩子时,不慎把孩子的身子撕成了两半。事后,苯教颂师把孩子的上身和下身并在一起,采取“失去的骨髓由珠宝来弥补”,“丢失的头发由柳叶来弥补”,“脸部失去的光泽由金粉弥补”等手段,给尸体进行了严格的修复和整容,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的“无常”观念盛行之前,藏族先民不但重视入殓仪式之外,而且还掌握了复杂的整容技术。立足婚姻习俗,分析和研究苯教神话,在《离神记》、《黑头藏人起源记》等苯教神话文献中,处处讲述“夫妻分居在各自的母系氏族中,婚姻生活采取丈夫走访妻子的形式,子女从母居,属母方氏族,世系和财产继承从母系”的故事,许多情节充满母系社会时期典型的生活事件和生活场景。另外,《黑头藏人起源记》、《兄妹分物记》等苯教神话文献中,能够找到有关“妇女社会地位下降,实行妻从夫居,子女从父居,世系按父系计,婚姻由对偶婚转变为一夫一妻制,财产继承从父计,崇拜祭祀男性祖先”等反映父系社会生活场景的故事。从苯教神话的文学价值而言,我们从词的组合方式、句子与句群的组织方式、句义的表方式以及内容的组织方式等方面能够了解藏族先民的表达习惯、思维方式、美学理念外,如果系统地研究苯教神话,全面掌握藏族远古文学的语言特色、结构模式、创作风格,研究者能够弥补藏族远古文学的学术空白,创作者在保持藏族文学的现代性的同时,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地继承文学传统,使创作手法、叙述风格科学合理地回归传统,能够创作时代特征鲜明、民族风格浓厚的优秀作品。苯教神话的历史价值是多种多样的,如在《黑头藏人起源记》中介绍藏族六氏族分割领土的状况时曰：“有尊严的东氏部落像雪山雄狮,活跃在东方；查氏八部部落如黑影覆盖大地,在南方满足了心愿；智氏就部部落如猛虎下山,占据着中部群山；嘎氏部落如银盆中的酥油,傲据于雪域下部；可辈分最低柏氏和达氏在自己的领地上没能分到领土,他们伤心地离开故土,在异域占领了达拉龚玛。”这段记载通过某个时期社会状况的描述,反映了藏族早期氏族部落占据领地各自为重,排挤弱小的社会现象。如在《黑头藏人起源记》中介绍人间三宝时曰：“象雄的苯教是宝,天竺的佛法是宝,尼泊尔的鲁(龙)是宝。”这处记载通过人们的认识,反映了佛教传入藏区后,一段时间佛苯和谐相处的社会现象。另外,苯教神话文献《离神记》中变异地记录了藏王聂赤赞布及其父辈的历史,对研究吐蕃藏布史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整篇论文以各章节的正文内容与附在每章之后的文本资料作为架构,以实证性论述和文本附录作为参考的方式,呈现了苯教神话的来龙去脉及其对藏人社会和观念形态的影响。以此提炼了苯教神话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传承意义。
This dissertation explores the remained questions in Bonpo myths by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 cultural contents as well as its symbolism. Studies on myths can be approached through a wider len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which address the topic in a larger set of methodologies, perspectives and academic traditions. Different groups of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background brought together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and it is such involvement of various scholarship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large corpse literature on mythologies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not to conduct any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mythology, it is also not my primary concern here to discuss and categorize various systems of the world mythologies. This study focuses exclusively on the Bonpo mythologies by outlining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ransmission as well as transformation in general. The main projects of this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Firstly, with consideration given to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the role played by various Bonpo myths in Tibetan society throughout the history,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will be fully examined. Secondly, the large collection of the Bonpo myths considered in the paper will be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lens of structuralism.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extent and th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Bonpo myths on the Tibetan cosmology, this paper will take a close scrutiny on the major divine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at the large, a robust discussion will also be launched concerning the crucial questions of the hierarchy, divisions and specialty of each deity and the divine group. I consider it is significant to observe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onpo divine system, and its particip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Tibetan society as inherent part of customs and social norms. Examples applied in the dissertation indicate that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the values of Bonpo myths thus can be seen at every practice level of Tibetan society. Finally, scholarly investigation on the Bonpo myths by this study is mainly a result of extensive readings and research. This dissertation will offer my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n the Bonpo myth, and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s which have been raised.
This dissertation is a study of Bonpo myths. Chapter one deals with the general question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and feature of the myths. Having outlined the extent and how far the discussion will be reached, comparative research will be don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ole of the myths as a distinct cultural element from other entities such as folk stories and folk legends, from which we will come to a close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forms of myths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myths transformed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ambience.
Chapter two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Bonpo myths. Philological and chronological discussion will pave a way for us to reach a set of further questions. This chapter attempt to illuminate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Bonpo myths by looking at individual's reflection of the outside world(cosmos) and the self-representation. Taking the question of how individuals reflect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mselves, this chapter demonstrates the spiritual and temporal conditions which compel and facilitate individual's relations with the deities. Namely, asking help from a specific deity. In addition, this chapter also articulates the histor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versation between Bon and Buddhism by represen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Buddhist cosmology characterized by the mountain Meru on that of Bon, also by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he Bonpo myths from such communication.
Chapter three focuses on the divine cult in the Bonpo mythologies. Having traced back to its origin, facts and examples exemplify that the Bonpo version of the divine cult is a extension of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the royal ancestor worship in the Bonpo belief system.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royal ancestor worship assum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belief system of Bonpo and can be regarded as the initial model and structure of the Bonpo mythologies. The structure and the extent of the divinity have evolved metaphoric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erarchy and structural form of Tibetan society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from which the most apparent evolution can be detected:the individual divinity evolved into the divine group, along with a specific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 the function of various divine system of Bonpo. This structuralism in the divine system of Bonpo corresponds to the form of Tibetan society at various times. The profession of divine system of Bonpo penetrates regions, areas, households, ranches of Tibetan society.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beings and the divinities,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divinity to the human society, various symbolism including the physical features and mudras of the individual divinity and divine group can be well observed and categorized.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it is the variety of the needs of the different human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workplaces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at stimulates the trend of profession and division in the function of Bonpo divine system. Chapter three takes the ritual,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 links the human beings and the divinities, as an inspiration to articulate how the divine systems work in the everyday life of Tibeta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modes, cont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ce and time of the rituals.
Chapter fou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onpo mythologies. As the first step, the chapter will look into the role of Bonpo mythologies in the area of Tibetan folklore. Attention will be given to the life-cycle events including marriages and funerals. In addition, Bonpo mythologies will be investigated fully as a literature. Considering its manifestation as textual sources,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onpo mythologies will become obvious when they have been read, researched and consulted. My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resulted from extensive reading, researching and consultation of the larger corpus of the literature of Bonpo mythologies.
The dissertation is a result of fully exploration on the bibliographical sources appended at the end, with a close scrutiny on the questions raised throughout the chapte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fle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Bonpo mythologi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Tibetan society and ideology.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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