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不用车兵补论(上)——从吴越两国之特殊性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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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来绝大多数学者将先秦时期吴越两国不行车战的原因归结为地理因素,认为这源于南方多水路,故无法实行车战,这固然有一定道理,却无法解释当吴越相继北上称霸后在战争中依然不实行车战等现象。单从地理角度解释似乎忽略了吴越特殊的社会结构,笔者以为两国无实行车战之贵族基础,而这又与其完成国家化的特殊进程息息相关,文章试图从这一角度给出有别于前人的解释。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marks of the warfare between the states of Wu and Yue in Pre-Qin dynasty is that chariots were never used in the battlefields in these two kingdoms,whi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inter-states battl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ractically all the scholars have attributed this phenomenon to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s in South China: The crisscrossed rivers and lakes made it impossible and insufficient for the chariot warfare. This can be true to some extent. Yet it cannot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two states did not apply chariots in the war even when they successively went north to dominate the country. The geographical explanation seems to ignore the special social structure of Wu and Yue states.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re is no aristocratic basis for chariot warfare in the two states,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rticular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ationalization. The paper is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from that of other predecessors.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marks of the warfare between the states of Wu and Yue in Pre-Qin dynasty is that chariots were never used in the battlefields in these two kingdoms,whi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inter-states battl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ractically all the scholars have attributed this phenomenon to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s in South China: The crisscrossed rivers and lakes made it impossible and insufficient for the chariot warfare. This can be true to some extent. Yet it cannot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two states did not apply chariots in the war even when they successively went north to dominate the country. The geographical explanation seems to ignore the special social structure of Wu and Yue states.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re is no aristocratic basis for chariot warfare in the two states,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rticular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ationalization. The paper is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from that of other predecessors.
引文
[1]陶元珍.吴越不用车战考[J].四川省三台县石印本.志林(国立东北大学编印),1943(4).
[2]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杨朝明.周先王继承制度研究[J].文史哲,1999:26-33.
[4]彭林.殷代“兄终弟及”平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4).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6]董仲舒撰,赖炎元注释.春秋繁露[M].台北:台湾商务,1987:98.
[7]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新校本史记三家注并附编二种[M].台北:鼎文书局,1981.
[8]钱杭.鲁国继承制度中的“一继一及”问题[J].史林,1990(1);另,以下论文也可供参考:李衡眉.“一继一及”非“鲁之常”说[J].齐鲁学刊,1999(6);尉博博,王向辉.春秋鲁国“一继一及,鲁之常也”辨[J].社会科学论坛,2010(10);杨朝明.鲁国“一继一及”继承现象再考[J].东岳论丛,1996(5).
[9]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5.
[10]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0.
[11]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22.
[12]晁福林.读《庄子·让王》——并论“越人三世弑君”问题[J].浙江社会科学,2002(2):138.
[13]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5:968.
[14]陈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99.
[15]洪家义.越史三论[J].东南文化,1989(3):4.
[16]许倬云.求古编[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7]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1.
[18]晁福林.周代的卿权[M]//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85-212.
[19]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0]钱穆.国史大纲[M].上海:上海书店,1989:34.
[21]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145.
[22]蓝永蔚.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0-41.
[23]李步嘉.越绝书校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238.
[24]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78.
[25]郦道元.河水[M]//水经注:卷四.长沙:岳麓书社,1995:59.
[26]国语韦氏解:卷19[M].士礼居丛书影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87-188.
[27]王象之.舆地纪胜[M].文海出版社影印咸丰五年刻本,1971:68.
[28]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J].文史,2010(1):6-7.
[29]《左传正义》[M].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308.
[30]洪家义.越史三论[J].东南文化,1989(3):4.
[31]李昉.太平御览[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4371.
[32]马端临.文献通考[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2497.
[33]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建置沿革志[M]//安徽省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818-819.
[34]吕氏春秋[M].四部丛刊影明刊本缩印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30.
[35]钱宗范.试论姑蔑文化与楚、吴、越文化的关系[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3).
[36]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7]韩连琪.春秋战国时代的郡县制及其演变[J].文史哲,1986(5):43.此外,尚有春秋吴国郡县制考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9):78.等不甚严谨的文章相附和。
[38]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3):34.
[3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清稿本.卷130:4013.
[40]蒙文通.《史记·越世家》补正[M]//越史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3-125.
[41]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李伯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86.
[42]韦昭.国语韦氏解[M].士礼居丛书影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1.
(1)有关吴国早期国君世系议题,学界已有成果,如王明珂《华夏化的历程:太伯传说的考古与历史学研究》(刊《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7)以及日本吉本道雅之《吴系谱考》(《立命馆文学第》563号,2000。亦收入氏著《中国先秦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5)。
(1)有学者认为春秋鲁国的所谓“一继一及”也是这种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参见尉博博、王向辉《春秋鲁国“一继一及,鲁之常也”辨》,《社会科学论坛》,2010(10),笔者对此则持保留态度,笔者以为鲁国早已摆脱“兄终弟及”的模式,鲁国的“兄终弟及”乃是表象,可参见参考文献[8]所列钱杭先生的文章。
(1)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484.顺便提及一点,笔者仅仅赞同其关于吴越两国是通过“土著自动模式”完成国家化进程这一结论,但并不认同其论证过程。
(2)关于此观点,可参见易建平《酋邦与专制政治》,《历史研究》,2001(5)。而关于酋邦、部落联盟等相关概念,可参考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王三义《“部落联盟模式”的由来——易建平《部落联盟还是民族》一文引发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5(2))等相关论述。而我个人倾向于吴越两国是通过酋邦模式完成国家化进程,张光直等学者早就指出良渚文化是酋邦,且玉琮等器物是其作为酋邦的重要证据。
(3)关于君权之宏观变化,可参见Michael Loewe的精简论述:Michael Loewe.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 and Han Empires:221 BCE-220 CE.Indianapolis:Hackett Pub.Company,Inc.,2006:1-16.
(1)可参见林翠芬《春秋时代“弑君”现象的文化根源及其现代意义》,陈萱纶《左传弒君考》(铭传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等文。
(2)对于范蠡的具体流动轨迹尚属见仁见智,个人认为钱穆《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之考证最精当。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上海:上海书店,1992:97-101.
(1)车越乔、陈桥驿《绍兴历史地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4.原文指出,韦昭注御儿:“今嘉兴御儿乡也。”清代学者顾炎武说:“石门县东有语儿乡,即古御儿也。”(《一统志案说》卷十·浙江)据新修《崇福镇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说:“镇境古属越地,名御儿。”今镇外尚有河流,称为语儿泾。说明古代曾有一个时期,句吴与于越,以今崇福镇一带为界。
(2)洪先生的观点跟杨宽《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兼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一文中论及的“中国领土广大,各地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很多地区很自然地保存原始公社制村社残余形式(《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62.)”类似,然而杨宽又提及“宗族成员成为宗族长奴隶的古代东方型奴隶制”。参见《古史新探》,1965:62.
(1)关于钟离的归属问题,可参阅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96)续编《从春秋吴越边境战争看吴楚之间疆界所在》一文之“钟离、鸡父”条。
(2)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3).顺便说明一点,周书灿《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50)也指出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的差别,这似乎便是源于周振鹤的这篇文章。
(1)如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诗:“晓月发云阳,落日次朱方。”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并序》:“南条北固,朱方旧里。”张一鸣《登金山》诗:“白下朱方频战伐,吴头楚尾总云烟。”
(2)裴骃集解引《吴地记》:“朱方,秦改曰丹徒。”
(3)葛剑雄对秦与西汉初期的东越、瓯越、闽越、南越等越人的人口分布和流动进行了详细考察。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87-197.
(1)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6:112.另需说明一点,何怀宏虽是研习哲学的学者,而非专业的史学家,但此书中相关命题诸如“世族起源”等也可说是哲学命题,因此何先生的论断也值得参考。
[2]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杨朝明.周先王继承制度研究[J].文史哲,1999:26-33.
[4]彭林.殷代“兄终弟及”平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4).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6]董仲舒撰,赖炎元注释.春秋繁露[M].台北:台湾商务,1987:98.
[7]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新校本史记三家注并附编二种[M].台北:鼎文书局,1981.
[8]钱杭.鲁国继承制度中的“一继一及”问题[J].史林,1990(1);另,以下论文也可供参考:李衡眉.“一继一及”非“鲁之常”说[J].齐鲁学刊,1999(6);尉博博,王向辉.春秋鲁国“一继一及,鲁之常也”辨[J].社会科学论坛,2010(10);杨朝明.鲁国“一继一及”继承现象再考[J].东岳论丛,1996(5).
[9]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5.
[10]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0.
[11]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22.
[12]晁福林.读《庄子·让王》——并论“越人三世弑君”问题[J].浙江社会科学,2002(2):138.
[13]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5:968.
[14]陈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99.
[15]洪家义.越史三论[J].东南文化,1989(3):4.
[16]许倬云.求古编[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7]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1.
[18]晁福林.周代的卿权[M]//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85-212.
[19]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0]钱穆.国史大纲[M].上海:上海书店,1989:34.
[21]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145.
[22]蓝永蔚.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0-41.
[23]李步嘉.越绝书校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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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国语韦氏解:卷19[M].士礼居丛书影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87-188.
[27]王象之.舆地纪胜[M].文海出版社影印咸丰五年刻本,1971:68.
[28]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J].文史,2010(1):6-7.
[29]《左传正义》[M].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1308.
[30]洪家义.越史三论[J].东南文化,1989(3):4.
[31]李昉.太平御览[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4371.
[32]马端临.文献通考[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2497.
[33]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建置沿革志[M]//安徽省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818-819.
[34]吕氏春秋[M].四部丛刊影明刊本缩印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30.
[35]钱宗范.试论姑蔑文化与楚、吴、越文化的关系[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3).
[36]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7]韩连琪.春秋战国时代的郡县制及其演变[J].文史哲,1986(5):43.此外,尚有春秋吴国郡县制考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9):78.等不甚严谨的文章相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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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清稿本.卷130:4013.
[40]蒙文通.《史记·越世家》补正[M]//越史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3-125.
[41]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李伯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86.
[42]韦昭.国语韦氏解[M].士礼居丛书影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1.
(1)有关吴国早期国君世系议题,学界已有成果,如王明珂《华夏化的历程:太伯传说的考古与历史学研究》(刊《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7)以及日本吉本道雅之《吴系谱考》(《立命馆文学第》563号,2000。亦收入氏著《中国先秦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5)。
(1)有学者认为春秋鲁国的所谓“一继一及”也是这种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参见尉博博、王向辉《春秋鲁国“一继一及,鲁之常也”辨》,《社会科学论坛》,2010(10),笔者对此则持保留态度,笔者以为鲁国早已摆脱“兄终弟及”的模式,鲁国的“兄终弟及”乃是表象,可参见参考文献[8]所列钱杭先生的文章。
(1)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484.顺便提及一点,笔者仅仅赞同其关于吴越两国是通过“土著自动模式”完成国家化进程这一结论,但并不认同其论证过程。
(2)关于此观点,可参见易建平《酋邦与专制政治》,《历史研究》,2001(5)。而关于酋邦、部落联盟等相关概念,可参考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王三义《“部落联盟模式”的由来——易建平《部落联盟还是民族》一文引发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5(2))等相关论述。而我个人倾向于吴越两国是通过酋邦模式完成国家化进程,张光直等学者早就指出良渚文化是酋邦,且玉琮等器物是其作为酋邦的重要证据。
(3)关于君权之宏观变化,可参见Michael Loewe的精简论述:Michael Loewe.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 and Han Empires:221 BCE-220 CE.Indianapolis:Hackett Pub.Company,Inc.,2006:1-16.
(1)可参见林翠芬《春秋时代“弑君”现象的文化根源及其现代意义》,陈萱纶《左传弒君考》(铭传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等文。
(2)对于范蠡的具体流动轨迹尚属见仁见智,个人认为钱穆《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之考证最精当。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上海:上海书店,1992:97-101.
(1)车越乔、陈桥驿《绍兴历史地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4.原文指出,韦昭注御儿:“今嘉兴御儿乡也。”清代学者顾炎武说:“石门县东有语儿乡,即古御儿也。”(《一统志案说》卷十·浙江)据新修《崇福镇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说:“镇境古属越地,名御儿。”今镇外尚有河流,称为语儿泾。说明古代曾有一个时期,句吴与于越,以今崇福镇一带为界。
(2)洪先生的观点跟杨宽《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兼论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特点》一文中论及的“中国领土广大,各地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很多地区很自然地保存原始公社制村社残余形式(《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62.)”类似,然而杨宽又提及“宗族成员成为宗族长奴隶的古代东方型奴隶制”。参见《古史新探》,1965:62.
(1)关于钟离的归属问题,可参阅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96)续编《从春秋吴越边境战争看吴楚之间疆界所在》一文之“钟离、鸡父”条。
(2)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3).顺便说明一点,周书灿《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50)也指出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的差别,这似乎便是源于周振鹤的这篇文章。
(1)如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诗:“晓月发云阳,落日次朱方。”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并序》:“南条北固,朱方旧里。”张一鸣《登金山》诗:“白下朱方频战伐,吴头楚尾总云烟。”
(2)裴骃集解引《吴地记》:“朱方,秦改曰丹徒。”
(3)葛剑雄对秦与西汉初期的东越、瓯越、闽越、南越等越人的人口分布和流动进行了详细考察。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87-197.
(1)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6:112.另需说明一点,何怀宏虽是研习哲学的学者,而非专业的史学家,但此书中相关命题诸如“世族起源”等也可说是哲学命题,因此何先生的论断也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