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岑大将军崇拜是历史上形成的、至今仍主要流行于广西右江中上游一带的壮族俗神信仰。本文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为指导,选取乐里村岑大将军祭祀活动作为考察中心,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调查访谈资料,深入细致地梳理了岑大将军崇拜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全面客观地解析了岑大将军崇拜的功能,在此基础上,较为精准地揭示出岑大将军崇拜的丰富文化内涵。岑大将军崇拜产生于明末清初,其最初形态是岑氏土司官族的“始祖”崇拜。一个集岑氏父子三人(即岑雄与其长子岑世兴、三子岑世元)的勇武、忠勇和忠义于一身的“综合体”(即“怀远将军”岑仲淑),就是岑大将军的主要原型。在明清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受中央王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及汉人尊祖敬宗观念的影响,岑大将军崇拜得以逐渐突破岑氏官族祖先崇拜的狭小范围,发展演变为地方最主要的俗神信仰之一,并传承至今。伴随着这一历史过程,时代和社会赋予了岑大将军崇拜丰富的功能和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它是当地信众传承历史记忆的载体、获得精神慰藉的工具和增进交流与互动的平台;另一方面,它也是岑氏土司统治权威的象征、“中心与边缘”的隐喻和广大信众现实功利诉求的表达。作为桂西壮族传承至今的宝贵文化遗产,岑大将军崇拜已与地方社会紧密融为一体,其在未来的传承和发展态势值得关注。
Great General Cen worship is in the history forms, still is mainly until now popular area the Guangxi Youjiang river, the middle reaches Zhuang national minority's vulgar god belief.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s a guide, select the Music Village festival as a great general Cen study center, combined with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survey interviews, in-depth and meticulous combing of the Great General Cen worship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Great General worship Cen functions in this basis, the more accurately reveal the Great General Cen worship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Great General Cen worship produc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first form is the official clan chieftain Shum's "ancestor" worship. A father and son trio set Cen (ie Cen Xiong and his eldest son Cen Shixing, the third son Cen Shiyuan) of the chivalrous, gallant, and loyalty in one of the "complex" (ie "Huaiyuan general" Cen Zhongshu), is the major prototype of general Ce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pecial historical situ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an people's idea about venerating the ancestor, and the principle doctrine offers sacrifices to the policy of the central dynasty, Great General Cen worship can break through the narrow and small range that Cen's officer clan's ancestor worships gradually, then develops into one of the main faith to local gods, and inherits until now. Along with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era and the society entrusts with General Cen worship rich featur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mainly manifested in: On one hand, it is the carrier from which local followers inherits their historical memory, the tool by which the spirits obtain consolation and the platform for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the symbol of the official clan chieftain Shum's rules authority, the metaphor of“the center and the edge”a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local followers' realistic utility requirements. As the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to the Zhuang People of Western Guangxi, which is inheriting until now, Great General Cen worship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the local society closely,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momentum in the future is a matter of concern.
引文
①(日)渡边欣雄:《汉族的民俗宗教》,周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4页。
②(日)宫家准:《日本的民俗宗教》,赵仲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③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新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①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4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百色市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6―777页。
②有明一代,广西土官们开始有比较连续的、正式的编修族谱活动,应在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确立“土官承袭,要预为勘定、造册报官”的制度以后。根据多位学者的考证可知,凌云五指山摩崖石刻《泗城岑氏族谱》系明熹宗天启(1621—1627)年间,泗城土知州岑云汉组织施工兴建的,族谱的内容也是他撰写的(参见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王晖:《广西土官“汉裔”认同过程:以泗城岑氏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见黄振忠:《岑氏土官资料集订》(手稿,未印),黄家信2006年校对本。转引自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①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8页。
③西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林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69页。
④田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田东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9页。
⑤参见苏寿彭:《解放前田东的庙宇》,《田东文史资料》第三辑,政协田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组,1989年,第28页。
⑥玉时阶:《壮族民间宗教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⑦李富强等:《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广西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①详见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2—248页。
①田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田林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08页。
①玉时阶:《壮族民间宗教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②玉时阶:《壮族民间宗教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73—74页。
①参见(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97页。
①参见苟志效,陈创生著:《从符号的观点看:一种关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学阐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
①详见王晖:《凌云壮族七十二巫调与岑氏土司》,《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王晖:《凌云壮族七十二巫调研究》,《百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凌乐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391页。
③田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田林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
①民国《凌云县志》第三篇《社会·风俗》,第80页。
②玉时阶:《壮族民间宗教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①参见谷口房男,白耀天编著:《壮族土官族谱集成》,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4—167页,第229—231页;(日)河源正博:《论广西蛮酋的始迁祖——以左、右江流域为中心》,《南亚西亚学报》,1944年第2期。转引自谷口房男:《日本的壮族史研究动态》,《广西民族研究》(增刊)1995年。
①谷口房男,白耀天编著:《壮族土官族谱集成》,第164页。
②元代“右江三路辖州三十一、县十九”,其中,来安路军民总管府辖州十六、县一,管辖的地盘居三路之首。
③《元史》卷209《外夷二·安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4650页。
④《元史》卷21《成宗四》,第470页。
⑤《元史》卷26《仁宗三》,第590页。
⑥佚名:《招捕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⑦《元史》卷29《泰定帝一》,第641页。
⑧《元史》卷29《泰定帝一》,第652页。
⑨佚名:《招捕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①《元史》卷29《泰定帝一》,第660页。
②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5页。
③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8页。
④王晖:《凌云壮族七十二巫调与岑氏土司》,《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⑤蒋俊:《帝国边陲——桂西土司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08年,第155页。
⑥康忠慧:《右江地区“岑氏土官”信仰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7年,第9页。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一文中,后张声震先生在《〈壮学丛书〉总序》中也用到此词。
①杨知勇:《家族主义与中国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②杨知勇:《家族主义与中国文化》,第79页。
③《明会典》卷121《铨选四》。
④杨知勇:《家族主义与中国文化》,第84页。
⑤李桂奎:《人神之间》,魏金伦,施宣圆主编:《中国古代风俗文化丛书》,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⑥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中),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26页。
⑦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六十八《列传十三?土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671页。
①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六十八《列传十三?土司》,第6672页。
②此处所引内容出自黄家信教授亲自校对过的泗城五指山摩崖石刻刻文。转引自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9页。
③关于岑毓英“汉裔”情结的详细探讨,参见邓金凤:《试析壮族的“汉裔情结”——以岑毓英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邓金凤:《岑毓英“汉裔情结”探因》,历史的启示——右江流域民族历史文化与经济开发研讨会暨广西历史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论文,2003年10月。
④(清)岑毓英:《西林岑氏族谱》,光绪十四年( 1888)刻本,第6—7页。
⑤《田州岑氏源流谱》,广西民族研究所1965年印。
①(日)渡边欣雄著:《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周星译,第97页。
②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③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第145—146页。
①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0页。
③夏原吉,杨荣:《明太祖实录》(卷35),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④《明太祖实录》卷38。
⑤《明太祖实录》卷53。
⑥(明)王圻撰:《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
⑦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田阳县志·社会》,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71页。“”
①雍正《广西通志》卷42《坛庙》(广西古籍丛书编辑委员会、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影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8页。
②王誉命:《西隆州志书》,康熙十二年版,广西区第二图书馆藏本。
③在这一点上,笔者赞同蒋俊的观点,即岑大将军信仰首先是土司家族内部对祖先“丰功伟绩”的崇拜,随后这种神化了的价值观渗入到土民的社会,并进行着意义的转换。详见蒋俊:《帝国边陲——桂西土司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历史系,2008年,第161页。
④这一理论是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中国华北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时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化网络指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这些组织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参见(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⑤黄家信教授认为,泗城地区长期在岑氏土司的统治之下,土司的长久富贵和至上权威,慢慢就演变成了区域的神话和神灵。参见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康忠慧也认为,“岑氏土官”信仰的形成及流布,与岑氏势力在右江地区的长期经营和声望有着密切的联系。参见康忠慧:《右江地区“岑氏土官”信仰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07年,第24页。
⑥(汉)郑玄注:《礼记》(第五册)卷十四《祭法第二十三》,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①雍正《广西通志》卷91《土司》(广西古籍丛书编辑委员会、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影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2页。
②岑天保,(1328―1394),元末为镇安路总管,洪武初,授镇安知府。
③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六十八《列传十三?土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670—6671页。
④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第128页。
⑤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7—80页。
⑥李桂奎:《人神之间》,魏金伦,施宣圆主编:《中国古代风俗文化丛书》,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⑦(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90页。
①黄家信:《壮族的英雄、家族与民族神:以桂西岑大将军庙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①参见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2—243页。
②(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③任丽新:《汉族社会的民俗宗教刍议》,《民俗研究》2003年第3期。
④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28页。
⑤转引自(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①(唐)柳宗元:《非国语·神降于莘》。
②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4页。
①克里斯蒂安·乔基姆:《中国的宗教精神》,王平等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221—222页。
①(法)爱弥儿·涂尔干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荷虾H嗣癯霭嫔纾·999年,第50页。
②按照甘满堂先生的观点,村庙信仰是社区群体性的民间信仰,它以本社区居民为主要参加者,以村庙为主要信仰活动场所,以村庙诸神为主要崇拜对象的信仰活动,是民间信仰的核心。村庙所在的社区则可以被称为“村庙信仰共同体”。村庙信仰共同体的构成有三个要素:(1)村庙信仰共同体由村庙所在的社区居民组;(2)社区居民经常性地参加村庙个体或集体性的信仰活动;(3)社区居民经常为村庙的修建、村落的联合方式及村庙的集体活动捐资。构成村庙信仰共同体必须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条件,缺一不可。参见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0——87页。笔者认为乐里岑大将军崇拜完全具备村庙信仰的基本特征,只是庙堂的日常管理还不够严密,祭祀日的娱神活动相对较少。
③(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
①(清)赵翼:《簷曝杂记》卷4《黔中倮俗》条。
②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中),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630页。
③参见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第241页。
④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
①李富强等:《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广西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
①周建新:《客家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思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②(美)施坚雅著:《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6页。
③参见民国《田西县志》第四编《田西县各级乡村编制系统表》,第80页。
④民国《田西县志》第五编,第180页。
⑤这一时期,乐里乡公所所在地乐里街与其他六村的距离分别是:距新化村十五里,距新文村三十里,距新建村二十五里,距新明村三十五里,距新宁村五里,距新昌村五里。(民国《田西县志》第五编,第190页。)
⑥(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①刘沛林:《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①按照玉时阶先生的看法,和人为宗教相比,壮族民间宗教具有如下特点:1、壮族民间宗教是多神崇拜。2、壮族民间宗教没有固定的信仰组织。3、壮族民间宗教没有专职的宗教祭师。4、壮族民间宗教没有完整的信仰体系。5、壮族民间宗教没有固定的信仰活动场所。参见玉时阶:《壮族民间宗教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
①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4页。
②罗红光:《围绕历史资源的非线性实践——从黑龙潭人的仪礼活动看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8页。
③易中天:《书生意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④何光沪:《从中外历史看宗教事务的管理》,载《中国宗教》1997年夏季卷。
①王育济:《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6年第1期。
[1]爱弥儿·涂尔干(法)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百色厅志·建置·坛庙》(光绪),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
[3]《宾阳县志》(民国)第八编《杂记·塚墓》,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961年据民国未印稿铅印。
[4]滨岛敦俊(日):《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5]岑毓英(清):《西林岑氏族谱》,光绪十四年( 1888)刻本。
[6]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美):《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7]渡边欣雄(日)著:《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周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8]苟志效,陈创生著:《从符号的观点看:一种关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学阐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9]高丙中著:《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宫家准(日):《日本的民俗宗教》,赵仲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甘满堂:《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4]《广西通志》(嘉庆)(卷268《列传十三·土司》,卷143《建置略十八·坛庙三·思恩府》),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5]《广西通志》(雍正)(卷42《坛庙》),广西古籍丛书编辑委员会、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影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16]《广西凌云县县志》(民国),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台一版。
[17]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
[18]广西岑氏族谱编纂理事会编:《岑氏族谱·附图》,1997年印刷本。
[19]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百色市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黄家信:《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
[21]黄桂秋:《壮族社会民间信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2]李亦园:《信仰与文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56年。
[23]柳宗元(唐):《非国语·神降于莘》。
[24]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5]李富强等:《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广西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26]刘锡蕃(民国):《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1934年。
[27]《明史》(卷318《广西土司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28]《明会典》(卷121《铨选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974年12月
[29]马林诺夫斯基著(英):《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30]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31]施坚雅(美):《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2]《田西县志》(民国),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台一版。
[33]《田州岑氏源流谱》,广西民族研究所1965年印。
[34]田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田林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5]王圻(明):《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三》。
[36]王霄冰主编:《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37]王誉命:《西隆州志书》,康熙十二年版,广西区第二图书馆藏本。
[38]王斯福(英)著:《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39]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40]维克多·特纳(英):《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41]夏原吉,杨荣:《明太祖实录》(卷35、卷38、卷5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2]西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林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43]元史(卷209《外夷二·安南》,卷21《成宗四》,卷26《仁宗三》,卷28《英宗二》,卷29《泰定帝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1975年6月“”
[44]玉时阶:《壮族民间宗教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45]佚名:《招捕总录》。
[46]杨知勇:《家族主义与中国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47]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48]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中),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
[49]郑玄(汉)注:《礼记·祭法第二十三》(第五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50]钟敬文著:《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51]钟建华,王项飞等著:《仪式:崇拜与有序的神圣》,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
[52]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1]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第3期。
[2]邓金凤:《试析壮族的“汉裔情结”——以岑毓英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3]谷口房男(日):《日本的壮族史研究动态》,《广西民族研究》(增刊)1995年。
[4]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2—324页。
[5]黄家信:《来安的地望与壮族岑氏土司的缘起》,《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
[6]黄家信:《壮族的英雄、家族与民族神:以桂西岑大将军庙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7]蒋俊:《帝国边陲:桂西土司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08年。
[8]科大卫(英),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9]康忠慧:《民间信仰与社会记忆——对桂西壮族岑氏土官崇拜的文化解释》,《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0]康忠慧:《右江地区“岑氏土官”信仰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7年。
[11]刘亚虎:《神的名义与族群意志——南方民族神话对早期社会内部的规范》,刑莉主编《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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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闭祖宝/文,肖国权/图:《岑大将军与那巴歌圩》,2010年2月20日,来源: www.qxcs365.com/html/2009-02/2938.htm ,2010年12月28日。
[2]岑巩好:《广西岑氏宗亲重阳节隆重祭拜仲淑公》,2009年10月29日, http://zjjycbz.blog.163.com/blog/static/12236807220100412439196/ ,2010年12月28日。L
[3]《乐里镇简介》,http://www.agri.com.cn/town/451029100000.htm ,2010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