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位前往西藏的"女特使",刘曼卿对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恢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以戴传贤为代表的民国名人曾给予很高评价,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却作出了不算太高的评价。之所以如此,表层缘由在于其"传统思想浓厚",而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欲借由此事,表达对戴传贤的一些不满,同时隐约传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On the first trip to Tibet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special envoy", Liu Manqingmade some contributions to the recove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ai Chuanxian and other celebrities have given high evaluation, but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ssionWu Zhongxin has made a low evaluation. The reason for this first lies in his"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also hetended to express dissatisfaction to Chuanxian with vaguely conveying his own political demands. We shouldmake an objective, fair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n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Liu Manqing,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dialectical and materialism.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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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传贤(1891-1949),初名良弼,后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人物。曾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一职。
2 即曹经沅,字纕蘅,1934年3月5日-1935年5月4日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关于其任职情况,参见刘寿林等:《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00页。
31925年,在父母包办下,刘曼卿与萧嘉木速婚,但尔后又速离;1929年,刘曼卿与自由恋爱的格桑泽仁拟结婚,由于其妹刘曼云(巴月照)的出现,刘曼卿选择悔婚退出。参见丁小文:《民国藏地“女钦差”刘曼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5页。
4 “无状”一词,有没有形状,没有功绩;行为失检,没有礼貌;所行丑恶无善状;罪大不可言状;无缘故等含义。
5 戴传贤于1939年4月19日由重庆启程,于8月5日辗转抵达甘孜致祭九世班禅,于12月6日返回重庆。参见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9年,第211-212页。
6 戴传贤二十年代便已笃信佛教,不仅在考试院设有专门的佛堂,还曾拜九世班禅为师,并始终对其执弟子之礼。刘半农曾撰《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他还进一层,追随着一般愚夫愚妇而自为领袖,希望借着佛力挽回华北的劫运。前年北平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我在会场中看见他送给班禅的一把伞,自称为‘弟子戴传贤’;我呆呆的看了这五个字,真是将信将疑,如白天见鬼!嗟夫!吾辈老百姓之渴望于大人先生者,欲其救苦救难也。而戴院长救苦救难之方术不过如此,是直吾家老妈子之流亚耳!”王更生对戴传贤崇佛更有生动描述,参见王更生:《孝园尊者——戴传贤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6年,第169-171页。
7 其中可能就包括刘曼卿,一来因为刘曼卿算是得到过戴传贤的提携,二则刘曼卿在吴忠信使藏之前便做过赴藏特使。
8 在撰写该日记时,吴忠信曾专拟《入藏日记纲要初稿》三大点,二十九小点,中有“日记编排叙述方法”、“入藏日记口述补充资料”、“编入藏日记前准备数事”、“起草入藏日记应注意之点”等项。在《入藏日记》“凡例”中,也有“此册系有名使家曹经沅先生亲笔所记,由秘书何晓谷誊清保存至今,今仍用其原稿”等语,可见该日记经过了事后的整理加工。另外,吴在《纲要初稿》中还专拟“入藏日记秘密部另录”一项,涉及“蒋委员长之指示”、“以宗教上达赖转世之旧例要挟西藏当局”、“借威仪馈赠以引起藏人之重视”、“穿行布达拉宫神道之示威”等他看来是“秘密”的内容。由此可见,在吴忠信潜意识里,是将赴藏之事的记载分成了公开和秘密两个部分的,既然作为与“秘密部”相对应而存在的“公开部”,那便应是有一个想象的特定读者群而不是仅供私用了。如果该日记从未出版的话,这个读者群,最有可能者,当是与之关系较为密切的同样关心藏事的同僚了,至于他们最终是否阅见,则另当别论了,至少吴忠信内心是希望他人通过日记了解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段事迹的。故笔者以为吴忠信有通过该日记向他人传达政治诉求的目的。
9 涉及边政事务,蒙藏委员会、教育部、参谋本部、国民党组织部等多个部门在职能上有所重叠、隶属不明,从而造成了事权分散、管理乏力,效率低下。具体可参见王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另有论者指出:“从理论上讲,要使五权制度能顺利发挥作用,必须禁止拥有其中任何一个分支部门掌权的人侵越被认为是属于其他分支部门的权力。每一个分支部门,按照产生它的法律,都要只限于行使属于他自己部门的权力。然而这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下,尤其是在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简直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