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激进主义生成谱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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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相形之下,对保守主义理论体系探寻可以说此起彼伏,然而对激进主义生成谱系可能性的探索却几乎是一个盲点。究竟中国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如何生成及其谱系如何一直是一个无从言说的命题。本土文化资源与外来思想资本的暗合流布形成了中国化激进主义的谱系。从戊戌到"五四",中经辛亥,激进主义或依附民族国家观念,或寄托于未来乌托邦的政治理念,或依托于文化机制创新,在不一而足的激进体系中,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化激进主义的前世今生,从而激发思想史研究对作为"谱系"之激进主义的探究。
引文
①在“激进与保守之争”的问题上,林毓生和余英时算是发起者。问题的焦点是对“五四”和“文革”渊源关系的理解。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于1986年、198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初版、增订再版。不过,因为国内学术界的走势等原因,林毓生所点燃的“五四”“整体性反传统主义”的“意识危机”这一“星星之火”并没有在大陆形成“燎原”之势。倒是1988年9月,余英时为纪念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所作的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引发了学术界的地震:“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加之1989年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4月,姜义华按捺不住学术的激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争鸣文章《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余英时也在《二十一世纪》同期以《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回应。1993年,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海外内的著名学术大腕都是这一热点问题的热切关注者,余英时、林毓生、李泽厚、王元化、姜义华、张灏、甘阳、陈维钢、朱学勤、许纪霖、王德胜、马勇、郑大华、萧功秦、许明、严家炎、李良玉、刘东、袁伟时、孟繁华、陈晓明、陈来、秦晖、陶东风、单世联、杨春时、刘军宁、高瑞泉、傅铿等一大批学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争论。
②2009年岁末,笔者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在京郊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的会议,与会专家围绕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叠共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联想到五四时期以来没完没了的以胡适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更是激起了我的感想。“重叠共识”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更多地看到了多元内涵的交叉。但我还是坚信:立于不同思想路径的思想家的归宿最终还是要泾是泾渭是渭,不可能无原则的在“捣糨糊”中融为一体、不分你我。“我与你”的关系不止是语言学上的两个人称代词如此简单,在信仰意义上非同小可。尤其是“新青年派”和“学衡派”个案,更是彰显出两种不同思想路径的独立意蕴(参见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③钱永祥先生为王超华所编的《歧路中国:当代中国顶点知识分子探索歧路中的中国》作序时所用的标题是“歧路不必是穷途”,参见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①参见许纪霖等《启蒙的自我瓦解》第一章“难以挣脱的困境——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另外,笔者在网上看到何爱国新近发表在2006年第7期《福建论坛》上的《“激进”,还是“保守”?——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论争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作者在文章中将“保守与激进之争”分为两大问题后又细分出十种关于孰占“主导”以及五种“正负”后果之说。
②在大陆,柏克的这本奠定保守主义理论的著作被何兆武译成《法国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③以目前大陆译介过来的有关保守主义的专著可以搜到《保守主义》([英国]塞西尔)、《保守主义的含义》([英]罗杰.斯科拉顿,王皖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保守主义》([德]卡尔.曼海姆,李朝晖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大陆学者刘军宁曾著《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同时这套丛书还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法团主义》、《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多元主义》等,唯独《激进主义》无人问津。关于“激进主义”的专著译介有美国学者戈登.伍德著《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法国学者埃利.哈列维著《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功利主义》(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但都不属于纯正意义上的激进主义之论,从描述的对象来看,可以称为温和的激进主义。倒是一本以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为论述对象的专著最近出版,但作者仍把“激进主义”的战车挂在了“进化论”的动力上,因此对激进主义谱系之整合还有待于来日(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95-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①李泽厚在《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中这样说:“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过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看来,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东方》1994年第5期)
②毛泽东描述革命者的“烈士精神”,既是共产党人的历史真实,也是辛亥革命党人的真实写照(参见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08页)。
①针对当时地方革命此起彼伏的声势,张继以“自然生”为笔名在《苏报》上呼吁“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同时发生。他认为这样的上下互动会更有利于全国的山呼海啸。他在《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中欣喜若狂:“时闻北京大学堂学生秘密结社,与海内外志士联络,希图革命。那拉氏闻之,招满洲某亲王于颐和园,令其察办学生。数人被执,殊为慷慨,毫无卑屈之色。吾接此信,不觉顿足大呼曰:中央革命将于是起乎!”张继把“学生”看做是“革命之原动力”。他在歌颂北京大学堂学生之革命精神的同时,也希望借此立起标杆,将“全国之学生”唤起:“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则学生之全体幸甚,中国幸甚。”(参见《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82-683页)事实上,以北京大学为主题的“五四运动”之火种早在世纪初年就已经播下,只是在十年之后才形成燎原之势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从《苏报》到《新青年》,倚重学生,依托北大,从秘密结社、暗杀到公开号召、运动,从邹容、张继到陈独秀、李大钊,这条激进路径虽然曾经有隐隐显显的起伏,但是从未中断,而且有一种势在必得的义气。一段不能不披露的历史资料是,陈独秀、张继、邹容等留日学生有一段当时不光彩后来却共荣的传奇。1903年,陈独秀、邹容、张继同在日本留学。当时清朝湖北留学生学监姚煜故意刁难学生、压制新潮。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三位相约携手,闯入其房间,将姚煜按倒在地,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学监的人头尚在,可辫子却在咔嚓一声中落地。他们在被遣送回国的同时,也为这一传奇留下了极具象征意义的物证:“辫子”——国民性深层的心理积淀。
②《康有为》、《驳“革命驳议”》等一系列檄文发表在当年的《苏报》、《国民日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参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78-775页。
②李大钊以一种乐观的心态高呼道:“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
①“真”在《进化与革命》中将近代以来的思想流派划定为“三纲五常派”、“古义实学派”、“吏治民生派”、“洋务西艺派”、“中西体用派”、“变法维新派”、“开明专制派”、“强种保国派”、“平等自由派”、“真理进化派”十类(参见《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045-1047页)。
②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针对社会生活中的不温不火急切地写道:“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哪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显而易见,他的“调和论”已经成为过去:“进!进!进!新青年!”在“清室”和“民国”之间只能作出一刀两断、泾渭分明的选择(参见《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15日)。鲁迅在《小杂感》中的表述则更为生动地流布出20世纪以来这种非此即彼之“革命”逻辑。在端倪初显之时,鲁迅就敏锐地体悟到了:“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语丝》周刊4卷1期,1927年12月17日)
③李大钊:《言治》第3期,1913年6月1日。
[1][英]休.塞西尔.保守主义[M].杜汝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李大钊.青年与老人[J].新青年,3卷2号(1917年4月1日).
[3]蔡尚思等编著.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陈独秀.抵抗力[J].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11月15日).
[5]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7]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J].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8]李大钊.庶民的胜利[J].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
[9]高一涵.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J].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1日).
[10]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1卷5号(1916年1月15日).
[1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J].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14]吴宓.论新文化运动[J].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15]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J].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16]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J].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17]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J].学衡,第79期(1933年7月).
[18][德]卡尔.曼海姆著,黎鸣等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②2009年岁末,笔者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在京郊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的会议,与会专家围绕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叠共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联想到五四时期以来没完没了的以胡适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更是激起了我的感想。“重叠共识”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更多地看到了多元内涵的交叉。但我还是坚信:立于不同思想路径的思想家的归宿最终还是要泾是泾渭是渭,不可能无原则的在“捣糨糊”中融为一体、不分你我。“我与你”的关系不止是语言学上的两个人称代词如此简单,在信仰意义上非同小可。尤其是“新青年派”和“学衡派”个案,更是彰显出两种不同思想路径的独立意蕴(参见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③钱永祥先生为王超华所编的《歧路中国:当代中国顶点知识分子探索歧路中的中国》作序时所用的标题是“歧路不必是穷途”,参见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①参见许纪霖等《启蒙的自我瓦解》第一章“难以挣脱的困境——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另外,笔者在网上看到何爱国新近发表在2006年第7期《福建论坛》上的《“激进”,还是“保守”?——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论争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作者在文章中将“保守与激进之争”分为两大问题后又细分出十种关于孰占“主导”以及五种“正负”后果之说。
②在大陆,柏克的这本奠定保守主义理论的著作被何兆武译成《法国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③以目前大陆译介过来的有关保守主义的专著可以搜到《保守主义》([英国]塞西尔)、《保守主义的含义》([英]罗杰.斯科拉顿,王皖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保守主义》([德]卡尔.曼海姆,李朝晖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大陆学者刘军宁曾著《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同时这套丛书还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法团主义》、《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多元主义》等,唯独《激进主义》无人问津。关于“激进主义”的专著译介有美国学者戈登.伍德著《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法国学者埃利.哈列维著《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功利主义》(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但都不属于纯正意义上的激进主义之论,从描述的对象来看,可以称为温和的激进主义。倒是一本以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为论述对象的专著最近出版,但作者仍把“激进主义”的战车挂在了“进化论”的动力上,因此对激进主义谱系之整合还有待于来日(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95-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①李泽厚在《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中这样说:“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过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看来,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东方》1994年第5期)
②毛泽东描述革命者的“烈士精神”,既是共产党人的历史真实,也是辛亥革命党人的真实写照(参见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08页)。
①针对当时地方革命此起彼伏的声势,张继以“自然生”为笔名在《苏报》上呼吁“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同时发生。他认为这样的上下互动会更有利于全国的山呼海啸。他在《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中欣喜若狂:“时闻北京大学堂学生秘密结社,与海内外志士联络,希图革命。那拉氏闻之,招满洲某亲王于颐和园,令其察办学生。数人被执,殊为慷慨,毫无卑屈之色。吾接此信,不觉顿足大呼曰:中央革命将于是起乎!”张继把“学生”看做是“革命之原动力”。他在歌颂北京大学堂学生之革命精神的同时,也希望借此立起标杆,将“全国之学生”唤起:“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则学生之全体幸甚,中国幸甚。”(参见《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82-683页)事实上,以北京大学为主题的“五四运动”之火种早在世纪初年就已经播下,只是在十年之后才形成燎原之势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从《苏报》到《新青年》,倚重学生,依托北大,从秘密结社、暗杀到公开号召、运动,从邹容、张继到陈独秀、李大钊,这条激进路径虽然曾经有隐隐显显的起伏,但是从未中断,而且有一种势在必得的义气。一段不能不披露的历史资料是,陈独秀、张继、邹容等留日学生有一段当时不光彩后来却共荣的传奇。1903年,陈独秀、邹容、张继同在日本留学。当时清朝湖北留学生学监姚煜故意刁难学生、压制新潮。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三位相约携手,闯入其房间,将姚煜按倒在地,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学监的人头尚在,可辫子却在咔嚓一声中落地。他们在被遣送回国的同时,也为这一传奇留下了极具象征意义的物证:“辫子”——国民性深层的心理积淀。
②《康有为》、《驳“革命驳议”》等一系列檄文发表在当年的《苏报》、《国民日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参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78-775页。
②李大钊以一种乐观的心态高呼道:“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
①“真”在《进化与革命》中将近代以来的思想流派划定为“三纲五常派”、“古义实学派”、“吏治民生派”、“洋务西艺派”、“中西体用派”、“变法维新派”、“开明专制派”、“强种保国派”、“平等自由派”、“真理进化派”十类(参见《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045-1047页)。
②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针对社会生活中的不温不火急切地写道:“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哪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显而易见,他的“调和论”已经成为过去:“进!进!进!新青年!”在“清室”和“民国”之间只能作出一刀两断、泾渭分明的选择(参见《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15日)。鲁迅在《小杂感》中的表述则更为生动地流布出20世纪以来这种非此即彼之“革命”逻辑。在端倪初显之时,鲁迅就敏锐地体悟到了:“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语丝》周刊4卷1期,1927年12月17日)
③李大钊:《言治》第3期,1913年6月1日。
[1][英]休.塞西尔.保守主义[M].杜汝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李大钊.青年与老人[J].新青年,3卷2号(1917年4月1日).
[3]蔡尚思等编著.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陈独秀.抵抗力[J].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11月15日).
[5]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7]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J].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8]李大钊.庶民的胜利[J].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
[9]高一涵.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J].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1日).
[10]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1卷5号(1916年1月15日).
[1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J].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14]吴宓.论新文化运动[J].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15]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J].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16]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J].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17]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J].学衡,第79期(1933年7月).
[18][德]卡尔.曼海姆著,黎鸣等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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