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
①有关这一专题的西文研究成果较多,中文著作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C.W.Allan,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5;Arnold Rowbotham,Missionary and Mandarin:The Jesuitsat the Court of China,New York:Russell&Russell,1966;Liam Matthew Brockey,Journey to the East:The Jesuit Missionto China,1579-1724,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①以下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下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下册,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每人后列其国籍。各统计数据,容或与实际数字小有出入,但大致规模应可信。
②押解来京的耶稣会士名单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180—181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842—843页。
③此人未见汉名,其生平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20页。
④樊继训可能于1700年抵京,暂未计入,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573页。
⑤有关法国传教区的设立及其与葡萄牙保教权之间的矛盾,参见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8—235页。
①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②费赖之、荣振华将邓玉函列为德意志人,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158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957页。但亦有人认为邓玉函应为瑞士人,参见冯铁、费瑞实、高思曼:《走近中国——瑞士人在华见闻录》,陈壮鹰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前言”,第1页。
③参见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张茄萍、勾永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56页。
④有关中国的历任副省会长名单,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780—782页。
⑤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05页。王著专立一章言及此次教案。被监禁的传教士被释放或押解出京与当年北京发生的地震有关,参见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2册,吴持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11、1613页。
⑥参见高智瑜、马爱德主编:《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2001年,第35页。
⑦名单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180页。
⑧参见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表1“1579—1700年入华方济会传教士统计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7—471页。该表注3说明“该表未提及1633年被派往台湾,1634年11月由台湾进入中国内陆的西班牙方济会传教士马方济(Francisco de la Madrede Dios),他曾于1637年与同会雅连达一同前往北京传教,1638年被驱逐出境”;又据杨靖筠《北京天主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中《北京教区历任主教》“伊大任,意籍方济各会,1690—1721年第一任”(第112—113页),可知方济会传教士可能是迟至1690年才在北京立足。
①参见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98—100页。
②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下册,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71页。有关利玛窦在北京传教的“适应策略”论述,参见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第6章“适应传教路线的最终形成和理论总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71—486页。
③参见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④参见《利玛窦全集》第3册,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第201、219页。
⑤《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25、326、328页。
⑥《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28页。
⑦参见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禹贡》第5卷第3、4期,1936年。
⑧《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29页。
①《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29、330页。
②《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0页。
③《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5页。
④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42页。
⑤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100页。
⑥利玛窦第二次进京经历,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5—82页。
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13—415页。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98页。
⑨有关利玛窦在宣武门住所来源有两说,一为利玛窦自己在信中和札记中所说的自购,一为中文文献黄伯禄《正教奉褒》和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所说的万历皇帝赐予。参见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第6—8页。
①《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65页。
②《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69页。
③《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06页。
④《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75页。
⑤《利玛窦全集》:“1607年10月11日,八位地位显赫人士控告我们谋反倡乱,倾覆大明帝国。法官拒绝八人的控告,谓:他认识我们已许久了,深知我们是行善、爱好和平之人;至于所传宗教之真伪,八人也无权过问;我们的房舍并非向他们所购买,他们也不是物主。”(第4册,第348页)
⑥《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55页。
⑦《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84页。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70—271、307页。
⑨参见于德源编著:《北京历史灾荒灾害纪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78页;于德源:《北京灾害史》下册,北京:同心出版社,2008年,第722—723、724—726页。
《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67页。
参见《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16页。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96、98页。
《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90页。
①《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0—401页。
②《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1页。
③《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2—333页。
④参见《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76页。
⑤有关利玛窦对契丹即中国的考证在欧洲的影响,参见Matthew Ricci,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by Louis J.Gallagher,New York:Random House,1953,p.xix.
⑥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附录1“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交游一览表”,第303—314页。
⑦有关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谊,参见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余三乐:《徐光启与利玛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81—282、284—285页。
⑨《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3—404页。
①《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81页。
②《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285页。
③《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02页。
④《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91—392页。
⑤《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3—405页。
⑥《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08—409页。
⑦《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53页。
⑧《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363页。
⑨《利玛窦全集》第4册,第417页。
有关耶稣会在17世纪中国的发展,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书中制表“1664年全国教务形势”、“1701年中国教务状况”,第112—114页。
①Matthew Ricci,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p.xix.
②Nigel Cameron,Barbarians and Bandarins: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lers in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49.
③有关安文思的生平事迹,参见利类思、南怀仁:《安先生行述》,收入《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韩琦、吴旻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7—409页;利类思《安文思传略》最早见于《中国新史》法译本,中译本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81—187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256—259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85—289页。
④其传教事迹参见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第162—176页。
⑤有关法译本的翻译、整理情形,参见《法文版前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5—8页。
①Gabriel Magaillans ,A New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London:Thomas Newborough,1688,p.273.中译文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6页。中译本系据1689年英译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的1688年版。
②张西平:《中文版序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2页。
③安文思:《中国新史》,第6页。
④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8页。
⑤计翔翔考证安文思所见“著名的桥”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的卢沟桥并不一致,可备一说。参见计翔翔:《17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8—280页。然若从安文思所记1668年水灾的情形看,安氏对卢沟桥所知甚详。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8—9页。
①Gabriel Magaillans,A New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pp.28-29.中译文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6—17页。
②参见于德源:《北京灾害史》上册,第50—51页;下册,第758—759页。
③参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4—63页。
④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8—173页。
⑤安文思:《中国新史》,第94页。原译将“mandarin”译为曼达林,现改。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03—104页。
⑦计翔翔:《17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第246页。
⑧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29页。
①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0—131页。
②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259页。
③参见《汤若望昭雪文件》,收入《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393—394页。
④关于康熙平反教案一事,参见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09页。
⑤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9—20页。原译“直隶省”作“北京省”、“昌平”作“开平”,现改。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6页。
⑦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7页。
⑧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7—78页。
①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2页。
②1656年荷使访问北京的游记,参见约翰·尼霍夫(John Nieuh of)原著,包乐史、庄国土著:《〈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2—92页。
③Gabriel Magaillans,A New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Particulars of that Vast Empire,pp.274-281.中译文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7—141页。
④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35页。
⑤安文思在皇极殿(太和殿)与中和殿之间多一“建极殿”,似有疑误。参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46页注②“译者说明”。以下有些宫殿名系译者据音译或意译,暂无法还原汉名。
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60页。
⑦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67页。
①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70页。
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72页。
③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郭强、龙云、李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④《法文版前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5页。
⑤叶理夫:《法国是如何发现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3期。
⑥一译为《中国现势新志》,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442页。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10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1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3—64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28页。
⑥参见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9—474页。
⑦有关从暹罗至北京的旅途情形,同行的洪若翰亦有报告,参见《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收入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第1册,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50—299页。
⑧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82页。李明后来提及此事时说:“一张描述世界上最难进出的宁波港的入口,由于它四周遍布无数的岛屿和礁石,所以最熟练的领航员都感到发怵。我们在这张图上附加了从暹罗到中国的道路,还有在途中能看到的主要海岸或岛屿。”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43页。
②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44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4页。在此语后,李明加注说明:“葡萄牙惟恐失去它对派往中国的传教使团握有的特权,对派往康熙皇帝身边工作,服务于法国世俗利益的‘国王的数学家传教士’的到来是敌对的。”
④李明在信中说道:“这位神父有充分的理由置我们的请求于不顾……因为,如果他保护我们,他就会冒触犯果阿总督和澳门总督的危险。他曾接到他们的信,而这些信件显然既违背葡萄牙国王的意愿,又不符合基督慈悲之心。”(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7页)
⑤有关法国耶稣会士与葡萄牙传教士之间的矛盾,参见阎宗临:《清初葡法西士之内讧》,收入氏著:《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141页;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第228—235页。张著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
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50页。
⑦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54页。书中还特别刊用了一幅康熙画像,这也许是出现在西方最早的康熙肖像画。
⑧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53页。依康熙(1654—1722)生卒年推算,此画作于1685年。
①参见高智瑜、马爱德主编:《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第35页。按照南怀仁的死期,他的墓葬位置应排在后面,但安葬时放在利玛窦之右后侧,位置明显靠前,显示对其地位之特别尊重。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4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4—65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6页。
⑤参见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5页。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7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7—68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68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70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4页。
②参见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4—350页。
③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73页。
④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73—81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0页。
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94页。
⑦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5—86页。
⑧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84页。
⑨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53—154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61—163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17页。
②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18—223页。
③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40、73—77页。
④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89—290页。
⑤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02页。
⑥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334—335页。
⑦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204页。
①李明:《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第195页。
②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许钧、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249页;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169—172页。
④该书仅在第1部《中华大帝国史》的若干处,如第1卷第7章《这个帝国的十五省》、第3卷第2章《国王的宫廷、他驻跸的城市,及全国没有一人拥有财物的事》等章节提到过北京、顺天府、直隶省等处,但作者显然都是据第二手材料所写,且描述十分简略,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北京所知甚少。
①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②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原序”,第2—3页。
③参见庞乃明:《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由此书可见,明代中国人对欧洲地理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得自于来华传教士的传输,中国人没有留下自己赴欧洲城市游历的纪录,清初的情形几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