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科层制行为:基于既有文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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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科层制行为研究受制于韦伯式科层制变异形态和独立"理想类型"两种理论想象。中国科层制行为在"变"与"常"两种状态中的切换逻辑,中国科层制在空间维度上的运作机制差异,以及技术治理在中国场景中的双重意涵受到关注。既有文献分析表明,中国科层制是一种处在动态演变过程中的复合体系,为趋近有关中国科层制运作的真实知识,有必要将"政党"角色、"革命"和"历史"要素带回到分析中来,谨慎对待关于中国科层制实践的理论一体化尝试,并不断更新中国科层制研究的方法论意识。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behavior is subject to the two theoretical imaginations, which are Weber-style bureaucratic variant and the independent "ideal type". The switching logic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behavior in the "campaign" and "normality" conditions, the difference of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and the dual implications of Technocrac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re concern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article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s a complex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evolution. In order to approach the real knowledge about the operation of Chinese bureaucracy,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the role of "party", "revolution" and "history" back i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attempt of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reaucracy should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and the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research should be also regularly updated.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behavior is subject to the two theoretical imaginations, which are Weber-style bureaucratic variant and the independent "ideal type". The switching logic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behavior in the "campaign" and "normality" conditions, the difference of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and the dual implications of Technocrac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re concern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article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is a complex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dynamic evolution. In order to approach the real knowledge about the operation of Chinese bureaucracy,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the role of "party", "revolution" and "history" back i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attempt of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reaucracy should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and the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research should be also regularly updated.
引文
(1)何艳玲、汪广龙:《不可退出的谈判:对中国科层组织“有效治理”现象的一种解释》,载于《管理世界》2012年第12期。
(2)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载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4)黄宗智、郑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何艳玲:《指向真实实践的中国行政学研究: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8期;黄宗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载于《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1)倪星、王锐:《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载于《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
(2)何艳玲、汪广龙:《“政府”在中国:一个比较与反思》,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3)赖诗攀:《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一个任务:一个研究述评》,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宋琳、赖诗攀:《中国官僚体制与普通官员行为:三个治理工具》,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4)博·罗斯坦、臧雷振:《经济增长与政府质量的中国式悖论-“韦伯式”科层制与中国特色“干部制”》,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3期。
(5)刘圣中:《政党整合下的官僚制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行为分析》,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2期。
(6)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2期;欧阳静:《村级组织的官僚化及其逻辑》,载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刘小枫等:《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载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孙歌:《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载于《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
(8)单世联:《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性》,载于《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赖骏楠:《“家产官僚制”与中国法律:马克斯·韦伯的遗产及其局限》,载于《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苏国勋等:《走出韦伯神话-<儒家与道家>发表百年后之反思》,载于《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9)曲博:《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刘骥、张玲、陈子恪:《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一种打开黑箱、强调能动的方法论尝试》,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4期;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载于《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李钧鹏:《何谓社会机制》,载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黄宗智、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载于《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
(10)James Mahoney,"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Comparati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umber2,2016,pp.122-144;赵鼎新:《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12)Whyte,M,and Parish,W.L,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76;Jean C.Oi,"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Rural Politics in China",World Politics,Vol.37,Number2,1985,pp.238-266;Schlack R,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China and East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81;[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3)侯钧生:《“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评M·韦伯社会学的价值思想》,载于《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72页。
(2)此处沿袭既有翻译方式。
(3)[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Ⅷ),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4)(9)[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1、127页。
(5)赖骏楠:《“家产官僚制”与中国法律:马克斯·韦伯的遗产及其局限》,载于《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6)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7)单世联:《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性》,载于《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
(8)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Whyte,M,and Parish,W.L,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Schlack R,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China and East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高申鹏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70页。
(1)Schlack R,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China and East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2)[美]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9页。
(3)Whyte,M,and Parish,W.L,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4)纪莺莺:《文化、制度与结构: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9页。
(6)博·罗斯坦、臧雷振:《经济增长与政府质量的中国式悖论-“韦伯式”科层制与中国特色“干部制”》,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3期。
(7)魏姝:《干部制组织还是科层制组织-一个基于身份理论的“原教旨”分析》,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8)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9)张璋:《复合官僚制:中国政府治理的微观基础》,载于《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5年第4期。
(1)蔡禾:《国家治理得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2)参见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载于《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载于《社会》2014年第6期;周黎安:《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载于《社会》2016年第1期。
(4)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于《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周飞舟:《锦标赛体制》,载于《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6)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载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8)刘军强、邓延会:《非常规任务、官员注意力与中国地方议事协调小组治理机制--基于A省A市的研究(2002~2012)》,载于《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
(9)狄金华:《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载于《社会》2010年第3期。
(10)陈家建:《督查机制:科层运动化的实践渠道》,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2期。
(1)倪星、原超:《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2期。
(2)曾令发:《任务型组织的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型治理》,载于《学海》2007年第4期;谢秋山、陈世香:《弥补而非打破官僚制: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任务型组织再认识》,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3)参见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载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4)[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5)徐岩、范娜娜、陈那波:《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A市18年创卫历程为例》,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2期。
(6)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7)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8)蔡禾:《国家治理得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9)欧阳静:《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载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11)陈那波、蔡荣:《“试点”何以失败?--A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试行过程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
(1)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2)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载于《社会》2012年第1期;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狄金华:《项目制中的配套机制及其实践逻辑》,载于《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3)刘光华、郝宽国:《“驻京办”、“跑部钱进”与财政分配体制的完善》,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4)付伟、焦长权:《“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载于《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
(5)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载于《社会》2012年第1期。
(6)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7)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陈家建、张琼文、胡俞:《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载于《社会》2015年第5期;陈天祥、贾晶晶:《科层抑或市场?--社会服务项目制下的政府行动策略》,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8)欧阳静:《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以桔镇为研究对象》,载于《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载于《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3期。
(9)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载于《社会》2014年第6期;周黎安:《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载于《社会》2016年第1期。
(10)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载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1)冯仕政:《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载于《社会》2014年第6期。
(12)周雪光:《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载于《社会》2014年第6期。
(13)Li,Hongbin,and L.A.Zhou,"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NO.9-10,2005,pp.1743-1762;Chen.Ye,Li,Hongbin,and L.A.Zhou,"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Economics Letters,Vol.88,NO.3,2005,pp.421-4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于《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14)付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载于《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郑磊:《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载于《经济科学》2008年第1期;吴建南、马亮:《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2期;曾明、任昌裕:《政绩晋升效应与地方财政民生支出--一个案例研究》,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3期。
(1)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载于《管理世界》2010年第12期。
(2)郦水清、陈科霖、田传浩:《中国的地方官员何以晋升:激励与选择》,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3)刘剑雄:《中国的政治锦标赛竞争研究》,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3期;陈潭、刘兴云:《锦标赛体制、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政治》,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2期;梅赐琪、翟晓祯:《“政绩出官”可持续吗?--挑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一个新视角》,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3期。
(4)黄晓春:《技术治理的运作机制研究以上海市L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载于《社会》2010年第4期;谭海波、孟庆国、张楠:《信息技术应用中的政府运作机制研究--以J市政府网上行政服务系统建设为例》,载于《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5)王雨磊:《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载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
(6)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载于《社会》2018年第3期。
(7)李棉管:《技术难题、政治过程与文化结果--“瞄准偏差”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对中国“精准扶贫”的启示》,载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
(8)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9)李齐:《信息社会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的构建》,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7期。
(10)唐皇凤:《我国城市治理精细化的困境与迷思》,载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04页。
(11)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载于《社会》2018年第3期。
(1)刘伟:《论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性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参见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2页。
(3)刘圣中:《政党整合下的官僚制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行为分析》,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2期;程同顺、邢西敬:《“中心工作”机制:乡镇运行模式的一种解读--基于L市辖区乡镇的分析》,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4)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载于《社会》2016年第4期。
(2)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载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4)黄宗智、郑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何艳玲:《指向真实实践的中国行政学研究: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8期;黄宗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载于《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1)倪星、王锐:《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载于《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
(2)何艳玲、汪广龙:《“政府”在中国:一个比较与反思》,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3)赖诗攀:《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一个任务:一个研究述评》,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宋琳、赖诗攀:《中国官僚体制与普通官员行为:三个治理工具》,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4)博·罗斯坦、臧雷振:《经济增长与政府质量的中国式悖论-“韦伯式”科层制与中国特色“干部制”》,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3期。
(5)刘圣中:《政党整合下的官僚制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行为分析》,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2期。
(6)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2期;欧阳静:《村级组织的官僚化及其逻辑》,载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刘小枫等:《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载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孙歌:《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载于《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
(8)单世联:《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性》,载于《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赖骏楠:《“家产官僚制”与中国法律:马克斯·韦伯的遗产及其局限》,载于《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苏国勋等:《走出韦伯神话-<儒家与道家>发表百年后之反思》,载于《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9)曲博:《因果机制与过程追踪法》,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刘骥、张玲、陈子恪:《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一种打开黑箱、强调能动的方法论尝试》,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4期;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载于《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李钧鹏:《何谓社会机制》,载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黄宗智、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载于《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
(10)James Mahoney,"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Comparati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0,Number2,2016,pp.122-144;赵鼎新:《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12)Whyte,M,and Parish,W.L,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76;Jean C.Oi,"Communism and Clientelism:Rural Politics in China",World Politics,Vol.37,Number2,1985,pp.238-266;Schlack R,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China and East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81;[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3)侯钧生:《“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评M·韦伯社会学的价值思想》,载于《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72页。
(2)此处沿袭既有翻译方式。
(3)[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Ⅷ),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4)(9)[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1、127页。
(5)赖骏楠:《“家产官僚制”与中国法律:马克斯·韦伯的遗产及其局限》,载于《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6)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7)单世联:《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性》,载于《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
(8)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Whyte,M,and Parish,W.L,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Schlack R,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China and East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高申鹏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6-70页。
(1)Schlack R,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China and Eastern Europ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2)[美]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9页。
(3)Whyte,M,and Parish,W.L,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4)纪莺莺:《文化、制度与结构: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9页。
(6)博·罗斯坦、臧雷振:《经济增长与政府质量的中国式悖论-“韦伯式”科层制与中国特色“干部制”》,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3期。
(7)魏姝:《干部制组织还是科层制组织-一个基于身份理论的“原教旨”分析》,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8)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9)张璋:《复合官僚制:中国政府治理的微观基础》,载于《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5年第4期。
(1)蔡禾:《国家治理得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2)参见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载于《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3)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载于《社会》2014年第6期;周黎安:《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载于《社会》2016年第1期。
(4)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于《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周飞舟:《锦标赛体制》,载于《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6)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载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8)刘军强、邓延会:《非常规任务、官员注意力与中国地方议事协调小组治理机制--基于A省A市的研究(2002~2012)》,载于《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
(9)狄金华:《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载于《社会》2010年第3期。
(10)陈家建:《督查机制:科层运动化的实践渠道》,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2期。
(1)倪星、原超:《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2期。
(2)曾令发:《任务型组织的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型治理》,载于《学海》2007年第4期;谢秋山、陈世香:《弥补而非打破官僚制: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任务型组织再认识》,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3)参见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载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4)[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5)徐岩、范娜娜、陈那波:《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A市18年创卫历程为例》,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2期。
(6)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7)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8)蔡禾:《国家治理得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周雪光、冯仕政二文的再思考》,载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9)欧阳静:《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载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11)陈那波、蔡荣:《“试点”何以失败?--A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试行过程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
(1)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2)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载于《社会》2012年第1期;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狄金华:《项目制中的配套机制及其实践逻辑》,载于《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3)刘光华、郝宽国:《“驻京办”、“跑部钱进”与财政分配体制的完善》,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4)付伟、焦长权:《“协调型”政权:项目制运作下的乡镇政府》,载于《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
(5)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载于《社会》2012年第1期。
(6)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7)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陈家建、张琼文、胡俞:《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载于《社会》2015年第5期;陈天祥、贾晶晶:《科层抑或市场?--社会服务项目制下的政府行动策略》,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8)欧阳静:《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以桔镇为研究对象》,载于《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载于《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冉冉:《“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激励与地方环境治理》,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3期。
(9)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载于《社会》2014年第6期;周黎安:《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载于《社会》2016年第1期。
(10)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载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11)冯仕政:《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载于《社会》2014年第6期。
(12)周雪光:《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载于《社会》2014年第6期。
(13)Li,Hongbin,and L.A.Zhou,"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NO.9-10,2005,pp.1743-1762;Chen.Ye,Li,Hongbin,and L.A.Zhou,"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Economics Letters,Vol.88,NO.3,2005,pp.421-4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于《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14)付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载于《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郑磊:《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载于《经济科学》2008年第1期;吴建南、马亮:《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2期;曾明、任昌裕:《政绩晋升效应与地方财政民生支出--一个案例研究》,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3期。
(1)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载于《管理世界》2010年第12期。
(2)郦水清、陈科霖、田传浩:《中国的地方官员何以晋升:激励与选择》,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3)刘剑雄:《中国的政治锦标赛竞争研究》,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3期;陈潭、刘兴云:《锦标赛体制、晋升博弈与地方剧场政治》,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2期;梅赐琪、翟晓祯:《“政绩出官”可持续吗?--挑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一个新视角》,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3期。
(4)黄晓春:《技术治理的运作机制研究以上海市L街道一门式电子政务中心为案例》,载于《社会》2010年第4期;谭海波、孟庆国、张楠:《信息技术应用中的政府运作机制研究--以J市政府网上行政服务系统建设为例》,载于《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5)王雨磊:《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载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
(6)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载于《社会》2018年第3期。
(7)李棉管:《技术难题、政治过程与文化结果--“瞄准偏差”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对中国“精准扶贫”的启示》,载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
(8)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9)李齐:《信息社会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的构建》,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7期。
(10)唐皇凤:《我国城市治理精细化的困境与迷思》,载于《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04页。
(11)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载于《社会》2018年第3期。
(1)刘伟:《论当代中国政治的复合性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参见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12页。
(3)刘圣中:《政党整合下的官僚制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行为分析》,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2期;程同顺、邢西敬:《“中心工作”机制:乡镇运行模式的一种解读--基于L市辖区乡镇的分析》,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4)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载于《社会》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