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
①《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237—2238页。《新唐书》卷85《窦建德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699页)记载略同。
②就笔者所见,仅松浦史子《似凤四凶鸟之来历——以日本尊经阁文库本〈天地瑞祥志〉引〈乐斗图〉为端绪》(《兴大中文学报》27(增刊),2010年12月,第331—359页)进行过一些基础的探讨,虽有贡献,但错误颇多。
①《天地瑞祥志》卷18《禽搃载》,尊经阁文库本。笔者是古委会项目“《天地瑞祥志》校注并研究”的参与者之一。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也有录文,第561页。
②《南齐书》卷19《五行志》,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第376页。
③《后汉书》志第14《五行二》,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3300-3301页。
④黄帝及天老视凤凰为昭示仁义及治致太平的象征性瑞应,相关讨论参看葛志毅《天老与黄老考释》,《史学集刊》2008年第1期,第42-48页。
⑤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1-262页。
①以上诸条均出自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以下称《纬书集成》),第543—544页。
②《纬书集成》,第568页。
③《纬书集成》,第559页。
④《纬书集成》,第568页。
⑤《纬书集成》,第565页。
⑥《隋书》卷32《经籍一》,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940页。
⑦《纬书集成》,第51页。
①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8页。
②《隋书》卷32《经籍一》,第926—927页。
③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97页。
④郭沫若:《卜辞通纂》卷2,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⑤《宋书》卷28《符瑞中》,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792—793页。
⑥慧琳:《一切经音义》卷4,《大正藏》第54册,第331页下。
⑦相关论述如:“羽虫三百六十,凤为之长;毛虫三百六十,麟为之长;甲虫三百六十,龟为之长;鳞虫三百六十,龙为之长;倮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毛虫之精曰麒麟,羽虫之精曰凤,介虫之精曰龟,鳞虫之精曰龙,倮虫之精曰圣人。”并引《左传》:“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参看隋萧吉《五行大义》第24《论禽虫》,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宛委别藏》版,第70册,第312—322页,第322—335页。
①杜佑《通典》卷162《兵典·推人事破灾异》。
②《隋书》卷34《经籍志》,第1030页。
③《旧唐书》卷47《经籍下》,第2043页。
④《北史》卷89《艺术上·耿询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951页)云:“耿询字敦信,丹杨人也。滑稽辩给,伎巧绝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询从之受天文算术。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宝外候天时,动合符契。世积知而奏之,文帝配询为官奴,给太史局……以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后,从至黎阳,谓其妻曰:‘人事,远察天文,宇文必败,李氏当王,吾知所归矣。’谋欲去之,为化及所杀。著《鸟情占》一卷,行于世。”
⑤《宋书》卷29《符瑞下》,第866页。关于“王者土地开辟”的其他祥瑞,还有“金牛”的出现,所谓“金牛,瑞器也。王者土地开辟,则金牛至。”,参看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卷9《帝王部》引《孙氏瑞应图》,第203页。
⑥《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第73页。
⑦即隋代仁寿宫、太宗时的九成宫,隋文帝及唐初三帝都屡次行幸,与隋代及唐初政治起伏有密切的关系。很多政治事件,包括隋炀与太宗的夺嫡事件,都与之相关,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涵。
⑧《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第157—158页。
⑨徐松撰,李建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⑩七月发生“小鸟孕大”,八月“辛未,吐蕃使人献马百匹及大拂庐可高五丈,广袤各二十七步”。参《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第73页。
《旧唐书》卷182《高骈传》,第4075页。
⑿相关讨论,参看余欣《符瑞与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归义军时期敦煌瑞应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325—378页。
①《新唐书》卷34《五行一》“羽虫之孽”条,第891页。
②《汉书》卷27《五行志》颜师古注,第1416—1417页。又《汉书》卷97《孝成许皇后传》,第3979页。
③《南齐书》卷19《五行志》,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第376页。
④《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第379页。
⑤《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62页。
⑥《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68页。
⑦《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36页。
⑧《太平御览》卷11《天部十一》,第54页。
⑨《汉书》卷27《五行志》,第1416页。
⑩《新唐书》卷34《五行一》,第891—892页。
①萧登福据《首罗比丘经》“方平记大鸟,当来东南翔”句,揣测可能与董昌造反时所利用的罗平鸟信仰有关。董昌895年即伪位,国号大越罗平。萧由此推测借罗平鸟以造反的事迹,恐不始于唐代董昌,可能在南北朝时已经存在。参看萧登福《月光明王出世信仰及敦煌写卷〈首罗比丘经〉借明王以聚众抗胡的思想研究》,《敦煌学》第27辑,2008年,第352-353页。这种推测恐不正确,鸟情占传统源远流长,并非与罗平鸟这一地方传统相关。
②“天统三年九月,万春鸟集仙都苑。京房《易飞候》曰:‘非常之鸟,来宿于邑中,邑有兵。’周师入邺之应也。”参《隋书》卷23《五行下》“羽虫之孽”条,第647页。
③《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第2716页。
④《晋书》卷28《五行中》,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863-864页。
⑤《汉书》卷8《宣帝本纪》,第257页。
⑥《续汉书》志第14《五行二》,第3300-3301页。
⑦《宋书》卷28《符瑞中》,第792-795页。
⑧松浦史子:《似凤四凶鸟之来历——以日本尊经阁文库本〈天地瑞祥志〉引〈乐斗图〉为端绪》,《兴大中文学报》27(增刊),2010年12月,第331-359页。如笔者所论,《乐斗图》,实际上就是《乐叶图征》。
①《宋书》卷28《符瑞中》,第792—793页。
②徐坚:《初学记》卷30《鸟部》,第723页。
③《北齐书》卷45《樊逊传》,第610页。
④《晋书》卷100《张昌传》,第2613页。
⑤干宝:《搜神记》卷7“牛能言”条,中华书局2009年点校本,第145—146页。
⑥《太平御览》卷119,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575页上栏。
⑦方诗铭:《“汉柞复兴”的谶记与原始道教—晋南北朝刘根、刘渊的起义起兵及其他》,《史林》1996年第3期,第4—5页。
⑧关于汉祚复兴与谶纬、道教、弥勒信仰等各个知识系统的演变关系,参看孙英刚《南北朝隋唐时代的金刀之谶与弥勒信仰》,《史林》2011年第3期,第56—68页。
①《北史》卷89《艺术上·刘灵助传》,第2928页。
②《晋书》卷28《五行中》,第863页。
③相关的讨论参看魏斌《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汉学研究》第27卷1期,2009年3月,第31—51页。
④《旧唐书》卷56《萧铣传》,第2264页。
⑤《资治通鉴》卷182炀帝大业十一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5696页。
⑥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点校本,第13页。
⑦同上,同卷同页。
①《唐会要》卷28《祥瑞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第618页。
②李世民《禁奏祥瑞诏》,《全唐文》卷4,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57页。
③《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第102页。
④《旧唐书》卷22《礼仪二》,第862页。
⑤《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62页。
⑥高德祥:《敦煌壁画的〈鸟歌万岁乐〉》,《中国音乐》1991年第1期,第28—30页。
⑦《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第10页。
⑧《太平广记》卷461引《拾遗记》。
①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98《祥瑞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第1694页。
②《册府元龟》卷21《帝王部·征应》。
③游自勇以《五行志》为中心,说明由于受到自身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约束,古代史家有意无意间会采取“选择性记忆”的方式,通过直解、转释、反说等方法来对征应进行解说,参看游自勇《中古〈五行志〉的“征”与“应”》,《首都师大学报》2007年第6期,第10—16页。
④张鷟:《朝野佥载》卷4,第99页。《新唐书》卷34《五行一》(第880页):“垂拱三年七月,冀州雌鸡化为雄……永昌元年正月,明州雌鸡化为雄。八月,松州雌鸡化为雄。”
⑤刘永海:《略论武则天称帝与祥瑞》,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29—31页。《大云经疏》引“证明因缘谶”云:“谨按《易》云:帝出于震,震在东。此明神皇出震周临,又王在神都,即是水东也。”作者以此推断,地震对武则天也是祥瑞。而《易经》所谓“帝出乎震”之“震”乃八卦这一,帝王“出震承干”,非地震,作者所论大谬。
⑥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7—190页。
⑦郑樵《通志·灾祥略序》。游自勇认为,宋以后的《五行志》成为灾害物异的汇编,不再记录事应,对灾异的感应要靠帝王自己去领悟了。参看游自勇《试论正史〈五行志〉的演变——以“序”为中心的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6页。实际上,随着人文主义的道学兴起,谶纬、祥瑞之说逐渐退出了主流的政治论述,逐渐被边缘化了。
①罗愿《尔雅翼》引《说文》“五色大鸟”条,黄山书社,1991年,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