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亭集》所见元至正五年大都灾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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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丽文人李榖所著《稼亭集》及其他史料记载,对元至正五年发生在大都的灾荒情况进行了探讨。元廷对此次灾荒的救济不尽理想,其中粮食供应不足、赈济制度弊端以及官府弊政是救荒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This paper using the works by Korean writer Li Gu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studied the famine in DaDu in ZhiZheng five years.The author thinks that food supply shortages,system defects and government corruption ar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amine relief ineffective.
This paper using the works by Korean writer Li Gu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studied the famine in DaDu in ZhiZheng five years.The author thinks that food supply shortages,system defects and government corruption ar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amine relief ineffective.
引文
[1]李榖二十三岁中高丽秀才科第二名,二十九岁中元征东行省乡试第三名。泰定四年(1327),赴大都会试不第。元统元年(1333),再赴大都会试中第,殿试第二甲,赐进士出身。授承事郎、翰林国使院检阅官。翌年,奉诏使高丽。顺帝至元元年(1335)还京师。授儒林郎、征东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回国任职。至正元年(1341),赍贺改元表再赴大都,遂留居六年。授中瑞司典薄。至正八年还高丽,十一年去世。详见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辑:《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2]陈高华先生在研究元代灾荒情况之时曾引证过《稼亭集》的材料,文见《〈稼亭集〉、〈牧隐稿〉与元史研究》,第330-331页。另见《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论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页。
[3]福田坊,大都坊名,据《析津志》记载,“在西白塔寺”,见熊梦祥原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邓拓先生曾对元代灾害的发生情况做过统计,包括水灾、旱灾、雹灾、蝗灾、歉饥、地震、风灾、霜雪、疫灾等共计513次。邓先生据此认为,“可知元代之灾况,较其前之任何朝代,皆严重多矣”。见氏著:《中国救荒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0页。邓先生的统计数据并不完整,漏载颇多。另,关于元代灾害发生之情况,可参见陈高华:《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2007),第325-341页。
关于元顺帝时期的灾害发生情况,参见陈高华:《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第337-341页。
[3]学者王培华的研究表明,元代北方地区自中统到至正年间共出现七个特大饥荒期,其中元顺帝时期就占有两个,分别是至正四年到至正七年(1344-1347)以及至正十八年到至正十九年(1358-1359)的特大饥荒期。见氏著:《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1]陈高华先生认为,《市肆说》与《小圃记》内容有相互印证之处,当作于至正五年。见陈高华:《〈稼亭集〉、〈牧隐稿〉与元史研究》,第331页。
[2]据陈高华先生的研究,这期间的灾害主要是旱灾、疫灾以及黄河决口引发的大范围水灾。详见陈高华:《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第338-340页。
[3]《元史》卷一百四十《铁木儿塔识传》,第3373页。文曰:“岭北地寒,不任穑事,岁募富民和籴为边饷,民虽稍利,而费官盐为多。铁木儿塔识乃请别输京仓米百万斛,储于和林以为备。”同材料亦见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敕赐康里氏先茔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文曰:“岭北地寒不宜稼,岁饥赈以钞,无从籴,王请转京仓米百万石贮和宁,由是备先具而民不告病。”
[1]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陈高华.稼亭集、牧隐稿与元史研究[A].郝时远,罗贤佑.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李榖.稼亭集[M].韩国:景仁文化社,1993.
[4]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廼贤.金台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6]罗月霞.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7]权衡.庚申外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8]苏天爵.元文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9]陈高华.元代的禳灾活动[A].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0]王祯.东鲁王氏农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韩光辉.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人口地理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5):82.
[12]默书民.元代大都的粮食来源与消费[A].元史论丛第九辑[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13]陈高华.元代赈恤制度研究[J].中国史研究,2009,(4):105-128.
[14]至正条格[M].首尔: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校注本,2007.
[15]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陈高华先生在研究元代灾荒情况之时曾引证过《稼亭集》的材料,文见《〈稼亭集〉、〈牧隐稿〉与元史研究》,第330-331页。另见《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论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38页。
[3]福田坊,大都坊名,据《析津志》记载,“在西白塔寺”,见熊梦祥原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邓拓先生曾对元代灾害的发生情况做过统计,包括水灾、旱灾、雹灾、蝗灾、歉饥、地震、风灾、霜雪、疫灾等共计513次。邓先生据此认为,“可知元代之灾况,较其前之任何朝代,皆严重多矣”。见氏著:《中国救荒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0页。邓先生的统计数据并不完整,漏载颇多。另,关于元代灾害发生之情况,可参见陈高华:《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2007),第325-341页。
关于元顺帝时期的灾害发生情况,参见陈高华:《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第337-341页。
[3]学者王培华的研究表明,元代北方地区自中统到至正年间共出现七个特大饥荒期,其中元顺帝时期就占有两个,分别是至正四年到至正七年(1344-1347)以及至正十八年到至正十九年(1358-1359)的特大饥荒期。见氏著:《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1]陈高华先生认为,《市肆说》与《小圃记》内容有相互印证之处,当作于至正五年。见陈高华:《〈稼亭集〉、〈牧隐稿〉与元史研究》,第331页。
[2]据陈高华先生的研究,这期间的灾害主要是旱灾、疫灾以及黄河决口引发的大范围水灾。详见陈高华:《元代灾害发生史概述》,第338-340页。
[3]《元史》卷一百四十《铁木儿塔识传》,第3373页。文曰:“岭北地寒,不任穑事,岁募富民和籴为边饷,民虽稍利,而费官盐为多。铁木儿塔识乃请别输京仓米百万斛,储于和林以为备。”同材料亦见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敕赐康里氏先茔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文曰:“岭北地寒不宜稼,岁饥赈以钞,无从籴,王请转京仓米百万石贮和宁,由是备先具而民不告病。”
[1]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陈高华.稼亭集、牧隐稿与元史研究[A].郝时远,罗贤佑.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李榖.稼亭集[M].韩国:景仁文化社,1993.
[4]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廼贤.金台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6]罗月霞.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7]权衡.庚申外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8]苏天爵.元文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9]陈高华.元代的禳灾活动[A].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0]王祯.东鲁王氏农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韩光辉.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人口地理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5):82.
[12]默书民.元代大都的粮食来源与消费[A].元史论丛第九辑[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13]陈高华.元代赈恤制度研究[J].中国史研究,2009,(4):105-128.
[14]至正条格[M].首尔: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校注本,2007.
[15]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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