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97刑法对一般缓刑条件作了修订。一般缓刑条件包括积极条
件和消极条件。前者指适用缓刑时犯罪分子应具备的刑罚条件及能
说明其真诚悔罪重新做人的向上进取的品质要求；后者是犯罪分子
不应具备的缺乏悔罪自新品质要求的条件。二者从正反两方面规定
同一本质内容——犯罪分子的悔罪自新之品质。对“确实不致再危
害社会”的判断，是法官依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所作
出的理性推断，并非主观臆断，是一种归纳结果，具有无限趋向客
观的正确性。我国一般缓刑不仅适用于自然人，对犯罪单位也适用。
单位缓刑有着充分的法理依据。刑法三大原则中包含有单位缓刑思
想。97刑法第七十二条中蕴含单位缓刑的适用。单位缓刑的裁量
应以单位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不得以责任人员纯个人的
行为为根据。
针对目前司法与立法现状，为了正确裁量缓刑，应为一般缓刑
设置孕育于“正义”且为“正义”之化身的听证程序，作为一般缓
刑的程序条件。设置缓刑听证程序便于人民法院查明犯罪分子的犯
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等人格因素，克服法院独占决定权之弊端，有利
于正确裁量缓刑以及对缓刑犯的考察和改造。同时，缓刑听证便于
操作，易于实行。为给缓刑制度增添活力，并为解决罚金刑执行难
问题开辟新途径，将缓刑适用于罚金刑，扩大缓刑适用范围，建立
罚金刑缓刑制度。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罚金刑缓刑的可能性和必要
性。罚金刑与缓刑的结合是罚金刑之所急，缓刑之所需，能使二者
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In Penal code 1997, the requirements of application of ordinary probation have been revised. The requirements of application of ordinary probation includ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quirements. The former refer to requirements on the severity of the punishment for the offender and the requirements on the traits of the offender that can demonstrate his sincere repentance and his determination to start his life afresh. The latter refer to the requirements on the traits manifesting the offender's reluctance to repentance so that he should not possess. From these two aspects have the
requirements define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the traits
of the offender that manifest his sincere repentance, i.e., no longer jeopardizing the society. The judgment of "certainly no longer jeopardizing the society" made by the judge should be a rational judgment, an inductive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rime and the offender's manifestation of his repentance, instead of a subjective assumption, that is, such a judgment should approximate the objectively right decision. The ordinary probation is not only applicable to natural person but also applicable to units. Probation for unit has been well grounded in jurisprudence.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penal code imply the concept of probation for unit, and article 72 of our Penal code 1997 entails the application of probation for unit. The discretion of probation for unit should also be based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crime and its manifestation of repentance instead of being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Considering the reality both in judicature and legislation
of the probation system, the hearing procedur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ordinary probation, which can give rise to justice and become the incarnation of justice, should be adopted as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ordinary probation. The adoption of hearing procedures can facilitat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s crime and his manifestation of repentance, the overcoming of the demerit that the court enjoy exclusively the right of decision-making, the proper discretion of probation, the inspection and remoulding of the offende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hearing procedure for probation is feasible, invigorating the probation system and providing a new means for the execution of fine. Applying probation into fine will extend the ambit of the application of probation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 a probation system for fine. Moreover, this system i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enalty of fine and the system of probation is out of the demand both from the
penalty of fine and the system of probation, for this combination could make up for each other's deficiency.
引文
[1]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2页。
[2]参见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页。
[3]参见甘雨沛，《比较刑法学大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0页。
[4]参见李文伟，《缓刑的发展及我国缓刑监督制度的改革建议》，《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年第1期，第92页。
[5]参见王顺安，《刑事执行法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3-445页。
[6]参见翟中东，《缓刑制度研究综述》，《刑法问题与争鸣》编委会，《刑法问题与争鸣》(第三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7]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585页。
[8]参见刘国璋，周晓燕，《缓刑实用操作之研究》，《法律适用》，1999年第8期，第24-25页。
[9]同[1]，第454页。
[10]同[2]，第368页。
[11]参见杨敦先主编，赵秉志副主编，《刑法运用问题探讨》，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12]参见翟中东，《论我国刑法中“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判定》，《人民检察》，2001年第5期，第16-17页。
[13]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14]同[1]，第463页。
[15]参见赵永红，《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法律科学》，2000年第4期，第82页。
[16]同[1]，第271页。
[17]参见何秉松主编，《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18]参见娄云生，《法人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9]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20][23]参见何秉松，《单位(法人)犯罪的概念及其理论根据》，《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95页。
[21]同[18]，第11页。
[22]参见黎宏，《论单位犯罪的主观要件》，《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第51页。
[24]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25]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荣克斯通语，转引自何秉松主编，《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页。
[26]同[25]，第54页。
[27]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28]参见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29]参见黄太云，滕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与适用指南》，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30]同[18]，第76页。
[31][32][34]参见杨凯，《单位普通累犯理性研究》，《刑事法学》(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第2期，第73页。
[33]同[17]，第560页。
[35]同[17]，第562页。
[36]同[31]，第72-75页。
[37]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罗结珍译，《法国刑
法总论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3-604页。
[38]同[28]，第416页。
[39](英)贝卡利亚著，黄风译，《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40]江必新，周卫平，《行政程序法概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41]参见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42]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43]参见佟莉莉，《对缓刑适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和思考》，《人民检察》，2000年第6期，第51页。
[44]参见(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罪犯矫正概述》，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02页；郭翔，《英国的缓刑制度》，《法学家》，1996年第5期，第85页。
[4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六省、区法院判处缓刑情况的调查报告》，《人民法院1992年鉴》，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852页。
[46]韩豫宛，符莲香，《当前我国金融刑法中存在的问题探究》，《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第82页。
[47]参见[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罪犯矫正概述》，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
[48]同[1]，第444-445页。
[49]同[6]，第199页。
[50]参见林山田，《刑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二年版，第279页。
[51]同[50]，第231页。
[52]参见赵国强，《澳门刑法总论》，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第135页。
[53]参见(日)野村稔著，全理其，何力译，《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92页。
[54]同[37]，第603—604页。
[55]参见孙力，《罚金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同[6]，第679页。
[56]参见孙力，《罚金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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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翔，《英国的缓刑制度》，《法学家》，1996年第5期。
11、翟中东，《完善缓刑制度的若干建议》，《法学杂志》，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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