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青铜器在中国文明的流程中，既是一种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张光直语)。在数量上，我们非常明显地注意到中国所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要比任何其它古代文明中的多。甚至，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大胆宣称：就目前已经发现的青铜器来说，在中国古代所发现的器物之量，可能大于世界其余各地域所发现的青铜器之总和；在中国所发现的青铜器之种类，又可能多于世界其它各地所发现的青铜器的总和。在人类的进化史上，不论在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化程序或原因上有多么相似，青铜器的重要性像在中国这样处于中心性的，是少之又少的。那么，相对于青铜器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性而言，在中国古史缺乏可靠确切文献记载的情况下，青铜器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解读中国古文化必经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途径与手段了。
在青铜器基本形态的研究中，主要分为形制与纹饰两个方面的研究。其中，对纹饰的研究因为纹饰本身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变化较复杂而显得相对困难一些，并且也正是因为这种相对困难的存在，就越发显得其研究意义之相对重要与有趣。而在整个青铜器发展的历史中，在它众多复杂多变的纹饰中，饕餮纹则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和不可回避的话题。对于饕餮纹，西方历史学者吉纬德(David Keightley)曾经说过：“你如果不懂饕餮，就无法了解商代文化”，它是“一个甲骨卜辞所无法解答的巨大迷团”。
本文就是试图从饕餮纹的名实、源流、类型以及内涵等几个角度来阐述“这一巨大的迷团”，并进而“以图鉴史”，明确它在商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意义。
Bronze ware was a symbol and the factor of being the symbol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amount and sorts of bronzes found in China are much more that those in other civilizations. Frankly speaking, bronzes in China exceed the total of those in the areas all over the world. Though the order and cause of civilization evolution are always similar, it is scarce that the bronze ware was of significance as such in Chinese history. Bronze ware must be the most effective and important means of illustrating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for the bronzes were important in the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we lack reliable documents.
The essay deals with the bronzes in two parts: forms and ornaments, in which it seems more meaningful and enjoyable to research the ornaments, which involved more uncertain and complicated elements.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Tao-tieh" was the most remarkable one during the progress of bronzes in the history. Western historian David Keightley once said: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ao-tieh', you won't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of Shang Dynasty, it is a great riddle that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torise shells can't give the answers."
The essay tries to elabrate the riddle from such viewpoints as names, source, sort and contents etc . and make sure the roles it played in the cultural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y.
引文
[1]：李济有“肥遗”之说；马承源有“兽面纹”之说；邱瑞中有“立体龙”之说……诸说各异，详见下文。
[2]：吉德纬《商史材料》第137页，转引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注：根据英文David怀疑译文有误，似应为吉纬德)
[3]：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商人称这种文饰为什么，无论甲骨文、金文或青铜器铭文，都没有涉及这一纹饰的名称或；者是“饕餮”一词。
[4]：《吕氏春秋》卷十六《先识览》
[5]：《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距殷商之时已属久远，且其书之成乃吕氏门人拼凑之作，言多之实。再者，饕餮纹与饕餮之称具有名实不符的逻辑错误(详见下文)，故笔者认为《吕氏春秋》定名之举并无根据。
[6]：饕餮纹从视觉感受上看，具有一种神秘的狞历感。此说见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二章“青铜饕餮”第一节“狞历的美”，《美学三书》，李泽厚，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7]：《左传·文公十八年》
[8]：《吕氏春秋》卷二十《恃君览》
[9]：《神异经·西南荒经》
[10]：《十三经注疏·左氏传文公十八年》服虔引《神异经》注
[11]：《山海经·北次二经》中郭璞注语，原句为：“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钩吾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枭，是食人。”
[12]：持此说者甚多，如王明达于《文物》1989年12期发表的《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冯其庸在《中国文化》1991年12月第五期发表的《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王仁湘于《文物》2000年第三期发表的《中国史前“旋目”神面图像认读》：岳洪彬、苗霞于《考古》1998年第八期发表的《良渚文化“玉琮王”雕纹新考》：韩湖初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四期发表的《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等等，都有类似观点，但却都未曾系统地给予论述，多是兼带论及罢了。惟李学勤先生作了较为详实的论证，见下文。
[13]：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五期
[14]：《吕氏春秋·适威篇》
[15]：马承源先生主张废除饕餮纹这一概念，改用兽面纹，故此处兽面纹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谓的饕餮纹，下同。
[16]：以上一段文字参鉴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西周青铜器上的窃曲纹”一节，文物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82-185页
[17]：从饕餮纹的共性上归纳，这种纹饰至少应该同时具备以下2个特征：1、正面的对称性：2、目部突出。但这两点在窃曲纹上并不具备。
[18]：殷人崇鬼神，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周人崇伦理，以人事为纲。具有神秘宗教气氛的饕餮纹在西周中期被窃曲纹取代，恰恰源于这种崇伦理文化对崇鬼神文化的取代。而西周初期对殷墟期饕餮纹的继承则主要源于制作上的延续和文化惯性上的延续，并非周人文化的形象代表。王国维称商周之变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巨变，是由神性的巫术时代走向了伦理化的人性时代，那么由此进而推论饕餮纹虽然在西周早期有所出现，但却仅仅是一种对商人的重复与模仿，他们自己并没有为饕餮纹增添或改变了什么。故而本文虽然以“商周”为题，但在具体论证饕餮纹“内涵”时采用的材料却主要是商人的。
[19]、[20]：参见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二期
[21]：参见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226页
[22]：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二章“青铜饕餮”第一节“狞历的美”，见《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23]：原文论证为“问题是作为青铜饕餮最有代表性的商人(兽)而大钺中的兽是何种动物呢?……笔者认为是牛……《帝五世纪》和《补三皇本纪》都说炎帝‘人身牛首’，说明炎帝族原是以牛为图腾的。……《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可见饕餮一族是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的后代。”此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四期
[24]：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从商朝甲骨刻辞看中国上古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年12月版第83页
[25]：李济《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第3本，1968第69—70页
[26]、[27]：张光直在《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列出了饕餮纹的名称，但他又言：“一是其与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的关系不能明显地看出而需使用古文献里的神话中的动物名称来指称的。”似乎也表明了他对饕餮纹的一种习惯性沿用的态度。该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28]：出处同于[25]
[29]：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为1984年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著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前附属论文，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版
[30]：陈梦家早在1954年《考古学报》第7册《殷代铜器》中曾言：“自宋以来所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的，实际上是牛头纹。”从其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已有较多学者改用了“兽面纹”一词。而马承源先生也曾言：“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动物或幻想中的物象头部正视的图案，后来不少著作中称它为兽面纹。”(见《中国青铜器》第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实际上，兽面纹一词亦与饕餮一样，可见于宋人著录，只是未能如同饕餮之称，成为洪流。
[31]：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馆，没有沿用饕餮纹一词，而全部更改为兽面纹，对“兽面纹说”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与推广作用。
[32]：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第324—3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
[33]：列·谢·瓦西里耶夫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有“殷代的艺术·‘野兽纹’一节”第319—333页 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34]：邱瑞中 《商周饕餮纹更名立体龙首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四期
[35]：陈梦家 《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36]：此处论述详见后文
[37]：此处的野兽纹乃列·谢·瓦西里耶夫的命名，即本文中的“饕餮纹”
[38]：此段参考列·谢·瓦西里耶夫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第328—329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12月版
[39]：芮传名、余太山 《中西纹饰比较》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338—347页
[40]：Cheng Te-k'un Auimal styles in prehistoric and shang china—BMFEA No35 1963年
[41]：Karlgren B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BMFEA No17 1945年
[42]：参见李学勤 《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 《东南文化》1991年第五期
[4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1988年第一期
[44]：参见本文注[12]
[45]、[46]：同于注[42]
[47]：这一系列文章都发表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上 最重要的包括《中国青铜器中的殷与周》(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BMFEA No8 1936年)：《中国青铜器新论》(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BMFEA No9 1937年)
[48]：J·Leroy·Davidson 《中国古人青铜器分组试探》 Parnassus 9．4(1937年4月)第29—34页 转引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49]：参考张光直《商代文明》 第28页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
[50]：罗越 《安阳时期的青铜器》 “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美国中国艺术学会集刊》7(1953年) 第42—53页 参考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51]：沃森 《商代的五个阶段》 (罗越《中国青铜器时代的礼器》书评)，《艺术新闻》67．7(1968年11月) 第42—47页、第62—64页 参考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52]：容庚(希白) 《商周彝器通考》 哈佛燕京学社1941版
[53]：容庚、张维持 《殷商青铜器通论》考古学专刊 丙种第二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54]：李济、万家保 《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 1972年 插图二十九——三十二
[55]：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第3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注、此处兽面纹即饕餮纹)
[56]：转引于陈公柔、张长寿 《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二期
[57]：此中兽面纹即饕餮纹，出处同[56]
[58]：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二章“青铜饕餮”，见《美学三书》第43页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9]：韩湖初 《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四期
[60]：H·G·Greel Birth of china—New York,UNGAR 1937年 第117页
[61]：转引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62]：冯其庸 《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12月第五期
[63]：转引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注[11]
[64]：转引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65]：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281—296页 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
[66]：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67]：邱瑞中《商周饕餮纹更名立体龙首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四期
[68]：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版
[69]：详见上文“饕餮纹名实考”一节
[70]：Hugo Munsterberg Symbolism in ancient——chinese arto New York．Hacker 1986
[71]：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72]：Jordan Paper The meaning of"tao——tieh",History of religions 1978年
[73]：江伊莉《商代礼仪艺术中的祖先神与兽面》1987年9月10——16日在安阳举行的“国际商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
[74]：参考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75]：这正如我们不知道水果刀具有怎样的功能，也就无法判断它与其他刀类在形制、结构包括纹饰上的区别，从而也就无法对它作出一个合乎情理的结论。
[76]：有关青铜器分类，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中有较为详细而清晰的划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
[77]：参见《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78]：参见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
[79]：《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80]：参见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48-451页
[81]：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5年)26，第102页
[82]：《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8页
[83]：引自Ursula Franklin,"On Bronze and other Metals in Early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n o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rley June1978)，第17页
[84]：《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5页
[85]：《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与论文汇编》，湖北省博物馆1976：《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86]：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5年)26，第103页
[87]：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61页
[88]：邱瑞中《商周饕餮纹更名立体龙首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四期
[89]：同注[87]，第161页
[90]：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91]：这种情况在陶器中是未曾见过的
[92]：关于九鼎的记载有：《左传·宣公三年》、《墨子·耕柱》等
[93]：参见《孟子·梁惠王下》、《国语·周语下》、《墨子·非攻》等
[94]：吕大临《考古图》卷一
[95]：王黼《博古图录·总说》
[96]：《管子·亡徵篇》
[97]：《管子·八经篇》
[98]：《庄子·骈押》
[99]：《左传·文公十八年》
[100]：《吕氏春秋》卷二十《恃君览》
[101]：《史记·五帝本纪》
[102]：《神异经·西南荒经》
[103]：《后汉书·窦武传》
[104]：《淮南子·兵略训》
[105]：王念孙《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上》
[106]：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107]：同上注，第45页下注释①
[108]：张光直《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1963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6期，第130-131页
[109]：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110]：见注[97]、注[98]
[111]：见注[99]
[112]：《商颂·玄鸟》
[113]：《礼记·表记》
[114]：张光直《商代文明》第186页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15]：这种说法完全出于后世儒学说教之词，如《吕氏春秋·审分览》云：“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同篇又云：“周鼎著棰，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另王黼《博古图录·总说》中亦云“象饕餮以戒其贪”等等
[116]：刘敦愿《<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117]：详见本文开篇“饕餮纹概述”及注释[6]
[118]、[119]：参见第一章相关节内容
[120]：见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121]：这三个名称借用于容庚先生的论述，其中“眉”并非是眉，而只是它相对出现于目之上方，故以此为称谓。
[122]：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110页 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三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1984年
[123]：对于阴线与阳线花纹，罗越将它列为二式，并认为阳线早于阴线。其理由是因为阳线浮雕可以在外范上雕刻铸成，而阴线则必须在内模上雕刻、铸造过程更为复杂(参见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但我认为这种分法与提法完全出于臆断。首先，此两者在相同时段内都有所发现，且形制相似，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其次，在制作方法上并也没有太大的难度差异，外范、内模雕刻对于青铜铸造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时间上的差距。故而本文未将它分开，而是将它视作一式的两种风格。
[124]：参见第一章相关节内容
[125]：盖山林《中国岩画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第35页
[126]：陈兆复《中国岩画》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浙江摄影出版社 1989年 第8页
[127]：王炳华《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画》，载《丝绸之路岩画艺术》，周菁葆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118页
[128]：阮荣春、顾平、杭春晓 《中国美术史》 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3页
[129]：沈之瑜《五千年前的艺术美——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 《文汇报》1962年3月27、28日第4版
[130]：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永昌鸳鸯池新石器墓地的发掘》 《考古》1974年第5期
[131]：阮荣春、顾平、杭春晓 《中国美术史》 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132]：《周礼·春官·黄瑞》中释文，原句为“疏璧者，通于天地者。天地为阴阳之，主人之腹背象之。”
[133]：参见第一章相关节内容，及注[45]
[134]、[135]：参见本章相关的型式分析
[136]：参见第一章相关节内容
[137]：参见本章前一节相关内容
[138]：《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一》台北，士林1985年
[139]：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140]：参见第三章“饕餮纹功能论”相关内容
[141]：参见《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3500—2000B·C)玉石琮分布图》，黄翠梅 《从寺墩三号墓到南越王墓》，《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出版社发行1996年9月
[142]：传世玉琮的时代一直不明，吴大澂用《周礼》、《说文》为琮定名，意指为周汉时代器物，很大程度是受《周礼》中“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之说的影响。郭宝钧在1949年综合研究田野考古发现的商周及史前玉器时，未列玉琮。据他的推论，古代的琮是“织机上提综开交之物”，本是木制，传世玉制品中之长大者，乃汉人之仿制(见《古玉新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20本下册，1949，42页)；美国的罗越(MAX LOEHR)在1975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中国玉器图录中著录了玉琮7件，其中2件他断代为商，余5件为西周、西周晚期或东周，从而将琮提前至商代(见ANCIENT CHINESE JADES，FOGGARTMUSEUM，HAIVAID UNIVERSITY，1975)。然随着南方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深入发掘，大量集中出土的玉琮以实物论证了玉琮乃原始社会末期南方文化所特有的祭祀礼器。事实上，良渚文化中的玉琮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出土，但其年代和文化层位则要等到1973年吴县草鞋山良渚文化地层发掘后才得到确认。
[143]：《殷墟妇好墓》 文物出版社1981年
[144]：杨建芳《中国文明起源的新认识——兼论江南良渚文化对夏商文化的影响》《先秦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3期
[145]：《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参考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 第276页
[146]：《周礼·春官》
[147]：参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98年 第429页
[148]：严一萍《殷栔徵医》，1951，台北油印本第2页
[149]：《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南蛮六》
[150]：有关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共性在朱国平《良渚文化去向分析》中有较为详细的阐释，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出版社发行1996年9月
[151]：参见纪仲庆《初论马桥——肩头弄类型》，《东南文化》1990年1、2合期
[152]：陈杰、吴建民《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时期的古环境》，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出版社发行1996年9月
[153]：有关这一争论参见朱国平《良渚文化去向分析》，出处同于注[150]
[154]：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在宗教礼器上的断裂，对上述巫师从南方良渚来的推论有所冲击，但我想指明一点，文献中的有关灵山的记载并非是当时巫师来源地的记载，而可能是对巫师在历史上来源处的一种神话方式的回忆与记录，因为以巫咸等人的政治身份，是不可能远离当时殷都而长住于巫咸国的。
[155]：参见程鹏、朱诚《试论良渚文化中断的成因及其去向》，《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注：此处树干的碳14年龄为距今4000——4400年)
[156]：有关资料可参阅王青《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王富葆、曹琼英、韩辉友、李民昌、谷建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出版社发行1996年9月
[157]：《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520刻辞
[158]：《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40刻辞
[159]：袁珂 《山海经校注》第371页
[160]：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
[161]：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83页
[162]：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一期
[163]：上述文献引于《太平御览》卷二十一《时序部六》及卷二十二《时序部七》
[16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1页
[165]：引于《太平御览》卷八十二《皇王部七》
[166]：同于[164]，第119页
[167]：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1993年第1期
[168]：同于[155]
[169]：陈剩勇《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文化圈的比较探寻夏文化的起源》，《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170]：《论语·为政》
[171]：王黼《博古图录·总说》
[172]：《吕氏春秋·审分览》
[173]：见本文第二章第四节相关内容
[174]：见本文第二章“饕餮纹名实考”部分
[175]：见本文第一章“饕餮纹内涵说”部分
[176]：参见本文第三章“饕餮纹形式分析”
[177]：这里的动物纹样乃张光直先生对饕餮纹的一种称法，见《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二期
[178]：李泽厚 《美学三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页
[179]：刘敦愿 《〈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180]：艾兰 《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181]：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二章“青铜饕餮”，见《美学三书》第4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82]：韩湖初 《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四期
[183]：H·G·Greel Birth of china—New York, UNGAR 1937年 第117页
[184]：转引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185]：冯其庸 《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 《中国文化》1991年12月第五期
[186]：转引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注[11]
[187]：转引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188]：丁山 《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281—296页 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
[189]：邱瑞中《商周饕餮纹更名立体龙首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四期
[190]：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为1984年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著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前附属论文，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版
[191]：Hugo Munsterberg Symbolism in ancient—chinese arto New York. Hacker 1986
[192]：张光直 《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二期
[193]：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194]：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195]：Jordan Paper The meaning of "tao—tieh", History of religions 1978年
[196]：这一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是受到台湾邓淑萍先生的启发。此事源于1999年岁末，我刚着手于饕餮纹的研究，发现它与玉器纹饰有着显著联系，于是便呈短函于邓先生请教，蒙先生不弃，寄来玉器研究文章数篇，有关祖神之说即源于此中。
[197]：参见巴新生 《西周伦理形态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第9—13页
[198]：郭沫若 《青铜时代，先秦大道观之进展》
[199]、[200]：胡厚宣 《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下》 《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201]：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 科学出版社1956年 第562—571页
[202]：宋镇豪 《夏商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502页
[203]：参见末镇豪 《夏商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505—510页
[204]：车广锦 《玉琮与寺墩遗址》 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出版社发行1996年9月
[205]：王政 《艺术拆半与巫术象征》 见《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出版社发行1996年9月
[206]：《周礼·夏官·方相氏》
[207]：《卜辞通纂》 东京1933 第398页
[208]：高鸣谦 《殷墟文字丙编通报》 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 第421页
[209]：《史记·殷本纪》
[210]：《吕氏春秋·审分览》
[211]：《山海经·大荒东经》
[212]：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213]：参见本文第三章第一节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