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科是在学术思想、学科制度和社会意识形念三个基本维度的“合力”中得以确立的历史性存在。学科史不仅是学术史展丌的历史空间,也是学术史的具体存在方式。厘清学科自身的历史谱系是学科史研究的根本诉求。文学学科的确立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前学科”状态到现代学科格局的历史的过程。文学学科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不仅意味着关于“文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出现,在相当意义上也关乎“文学本质”的生成。
从汉代丌始,中国学术体系即形成了“经学独大”的基本格局,同现代文学学科具有谱系关联的“文章学”、“词章学”、“集部之学”等均作为经学的附庸存在,未能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明代以来,耶稣会传教士们对于西方学术、学科体系的介绍虽然没有在根本上触动这一格局,但传教士对汉语词“文学”的使用不仅赋予了“文学”以新的语义,也在命名的层面上为中西学科谱系之间的对接、交流搭建起一个平台。20世纪初,以现代大学诞生为标志,中国现代学术和学科体系丌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也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基本确立。但是,教育格局中“文学系科”的出现同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学科”的自觉却并非同步。
到民国初年,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国文系中,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文学概论作为文学学科的基本课程的学科架构得以确立。但文学立为专门之学,很大程度上源自“保存国粹”的时代诉求,民国时期的国文系也多以对传统学术的批判性继承为其教育目标。受此影响,民国时期从理论角度探究“文学”的“文学概论”课程并未成为大学国文系学科系统中的重心。同时,由于哲学意义上的“本质论”维度尚未全面确立,“文学本质论”更多地停留在对“文学属性”、“文学特质”的界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提升,但用“本质属性”替代对“本质”的讨论依然广泛地存在于建国后的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之中。从马克思主义本质论的理论立场看来,“文学”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意识形念”,文学作品、文学活动则是“文学”这一意识形念用以呈现自身的形式。
The discipline has established its historical existence on the resultant forces of academic thought,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and social ideology. The history of discipline is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space but also the existence mode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genealogy of discipline is the fundamental demands of the history of discipl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e of literature has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the former subjects to the modern ones.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for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ture not only means the appearance of literary knowledge and theory system, but also concerns the generation of the literary essence.
From Han dynasty, academic system of China has already formed the basic pattern in which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was the main. While theories of prose, theories of poetry and prose and Study of belles-letters, which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discipline of modern literature, could not gain the independent academic status, bacause they existed as the vassal of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From Ming dynasty, although Jesuit missionaries could not touch this pattern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system of discipline, the appliance of the chinese word "literature" not only had given it new semantics, but also had built a platform which provided the communicate between chinese discipline and western ones.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modern academic and the system of discipline have been formed on the base of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 universit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sense has been established. But the appearance of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in educational structure was not synchronized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ture in the academic sen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had been founded as the framework of the basic course which belongs to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ture, and this case was represented by Chinese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But establishing the literature as the specialized discipline had largely stemed from demand of the times which was to preserve national culture quintessence. Then at this time, Chinese Department critical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as its goal. The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which studies literature from theoretical angle was influenced, so it did not become the main part of the system of discipline in Chinese Department. In the mean time, as the Essential ism in the philosophical sense was not completely established, Theory of Literature Essence largely stayed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literary quality and character.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cademic status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has been promoted, while the discussion which used essential attribute to replace essence had widely exis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From the stand of Marxist Essentialism, litarature was the ideology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history, and its works and activities were the form by which the literature as the ideology presented itself.
引文
[1]张保宁： 《文艺学应有中国立场》, 《人民日报》2009年,第19版
[2]陈平原： 《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1]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白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2]福柯： 《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3]恩格斯： 《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3页
[4]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傳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页
[5]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页
[6]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7]鲁迅： 《野草·墓碣文》, 《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8]王国维： 《人间词话》,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20页
[9]这里的“叙述”不仅仅包括文字的历史文献,同时也包括一切历史器物遗存等一切“叙述’着历史的“叙述”
[10]阮孝绪：《七录序》,吕彼得：《中国目录学资料选辑》,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第212页
[11]这一判断来自笔者对《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哲学·心理学”卷、“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政治”卷、“文化科学·艺术”卷、“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卷、“宗教”卷、 “教育·体育”诸卷的书目的不完全统计所得,住以上诸卷中,题名为“学术史”的著作,除梁、钱两著之外,另有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另有《法兰西学术史略》、《波兰学术简史》等译作,但“思想史”的题名明显要多,不惟有断代、国别思想史的写作,更有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社会思想史、教育思想史、法律思想史、宗教思想史等“学科思想史”的大量出现。
[12]在学术与思想的讨论中,有学者将1990年代的学术研究状貌概括为“学术凸显,思想淡出”,这里仅作拟用,但这种拟用这并不表示笔者对这种观点是否正确的判断。
[13]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4]许倬云：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5]葛兆光： 《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口.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6]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4页
[17]车尔尼雪夫斯基： 《美学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4、120页
[18]关于《诗学》的流变情况参见陈中梅： 《诗学·引言》,亚里十多德： 《诗学》,陈中梅泽,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注2
[20]王南湜： 《认真对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征的再理解》, 《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1]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995年,第31页
[22]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
[23]恩格斯： 《致梅林》(1893年7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6页。1972版的该段文字的译文基本相同,只是1995版中的“我们大家”为“我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0页。
[24]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页
[25]笔者听戴安钢先生授课笔记。
[26]茅盾： 《中国神话研究初探》, 《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74-275页
[27]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28]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福柯集》杜小真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29]这是福柯引用尼采的文字,中译本与此略有不同,附另一中译,以供参照。“太初有……”——赞美起源,——这是形而上学的后发的新芽,是在观察历史时才会长出的新芽,完全能够让人认为：最宝贵、最本质的东西存在于万物之初。(《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6页)
[30]福柯：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福柯集》杜小真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31]“福柯：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福柯集》杜小真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32]福柯：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福柯集》杜小真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33]福柯：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福柯集》杜小真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34]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Ultimate 2007
[35]张再林： 《中国古代关于“家”的哲学论纲》, 《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36]福柯：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福柯集》杜小真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37]施太格缪勒： 《当代哲学主流》(下),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04页。“语言学的转向”的提出究竟始于何时,国内学界似乎尚无统一意见。有学者认为博格曼(Bergman)在《逻辑和实在》(Logic and Reality,1964)中“最早对语言学转向足了表述”： “所有的哲学家都以谈论一种合适的(suitable)语言的方式谈论世界,这就是语言学转向,一种有关方法的基本策略(gambit),也是普通和理想的哲学家所统一的方法”(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此外,美国哲学家罗蒂也于1967年编辑了《语言学的转向》的论文集,并撰有长篇导论,同样用“语言学转向”概括分析哲学之于整个哲学史的意义。而施太格缪勒此书中译本据1978年第六版译出,然该书第一版从1952年即问世,则这一提法在施氏该著的哪一版中最早出现,尚需比对。不过,从这样一些论述,不难发现,到1960年代, “语言学转向”作为描述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西方学界已然颇为深入人心了。
[38]邓晓芒： 《德里达：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字学转向?》, 《从寻根到漂泊：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羊城晚报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
[39]胡塞尔： 《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邓晓芒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458页
[40]涂纪亮： 《命名与必然性·中译本序》,索尔·克里普克： 《命名与必然性》,涂纪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41]可以发现,“文学”同“哲学”一样,即是学科的名称,也是学科研究对象的名称,这一点同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物理学等有所不同。在下文的讨论中将会发现,这种现象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学科的定位。为表述方便,下文“学科命名”凡不做专门指称,均概指这三方面的内容。
[42]索尔·克里普克： 《命名与必然性》,涂纪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43]狄仁昆主编： 《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与进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44]朱立元、栗永清： 《从“生态美学”到“生态存在论美学观”》, 《东方丛刊》2009年第3期,除了这种学理内部的发展逻辑之外,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酝酿学位制度和高等教育的专业、学科设置,这国家教育和学科管理层面的改革对于新学科的大量出现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45]参见陈燮君： 《学科学导论——学科发展理论探索》,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这部著作中对于“学科”、“学科学”、“学科史”虽然都有相对集中的讨论,但其主要立意在于宏观地对(新)学科的产生、架构、发展的“指导性”的确立,但对具体概念的具体界定仍嫌于宽泛。这里仅引其对“学科学”的一段界定,以略见梗概：“学科学是一门以学科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主要任务是研究学科的定义、分类、结构、模型、形态、特征、更替、衍生、周期、战略、动力、方法、传播、证伪、流派、组织、管理和预测的一般规律。它涉及哲学、时间学、空间学、系统论、控制论、科学学、战略学、决策科学等多种学科。”(该书第1页)或许正因这样一些缺憾,其在学界的影响也较为有限。
[46]到新世纪以后,“中国民间文学”重回中文系。
[47]温儒敏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48]陈平原： 《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1]关于该段文字的历代注疏,参见程树德： 《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742-746页,本节引文非专门注明者,均引自该书,不一一注明。
[2]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3]曾国藩：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见《帷幄辞章：曾国藩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4]钱穆：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 《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224页
[5]陈伯海： 《释“缘情绮靡”》, 《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6]王齐洲： 《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7]郭绍虞： 《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8](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儒林传》,《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604-3605页,值得一提的是,号为“德行”、“政事”的“林、吉”“王莽时”“为九卿”,“文学”、“言语”的“饮、章”二人“皆为博十”,许商识人的能力还是值得赞叹的。
[9](宋)范哗著, (唐)李贤注： 《后汉书》卷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第772页,同页李贤注：“《东观记》曰‘王莽时举有德行、能言语、通政事、明文学之士’”。以下凡因该书,均据该版,只注书名、页码。
[10]《后汉书》,注引应劭《汉官仪》,第3559页
[11](唐)杜佑： 《通典》卷十三, 《通典》(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315页
[1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江标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类叙》,中华书局1991年,第1页
[13]韩愈、李翱： 《论语笔解》(卷下),中华书局1991年,第15页
[14]钱穆：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 《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224页
[15]俞樾： 《孔门四科说》, 《清文观止》胡朴安鉴定,吴拯寰等译注,岳麓书社1991年第601-602页
[16]李零： 《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比出版社,第16-17页。现代班级教育住西方作为一种理论提出直至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中才出现,但如果追溯起来,中世纪大学教育似乎已有其雏形,住中国,宋代熙宁四年(1071年)首创太学三舍法,也确立了一种“升级”形式,虽然同现代意义的“班级授课”相去甚远,但从教授、学习角度而言,已经有了现代班级授课所存住的层次性特征。
[17]王充： 《论衡·讲瑞篇》,黄晖撰： 《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724页
[18]《史记》中关于孔子弟子数即有两种说法《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仲尼弟子列传》则说“孔子口： ‘授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这里仅作概说。
[19]钱穆： 《孔子传》,三联书店2002年,第12页
[20]孔子弟子均为十五岁以上,所谓“十五始有志于学”,另“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郑玄注“束修为男子年十五以上”按西周标准,孔子私学已属“大学”阶段。
[21]参见陈十珂： 《孔子家语疏证》卷九,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第221-233页
[22][日]佐藤慎一：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23]《周礼·保氏》, 《周礼注疏》(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2页
[24]《汉书·食货志》, (汉)班固撰, (唐)颜师占注：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2页,以下所引该书均据此版,只注书名、页码
[25]朱熹： 《大学章句序》, 《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57年,第1-2页
[26]《史记·孔子世家》, (汉)司马迁：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921、1930页,以下所引该书均据此版,只注书名、页码。
[27]贾谊《新书·六术》篇中即有“内本六法,外行六行,以与《书》、 《诗》、 《易》、《存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详细考证参见蒋国保： 《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儒学卷),2005年
[28]刘国钧： 《中国图书分类法·导言》, 《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57页
[29]“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史记》,第1938页
[30]这里的划分仅为表述方便而论,大略说来,蒙学重识字教育,小学则主要以儒家经典的熟悉和理解为内容,大学阶段则进入义理的“研究”阶段。
[31]《后汉书》,第340、341页
[32]《后汉书》,第2548页
[33]钱志熙认为,“鸿门学设立不久,就遭到朝臣们的谏议,后来灵帝是否接受朝臣的意见,立即罢停鸿都门学,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史书没有再提鸿都门的事情来判断,应该是遭致谏议斤很快就罢停了,并且罢停也应该是光和元年当年的事。”
[34]孙培青主编： 《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35]赵国华： 《汉鸿都门学考辨》,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此外,张新科：《文学视角中的“鸿都门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孙明君： 《第三种势力——政治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学系与探索》2002年第5期)诸文,均可参见。
[36]钱志熙：《“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37]《后汉书》,第1991-1992页
[38]《御览》卷九十二,引《典略》“熹平四年五月,帝自造《皇曦》五十章”
[39]赵国华： 《汉鸿都门学考辨》,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此外,张新科：《文学视角中的“鸿都门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孙明君： 《第三种势力——政治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学系与探索》2002年第5期)诸文,均可参见。
[40]《后汉书·阳球传》,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499页
[41]《书·立政》中有“王左右,常伯、常任、淮人、缀衣、虎贲”,蔡沉集传： “有牧民之长曰常伯。”又《汉书·谷永传》：“戴金貂之饰、执常伯之职者,皆使学先王之道,知君臣之义。”颜师古注： “常伯,侍中也。”“纳言”, 《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传：“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王莽时改武帝时主管国家钱谷租税的“大司农”为“纳言”,东汉复称“大司农”
[42](唐)杜佑： 《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545页
[43]安作璋、熊铁基： 《秦汉官制史稿》(上),齐鲁出版社1984年,第119、287页
[44]安作璋、熊铁基： 《秦汉官制史稿》(下),齐鲁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
[45]《晋书·卫恒传》卷三十六, (唐)房玄龄等撰： 《晋书》中华局1974年,第1064页
[46]潘运告编著： 《张怀瓘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153页
[47]李林甫等撰： 《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254页
[48](晋)陈寿撰, (宋)裴松之注： 《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07页,以下所引该书均据此版,只注书名、页码。
[49]《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4页
[50]皮锡瑞：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页
[51]《三国志》,注引《魏略》,第420页
[52]《三国志》,中华书局,第84页
[53]《三国志》,注引《魏略》,第420-421页
[54]《三国志》,注引《魏略》,第421页
[55]皮锡瑞：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页
[56]《三国志》,第97页
[57]钱志熙：《“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 《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8]《三国志》,第416页
[59]《三国志》,第292页
[60]《三国志》,第618页
[61](梁)沈约撰： 《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3-2294页,以下所引该书,均据该版,只注书名、页码
[62](唐)李延寿： 《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595页,以下所引该书,均据该版,只注书名、页码
[63]《南史》,第113页
[64]李俊： 《论刘宋元嘉“四学”制度及其与南朝学术史之关系》, 《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夏之卷
[65]《南史》,第386页
[66]《宋书·颜延之》, 《宋书》,中华书局,第1893页
[67]《宋书·宗炳传》, 《宋书》,中华书局,第2279页
[68]这里的“艺术”指“玄学”而论,宗炳“精于言理”实具玄家色彩。
[69](明)王世懋, 《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70](唐)许嵩： 《建康实录》,上海占籍出版社1987年,第322页
[71]张隆华,曾仲珊：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170-171页
[72]“(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吕、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宋书》,第1734页
[73]其实,住相当的意义上,从占典含义的“文”、“文章”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概念演化中,外延大小的变化是同概念自身的内涵的变化相适应的,这是概念本身的统一性所决定的,这里为表述的方便,姑且如此表达,详见后章。
[74](唐)李百药撰： 《北齐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603页
[75]参见桂罗敏： 《<修文殿预览>考辨》, 《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第1期
[76](唐)令狐德芬撰： 《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第806页
[77]参见汪春泓： 《<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学苑出版社 2002年。
[78]参见(元)脱脱等撰： 《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3603-3623页,以下所引该书,均据该版,只注书名、页码
[79]《宋史》,第3621-3622页
[80](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年,第1794页
[81]本节所引均自(明)宋濂等撰：《元史·科举志》,《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5-2027页,以下所引该书,均据该版,只注书名、页码
[82]明代“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 《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逆,诏、浩、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明史·科举志》,张廷玉等撰： 《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4页)晚清之前清科举基本沿袭明制“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十子各古一经。……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清史稿·选举三》,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3148页
[83]西安碑林第三室的北宋释梦英书《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碑阴,见《西安碑林史》西安出版社,1998,第510页
[84](元)程端礼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华书局1985年
[85]《隋书·经籍志》, (唐)魏征等撰：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903页
[86]“中书省臣奏： ‘……夫取十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十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十,庶可得人。’帝然之。”(《元史》,中华书局,第2018页)
[87]《宋史》,第3659页
[88]《宋元学案》, 《黄宗羲全集》 (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89]《宋史》,第3630页
[90]司马光等撰：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3868页
[91](宋)晁补之： 《海陵集序》,陶秋英选编： 《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14页
[92](宋)程颐、程颢：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87页
[93]《近思录》卷二, (清)江永： 《近思录集注》,上海书店1987年,第42页
[94]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9页,关于中国分科思想及其演变,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论析甚详,可参见。
[95]《汉书》,第1765页
[96](元)马端临： 《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华书局1986年,第1953页
[97]江标辑：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类叙》,中华书局1991年,第25-26页
[1][法]基佐： 《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8页
[2]《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31页
[3]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原文正文中为“政治动物”,据注释“政治动物”,从更广泛意义来说是“社会动物”,这是亚里十多德住他的《政治学》第1篇开头给人下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1章第(13)注中指出： “确切地说,亚里十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 (第645页)
[4]沙姆韦： 《学科规训制度导论》,华勒斯坦： 《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泽,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5]傅斯年：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新青年》第4卷第4卷,1918年4月15日
[6]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比出版社1995年,第83页
[7]参见亚里斯多德： 《形而上学》卷六,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
[8]关于西方“七艺”的流变,沈文饮：《论“七艺”之流变》(《复旦教育论坛》2007年第1期)梳理颇为详细,可参见。
[9][法]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5-125页,关于早期的大学的结构和学位设置情况可参见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王建妮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英]威廉·博伊德,[英]埃德蒙·金著： 《西方教育史》,任室祥,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
[11]“六艺”的内容,礼、乐争议相对较少,但射、御二艺究竟是重乎射、御之“礼”还是射、御之技(艺),抑或兼而有之,“书”究竟是仅指识字教育的蒙学阶段,还是也包括对先王盛典的阅读、学习,甚至包括类似斤世的书法、写作等艺术教育,“数”所包括的仅仅是初步的算学和天文学知识还是也包括一些更为“高级”的“自然科学”,史料不足,历代学者因其立足点不同,诠释各有差异,其中揣测性的推断也大可想见。
[12]《史记》,第1258-1259页
[13]陈独秀： 《今日之教育方针》, 《青年杂志》第1卷,第2期,1915年10月
[14][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40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关于“精神生产”概念的演变,可参见景中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2-68页
[15][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3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16]参见孙承叔： 《关于创新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儿点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17][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3页
[18]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21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9]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0页
[20]Hoskin, Keith W., and Richard H. Macve 1986 "Accounting and the Examination:A Genealogy of Disciplinary Power",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1(2):P.107,转引自：华勒斯坦： 《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第12页
[21]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第六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2]叶秀山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六卷),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23]章学诚： 《校雠通义·<汉志>六艺》, 《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1页
[24]许倬云：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5]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26][意]艾儒略： 《职方外纪》卷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7][意]艾儒略： 《西学凡》《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卷93,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8]专门以介绍西方教育、学术概况的《西学凡》中的介绍更为详细,可为《职方外纪》：补充,可参见,因题旨所限,与“文科”、“文学”等词语无涉的一些说明不再征引论述。
[29]参见[英]威廉·博伊德,[英]埃德蒙·金著： 《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01-205页,另该书说劳迪亚斯·阿奎维瓦为耶稣会第四任会长,据[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 《耶稣会简史》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所附《耶稣会各任总会长人名录》 (第116页)当为第五任。
[30][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 《耶稣会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66页。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哈特曼的研究,1599年定型的“教学纲要”“学前预备班,就读者为6-8岁的学生；初级阶段,就读者为9-13岁的学生；历时5-6年,最斤是高级阶段,这是进入大学前的最后阶段,学生毕业时年龄一般在20岁左右”,这个“纲要”同艾儒略所说的并不一致。但艾儒略1582年出生,1610年抵达澳门,对于 1599年“纲要”应该是熟悉的。
[31]关于17世纪欧洲大学“毕业”之后的“出路”,参见(瑞十)瓦尔特·吕埃格总主编,(比)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主编《欧洲大学史》(第二卷),贺国庆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1-430页
[32]需要说明的是,欧洲自然科学教育的兴起其实同样是很晚近的事情, “四科”作为大学教育的核心的局面大概一直要等到19世纪才有质的改观。详见后文。
[33][意]艾儒略： 《西学凡》《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卷93,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34][意]艾儒略： 《西学凡》《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卷93,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35]参见李兴业： 《巴黎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8-39页
[36]“修辞学”最初以拉J‘文法的传授为主要内容,古希腊典籍发现之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可能被大学的神父们用为教本,“文学”学科住欧洲大学确立之前,普遍存住于欧洲大学学科体系中的“语文学”(Philology, Philologie)和“修辞学”也有谱系学意义上的相关性。
[37][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泽,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
[38]魏源： 《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3-284页
[39]Notices of J.A. Goncalv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6) pp.69-80
[40]赵利峰、吴震：《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1]转引自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陶希圣《明代宗教》,学生书局1968年,第55页
[42][法]费赖之： 《住华传教十列传及书目》,冯承钧泽,中华书局1995年,第132页
[43]李爽学： 《中译第一首“英”诗<圣梦歌>》, 《读书》2008年第3期
[44]参见[法]罗杰·法约尔：《法国文学评论史》,怀宁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45]关于英国大学的英文系的制度演变,可参见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吴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61页,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三联书店2006年,第148-249页
[46]《瀛海再笔》据日本学者沈国威考证当为王韬据友人应雨耕的讲述而写,参见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本文所引该刊文字俱据该书,沈国威先生为该刊词语编撰了详细的索引,所引三处出处亦据沈先生索引之力。
[47]参见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 115-116页
[48]林乐知： 《文学兴国策·序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49]赵建民：《森有礼的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影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50]另可参见赵建民文对森有礼“征询信”的中泽。因未见英文原作,关于题名及“文学”的译法,仅作此推论,如有不妥,请学界指教。
[51][日]森有礼编：《文学兴国策》,林知乐、任廷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29页
[52]森有礼曾向日本政府递呈《日本的宗教自由》(Religious Freedom in Japan)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参见肖朗：《〈文学兴国策〉与近代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利.学版)2002年第1期
[53]林知乐： 《文学兴国策·序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页
[54]汤志钧、陈祖恩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关于章程的作者问题,见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55]艾约瑟：： 《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 《六合丛谈》第1号
[56]Negley Harte and John North, THE WORLD OF UCL 1828-1990,转引自干承绪：《伦敦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4页。本文关于伦敦大学的描述主要参考该书。
[57]仅据《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外文辞书目录(1897-1963)》(商务印书馆1964年)载,1897-1911年出版的英汉(汉英)词典即有14种之多,其中不少辞典多次再版。另澳门中央图书馆藏有出版于1911年以前的中英词典22种,其中1900年以前的17种,晚清时期英汉词典出版量可见一斑。
[58]袁祖志：《出洋须知》,转引自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第134页
[59]据上海图书馆藏《五车韵府》卷二。因未见卷一版权页,不能确定其刊行年代。该书为马礼逊《华英字典》(A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languageinthreeparts)的第二部分。《华英字典》是现知第一部大型英汉词典,全书于1815-1823年出版于澳门。《五车韵府》于1865年曾住上海重印,所见当为此版。参见叶再生：《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中国最早家现代化出版社和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出版史研究》[第一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等。
[60]该词典虽名为“华英”但实际上是“英汉词典”,1879年由点石斋出版袖珍缩印本,1882年“二次缩印”。据“点石斋主人”光绪己卯(1879年)序言：“本斋初见英国墨黑士先生三十五年前所著《华英字典》一册而爱之……继而观粤东邝容阶先生已为重印,并稍添他人字典”,则该辞典当初版(或编撰完成)于1844年前后,且住点石斋付印该书前,已至少面世两次。三十多年间,该词典至少有四个版本,清末民初国内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的点石斋更在四年间两次缩印,可见其影响力。再考虑到出版该词典增订本的邝容阶(其照)是后来商务印书馆儿部英汉词典的编者,他所编撰的词典在近代中国、日本影响颇大,将它列为考察近代“文学”语义流变的参照,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61]《华英词典》,上海点石斋1882年
[62]唐廷枢： 《英语集全》卷二,广州纬经堂1862年
[63][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
[64]笔者所见版次为“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季秋月六版”,前有李佳白序言一篇(光绪三十二年),另据查考,中华民国八年十二月有郁德基“商务印书馆增广”二十六版《增广商务印书馆英华新字典》。但则该书初版时间不详,且限于资料,该词典是否为最早收录“文学”并与literature直接对译的词典,还需继续考证。但它可以说明至迟在二十世纪初,“文学”同literature的互译关系已为普遍接受。
[65]《英华大词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第1350页,因所见本无出版时间,该书的初版时间不详,但书前严复序为“光绪三十四年正月”、颜惠庆序于“光绪三十三年小除夕”均为1908年,则该年至少已经完稿。
[66]《英华大词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例言》,商务印书馆1908年
[67]韦氏大词典至今影响未衰,无需多述,但英国纳韬尔词典(Nuttall's Dictionary)和Nuttall本人,我们却知之其少。有学者说依据的版本是Standard Edition(张万方、张康仪：《我国英汉词典的注音——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辞书研究》2003年第3期),但仍嫌模糊。纳氏相关辞书笔者仅见两种The nuttall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s and antonyms 和 NUTTALL'S BIJOU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前者国内各图书馆多有馆藏,但显非颜氏所本,后者则因所见册缺出版年月页码。则这本辞书所本依然是个巨大的问号。
[68]《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卯171页
[69]华勒斯坦： 《开放的社会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8-9页
[70]张德彝： 《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页
[71]黄遵宪： 《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40页
[72]《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28页
[73]《饮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36页
[74]“癸卯学制”诸章程的制定过程大致如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闰五月初三(6月27日)张之洞奉旨着手拟定,诸章程“七月中税稿,斟酌遽难尽善。十月,皇太后饬催速奏,因先以稿本及折片稿送政务处、军机大臣复阅(按《张之洞年谱长编》,事住十月二十三日,公历12月11日),而意见参差,于递减科举事尤甚。”(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第177页)。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张百熙等奏呈重订学堂章程,“商定入奏,自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层递而上至大学堂,就原章增补。师范学堂、译学馆、进十馆、农工商实业学堂、艺徒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则原章所无,另为编订,益以任用教员章程、学堂管理通则、实业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考试奖励章程、学务纲要,凡二十种。”(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第177页)同日“内阁奉上谕”“前经谕令张之洞会同管学大臣,降学堂章程悉心厘订,妥议具奏。兹据会奏胪陈各折片,条分缕晰,立法尚属周备,著次第推行。”由此,虽然王国维说“今日之奏定学校章程,草创之者沔阳陈君毅,而南皮张尚书实成之”(《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但毕竟作为一个中央文件,当有参酌多人意见。住本文行文中用“章程制定者”或“张之洞们”来代之“癸卯章程”的制定者。之前1902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曾颁布“饮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但除《钦定大!学堂章程》外,儿乎未及实施即为癸卯学制所替代。
[75]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学科泽名并非首次出现住“癸卯学制”诸章程中,这里仅仅强调它的“集中”。
[76]《奏定学务纲要》,璩鑫圭、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92页
[77]近来学者探究“文学”多着眼于各大学堂章程以及各早期《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但住笔者看来,试图探究“文学”课程住晚清教育体系中的真正含义,从整体关注各级学堂章程似较更为全面。文中涉及内容可参见“癸卯学制”各级学校章程,均据璩鑫十、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78]《奏定学务纲要》,璩鑫圭、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年,第448-449页
[79]从《章程》中对两课程的说明看, “诗体”未得一见,而住“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开列十九种参考书目 ,属诗歌专集者仅“御选《诗醇》”一例,诗歌住《章程》中的“边缘”地位可见一斑。
[80]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7页。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同元代之后罢诗赋,独重古文的科举制度演变当有一定的关系。由于科举,古文“文体”地位获得提升,而诗则早在现实世界中远离了孔子时代“不学诗,无以言”的政治功用,其在以讲求“实用性”的目的极为明显的晚清学制变革中未得到 重视,也属自然。此外,宋明理学住明清两代儿可谓为“官方意识形态”,理学家们对于诗赋的“轻视”自然也是出现这种现象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从文体自身来说,虽然《诗经》作为“经”的地位无可撼动,但“诗”的文体自身的局限义使得它不远及“文”更能传达思想(“学”),在崇“学”的时代,“诗赋”也就成为知识者个体情怀的抒发,而“无俾于实”的文体了。限于题旨,本文对此这一问题不做进一步的阐发。
[81]这里并非以语言学意义上的“词”和“词组”,而只是就其结合的紧密程度而言。
[82]初级小学堂设“中国文字”,为“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
[83]璩鑫圭、唐良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84]经学科周易学门亦称“周易学研究法”而不称“周易研究法”,则文学研究法也并非由于汉语表述的习惯,省略“文学学”称“文学”。
[85]《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实施规则》,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69页,对小学、师范该课程的要求同样有此规定。
[86]参见桑兵：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34页
[87]李喜所： 《清末留日!学生人数考》, 《文史哲》1982年,第3期
[88]参见郑世兴： 《中国现代教育史》三民书局1982年中所附《全国优级师范学堂教员资格表》(第69页)、 《全国各种实业学堂教员资格表》(第78页)
[89][法]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90]许倬云：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28也
[91]刘师培： 《文章源始》, 《国粹学报》第一期(1905年第1号)
[92]刘师培： 《南北文学不同论》, 《国粹学报》第九期(1905年第9号)
[93]刘师培： 《南北文学不同论》, 《国粹学报》1905年第九号
[94]章太炎： 《文学论略》, 《国粹学报》第二十一期(1906年第9号)
[95]章太炎： 《文学论略》, 《国粹学报》第二十一期(1906年第9号)
[96]狄平子： 《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 《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6页
[97]裘廷梁： 《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下),中华书局1963年,第359、360页
[98]梁启超： 《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49页
[99]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新小说》1902年第1号
[100]王国维： 《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
[101]王国维： 《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
[102]王国维： 《宋元戏曲考·序》,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3页
[103]金天羽： 《文学上之美术观》, 《国粹学报》第二十八期(1907年第3号)
[104]鲁迅： 《摩罗诗力说》, 《河南》1908年第2号
[105]周作人： 《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河南》1908年第4号
[106]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下),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24页
[107]胡适： 《四十自述·逼上梁山》,岳麓书社1998年,第78页
[108]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1917年1月
[109]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期,1917年2月
[110]刘半农： 《我之文学改良观》,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17年5月
[1]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37页
[2]江标辑：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类叙》,中华书局1991年,第23-24页
[3]姚鼐： 《谢蕴山诗集序》,钱仲联主编： 《姚鼐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2页
[4]原书分年排列,不少课程均跨年,这里仅叙其课程类别。参见吴汝伦： 《东游丛录》三省堂书店1902年。原文中“随意科目”与按年开设科目重叠甚多,例如国文学科“国史”即列为第一年“随意科目”,但第二年课程中亦有,录入本文时,凡随意科目与按年开设科目重叠者均只录一次。此外,另值注意的是,1887年成书的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中说“东京大学校”,“文学分二科,一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东京大学于1877由日本文部省定名成立,1886年颁“帝国大学令”改为帝国大学,黄、吴两书相去15年,东京大学“汉文学科”已改为“汉学科”不以“文学”称了。
[5]“据《<教育世界>译刊的日本教育规章制度目录(附欧美)》,璩鑫圭、唐良炎编： 《学制演变》(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6-240页。此目录共列举篇日114种,能从篇名上明确区分出是关于欧美的文章仅12种,余者均是关于日本的。”(王宏超《学科与思想：中国现代美学的起源》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6][美]罗伯特·达恩顿： 《屠猫记》,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23-227页
[7]梁丽娟： 《剑桥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8]黄福涛： 《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44页
[9]参见狄德罗和达朗伯的人类知识树, 《屠猫记》,第224-225页
[10]黄福涛： 《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11]参见[法]罗杰·法约尔：《法国文学评论史》,怀宁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12]黄福涛： 《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0-132页
[13]参见[英]彼得·威德森： 《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50页。由于文献等方面的限制,本文没有提及俄罗斯这个对中国学术同样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术传统的学科情况。这种阙失是一种本文的遗憾之处,但是,在1900年前后的教育改革中,比之英德法美、日本诸国,俄罗斯的影响要小一些。但仍然要提到的是,有学者说1809年尼古拉·费多罗维奇·格拉马京的语文科学硕十学位论文《论古俄罗斯文学》之后, “古俄罗斯文学才被正式承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Л.А.尼古拉耶夫： 《俄国文艺学史》,刘宝瑞泽,三联书店1987年,第44页),但笔者无法确认这里的“文学”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内容,且对俄罗斯的学科、学术史了解的有限,无法进一步展开,只好付之阙如。
[14]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世界》,第118-119期,1906年,原文为“分科大学章程中之最宜改善者,经学、文学二科是已。余谓此张尚书最得意之作也”,特此注明。
[15]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6页,以下所引该书均据本版,仅列书名,页码。
[16]德国学者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 R. Curtius)在《欧洲文学与拉J‘语的中世纪》中说“最早的文学史书名之一(文学史之一的书名?)就叫做《德国人的诗意民族文学史》”(韩瑞祥编选《巴赫曼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359页)
[17]参见黄子平、李劫： 《文学史的角度、文学的流失和迟到者的心理》, 《文学角》1986年第3期
[18]参见黄霖： 《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5期
[19]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1869年,日本政府接管幕府的三所高等学校：以儒学教育为中心的昌平坂学问所,以传授西学一般知识为主的开成所和传授西方医学的医学所,并改为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和医学校,并提出建立综合大学校的设想,导致国内国学、汉学、西学三派的论争和对立。1871年,日本政府建立文部省,合并三校,东京大学始立。
[20]朱自清： 《中国文学史·序》,林庚： 《中国文学史》鹭江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1]戴燕：《文学史的力量》,《文学史的权力》附录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22]陈广宏： 《黄人的文学观念与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 《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23]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4年,第1页
[24]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6-37页
[25]陈国球：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26]窦氏《历朝文学史》此书被认为脱稿于1897年、1906年出版,然据王水照先生考订,不仅1897年说乏直接证据,而且出版也当在1909年(参见王水照：《国人自撰文学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学术史启示》,《中国文化》第二十七期。)另外刘厚兹说该书“或者也是当时南洋师范学堂的课本”,亦乏确证,而且“文学史”进入课程体系的规定本身要到1913年之后,史料所限,即是课本,所授何课亦难详细。
[27]秦琪：《摩西遗诗跋》,钱仲联主编《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辑),上海古籍1986年,第169页
[28]华袞： 《澹远轩文集·序》,光绪十二年赵春义刻
[29]戴燕： 《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30]傅振伦： 《著名舆地方志学着——林传甲》,黄德馨、傅登舟主编： 《中国方志学家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第239页
[31]据《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光绪三十年(1904年)聘入大学堂承国文讲席的仅林传甲一人。
[32]《奏定任用教员章程》,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28页
[33]两科详情参见范沛潍：《清末癸卯和甲辰会试述论》,《历史档案》1993年03期。严格地说,通常林传甲生平介绍中所说的“赴京师会试”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34]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林传甲至京师大学堂是经同乡严复绍介,但所据不详。查《严复年谱新编》(罗耀九主编,鹭江出版社2004年)严复1904年2月辞京师大学堂编辑局总办职,4月18日离京,5月2日抵达上海。6月9日(四月二十六日),严复回复时为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曹典球的信中说“所委推荐教习一事,殆难为力。”并未提及林,另1902年致张元济信中说“本日小儿家信义言,陈玉苍(亦为福州人)京兆要保人材,以此问之林琴南,而琴南以(赵)仲宣、(伍)昭扆、(李)一琴、(夏)穗卿与高子益对,约年内即当出摺。”亦无林氏在内。集中所收两通致张百熙信也未及举荐事,它处亦未觅得相关叙述。在严复离京赴沪的这段时间内,林传甲当在河南备甲辰科考、等待放榜。四月放榜后,五月林即至京师大学堂承教师席,按照当时的交通状况,林传甲当是在放榜后不久即赶赴京师的。如系严复举荐,则当早在甲辰科前。
[35]参见李协： 《自供》, 《蒲城文史资料·纪念李仪祉先生诞辰110周年》,第15-129。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尚担任预科的“地理”,且其弟传树亦在预科就读。但据李的回忆,林氏兄弟在预科的声名似乎并不不佳。
[36]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4年,第116页
[37]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4年,第204页
[38]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目次》武林谋新室1914年,第24页
[39]《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16页
[40]《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15页
[41]需要说明的是, 《奏定优级学堂章程》的规定其实略有矛盾之处, “立学总义章”第一节说“三年毕业”,第四节说“次年分类”,但“学科程度章”中则说公共科课程限一年毕 业、分类科课程限三年毕业,而且列出三年每年的通习(公共科)和主课(专业科)。这样算来不算“加习科”应当是四年毕业。不过,“考录入学章”仅列公共科入学考验科目,未及“分类”科,而师范旧馆(第一期)和优级师范馆(第二期)的事实上的修业年限分别为年和四年,而王画初的回忆也证明了优级师范馆第二年分科(参见《我与北大》,第14页),则“三年毕业”究竟是制定者失察,还是篡草、刊布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不详。
[42]《京师大学堂现住办法章》,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90页
[43]林传甲的离任时间, 《纪念册》中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但实际上离任时间要早一些,这一点不少学者都予以指出,但在具体时间上则多有参差,这里略作介绍。查《东方杂志》第二年第九期《谕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1905年7月26日)有林传甲等“俱著以知县发往广西差遣委用”,林著《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韩杰序》言“丙午(1906)余游龙沙,是年秋林子以广西知县,经黑龙江程将军奏调来江,提调学务”《林传甲序》言“日俄战后,吉林双城翟熙人童年劝我出塞。承程雪楼将军奏调,传甲夫妇自广西万里赴之”((《吉林记略·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47、250页)。另有赴日考察政治、教育事,王晓秋所言较详,“1905年7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派国文教习、知县林传甲赴日本考察学务”(《近代中国与世界》,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395页,但所本无注,不详。)另在广西有委文案、警察学校诸事(陈国球)。综合以上,1905-1906年林的履历大致如下：1905年7月拣选知县,不久赴日考察,回国后再赴广西,后经程德全奏调(《程德全奏请调员差委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1906年4月8日],《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下),第797页),于1906年秋抵达黑龙江。
[44]《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20、403页
[45]《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页
[46]王仪通：《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序》,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7]在《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师范馆”“招考贡生监(生?)入学肄业”(《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42页)。据《大学堂师范生毕业分数等第单》(《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3-396页),该批学生中举人6人,附贡5人、副贡2人、廪贡10人、拔贡2人、优贡1人、监生21人、廪生12人、增生7人、附生21人,另有1人不详。因学生在堂时间有5年,特别是举人应有在堂时获得功名者。
[48]郑振铎： 《我的一个要求》,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7页
[49]笔者曾遴选《中国文学史》中提及的《四库提要》中《集部》的书籍、人物,做过一些比对,“都”不尽然,“钞”却毫无疑问,具体罗列这些重复,笔者认为也无甚必要,这里从略。
[50]此处还提及“惟文学史例录全文讲义,限于卷幅,不能备录”。是否“例录”,虽不敢断言,但这种情况在文学史草创之际,特别是作为讲义的文学史写作中应该是比较普遍。黄人《中国文学史》中“作品全文”就占了多半。所以如此,一方面文学史初创时期,文学作品的罗列、分析本是重头,另一方面,彼时出版业的发达程度有限,古籍的刊刻、流通相对不易, “讲义”多录作品,也不无为教学提供便利的考虑。
[51]陈国球先生曾列举了《奏定章程》中《学堂禁令章第九》中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以证明“京师大学堂的环境之内,他并没有很多选择”,其实这个规定本身很可能是出自日本的一位法学博士高桥作卫在《与北京大学堂总教习吴君论清国教育书》中提到的建议,“宜禁读稗官小说谈豪伙事迹”(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5页)
[52]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目次》,武林谋新室1914年,第23-24页
[53]笔者检索国图、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各图”馆,亦未藏有见1904年本,包括缩微制品似也以1910年本为早.。而关于该书的讨论中,论者引用似也未见有1904年本的引用。
[54]按,除笹传种郎《中固文学史》外,据笔者初步统计,数种提到的西文、日文把著述及西方“文学”基础知识大略还有如下数种：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史讲义(目次,24)；英 和字典(4)、武岛又次郎《修辞学》(另有《文典》,或许也是日人著作)(52)、赫德《辨学启蒙》(55)、日本《汉文典》、《续汉文典》(56、57)、《儿何原本》,日本小宫山绥介《中国哲学史》(106)、日本远藤隆吉中《中国哲学史》(108)、日本大田才次郎《庄子讲义》(?)(110)、坂本健一《日本风俗史》(182)；西人李佳白论英法异同(69)等,另提及一些西方的文化常识,大略有西洋以埃及为最古,其古文皆象形字云云(6)、喜人字母分大楷小楷云云(8)、英人习中国语言文字亦有汉人音韵府(18)、东西各国字母(23)、西人罗雅谷之筹非古也云云(36)、西人以印字器、机轮、火药为文明利器云云(49)、意大秒波罗(马可波罗)事(50)、喜人蒙师多以妇人充之事(54)、泰西测候书(92)、华盛顿、拿破仑(100)等等,这些书籍相当部分均有中译,但亦有如远藤隆吉中有商务馆译本,但时间不详,另有数部也未能考得,林氏对日文籍或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另外,与他同舍的江亢虎曾留学日本,又为京师大学堂东文教习,当有一定的日文藏书。或对林氏著述有一定影响。不过《中国文学史》中涉及到的西方知识在当时留心西学、东学的知识分子那里,也多属常识性,林的西学造诣也不应作太高的估计,但在晚清的十人世界,毕竟也还属于比较“新鲜”的知识。
[55]陈国球：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56]璩鑫卡、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91页
[57]《奏定大学堂章科》,璩鑫卡、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39页
[58]《学务大臣奏请设分科大学折》,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7页
[59]《学部奏请设分科大学折》,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98页
[60]《大学堂为开办分科大学致学部文》,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198页
[61]《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01页
[62]《学部奏分科大学开学日期片》,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02页
[63]关于首批文学门的毕业生人数及,据《北京大学呈送教育部请将文理两科毕业生名册函送印铸局登报公布文》(《政府公报》1913年5月15日),其中甲等28名,然名下仅列27人,乙等5名,另有修业生曾载帱一名,查《署北京大学校长何烯时呈教育部造具大学毕业名册,呈请查核并乞送登公报文》(政府公报第441号,1913年7月28日)“文科学生曾载帱一名毕业试验分数原列甲等,前因有兼职作为修业生,曾于五月十五日登公报公布。续奉部函,准予通融,一体作为正式毕业,应即更正公布”,则甲等28名当涵括曾载帱在内,首批毕业人数当为33人,马越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言首批毕业生为32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印《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届学生名录》(1998年)中1913级亦仅列32名,其中缺曾载帱,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于1913年5月条言文理两科毕业生事“文学门：姚梓芳等34名”,俱误。
[64]本表制定以《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六篇“学生”之七“学生毕业、给奖等”部分所涉相关内容为基础,另参照房兆楹：《清末比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京师大学堂同学录》(1906年)、 《京师大学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1907年),以及《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等,不一一注明。
[65]姚梓芳生平参见许俊亮《乡贤姚梓芳事略》,1999年发表于《潮学》,但未能觅得该刊,参见潮学网http://chxwang.net/bbs/viewthread.php?tid=9222
[66]《黑龙江省志·教育志》,黑龙江人比出版社1996年,第901页
[67]余永祚： 《余謇先生传略》, 《南昌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52-55页
[68]《江西省立南昌二中校友志稿》第2集,第89页
[69]王家鹤、陈鸿藻、李蓉舫、张同书四人见于《直隶全省中学堂简明表》,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309、316、316页
[70]《教习执事题名录(1903-1906)》,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331页
[71]《盖县文史资料》第46页、《东北人物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37页
[72]马櫆桢、唐宗郭、刘鲁曾“举人”据《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73]《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201页
[74]本表据《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前任职员录》中所列此时经、文两科教员名录及就、离职时间,生年、籍贯、履历及相应参考项为笔者考述,主要留意其科举、留学等事,其中如林纾、陈衍、姚永朴等久为学界所知,不详录。
[75]《分科大学经文两科教员名单》(宣统二年), 《教育杂志》1910年,第四期
[76]据《纪念册》例言“一月二十五日,本校日刊有校长布告(按,在“本校布告”条下)一则,谓‘本校二十周年纪念册由朱一鹗……诸生搜集材料(中略)特请徐宝璜教授为总编辑(下略)’至四月三十日,此册全部编就,付印。”
[77]萧超然： 《北京大学校史：1998-1949》言“除商科学制为三年外,其余各科学制均为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页),当另有所本。
[78]《奏定大学堂章程》,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39页
[79]关于辛亥革命之于京师大学堂的影响,可参见王晓秋《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80]《民立报》1912年4月9日
[81]见《教育杂志》第4卷第3号“记事栏”、第4号北京大学“开学志闻”
[82]即墨市情:http://www.jimoshiqing.cn/News_View.asp?NewsID=54
[83]战略： 《庄河历任县官政务记要》, 《庄河文史资料》第8辑,第47-48页
[84]《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10页
[85]1916年12月《教育部视察新华商业专门学校报告书》中提及“第一时间授经济原论,教员缪承金讲解尚恳挚”(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03页)
[86]黄寿祺： 《略述先师吴检斋先生的学术成就》, 《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22页
[87]柯文溥： 《语言学家余謇》,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88]1947年杨树达为学术审议会审查改稿,并“拟三等奖”, 《杨树达文集之十七·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1页
[89]马越《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据《国立北京大学第一届毕业同学会简章及同学录》统计这批学生毕业时平均年龄近43岁。
[90]《第三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高等教育》
[91]《第三次教育统计·高等教育》491-492,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统计未列彼时在国民政府统治范围内的台湾以及当时仍住英国和葡萄牙控制的香港、澳门,以及解放区的教育状况。同时,由于九·一八之后,东北三省沦陷,伪满洲国的教育情况以及抗战爆发斤,日伪中央控制区的高等教育是否列入统计、如何计算,因原统计未作详细说明,不敢妄测。
[92]《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J‘编)《教育统计》
[93]周谊： 《1948-2002年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统计研究》, 《统计研究》2004年第2期
[94]这里仅就人数少而言,其实和大学生的“珍贵”共存的是民心国时期的大学毕业生比较严重的“就业难”问题,这和国民党政府的吏治、国家生产：力发展等等方面都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这里不论。
[95]《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98-699页
[96]《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29页
[97]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据陈广宏： 《黄人的文学观念与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太田善男1905年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毕业,其《文学概论》则出版于1906年,如果此系该书初版,而且黄引太田的部分是太田创作完成的话,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最后成书的时间怕要晚得多,1904年只能确定是开始编写的时间。
[98]太田善男： 《文学概论·例言》博文馆民治三十九年,第2页
[99]参见关诗珮：《吕思勉<小说丛话>对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吸入：兼论西方小说艺术论在晚清的移植》, 《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
[100]参见《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01]民国时期各大学的中文系科名称不一,有国文系、中国文学系、中文系等等不同的名称,另有以科、门相称者,尽管这些名称在设置之初实质上也包含着知识界对于学科专业的某种判断,但院系定名、更名更多牵扯的是习惯性的沿袭、人事安排的递变等等,少有真正触及不同的系科名称究竟何者更为准确的讨论,本文对此也不做专门论及。为求行文简洁,后文中行文时除专门论及各校时,概用“国文系”指称民国时期不同高校的相应院系,而用“中文系”指称建国后的中国文学科系。
[102]参见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第194页
[103]《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061页
[104]《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127-1128页
[105]《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文学院概况·课程及课程说明》,国立中央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30年,第2-3页
[106]《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文学院概况·课程及课程说明》,第15、16页
[107]参见《教育部立案私立大夏大学一览·学程纲要·国学系》,民国二十年六月,第8-12页
[108]《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组织及说明》, 《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四年,第7-27页
[109]《光华大学各学院学程·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光华大学十周年纪念册》,民国二十四年,第133-134页
[110]《文学院教务概况·中国文学系课程大纲》,《东北大学概览》民国十八年三月,第10-15页
[111]《安徽省立安徽大学课程说明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系)》(二十四年度)第3-5、13-23页
[112]《重庆大学一览·各院系学科内容》(二十三年度),重庆大学出版股1935年,第69-78页
[113]教育部编： 《大学科目表》,正中书局印行,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该科目表为民国二十八年八月教育部根据此前拟定并交大学各学院分院课程会议讨论结果予以颁布。
[114]本表图书统计来源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其中辑录1949年出版的通史类中国文学史著作122种(其中包括部分批评史著作和文学概论性质的著作),译作10种,另据http://ywsl.com/bbs/bbsshow.aspx?id=43570补入通史类文学史43种,泽作1种,复参考《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史”类书目。因部分图书不同册出版时间跨度较大,本统计只记首册出版时间,另有数种图书分册中仅见其中一种,只能计入该册出版时间。实统计中国文学史著作148种。其中1910年之前共出版文学史著作5部(含一部翻译,其中含林传甲文学史两个版本,其后统计均不计译作。
[115]汪剑余： 《本国文学史·绪言》,汪剑余： 《本国文学史》,上海历史研究社1925年,第1页
[116]《中国总书目》(2000)中文学理论类书籍古文学类1.27%,此外,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所收部数古集部6.13%。严格说来,这种比较并无意义,一为数十年书目总集,一为一年的书目总集,一为整个古代的书目总集,在分类方法上也有不同,之所以作出这种比较,仅为了解民国时期文学理论书籍数量的整体面貌提供一个参照,并不试图由此得出怎样的结论。此外,《民国总书目》文学理论部分按照编号应为487种,但编号中缺“00048”号,实收书486种。
[117]这里讨论的翻译对象不涉及翻译中介语言的问题,仅指原作。
[1]张玮： 《文学研究法·总目》于“共和三年五月”既“今年先生复应文科大学之聘”,同“二年十一月”的记载略有出入。不过相互差池也仅在月余,兼以十一月到校,次年承讲席授课,也可理解。
[2]张玮： 《文学研究法·总目》,姚永朴： 《文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4页
[3]王鸿莉：《体系的假面——姚永朴从<国文学>到<文学研究法>的转变及其接受》,《石河子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4]吴孟复： 《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该书另及钱基博的评语“明文章之利钝,蒐录古今作家论文之言,采摭极博,而出以组织,有剖析,有综合,洞明得失,极有经纬”(原文见钱基博：《近代提要钩玄之作者》, 《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6页)
[5]许结： 《姚永朴与<文学研究法>》, 《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1期
[6]杨福生：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述论》, 《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7]魏世比：《桐城派理论的发展和最后总结——论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8]姚永朴： 《文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69页
[9]日本文科大学汉学系有“史学研究法”,不排除张之洞受此启发而住经、文两科诸学门中均列一个总括性的“研究法”课科并着力为之定为纲日的可能。
[10]姚永朴： 《文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8-9页
[11]吴朋寿： 《京师法律学堂和京师法政学堂》(《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67-172)载姚永朴所任课程为“人伦道德”。姚永朴住安徽高等学堂任教期间,曾撰有《伦理学》十二卷,这可能是他住法政学堂承担“人伦道德”课程的原因。但《国文学》当1卜该课讲义。马厚文有《姚仲实年谱》、《桐城近代人物传》等著述,惜均未刊行,未能访得。吴孟复《二姚先生传略》(《桐城近世名人传》,第17-22页)亦未言及。不过,按癸卯章程,专门学堂亦有“中国文学”课科, 《国文学》或为该课讲义。但彼时学堂中“中国文学”课程另有方寿衡、胡骏、李景濂等三人。
[12]张玮： 《文学研究法·总目》,姚永朴： 《文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4页
[13]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14]程正民、科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15]傅莹：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43页。按,傅说对该段文字的理解似乎有一点偏差,她似乎把这段张玮的文字误认为是“作者”姚永朴的“强调”,同时,不管如何理解“西文艺学”,“无取于文”显然是张玮所批评的对象,而非仿效《文心雕龙》的结果。
[16]程正民、科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第13页
[17]张玮： 《史学研究法·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18]这里的“、”仅表示语义停顿。
[19]马克锋《文化思潮与近代中国》曾援引徐仁铸(1863-1900)《輶轩今语》中文字,其中有“西文艺学原本希腊,政学原出罗马,惟能继续而发明之,遂成富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但是，文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影印苏舆所编《翼教丛编》(212页)和上海书店2002年简体横排版(86页)该书中所收录的叶德辉《<輶轩今语>评》中所引该节文字俱作“西人艺学”。但因笔者未能寻见徐氏原书,只能存疑。但叶德辉对该节“评口：太史公口： ‘畴人子弟分散,或住夷狄。’《汉书》大秦诸国,即今之泰西。虽四方各有圣人,安知中学不传于彼族”。所评估不足论,不过,以“畴人子弟”评述“艺学”。这里的“艺学”所指显然亦,为应用、自然科学而非当代所重的古希腊哲学。
[20]早期北大或因教师数量较少,多仅称“文科”、“理科”教授,不以系称,以1934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中,院长胡适曾留学美国,但主修哲学,马裕藻曾在日本早稻田、帝国大学等学习,但专业不详,其他刘复、郑奠、罗庸、傅斯年、魏建功、郑天挺、陆宗达均为北大毕业生,虽则其后如傅斯年曾住英、德两国访问,但似乎也并不以“文学”为专业,另有黄节也似无留学经历。由此大略可以揣测当时国文系的人员构成情况。
[21]潘懋元、刘海峰：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19页
[22]徐一士： 《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9页
[23]陈千帆： 《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1985年,第28页,另《黄侃年谱》中言及黄侃1914年受聘北大提及： “应北京大学教授之聘,讲授文字孳乳、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司马朝军、王文晖： 《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0页)其中“文字孳乳”为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研究科课程。
[24]《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855页
[25]《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709页
[26]《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709-1710页
[27]《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710页
[28]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页
[29]罗宗强、邓国光： 《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 《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3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第907-908页
[31]下庆元： 《黄季刚先生年表》, 《黄侃纪念文集》湖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79页
[32]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37页
[33]司马朝军、王文晖： 《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0、112页
[34]刘师培受聘北大时间有两说,一说为1917年前半年(《刘师培学谱简编》,李帆： 《刘师培与中西学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说为1917年秋(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不知何所是,但这一课程表是1917秋冬课表,当无疑问。
[35]参见陈平原：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6页
[36]罗家伦： 《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王大鹏选编： 《百年国士自诉·回忆·专访》(第三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第264-265页
[37]敏泽： 《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第95页,此处为王利器回忆当时傅斯年所述。
[38]《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30日
[39]《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5日
[40]王世儒： 《蔡元培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41]范文澜： 《文心雕龙讲疏·自序》, 《范文澜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页
[42]查《文科研究所国文学门研究员认定科目表》,范文澜“认定”科目为“文”、“诗乐府”两科,另据《国文研究所教员担任科目表》,“文”的教师有胡鸣盛、黄芬、王肇详、谢基夏四人,“诗”伍一比、谢基夏,等(《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430-1433),由此,此时范文澜从黄侃习“词章之学”的可能似乎不大。
[43]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将黄侃讲授《文选》、《文心雕龙》等课科判为1915年,其主要依据应该是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的冯友兰的回忆,且同样提到了傅斯年对“驱逐朱蓬先”的回忆,不过, “驱朱”事在1917年秋之后,而冯友兰的回忆佐证具体年份也并不充分。
[44]金毓黻： 《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第5162页
[45]参见汪春泓： 《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朴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 《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
[46]《国文月刊》,第1卷,第九期
[47]《北京大学日刊》,第12号
[48]《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067页
[49]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6页
[50]王星拱： 《科学方法论·序言》, 《科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第1页
[51]《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855页
[52]《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标商榷》, 《朱自清全集》(第2卷),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53]《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标商榷》,《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54]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4-86页
[55]章太炎： 《救学弊论》,桑兵等编： 《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第209页
[56]璩鑫卡、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6页
[57]《文心雕龙讲疏·自序》《范文澜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页
[58]《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
[59]《国立中央大学第二种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一月中央大学印行
[60]《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编印,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61]《私立大夏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年六月
[62]《省立湖南大学一览》,六和公司代印,民国二十三年一月
[63]《私立金陵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刊
[64]《厦门大学一览》,厦门大学印刷所印,民国二十三年
[65]《重庆大学廿三年度一览》,重庆大学出版股,民国廿四年五月
[66]《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未题刊行者及年月,书中有《二十五年度及二十六年度校历》,当为民国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间刊
[67]罗宗强、邓国光： 《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 《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68]朱自清： 《诗文评的发展》,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543页
[69]朱自清： 《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 《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7-17页
[70]潘懋元、刘海峰：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64页
[71]对此,程正民、程凯：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第6页)、傅莹：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第23页)都援引北大课程表有确证,不过,傅著似误将张黄与张凤举别为两人。
[72]《周作人日记》(中),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66-182页
[73]《北京大学国文系课程指导书》(民国十三年),北大档案馆
[74]程正民、程凯,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傅莹：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毛庆耆等《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诸作对该书的内容均有详细的介绍。住笔者看来,该书在整个民国时期国人自撰的文学概论著作中,都属佳构。作者本人对古代文章学传统把握的精当,而又能以开阔的视野引西方文论的资料“化合”古典理论话语。实为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之后,住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建构和沟通中西文论的一部力作。因本文主要着力于课程、学科自身,对于这些著作本身的分析只能留待日后再做专门论述。
[75]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南省志·人物志》(下册),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458页
[76]郑通合： 《忆大夏大学开创出其缔造之艰难》, 《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南京出版公司1982年,第22页。但更多的资料则说马宗霍是在1927年之后才在大夏大学供职的,详细时间代考。
[77]陈白尘： 《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1997年,第272页
[78]李俊民： 《落花如雨伴春泥——郁达夫殉国四十年祭》,陈子善、王自立： 《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
[79]丁言昭编： 《郁达夫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80]从内容上说,胡怀琛《新文学浅说》其实同样是一部“文学概论”性的著作,而且也出版于1921年(笔者所见该书未见版权页,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而且伦叙《文学概论》初版于1921年10月,而孙祖基10月4日致郑振铎的信中询问郑氏“胡怀琛君《新文学浅说》先生曾经看过么”(《郑振铎全集》(第16卷)第486页)则《浅说》出版应更早一些。不过,毕竟胡氏著作不以“文学概论”这个具有“学科”意味的“专名”为名,所以这里暂将“第一部”判至伦氏名下。
[81]陈玉堂：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
[82]潘懋元、刘海峰：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83]《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394-395页
[84]《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403页。兄弟四人中,伦明曾师事康有为,事迹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3-86页),不录。
[85]《通行京外查明大学堂师范毕业生效力义务情形报部文》(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第433-435页
[86]此外,另有资料说伦达如还曾在广东法政学堂任教,见张紧跟： 《百年历科1905-2005中山大学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该页另有“伦哲同”,或为伦哲如,即伦明。广东法政学堂于1905年由广东课吏馆更为该名,1912年改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改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次年亦并入广东大学。
[87]参见黄福庆：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另据该书附录《国立中山大学教师名录》,伦达如为中大文学院教授,但系别不详。
[88]李炳球： 《张萌麟乡谊史料辑录》,周忱： 《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
[89]谭卓垣： 《广州定期刊物的调查》, 《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三期,该刊物国家图书馆藏有微缩,其中或可发现一些伦达如的其他著作。因时间关系未能查考。
[90]《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页,笔者所见当代学者论及该书者,似均未出此范围。上海图书馆藏有该书,同太田《文学概论》略作比对斤,“译述”可成定论。顺便提及,太田善男《文学概论》中“文学各论”部分出现的儿个“文体”概念同样出现在留学日本的周作人1908年发表在创刊于东京的《河南》上的一篇文章中：“夫文章一语,虽总括文、诗,而其间实分两部。一为纯文章,或名之口诗,而又分之为二：曰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口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其他书记论状诸属,自为一别,皆杂文章耳。”虽然不能肯定周作人的分类法是直接来自该书,而且太田善男自己也说其著作是“祖述诸家学说”,至于这些观点本身又是来自于何处,本文难作旁骛。但从周作人的讨论中还可以意识到近代“文学”概念演化过科中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前文曾经言及,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文、日文的影响下,在单音节主体的文言系统中“文学”这个词就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这个能指中实质上已经出现了指称现代意义上的涵括诗、文、小说、戏剧等在内的“文学”和古典意义上的“文之学”两个不同的所指并存的局面。1908年的周作人(其实也包括鲁迅,引文见本文第二章)用“文章”来指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含义,而保留“文学”作为“文之学”的含义,这可能同他们服膺章太炎先生“文学论其法式”的观点有关,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显然是为了规避“文学”在语用上所可能造成的混淆。不过,在此后的语用发展中,这个尝试最后显然并术成功,“文学革命”和白话文的兴起并最终取代文言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提及这个插曲仅是为了指出现代“文学观”的确立过程其实包含着能指和所指(“名”与“实”)两个方面的演化。
[91]陈国球先生曾指出：戴燕在讨论《钦定》和《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似乎混淆了“文 学”的宽狭两种不同用法。她说《饮定章程》的“文学科”“儿乎是沿袋了中国古代以文章与学术为文学的观念”；又说《奏定章程》中“经学、理学倒是从文学门中另立出来了,不过,文学门里依然包括史学、文学两科”(《文学史的权力》,7页)。其实戴燕批评的两处“文学”,住原来章程中都在指称宽泛的人文学科,相当于日本学制的文科大学,或者西方学制的Faculty of Arts,或者SchoolofHumanities等范围； 《饮定章程》中的狭义“文学”在“词章学”,《奏定章程》的狭义“文学”则住“中国文学门”。当然,戴燕的主要论述还是有效而且极为精彩的。(陈国球：39)其实,陈先生所指出的“狭义的”“文学”也是教育制度层面作为“科系”设置的“文学学科”,而非学术意义上的“文学学科”。诚然,这种“命名”是“文学”语义流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直接由此视作晚清的“文学观念”似也不无混淆。
[92]《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 《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93]《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文学院概况·课程及课程说明》,国立中央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30年,第1页
[94]潘懋元、刘海峰：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64页
[95]李笠： 《中国文学述评·自叙》雅庞学社1928年,第1页,另据毛庆耆等： 《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李笠还曾为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撰写《文学概论讲义》,1924年在广东大学所编述的讲义则编为《文学概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因笔者未能得见另外两册,待考。
[96]据毛庆耆等：《中国文艺理论白年教程》,余鸣銮(字汉波)从1923年起住两广各地教授“文学原理”(一名文学通义),1929年由广州共和书局自印,后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为作者1924年时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讲义,书名亦为《文学原理》。惜未见原书, 《民国时期总书目》亦未录入,是以止文不及,补录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余鸣銮同样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还曾参与创办“知用学社”,后曾编辑《现代青年》。这样看,1920年代的广东“文学理论”的研究兴盛实发端于广东高师,伦达如《文学概论》实具草创开辟之功。
[97]《学术渊源继昔贤浸淫史籍养天真》, 《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4日,第DD08版
[98]《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99]《新文学浅说·自序》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第1页
[100]程千帆： 《刘永济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
[101]简贯三： 《文学要略》,河南教育厅公报处1925年
[102]夏丐尊： 《文艺论ABC》,世界书局1928年,第1-2页
[103]郑通合： 《忆大夏大学开创出其缔造之艰难》, 《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南京出版公司1982年,第22页
[104]冯至： 《鲁迅与沉钟社》, 《冯至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23页,另据冯至,“鲁迅住北大国文系,每星期只上一节课”(钟点不详——引者)(冯至：《“但开风气不为师”——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第252页)
[105]本日日记记有“夜泽《苦闷的象征》开手”。《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0页
[106]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宋庆龄等：《鲁迅回忆录》(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84页
[107]民国二十年《北京大学国文系课科指导书》中,文学概论“暂不列为第一学年之必修课目”此后,“文学概论”的“选修”性质更得到了“制度”的确认。
[108]其中年限中“+”前为预科年限,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仅是国家教育的制度性要求,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先行“改革”的学校也数量颇多。
[109]《中学校令施行规则》,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69页, 《师范 学校规程》与此基本相似,不论。
[110]陶行知： 《师范教育之新趋势》,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
[111]《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990页,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而言,此次教育改革过程中,从提案到讨论到最后的落实等等,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因素实颇值得深入探究。
[112]胡适： 《对于新学制的感想》,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915页
[113]要客观地(不以时间之隔和非学术的因素而拔高抑或贬低)呈现现代学科奠基时代的晚清、民国儿代学人在中西会通之间究竟曾经达到过怎样的一个高度,探究这些成就在此斤的学术和文化语境的递变中发生了怎样的转折演变,不同的学术承传方式之于后代学人乃至学科格局又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恐怕需要对一个个的重要个案进行详细的研究之后方可作出较为恰当的估量。这方面,空白之处其实相当之多,章门弟子的学术代际演化、教会、私立大学在学科史上的切实成就,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科系同国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影响等等议题其实都大有文章可做。本文惟能从学校教育一端略见大概,余者诸题惟望能在日斤再做详细考察了。
[114]《教育杂志》第12卷,1920年第2号
[115]《中央大学区立上海中学校学程纲要之一国文学科纲要》瑞文印刷所1928年
[116]笔者所见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如孙俍工编高级中学用《国文教科书》(6册),神舟国光社1932年；韩楚原、沈伯经编著： 《高中国文》(6册)世界书局印行1933年初版1934年再版；傅东华编著： 《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国文》(6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8月出版,同年9月即6版,发行量之大令人惊叹；《标准国文》(江苏省教育厅应修订中学国文教科学进度表委员会编注)(6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4年；教育总署编审会《高中国文》(6册)新民印书馆,1939年出版；蒋伯潜： 《蒋氏高中新国文》(6册)世界书局1937年；宋文翰、张文治编《高中国文》(6册),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等等。基本都符合正文判断,另有数种,不列。
[117]《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52页
[118]《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82页
[119]《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74页
[120]《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103-104页
[121]顾黄初：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附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22-824页
[122]“伊格尔顿曾这样描绘利维斯时代带来的文学研究的繁荣局面： ‘在20年代初期,谁都不清楚英国文学到底有何研究价值,但到了30年代,问题已经成为：除了英国文学,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值得你去浪费时间?’把这句话略加修改,就完全可以表达60年代以后英语系的状况： ‘早在60年代初期,谁都不清楚理论到底有何研究价值,但到了70年代,问题已经成为：除了理论,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值得你去浪费时间?’”将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同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三联书店2006年,第236页)中的这段文字做以对比,不难发现,“文学研究”的兴盛同“文学理论”的兴盛并不同步,而教育在文学学科的“现代化”进程、在文学学科的知识建构、理论建设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清晰可见。
[123]文艺学一般被视作研究文学的所有学科的总称,此处主要指文学理论。
[124]由于议题所限,民国时期文学理论话语的“西来”、“日来”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甚至可能是诸种学术交流活动中对新概念、新方法最为敏感和活跃的途径)：对“现代文学”的批评活动进行考察。从学术话语和概念谱系而论,对建国之后的文艺学话语的建构过程中的概念、方法影响最为直接的因素或许也止是这些“文学批评”,而非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这些概念的使用、传授的主要途径可能并不住教学,而住“课堂之外”的报刊杂志。
[1]《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第2版
[2]参见《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摘要》, 《光明日报》1950年9月13日,第2版
[3][美]韦勒克： 《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9页
[4][美]华勒斯坦：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
[5]《朱光潜自传》, 《朱光潜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页
[6]彭修银、皮俊珺：《近代中日文艺学话语的转型及其关系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7][美]韦勒克： 《文学理论·第一版序》,韦勒克： 《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页
[8][美]韦勒克： 《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9]台湾志文出版社有1976年王梦鹤、徐国衡译本。
[10]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 《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0页
[11][日]冈崎义惠： 《文芸学的研究》,转引自皮俊珺： 《论文艺学在日本的树立》, 《时代文学》2008年第8期
[12]转引自彭修银、皮俊珺： 《近代中日文艺学话语的转型及其关系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7页
[13]《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第2版
[14]《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委决议》, 《人民日报》1949年6月9日,第2版
[15]据教育部档案,毛礼锐、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1989年,第61页
[16]《苏联文化近影》,《人民日报》1949年5月23日,第4版,此次招生其培养目标是“候补博士”,其中诸学科大略近于我们所说的“一级学科”。
[17](苏)A.普罗特金等： 《苏联文艺科学》,郁文哉等译,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第1页
[18]“研究文学的本质,它的形式的特征,它的社会的任务——是文学原理(TeopияЛиTepaTypы)(或文艺学引论)的任务”季摩菲耶夫： 《文学原理》,查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5年,第4页
[19]《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第2版
[20]章克标： 《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3年
[21]谢冰瑩等： 《新文学辞典》,开华书局1933年
[22]吴念慈等： 《新术语辞典》,上海南强书局1936年
[23]杜书瀛： 《文艺学向何处去》, 《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24]张法： 《中国文学理论：新范式确立前的回望反思与补遗研究》, 《文艺研究》,2006年第9期
[25]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编：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26]参见谢泳： 《从“文学史”到“文艺学”》, 《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文学概论”并包括彼时的“文学批评”(古代文论)
[27]《拟创办“星期文艺学园”座谈会纪要》, 《文艺月报》第四期,1941年4月1日
[28]钟敬之、金紫光：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48页
[29]《总结报告要点》, 《人民日报》1950年1月6日,第3版
[30]成仿吾：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第3版
[31]《苏联高等学校的“讲座制”》, 《人民日报》1950年5月8日,第3版
[32]《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人民日报》1950年8月19日,第3版
[33]清华大学“三天之内,一百多位年轻的教师和毕业生突击着把二百零五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翻译出来了”(《人比日报》1952年11月9日),此时教学大纲的翻译、制定“盛况”可见。
[34]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35]《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摘要》, 《光明日报》1950年9月13日,第2版
[36]《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文学院概况·课程及课程说明》,国立中央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30年,第1页
[37]《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摘要》, 《光明日报》1950年9月13日,第2版
[38]《课程改革获初步成绩》, 《人民日报》1950年4月2日,第3版
[39]《“京津各大学文法学院课程改革”报道中举例有些不恰当》, 《人民日报》1950年4月21日,第3版《本报记者王金凤的检讨》, 《人民日报》1950年4月21日,第3版
[40]参见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2-86页；谢泳《“文艺学”如何成为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南方文坛》2003年第4期等
[41]《〈文艺报〉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读者来信》, 《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4日,第3版
[42]《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5页
[43][苏]季摩菲耶夫： 《文学原理》,查良铮泽,平明出版社1955年,第4页
[44]胡经之： 《诲人不倦启后人》, 《胡经之文丛》,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424页
[45][美]韦勒克： 《文学理论》(修订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46][苏]季摩菲耶夫： 《文学原理》,查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5年,第5页
[47]《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审订教学大纲》, 《人民日报》1956年7月24日,第1版
[48]《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概论试行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3页
[49]蒋孔阳：《文学的基本知识》,《蒋孔阳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50]《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专家、学生三结合制定新的教学大纲》, 《人民日报》1958年7月17日,第7版
[51]《文艺理论教学大纲初稿》,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52]参见《西安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育改革方案(草案)》, 《人文杂志》,1958年第4期
[53]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文艺理论》上,吉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1959年,第1页
[54]《高等学校文法两院各系课科草案摘要》, 《光明日报》1950年9月13日,第2版
[55]《上海高等学校大鸣大放》,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4日,第4版
[56]《红专总检查》, 《人民日报》1958年3月15日,第7版
[57]《文艺理论教学大纲初稿》,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5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第1版
[59]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76-607页
[60]《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31、239页
[61]《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参见《周扬文集》第三卷,第250-254页
[62]《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 《周扬文集》第三卷,第250、256、259、259页
[63]以群： 《文学的基本原理》,作家出版社1964年,第2-3页
[64]以群： 《文学的基本原理》,作家出版社1964年,第42页
[65]童庆炳： 《文学概论》,红旗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66]为表述的简便,姑且使用“国学”这个其实所指颇为模糊的概念。
[67]在中国古代学术系统中,同“本质论”最为接近,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思想元素当属所谓 “格物致知”的命题,这一源出于《礼记·大学》中“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的命题,近代以来催生出以“格致学”对泽西方“科学”的语用关联,到《现代汉语词典》更被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原理、法则、理性”注重提法均庶几近乎所谓“本质论”。不过,这个解释显然已经是以今人的观念诠释古人了。“格物致知”自身在两汉经师,以致宋明理学、心学诸大家那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演变,及其同“本质论”之间的学理异同是个极为复杂的理论课题,本文无意涉及,但不管如何理解“格物致知”,它同形而上学传统中衍生出的“本质论”之间无论就其内涵、目的、方法、价值论立场等等均有较为显著的差异。何况中国现代学人之于“文学”这个并非“物”的存在的理论探究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沿着“格物”的思路上展开。
[68]《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9-336
[69]樊炳清： 《哲学词典》,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17页
[70]国语词典(简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94
[71]《现代语词典》,光明书局1939年,第246页
[72]《王云五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504-505页
[73]谢无量： 《中国大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页
[74]张之纯： 《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1页
[75]谭正壁： 《中国文学史大纲》 (修订八版),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第4-5页
[76]刘永济： 《文学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6、21页
[77]沈天葆： 《文学概论》,新文化书社1926年,第6页
[78]胡行之： 《文学概论》,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第5页
[79]本间久雄： 《文学概论》,开明书店1930年,第16、21页
[80]罗家伦： 《什么是文学》, 《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比国八年二月一日,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
[81]罗家伦： 《什么是文学》, 《新潮》第一卷第二号,民国八年二月一日,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
[82]李初梨：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8页
[83]亚里十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3页
[84]亚里十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1页
[85]这样说并非意味着笔者认为应当对“本体论”和“存在论”这两个当代汉语学界的核心概念进行区分,原因在于"ontology"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其出现时对包括亚里十多德在内的古希腊哲学的理解已经笼上了一种近代哲学的色彩。
[86]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泽,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页
[87]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泽,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78页
[88]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3
[89]参见张世英： 《“本质”是一个与人类历史文化俱进的发展过程》, 《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90]亚里士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
[91]亚里士多德： 《诗学》,罗念生译, 《罗念生全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92]亚里士多德： 《诗学》,罗念生译, 《罗念生全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93]在苗力田先生主持完成的《亚里十多德全集》中译本中,此处译作“悲剧诗”,参见：《亚里十多德》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42页
[94]亚里士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29页
[95]戴维斯：《(诗学〉微》,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诗学解沽》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页
[96]参见塔塔尔凯维奇： 《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3章
[97]关于新批评同“文学本体论”的关联,参见赵毅衡： 《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4,19页
[98]亚里士多德： 《范畴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0页
[99]以群： 《文学的基本原理》,作家出版社1964年,第2-3页
[100]以群： 《文学的基本原理》,作家出版社1964年,第42页
[101]童庆炳： 《文学概论》,红旗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102]此外,新时期之后曾出现过一系列“文学本体论”的讨论,这些讨论在相当科度上受到新批评“文学本体论”概念的启发,其对于“本体”概念的使用多在“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上展开的,同ousia之间其实并不完全一致。
[103]需要指出的是,从晚清到新时期以来,在“文学本质论”的讨论中, “文学是什么”的追问同“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讨论其实呈现一种交织并行的状态,而非一个简单的由此及彼,而后“回归”的进程。
[104]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8页
[105]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6页
[106]亚里十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5页
[107]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108]《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第237页
[109]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110]学界曾“科学”是否是“意识形态”的论争,也曾有学者根据该段文字认为马克思是将“科学”同“意识形态”对立而言的,由此得出“科学”并非“意识形态”的结论。但细读文意,可知这种理解并不恰当。
[111]有学者认为“前者(社会意识形式——引者)是对应与现实基础联系密切的‘上层建筑’的,斤者(意识形态的形式——引者)对应的实际上是自然科学”(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 《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但揣以文义,原文中“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中的“之”应当是指代前文的“经济结构”和后文的“现实基础”,即“经济基础”,而并非指“上层建筑”而言。
[112]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比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113]关于Ideologie的翻译,陆梅林先生在《何谓意识形态》(《文艺研究》1990年第2期)中曾有过一个大概的说明。大略而来,1919年李大钊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今译“社会意识形态”为“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形式”为“观念上的形态”(《新青年》6卷5期),1949年之后, 《德意志意识形态》被泽作《德意志思想体系》,《列宁全集》的中泽中也多半译作“思想体系”。但陆先生没有提及这个译名最后确立的时间。1950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译《德意志意识形态》被不少学者视作这个译名确立的标志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固然泽作“意识形态”,但在正文中却仍泽作“德意志观念体系”。1960年收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中文版出版,该书中“意识形态”的泽名最终得到确立。
[1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116]恩格斯： 《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比出版社1995年,第726页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儒林传》,《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梁)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唐)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
(唐)李百药撰：《北齐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
(唐)令狐德芬撰：《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
(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
(元)脱脱等撰：《宋史·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
(明)宋濂等撰：《元史·科举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选举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民)赵尔巽等撰：《清史稿·选举制》,中华书局1977年版
(唐)许嵩：《建康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年
(元)程端礼述：《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华书局1985年版
《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东北卷·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宣统三年版冬季职官录》,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吉林记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简体横排标点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
(唐)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
(宋)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宋)程颐、程颢：《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清)江永：《近思录集注》,上海书店1987年
潘运告：《张怀瓘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版
吴汝伦：《东游丛录》,三省堂书店1902年版
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徐一士：《一士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意]艾儒略：《职方外纪》
[意]艾儒略：《西学凡》
[日]森有礼编,林知乐、任廷旭译：《文学兴国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钱仲联主编：《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王大鹏选编：《百年国士自诉·回忆·专访》,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帷幄辞章：曾国藩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周作人：《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胡适：《四十自述·逼上梁山》,岳麓书社1998年版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
敏泽：《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唐廷枢：《英语集全》(卷二),广州纬经堂1862年版
《华英词典》,上海点石斋1882年版
《五车韵府》(卷二),1885年版
《英华大词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
《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樊炳清：《哲学词典》,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王云五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章克标：《开明文学辞典》,丌明书店1933年版
谢冰瑩等：《新文学辞典》,丌华书局1933年版
吴念慈等：《新术语辞典》,上海南强书局1936年版
《国语词典》(简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现代语词典》,光明书局1939年版
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外文辞书目录(1897-1963)》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出版社1986年版
《国立中央大学第二种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一月中央大学印行
《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编印,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私立大夏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年六月
《省立湖南大学一览》,六和公司代印,民国二十三年一月
《私立金陵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刊
《厦门大学一览》,厦门大学印刷所印,民国二十三年
《重庆大学廿三年度一览》,重庆大学出版股,民国廿四年五月
《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一览》,未题刊行者及年月,书中有《二十五年度及二十六
年度校历》,当为民国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间刊
《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文学院概况·课程及课程说明》,国立中央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30年版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
教育部编：《大学科目表》,正中书局印行,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
《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南丌大学校史资料选》,南丌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钟敬之、金紫光：《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4年版
黄人：《巾固文学史》,国学扶论社
杨东莼：《中固学术史讲话》,上海书店1990年版
夏丐尊：《文艺论ABC》,世界书局1928年版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刘永济：《文学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开明书店1930年版
《近代中国与世界》,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汪剑余：《本国文学史》,上海历史研究社1925年版
《新文学浅说》,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版
钱基博：《现代巾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
《国粹学报》
《教育世界》
《教育杂志》
沈国威编著：《六合丛淡：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叶秀山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六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邓晓芒主编：《从寻根到漂泊：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羊城晚报出版社2003年版
景中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陈燮君：《学科学导论——学科发展理论探索》,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
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02年版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下),齐鲁出版社1984年版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
陶希圣：《明代宗教》,学生书局1968年版
《西安碑林史》,西安出版社1998年版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1938年出版
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八),商务出版社1947年版
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陈千帆：《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1985年版
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
马越编著：《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印：《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届学生名录》,1998年出版
陈子善、王自立：《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黑龙江省志·教育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19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马克锋：《文化思潮与近代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
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三民书局1987年版
黄福涛：《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1989年版
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黄德馨、傅登舟主编：《中国方志学家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
工承绪：《伦敦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李兴业：《巴黎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蒲城文史资料·纪念李仪祉先生诞辰110周年》
《东北人物大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三十卷·人物志·下册》,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程正民、程凯：《文化与诗学系列中固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傅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彭修银、皮俊珺：《近代中日文艺学话语的转型及其关系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孟繁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编：《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陈平原：《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
邬国平、黄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概论试行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文艺理论》(上),吉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1959年版
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童庆炳：《文学概论》,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茅盾：《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冯至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周扬：《周扬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蒋孔阳：《蒋孔阳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胡经之：《胡经之文丛》,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周忱：《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
《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黄侃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1989年版
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胡塞尔著,邓晓芒、张廷国译：《经验与判断》,三联书店1999年版
杜小真选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德]尼采著,魏育青、李晶浩等译：《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诗学解诂》,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
亚里士多德著,方书春译：《范畴篇》,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美]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
涂尔干著,李康译：《教育思想的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哈斯金斯著,王建妮译：《大学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英]威廉·博伊德、埃德蒙·金著,任室祥译：《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法]基佐著,程洪逵、沅芷译：《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传教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
里德·西蒙斯编：《欧洲大学史》(第二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记》,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日]佐滕慎一著,刘岳兵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法]罗杰·法约尔著,怀宇译：《法国文学评论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
[英]彼得·威德森著,钱竞等译：《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Л.А.尼古拉耶夫著,刘宝瑞译：《俄国文艺学史》,三联书店1987年版
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美]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普罗特金等著,郁文哉等译：《苏联文艺科学》,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版
[苏]季摩菲耶夫著,查良铮译：《文学原理》,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办：《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儒学卷)》,2005年
[美]韦勒克著,丁泓、余徽译：《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谭卓垣：《广州定期刊物的调查》,《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三期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第2版
《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摘要》,《光明日报》1950年9月13日第2版
《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委决议》,《人民日报》1949年6月9日第2版
《苏联文化近影》,《人民日报》1949年5月23日
《总结报告要点》,《人民日报》1950年1月6日第3版
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第3版
《苏联高等学校的“讲座制”》,《人民日报》1950年5月8日第3版
《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人民日报》1950年8月19日第3版
《课程改革获初步成绩》,《人民日报》1950年4月2日第3版
《“京津各大学文法学院课程改革”报道中举例有些不恰当》,《人民日报》1950年4月21日第3版
《本报记者王金凤的检讨》,《人民日报》1950年4月21日第3版
《〈文艺报〉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读者来信》,《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4日第3版
《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审订教学大纲》,《人民日报》1956年7月24日第1版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专家、学生三结合制定新的教学大纲》,《人民日报》1958年7月17日第7版
《高等学校文法两院各系课程草案摘要》,《光明日报》1950年9月13日第2版
《上海高等学校大鸣大放》,《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4日第4版
《红专总检查》,《人民日报》1958年3月15日第7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第1版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915年10月第1卷第2期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1月第二卷第五期,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第二卷第六期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5月第三卷第三期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卷
《文艺理论教学大纲初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西安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育改革方案(草案)》,《人文杂志》1958年第4期
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
黄子平、李劼：《文学史的角度、文学的流失和迟到者的心理》,《文学角》1986年第3期
范沛潍：《清末癸卯和甲辰会试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
罗宗强、邓国光：《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杨福生：《姚水朴(文学研究法〉述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黄霖：《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5期
赵国华：《汉鸿都门学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赵建民：《森有礼的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影响》,《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王晓秋：《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肖朗：《(文学兴国策〉与近代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汪春泓：《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朴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
孙明君：《第三种势力——政治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学系与探索》2002年第5期
柯文溥：《语言学家余謇》,《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谢泳：《“文艺学”如何成为新意识形念的组成部分》,《南方文坛》2003年第4期
温儒敏：《从学科史回顾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陈伯海：《释“缘情绮靡”》,《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杜书瀛：《文艺学向何处去》,《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张新科：《文学视角中的“鸿都门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孙承叔：《关于创新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几点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张法：《中国文学理论：新范式确立前的回望反思与补遗研究》,《文艺研究》2006年第9期
沈文饮：《论“七艺”之流变》,《复旦教育论坛》2007年第1期
张世英：《“本质”是一个与人类历史文化俱进的发展过程》,《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张再林：《中国古代关于“家”的哲学论纲》,《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
钱志熙：《“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陈广宏：《黄人的文学观念与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皮俊珺：《论文艺学在日本的树立》,《时代文学》2008年第8期
桂罗敏：《(修文殿预览)考辨》,《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第1期
朱立元、栗永清：《从“生态美学”到“生念存在论美学观”》,《东方丛刊》2009年第3期
魏世民：《桐城派理论的发展和最后总结——论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谢泳：《从“文学史”到“文艺学”》,《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
王南湜：《认真对待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征的再理解》,《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
许结：《姚永朴与〈文学研究法〉》,《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1期
王鸿莉：《体系的假面——姚永朴从〈国文学)到〈文学研究法)的转变及其接受》,《石河子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李俊：《论刘宋元嘉“四学”制度及其与南朝学术史之关系》,《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夏之卷
王水照：《国人自撰文学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学术史启示》,《中国文化》第27期
叶再生：《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中国最早一家现代化出版社和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出版史研究》(第1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
余永祚：《余謇先生传略》,《南昌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战略：《庄河历任县官政务记要》,《庄河文史资料》第8辑
《大英百科全书》,电子版
即墨市情：http://www.jimoshiqing.cn/News_View.asp?NewsID=54
许俊亮：《乡贤姚梓芳事略》,http://chxwang.net/bbs/viewthread.php?tid=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