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殷墟青铜器纹样讨论为契机,将其放在社会时空和人类心灵两个维度进行观察,始终围绕着一个潜在的问题展开：在观看中,作为依附于特定器形的平面纹样(偏重视知觉和审美)、作为具有特定材质的青铜器(偏重材质的选取和工艺)、以及作为具有原始宗教礼仪功能和政治内涵的青铜礼器(偏重原始信仰和社会制度),在人类早期历史中有着怎样的进展线索和关系?在这些关系中能反映出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物(“艺术品”)以及人自身(原始信仰)之间怎样的变化?从中我们获得何种启示?
引言以“我”对司母辛方鼎的一次观看为缘起,追问作为情境的拷问者(关注时空事实)和风格的观相家(关注心灵事实)如何共同构建“真实”,从纹样研究的学术史与此种真实之间关系的思考中引出本文描述纹样历史的方法。第一章顺着纹样形式追根溯源,以追忆的姿态回到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浑然一体朴素无分别状态。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贫富的分化,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随之一些与“艺术品”相关的概念也纷纷产生(“艺术”、“仪式”、“礼器”等)。穿越了陶器与玉器两大载体,在第二章青铜器载着纹样带我们来到了横亘三个百年的殷墟时空,“我”面前的司母辛方鼎继续讲述着它与工匠、陶土和火石的故事。此后通过一件件用“艺术家”的巧手和汗水凝结的作品,透过其上乍晦乍明的华虫鸟兽,我们回顾了商王朝在最后一次迁都安阳后的复兴与繁荣(武丁时期),以及此后的收敛和调整(祖甲、康丁时期)。在第三章,伴着文字的登场,对于观者而言,青铜器具备了“阅读”功能。晚商末年(帝乙、帝辛时期)青铜器及其纹样功能的微妙变化同时折射了商周之际社会环境以及人们观念可能的改变,纹样在这里成为了无声的指指引。
This thesis takes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patterns found on bronze vessels in Yin Dynasty Ruins. These discussions are approached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space and time and the human mind, always expanding the study around the following potential problems:in viewing, what are the progress clue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plane patterns depending on specified vessel shapes (emphasizing visual perception and aesthetics), bronze vessels possessing particular materials (emphasizing selection and craftsmanship of materials), and bronze sacrificial vessels with primitive religious functions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s (emphasizing primitive beliefs and social systems) in the early human history? What are the changes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man (society), man and objects ("artworks") and the man himself (primitive beliefs) within these relationships? What lessons can we learn from these?
Originating from "the author's" own view of the Simuxin Rectangle Ding, the introduction makes a detailed inquiry of how a torturer of situations (focusing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facts) and observer of styles (focusing on mental fact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truth", and introduces the thesis'methods of describing the history of patterns,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history of pattern study and such a truth. Accor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said patterns, the first chapter traces their source, dating back to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ew Stone Age, in which humans are in an integrated, simple and similar state, with a stance of recollection. With the appearance of surplus in produce an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social structure was changed, and some concepts relevant to "artwork" were created one after another (such as "art","ceremony","sacrificial vessel", etc.). Through the two great carriers of pottery and jade articles, bronzes with patterns transports us to the space and time of the Yin Dynasty Ruins spanning three hundred years, in the second chapter, and the Simuxin Rectangle Ding facing "the author" continues telling the story of itself and artisans, clay and flints. Later, we look back upon the revival and prosperity of the Shang Dynasty after its last capital shift to Anyang (Wu Ding Period) and the consequent constringency and adjustments (the periods of Zujia and Kangding), through pieces of works agglomerated by "artists'" skillful hands, sweat and the dark or bright flowers, pests, birds and animals on them. In the third chapter, with the arrival of words, bronze is equipped with "reading" function for viewers.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e periods of Emperor Yi and Emperor Xin), the subtle changes in the function of patterns on bronze also reflect the possible changes i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concepts between Shang and Zhou Dynasty, with patterns here as a remarkable guide.
引文
1 四面八方、上、下二层共有12个兽面。
2 石璋如对五号墓提出了几点疑问：第一,宗、墓异向,似为避乱措施。第二,人骨杂乱,似为紧急处理。第三,器物庞杂,似为宗庙陈品。第四,辛、癸同穴,似悖伦常情理。第五,墓形简陋,不合妇好身份。关于五号墓没有墓主骸骨的问题,梁文伟在《(殷墟五号墓主骸骨存没质疑)及补证》一文也提出了五号墓很可能是一座衣冠塚的推测。见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635-639。
3 转引自[美]张光直著,《美术、神话与祭祀——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途径》,郭净、陈星译,王海晨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页81-84。
4 曾定云著,《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113。
5 莱布尼茨的一句名言。
11 [德]恩斯特·卡希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页58—59。
12 严格地说,由于观者身份的不同,经验的所指并不恒常,“想象时空”的内容也不恒常。
13 这里指考古工作者在闯入和记录考古现场时所依据的感官,这个“考古现场”也是我们唯一能身临其境的历史现场。严格的说,在考古现场消失后,观照的“我”仅能通过以上五种感官经验在当下意识中较粗略的还原这个现场。
14 这里指人们依据过往经验,利用已有各种记录资料,对考古工作者所处工作情景的时空还原。
15 这样的共识建立在人们可以理解的共同经验上,被视为“常识”。对于人们暂时不能理解的经验在无法达成共识前最好将其悬置。
16 始于近代科学观念的兴起(观看世界方式的变化)。
17 在里面的是思想,说出来就是语言,写下来成了文字。人们一般用语言或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个过程无法避免会产生信息的衰减),但是想用语言或文字表达物体的形状和大小是困难的。考古绘图则力图准确地表达物体的形状、大小和相互位置,其遵循的基本制图原则是画法几何学。
18 对本文的“观者”而言,眼睛主要具有观看和阅读两种基本功能。
19 从铜器的陈放看,北面全部是大型重器,中间三件均为“妇好”或“好”铭,东面和西面也以铭“妇好”为主：司母辛大方鼎分别放在东北角和西北部(图1.2.2)。可见当时铜器的陈放是经过一定规划的,他被
53 [英]约翰·伯格著,《观看之道》,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2。
54 [英]E.H.贡布里希著,《秩序感》,范景中、杨思梁、徐维译.长沙：湖南科学扫术出版社礼,2003年,页109。
55.商代的青铜上匠为什么小允分发掘他们的技术潜力,为什么不始终如地走机械复制的途径,除审美因素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难道技术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复杂?难道宗教方面的禁忌?难道是为了充分就业?我们不得而知。见[德]雷德侯著,《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党晟校,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页61。
61 [英]贡布里希著,《艺术发展史—“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林夕校,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页21。
62[日]杉浦康平著,《造型的诞生》,李建华,杨品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贞102-104。
63 战争不过是人(群)与人(群)之间敌意与争夺的最高形式,它从未从人类活动的领域消失过。
64 [德]格罗塞著,《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页42。
65 同上,页52。
80 [意]维科著,《新科学上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页215。
81 人在可能遇到的一切变化上具有意识的统一性,因而他是同一个人,也就是一个与人们可以任意处置和支配的、诸如无理性的动物之类的事物在等级和尊严上截然不同的存在物,甚至于当他还不能说出一个“我”时就是如此,因为在他的思想中毕竟包含着这一点：一切语言在用第一人称述说时都必须考虑,如何不用一个特别的词而仍表示出这个“我性”。在康德看来无论是否使用“我”自称,人的“我性”是与生俱来的——他的这一界定是基于18世纪人类一般情况而言。见[德]康德著,《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
82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清扬州府兴化县人。
83 《郑板桥全集》,卞孝萱编,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页199。
91 转引自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63。
92 转引自[英]E.H.贡布里希著,《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页124。
93 [英]贡布里希著,《艺术发展史——“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林夕校,人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页18。
94 [英]E.H.贡布里希著,《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林夕、李木正、范景中译,杨成凯校,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页137。
95 大地湾地画下部长方框中画的两个死者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X光式人像美术。死者躯肢做蛙形,似乎是问到母体子宫中胎儿的形象。另一个例子是仰韶文化中一件骨架(或X光)式人休缽,死者的身体是用线条表现的,表现出死者的骨骼脉络。张光直认为x光或骨架式的画法,在民族学上是代表巫术宇宙山观的一种有特征性的表现方式。对近现代的原始民族中的巫师而言,将人体缩减为骨架常是向神圣世界转入的一个步骤,因为骨架状态是向母体子宫回入的象征,因此骨架状态又象征“死者再生”。福斯脱(Peter Furst)指出古代中美文明中巫术信仰宇宙观的一个特征,是相信人与其他动物的生命木质存在于骨骼之中,因此人兽死后均由骨髂状态重生,这便是骨架式或X光式巫术性美术的理论基础。见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三分》,1993年,页615。
96 其年代相当于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3500年。据说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在器物上施加云雷纹作为主题的物例。见[美]杨晓能著,《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唐际根、孙亚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页91。
97 一般来说,正面的形象(如兽面纹)长于和“观者”交流,侧面的形象更易于描绘外形特点。一类被归为“等级较低”的青铜器纹样常出现在器物次要的部位(图2.2.9-图2.2.28),这些纹样体现了先民们在大自然中对一草一木乃至动物朋友的观察。比如虎(图2.2.9)和象(图2.2.10)等。见林已奈夫,《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根据同时代资料之论证》,载《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樋口隆康主编,蔡凤书翻译,日本东方书店,1990年,页143-151。
98 此书于1913年出版。见[英]简·艾伦·哈里森著,《古代的艺术与仪式》,刘宗迪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页44-45。
99 《塔西佗历史》,王以涛、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336。
100 引白[美]张光直著,郭净、陈星译,王海晨校：《美术、神话与祭祀——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途径》,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页32—33。
101 这是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对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评价,极言其思想敏感且粗犷。
102 卢梭对人类心灵进程的文字与其说是一种“解释”不如说是一种“描述”。见[法]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页118。 仍是多样的和非固定的。例如瑶山墓地出土的700件玉器中没有任何两件兽面完全相同。(见[美]巫鸿著,《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41-45。)
123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669。
124 日前年代最是的一批中国青铜器为夏晚期都城二里遗址出上的7件青铜爵,不过这7件爵6件没有任们纹样,另一什只在腰部有5个圆点。见[美]巫鸿著,《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55。Cf. Robert Bagley,1987.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u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8.
125 转引自[美]巫鸿著,《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53-54。
126 刘敦愿著,《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页68—88。
127.就目前的发现来看,二里头的青铜器大部分为爵且少有纹样。在此期间基于器形变化和器类增长的需要,范的构造从双范演变为三范。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分范方式的改进与器形的表达是青铜工匠厅最初面对的问题。见官本一夫,《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义》,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现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利金鹏、许宏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贾205-220。
128.学者通过对良渚地区以外的史前玉琮分析后认为,无论是附近的西区还是遥远的西北区和西南区,基本看不到良渚文化衰退期流行的玉琮。估计良渚文化向北方移民、以及西进南下都是在其兴盛期完成的。见黄建秋,《良渚文化分布区以外的史前玉琮研究》,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140。
137 据李济介绍,这两个人俑出自安阳早期发掘中一个扰乱了的地区,以后再也没有发现类似的遗物。见李济著,《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219-221。
138 人面范1958年出土于安阳西郊王裕口村东南,平面呈椭圆形,淡黄色,上有一层斑驳的白色,胎土细,含细砂。范面上的人面高颧骨,尖下颌,双眼皮,上眼睑压下眼睑,鼓鼻小口,有蒙古人种特点。范的上端外倾,作斜面形,较光滑。范背有刮削痕迹。此范似未经使用。见陈志达,《殷墟陶范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19886年第3期,页275。
139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95-96。
140 [法]马塞尔·莫斯、昂利·于贝尔著,《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杨渝东、粱永佳、赵丙祥译,桂林：广西帅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97-198。
141 我们所谈的“艺术”、“巫术”、“技术”、“仪式”只是对人们行为小同角度的描述,并且仅止步于“描述”。采用这些不同的描述是为了让我们发现石似相近的行为之间隐秘的差别和皇似迥异的行为之间微妙的联系。
142 也就是说,巫术总是要把它视作并不在自然之中或人们之外,而是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之间。而且自然界中只有一部分是受巫术作用的,并不是每块石头都可以用L语来分裂,并不是每一张桌子都会生出食品来,并不是每一只野兽都听法师的指挥,亦不是一切的风雨都听法师的呼唤。要金r时才求灵于点金术：要爱情时才求于香草：梦想着权力和成功,畏惧着危险和小幸才求灵于符咒。只有那些在常情中无法控制的事物或能力,才是巫术活动的领域。见[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64—65。
176 《诗经·商颂·殷武》诗歌大意为：那殷王武丁,十分勇武。奋力兴师,讨伐荆楚。你们荆楚之邦。居于我国以南地方。追溯往昔那成汤,虽然那远力的氏、姜,也小敢不来献享,也不敢小来朝王。殷商王朝永恒久长。见袁枚著,《诗经译注》,济南：齐鲁书社,页1051-1052。
127 [德]黑格尔著,《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77。
188 《殷墟妇好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56-59。
189 [日]伊藤道治著,《中国古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江蓝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18。
190 胡进驻著,《殷墟晚商墓葬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72。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238。
205 [口]伊藤道治著,《中国古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江蓝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55-56。
206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页124-126。
207“卣”是可携行的盛酒器,据说。种用黑黍酿郁金的特制祭神的酒,就是以卣向为容器。甲骨文也有“鬯‘尚”的说法。青铜器中还没有自铭为“卣”的,目前的称呼沿用自宋以来的金石家。
208 马承源,《商周肯铜器纹饰综述》,载《商周青铜器纹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贾9-11
209 刘煜,《殷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演进》,载《科技考古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技术科技中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306—307。
210 在妇好墓所出的铜器分铸的兽头多有脱落现象,而此墓却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上,页311。
211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说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页292—295。
212 “角”形若无柱之爵,此墓以“角”代“爵”。
213 在郭家庄160号墓中方形器较多,在出土的41件铜礼器中,计有方尊、方哗、方觚、方鼎、方卢形器共17件,占整个铜礼器的41%。
214 比如,正是严厉苛刻的理性活主义者,普鲁十的腓德烈大帝在波茨坦把自已包围在最古怪、最变幻不定的洛可可装饰艺术中。另一方面,轻浮而喜爱乡村娱乐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居住的小特里农宫却是法国首批表现了新古典主义影响的建筑之一。见[英]E.H.贡布里希著,《秩序感》,范景中、杨思梁、徐一维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页238。另见《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范景中编选,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页126—127。
221 [日]伊藤道治著,《中国古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土的殷周只研究》,江蓝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25。
229 “辩鱼”是墓主人生前的称谓。“鱼”为墓主人之族氏徽号。“鬻”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贵族爵称。见《考古》1986年第8期,页712、725。
230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页265-279。
259 有学者认为“?”为“丐”与“?”复合而成,并推测这类出现于西区墓地中的复合铭文体现了供职于商王的族氏间婚姻或政治联盟关系。见严志斌,《西区墓地所见铜器铭文探讨》,载《三代考古(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450-458。
260 青铜鬲在殷墟范围内只此一见。据学者统计,中商时期有铜鬲发现,在陶鬲形制基础上加双耳,形制似鼎。晚商在殷墟范围外亦有一见。此鬲形制与琉璃河251号西周墓出土的麦鬲和宝鸡纸坊头1号西周墓出土的矢伯鬲相似。见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132、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159-160。
261 学者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将此式兽面定为“连体兽面纹III型15式”：兽面双角作T字形,直鼻,圆睛,两侧的躯干修长,尾向上卷,躯干之上作列旗状,躯干下作云纹装饰象征脚爪,形成带状三层等分列旗装饰的连体兽面纹。这式兽面纹是受殷墟一期同型异式兽面纹(III型5式)影响而形成,此父丁鬲颈部的花纹是这式纹样的较早例证。此式连体兽面纹在西周早期相当流行,成为断代上一个显著标志。见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页154—155。
252 据学者研究,在商代铜器中见“戊”铭的共6件,主要集中在河南安阳地区。“戊”族当为供职或受质于商王的族氏。见严志斌,《西区墓地所见铜器铭文探讨》,载《三代考古(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456-458。
275 站在宏观的立场,有学者认为,商代晚期到西周末年铭文的发展与礼器形态和装饰的变化紧密相关,认为后者决定了前者。并提出商代“叙事性”铭文的兴起和装饰中的一种戏剧性变化同步发生：许多带有这类铭文的青铜器并没有装饰大型、强有力的饕餮,这些器物的外表朴素而庄重,通常只装饰狭长的花纹带,具有商代早中期的纹样风格。器物轮廓线也是流畅而雅致,不见那些图像框格的扉棱。(见[美]巫鸿著,《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74-75。)与上述角度不同的是,本文在这里将“我”的先入之见放入讨论的范畴,进行微观的风格描述和分析。我们体验到的究竟是“纹样的末路”,“脸孔的黯然”还是“朴素和端庄”?显然,“观看”的客观性并不在于否定观看中的先入之见,而在于这样的先入之见是否可以同时接受另一个“我”的质疑和检验。
276 该墓面积在9平方米以上,属于殷墟四期面积较大且保存完好的中型墓葬。《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载《考古学集刊第15集》,孟庆柱主编、《考古》杂志社编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386。
277 二铜簋器内底均有铭“亚?”。报告推测,此组青铜容器均为墓主一人之器,“亚”是墓主人职官名,代表其身份和地位,“”为其族名。同上,页367、386-387。
278 凌源铜器是1955年在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共出铜器十六器,据原报告推测,这不是墓葬,可能是窖藏。学者将这组铜器归入西周前期铜器群之内。见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49、《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页16—27。
284 此墓出土的两件铜尊大小、形制和花纹全同,只铭文稍异。此器铭：“亚覃乙日辛甲?(共)受”。“覃”、“?(共)”和“受”为复合族徽,“亚”很可能代表职位。复合铭义的产生可能是基于婚姻中的馈赠或政治联盟。见严志斌,《西区墓地所见铜器铭文探讨》,载《三代考古(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450-458。
285 [英]贡布里希著,《艺术发展史——“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林夕校,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页34。
290 比如青少年很快就懂得,如果他承认自己喜欢上了某种落入禁忌名下的东西,整个团体就可能使他极为扫兴。无论哪个团体,它越热衷于艺术,就越善于强行灌输思想：因为在这样一个圈子里,喜欢错误的东西就像崇拜假神一样,你被认为在趣味上达不到要求,你就通不过进入该团体的检验。在这样的情境中,“我喜欢它”的说法似乎实际上仅意味着：“我相信它属于同伴们认为好的那类东西。既然我爱我友,我也就爱它。”见[英]E·H·贡布里希著,《理想与偶像》,范景中、曹意强、周书田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页136—137。
291 即整体知觉。见[英]E.H.贡布里希著,《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范景中、杨思梁、徐一维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页129-131。
292 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甍国墓地》,宝鸡市博物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页41-42、415。
293 见陈芳妹,《时代与区域风格间的激荡：西周青铜器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及礼制发展大势变因试析》,载《中
338 [日]白川静著,《西周史略》,袁林译、徐喜辰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页14-16。
339 伊藤道治归纳了六个主要方面：1.风雨的命令、2.授与?年、3.降旱灾、4.授予天祐 5.对人事的应诺、6.降人祸。见[日]伊藤道治著,《中国古王朝的形成——以出上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江蓝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4-5。
340 从怀疑角度而言,我们对问题进行怀疑,不是为了否定自己的信仰。怀疑本身只是追求真理的起点(他本身当然不是真理)。我们为什么追求真理,因为我们怀疑现在知道的不是真理。只要我们肯定的确定了,
369 本表内容据[日]伊藤道治著,《中国古土朝的形成——以出上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江蓝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394 在当下的语境,一切艺术家都无法避免的成为了机会主义者。然而,真正的艺术家和趋炎附势者的区别并不是前者旁若无人,稳稳当当前进,而是后者想赢得博雅君子的欢心。他们的区别在于,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让步将主要是回避的问题。他会本能地避开听上去已经陈旧或者效果未必很好的方法或者风格；但是,他一旦发现了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并开始奋身与他的材料拼搏,他就会把这一切考虑置之度外。换言之,在某种情境中,趣味的可塑性和手段的易腐性会使他失去上任何稳固的标准,只有艺术家以良心制定的标准例外；在这种情境中,真正的艺术家显然会全力以赴。他既小会在怀古思幽中过度忧伤,也不会盯住遥遥无期的未来,他所做的只是运用手头的材料投入到一个人的战场![英]E·H·贡布里希著,《理想与偶像》范景中、曹意强、周书田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也版社,1989年,页146。
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陈志达,《殷墟陶范及其相关的问题》,《考古》1986年第3期。
陈志达著,《殷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岑仲勉著,《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岑仲勉著,《两周文史论丛(外一种)西周社会制度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曹定云著,《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杉浦康平著,《造型的诞生》,李建华,杨晶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林巳奈夫著,《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常耀华、王平、刘晓燕、李环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白川静著,《西周史略》,袁林译、徐喜辰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
[英]贡布里希著,《艺术发展史——“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林夕校,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
[英]E.H.贡布里希著,《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杨思梁、范景中选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
[英]E.H.贡布里希著,《秩序感》,范景中、杨思梁、徐一维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英]E.H.贡布里希著,《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
[英]贡布里希著,《贡布里希论设计》,范景中选编,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英]约翰·伯格著,《观看之道》,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英]詹·乔·弗需泽著,《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郭沫若著,《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
郭沫若著,《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一种)上、下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郭沫若著,中国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编辑,《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七号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
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第一卷考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
何毓灵,《殷墟墓葬随葬品冥器化现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杭春晓,《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02年。
杭春晓,《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01期。
胡厚宣、胡振宇著,《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陆荣撰,《菽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路国权,《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年代再认识及相关问题》,载《考古》2011年第8期。
[英]简·艾伦·哈里森著,《古代的艺术与仪式》,刘宗迪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刘敦愿著,《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李伯谦著,《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李洪甫、武可荣著,《海州石刻——将军崖岩画与孔望山摩崖造像》,连云港市博物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李洪甫,《将军崖岩画遗迹的初步探索》,载《文物》1981年第7期。
李济著,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李济著,《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李济著,《李济文集全五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林法著,《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1998年。
刘一曼,《殷墟新出土牛尊小议——兼论衡阳出土的牺尊》,《考古》2009年第4期。
[德]需德侯(Lothar Ledderose)著,张总等译,党晟校,《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和规模化生产》,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1版。
[德]格罗塞著,《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刘庆柱主编,《考古》杂志社编辑,《考古学集刊第15集纪念殷墟发掘七十周年论文专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1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李永迪、岳占伟、刘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认识》,《考古学报》2007年第3期。
刘源著,《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遗迹调查》,载《文物》1981年第7期。
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刘煜,《殷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演进》,《科技考古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刘煜、岳占伟、何毓灵、唐锦琼,《殷墟出上青铜礼器铸型的制作工艺》,《考古》2008年12期。
李亚农著,《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李根蟠、黄崇岳、卢勋著,《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马承源著,《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马承源著,《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马承源主编,陈佩芬等编撰,《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法]马塞尔·莫斯、昂利·于贝尔著,《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杨渝东、梁永佳、赵内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德]马克斯·韦伯著,《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孟宪武,《安阳三家庄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12期。
孟宪武,《安阳三家庄、董王度村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年代推定》,《考古》1991年第10期。
潘吉星著,《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
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上下册》,台湾大通书局,1973年。
容庚、张维持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专刊两种第二号殷周青铜器通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建筑遗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六本》,1955年。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六本》,1955年。
苏荣誉、华觉明、李克敏、卢本珊著,《中国上古金属技术》,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宋镇豪,《商代的巫医交合和医疗俗信》,载《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孙淼著,《夏商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樋口隆康主编,《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蔡凤书翻译,日本东方书店,1990年。
王国维著,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王国维著,彭林整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美]巫鸿著,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三联书店,2004。
[美]巫鸿著,《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美]杨晓能著,《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唐际根、孙亚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王世民、张亚初,《殷代乙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王晖、黄春长,《商末黄河中游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俞伟超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许倬云著,《西周史(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
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
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年。
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房址2003-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期。
股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墓葬2003-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期。
岳洪彬著,《殷周青铜礼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岳占伟、岳洪彬、刘煜,《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研究》,《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岳洪彬、何毓灵,《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夏商周文明·六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伊藤道治著,《中国古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江蓝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编著,《殷墟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村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委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商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
张光直、李卉、李光周、张充和著,《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专刊62)》,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
[美]张光直著,《商文明》,张良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美]张光直著：,《美术、神话与祭祀——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途径》,郭净、陈星译,王海晨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张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分》,1993年。
周鸿翔著,《商殷帝王木纪》,香港,1958年。
邹衡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朱凤瀚著,《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朱凤翰著,《商周家祖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郑振香、陈志达,《妇好墓部分成套铜器铭文之探讨》,《考古》1985年第10期。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考古》1988年第10期。
郑岩著,《中国表情——文物所见古代中国的风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周到、刘东亚,《1957年秋安阳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年第4期。
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利义田主编,《中世纪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与艺术·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
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Bernhard Karlgren,1936,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9.
Bernhard Karlgren,1937, "New Study on Chinese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9.
Bernhard Karlgren,1951,"Notes on the Grammar of Early Bronze Decor",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23.
Bernhard Karlgren,1959, "Marginalia on Some Bronze Album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31.
Bernhard Karlgren,1960, "Marginalia on Some Bronze Albums II ",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32.
Bernhard Karlgren,1962,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in Art",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34.
Max Loehr,1953," 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 (1300-1028 B.C.)", The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Ⅶ.
Li Yung-ti,2003, "The Anyang Bronze Foundries:Archaeological Remains, 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A thesis for Ph.D to Harvard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