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政策是国家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意志的集中体现。南朝时期，南北分裂，政局动荡。然而从文化史角度而言，当时儒、玄、佛、道等多元文化兼容发展，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成就斐然，南北文化激荡交融，中外文化交流互动。这种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景象背后，必然有政策因素的推动。南朝文化统治体系由皇帝、文化大臣与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共同组成，这是南朝各项文化政策产生与运行的体制保障。面对南朝文化多元发展的态势，南朝统治者十分注重巩固儒学的正统地位，通过重用儒士、推崇礼治、倡导儒学教育等政策发挥儒家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南朝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通过礼遇僧道人士、广建佛寺道馆、倡导宗教戒规仪式等措施支持宗教势力的发展，总体上使佛、道二教得以迅速发展。南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社会舆论的利用与控制，或利用反佛言论、歌谣俗语调整统治政策，或控制社会舆论以维护统治地位。在对外文化交流上，南朝统治者既以宽容开放的文化心态开展与北朝和外国的文化交流，以文化输出为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又注重保持文化优势，增强文化竞争力，谨慎选择聘使与接客担当文化交流媒介，并重视文化学术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此外，南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重视图书编纂，扩充和整理官方典藏，同时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干预史书编修工作。南朝文化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创新性，其形成与实施乃是内外多重因素所促成：既是南朝统治者加强政治权力的需要，也是士庶权力之争的结果，又得益于南朝多元文化发展的内力推动以及南朝统治者本身较高的文化修养。这种宽明与掌控兼具的文化政策，使文化权力与政治统治紧密结合，既达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使南方呈现相对安定的局面，又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交流与传播，并对后世文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bstract: Cultural policy is a basic portion of a country's development policy. It is an embodiment of cultural volition of a country.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ere a time of much chaos, in which China was torn apart into the confronting north and south in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from the point view of cultural history, this period was a flourishing era. During this period, Confucianism, Metaphysics, Buddhism, Taoism and other cultures were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in development. Brilliant progress was also achieve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i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At the same time, the Southern and Northem cultures merged into each other. The cultural intercours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foreign countries also became increasingly pronounced. Behind the magnificent scene of ideological liberation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there must be the state policy that worked as a critical promoter. The reigning system of culture was made up of the emperors, cultural ministers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t was the safeguard mechanism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policy. In face of the. situation of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governors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devoted much attention to consolidate the orthodox status of Confucianism. The government tried topromote the Confucianism's dominant role in politics, by engaging famous Confucians, using Li in politics, and advocating Confucianism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lso adopted a more tolerant policy, such as respecting Buddhist and Taoist, building more Buddhist and Taoist temples, and advocating religious disciplines and ceremonies, which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s a whole. In addition, the dominators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to control or make use of public voice. They either adjusted policy by making use of the arguments or ballads against Buddhism or consolidated their dominateposition by controlling public voice. Meanwhile, the dominators developed the cultural intercourse with the Bei Dynasty and foreign countries with a tolerant and open-minded attitude. On the one side, the government took cultural export as the main way of communication, on the other side, the governmen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maintain the cultural predominance and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They carefully selected the envoys as medium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also put emphasis upon the roles of culture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in the cultural intercourse. Furthermore, the dominators attached great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including enriching and compiling books, and intervening historiography by administrative means. The cultural polici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were continuous and innovative to certain extent. Its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were attributed to many inside and outside factors. It was not only the required by the governors to strengthen their political power, but also the result of fighting for power between the Shi and Shu estates. Furthermore, it was benefited from the internal promotion of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governors' high cultural accomplishments. Such open-minded and rigorous cultural policy led to a great many outcomes. It closelycombined cultural power and politic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nsolidating regime and securing the peace of south.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intercourse and prevalence of academic culture and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ormulation of future cultural policy.
引文
① 参见胡惠林：《文化政策学》，太原：书海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① 有关中国古代文化政策研究的综述，可参见拙作《中国古代文化政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59-64页。
①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总论朝廷之政》，纪昀等编：《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712册，第30页。
② 梁朝改称太常卿，陈沿用之。
① 参见《宋书》卷93《隐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3—2294页。
② 《南史》卷3《宋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2页。
③ 《南齐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0页。
④ 《南齐书》卷9《礼志上》，第143页。
⑤ 参见《南齐书》卷23《王俭传》，第436页。
⑥ 《南史》卷71《儒林传·序》，第1730页。
⑦ 《南史》卷6《梁武帝纪上》，第189页。
⑧ 《梁书》卷3《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7页。
⑨ 参见《陈书》卷33《儒林传·沈不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46-447页。
① 《南齐书》卷9《礼志上》，第144页。
② 参见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2页。
③ 参见陈群：《南朝文人社会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第53页。
① 《后汉书》卷7《孝桓帝纪》，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6页。
② 参见杜佑：《通典》卷26《职官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732页。
① 志磐：《佛祖统纪》卷36，《大正藏》T49。
②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9《慧衡传》，大正藏T50。
③ 以上关于南朝僧官制度的论述参见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仪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3-84页。
① 参见《宋书》卷39《百官志上》，第1229页。
② 《隋书》卷26《百官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24页。
③ 有关南朝的儒学教育，参见拙作《南朝的儒学教育》，《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4期，第65-67页。
④ 嵇叔夜即嵇康，“竹林七贤”之一。《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其“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好友山涛评价他的为人“岩岩若孤松之独立”。见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6页。
⑤ 参见《南史》卷71《儒林传·伏曼容传》，第1731页。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9页。
② 《南史》卷71《儒林传·何佟之传》，第1734-1735页。
③ 《梁书》卷40《司马褧传》，第567页。
④ 《梁书》卷25《徐勉传》，第388页。
⑤ 《南史》卷71《儒林传·沈峻传附子文阿传》，第1741页。
⑥ 《南史》卷71《儒林传·沈洙传》，第1745页。
① 《宋书》卷60《王准之传》，第1624页。
② 《宋书》卷55《傅隆传》，第1551页。
③ 《宋书》卷82《周朗传》，第2093页。
④ 《南齐书》卷28《崔祖思传》，第518页。
⑤ 《南齐书》卷23《王俭传》，第436页。
① 《梁书》卷25《徐勉传》，第379页。
② 《宋书》卷5《文帝纪》，第89页。
③ 《梁书》卷25《徐勉传》，第381页。
④ 《梁书》卷25《徐勉传》，第383页。
⑤ 《梁书》卷3《武帝纪下》，第96页。
⑥ 参见《梁书》卷6《后主纪》，第113页。
⑦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70页。
① 《宋书》卷3《武帝纪下》，第58页。
② 《宋书》卷5《文帝纪》，第89页。
③ 《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28页。
④ 《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7-38页。
⑤ 《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49-50页。
① 《南齐书》卷6《明帝纪》，第89页。
② 《梁书》卷48《儒林传·序》，第662页。
③ 《宋书》卷64《裴松之传》，第1698页。
④ 《宋书》卷60《范泰传》，第1623页。
⑤ 《宋书》卷93《隐逸传·雷次宗传》，第2294页。
① 《宋书》卷64《何承天传》，第1705页。
② 《宋书》卷64《何承天传》，第1711页。
③ 《宋书》卷73《颜延之传》，第1891-1892页。
④ 《南史》卷3《宋明帝纪》，第82页。
⑤ 《南齐书》卷53《良政传·虞愿传》，第915页。
⑥ 《南齐书》卷33《张绪传》，第601页。
⑦ 《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46页。
⑧ 《南齐书》卷39《陆澄传》，第683页。
⑨ 《南史》卷22《王昙首传附孙俭传》，第595-596页。
⑩ 参见《南史》卷71《儒林传·何佟之传》，第1734页。
① 《梁书》卷48《儒林传·严植之传》，第671页。
② 《南史》卷34《周朗传附舍弟子弘正传》，第898页。
③ 《梁书》卷48《儒林传·孔子祛传》，第680页。
④ 《梁书》卷38《朱异传》，第538页。
⑤ 《陈书》卷33《儒林传·沈不害传》，第446，第447页。
⑥ 《陈书》卷33《儒林传·王元规传》，第449页。
⑦ 《宋书》卷5《文帝纪》，第90页。
⑧ 《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15-116页。
⑨ 《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56页。
⑩ 《梁书》卷48《儒林传·序》，第662页。
① 释慧皎：《高僧传》卷7《释僧导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1页。
①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67页。
② 《宋书》卷71《徐湛之传》，第1847页。
③ 《高僧传》卷7《释道猛传》，第296页。
④ 许抗生、赵建功、田永胜：《六朝宗教》，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⑤ 《南齐书》卷40《武十七王传·竟陵文宣王子良传》，第698，第700页。
⑥ 参见《续高僧传》卷5《智藏传》、《法云传》、《僧曼传》、《法宠传》、《僧迁传》、卷6《慧超传》。
⑦ 《南史》卷76《隐逸传下·邓郁传》，第1896页。
⑧ 《南史》卷76《隐逸传下·陶弘景传》，第1898-1899页。
⑨ 《陶隐居集》，《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
⑩ 《南史》卷76《隐逸传下·陶弘景传》，第1899页。
① 释道世：《法苑珠林》卷100《传记篇·兴福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96页。
② 《梁书》卷49《文学传上·周兴嗣传》，第698页。
③ 参见许辉、李天石编著：《六朝文化概论》，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
④ 《高僧传》卷7《释道温传》，第289页。
⑤ 《南齐书》卷22《豫章文献王传》，第418页。
① 《陈书》卷2《高祖纪下》，第37页。
② 《陈书》卷6《后主纪》，第108页。
③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467-468页，第482页。
④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465页，第471页。
⑤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499页。
⑥ 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10《玉晨观》，张院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⑦ 参见欧阳询：《艺文类聚》卷78《灵异部上·仙道》，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41页。
⑧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485页，第501页。
⑨ “八关斋戒”也称“八斋戒”、“八戒”，指佛教为在家的男女教徒制定的八条戒条，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高广华丽之床、不装饰、打扮及观听歌舞、不食非时食(正午过后不吃饭)。八戒之中，前七为戒，前五条又称五戒，后一为斋，比五戒要求更严，但不像五戒需终身信守的，只要求在受戒期间奉行，短者一昼夜，长者几天或几周。受戒期间过一种近似僧人的宗教生活。举行八关斋的目的一般是为亡人祈福。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八戒”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① 梁武帝：《断酒肉文》，释道宣编：《广弘明集》卷26，四部从刊本，第387页，第379页。
② 一般新佛教徒难以立即断除肉食，故小乘戒中设变通之法，允许食用不见杀、不闻杀、不疑我杀三种肉食。后称这三种肉为“三净”，见陈聿东主编：《佛教文化百科》“三净”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③ 《广弘明集》卷26《断酒肉文》，第294页。
④ 参见梁武帝：《敕舍道事佛》，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4，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970页。
⑤ 《魏书》卷98《岛夷萧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87页。
⑥ 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广弘明集》卷19，第273页。
⑦ 《梁书》卷3《武帝纪下》，第97页。
⑧ 四部，即僧、尼、善男、善女。无遮大会，即上下贵贱无遮，平等向佛寺布施的大会。中国的无遮大会始于南朝梁武帝。《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中大通元年(529)，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披法衣行清净大会，素床瓦器乘小车，亲升法座为众开涅槃经题，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设道俗大斋五万人。”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无遮会”条，第863页。
⑨ 水陆法会，又称“水陆大会”、“水陆道场”、“水陆会”、“水陆斋”、“水陆斋仪”、“悲济会”，是佛教徒为普济众生、超度水陆一切鬼魂而设立的一种佛教法会，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荐亡灵，供品以饮食为主。时间较长，少者7天，多者49天；规模较大，参加法事的僧人有几十甚至上百人。相传始于梁武帝。《佛祖统纪》卷三十三：“梁武帝梦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大斋以拔济之……’帝即遣近《大藏》，积日披览，创立仪文，三年而后成……天监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仪修设。帝亲临地席，诏祜(僧祜)律师宣文……常设此斋流行天下。”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水陆法会”条，第750页。
⑩ 盂兰盆会，亦称“盂兰盆节”、“盂兰盆斋”、“盂兰盆供”，另称“中元节”、后称“鬼节”。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的佛教节日。“盂兰盆”是梵文Ullambana的音译，意为“救倒悬”。《盂兰盆经》载，释迦弟子目连看到死去的母亲在地狱受苦，如 处倒悬，求佛救度。释迦要他在七月十五日，即僧众安居终了之日，备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众，可使母解脱。佛教徒据此神话兴起盂兰盆会。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七，中国自南朝梁武帝时始设“盂兰盆斋”。节日期间，除施斋供僧外，寺院还举行诵经法会及举办水陆道场、放焰口、放灯灯宗教活动。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盂兰盆会”条，第1003页。
① 《梁书》卷3《武帝纪下》，第96页。
② 一般而言，所谓三宝就是指佛、法、僧三者。“佛”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也泛指一切佛；“法”即佛教教义；“僧”指继承、宣扬佛教教义的僧众。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三宝”条，第650页。
③ 《梁书》卷8《昭明太子传》，第166页。
④ 《陈书》卷2《高祖纪下》，第34页，第38页。
⑤ 《宋书》卷97《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传附苏摩黎国、斤陁利国、婆黎国传》，第2386页。
① 《宋书》卷97《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传附苏摩黎国、斤陁利国、婆黎国传》，第2386-2387页。
② 《宋书》卷97《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传附苏摩黎国、斤陁利国、婆黎国传》，第2387页。
③ 《广弘明集》卷6《叙列代王臣滞惑解》，第68页。
④ 《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62页。
⑤ 《高僧传》卷10《释保志传》，第394-395页。
① 《宋书》卷92《良吏传·序》，第2261页。
② 《宋书》卷5《文帝纪》，第75页。
③ 《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12页。
④ 《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4页。
⑤ 《南史》卷4《高帝纪》，第112页。
⑥ 《南齐书》卷5《海陵王纪》，第78页。
⑦ 《南史》卷6《梁武帝纪上》，第185页。
⑧ 《陈书》卷5《宣帝纪》，第77页。
① 《南史》卷70《循吏传·郭祖深传》，第1721-1722页，第1723页。
② 李传军博士论文《歌谣俗语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中对风俗使者的任职人选、出使时间、职责等有较全面的阐述，以下部分论述受其启发。
③ 《宋书》卷5《文帝纪》，第75页。
① 《宋书》卷92《良吏传·江秉之传》，第2270页。
② 《宋书》卷47《刘怀肃传附弟怀敬传》，第1405页。
③ 《宋书》卷94《恩幸传·戴法兴传》，第2304页。
④ 《宋书》卷27《符瑞志上》，第786页。
① 参见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9页。
② 《高僧传》卷7《释慧严传》，第261页。
③ 参见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91页。
④ 梁武帝：《敕答臣下神灭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5，第2973页。
⑤ 梁武帝：《敕答曹思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5，第2974页。
⑥ 《南齐书》卷53《良政传·虞愿传》，第916页。
⑦ 荀济：《论佛教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魏文》卷51，第3769页。
① 《宋书》卷82《周朗传》，第2100页。
② 《南齐书》卷49《王奂传》，第849页。
① 《宋书》卷98《氐胡传·胡大且渠蒙逊传》，第2415页。
② 此次所献书籍包括经部的《古今字》2卷，史部的《三国总略》20卷、《十三州志》10卷、《四科传》4卷、《敦煌实录》10卷、《凉书》10卷、《汉皇德传》25卷、《亡典》7卷、《魏驳》9卷、《皇帝王历三合纪》1卷、《孔子赞》1卷等，子部的《周生子》13卷、《时务论》12卷、《文检》6卷、《俗问》11卷、《乘丘先生》3卷、《周髀》1卷、《赵(??)传》并《甲寅元历》1卷等，集部的《谢艾集》8卷，参见《宋书》卷98《氐胡传·胡大且渠蒙逊传》，第2415页。
③ 《宋书》卷98《氐胡传·胡大且渠蒙逊传》，第2416页。
④ 参见《宋书》卷97《夷蛮传·高句骊国传》，第2393页。
① 《宋书》卷97《夷蛮传·百济国传》，第2394页。
② 参见《南齐书》卷57《魏虏传》，第990页。
③ 《梁书》卷54《东夷传·百济传》，第805页。
④ 参见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第771页。
⑤ 参见《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第1026页。
① 据《梁书·武帝纪》记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梁武帝)与沈约、谢胱、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第2页。
② 《南史》卷72《文学传·丘灵鞠传附子迟传》，第1764页。
③ 《梁书》卷26《萧琛传》，第396页。
① 《陈书》卷21《萧允传附弟引传》，第290页。
② 《北史》卷43《李崇传附奖弟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04页。
③ 参见《梁书》卷19《宗夬传》，第299页。另，任昉的才能及生平前文已述，此处不再赘述。
④ 参见《梁书》卷26《范岫传》，第391页。
⑤ 《南史》卷21《王弘传附僧达孙融传》，第576页。
①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② 《魏书》卷62《李彪列传》，第1389页。
③ 参见《魏书》卷84《儒林传·李业兴传》，第1863页。
④ 《北史》卷56《魏收传附父子建传》，第2027页。
⑤ 《北史》卷36《薛辩传附孝通子道衡传》，第1337页。
⑥ 《陈书》卷26《徐陵传》，第326页。
⑦ 据《北史》卷42《王肃传》记载，王肃原本为南齐官员，永明十一年(493年)，其父被齐武帝所杀，遂投奔北魏，受到孝文帝的礼遇和器重。王肃依据南朝制度，为北魏修订典章制度，使北魏“朝仪国典，咸自肃出。”第1540页。
① 《梁书》卷21《王份传附孙锡传》，第326页。
② 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8页。
① 《宋书》卷55《徐广传》，第1547页。
② 《宋书》卷67《谢灵运传》，第1743页，第1772页。
③ 《宋书》卷73《颜延之传》，第1891页。
④ 《宋书》卷71《徐湛之传》，第1843-1844页。
⑤ 《宋书》卷51《宗室传·长沙景王刘道怜传附义宗子秉传》，第1468页。
⑥ 《宋书》卷43《傅亮传》，第1336页。
⑦ 《南齐书》卷39《陆澄传》，第681页。
⑧ 《梁书》卷14《江淹传》，第247页。
① 《梁书》卷14《任昉传》，第253页。
② 《梁书》卷50《文学传下·谢征传》，第718页。
③ 《梁书》卷23《长沙嗣王业传》，第360页。
④ 《梁书》卷23《刘孝绰传》，第479-483页。
⑤ 《梁书》卷40《刘之遴传》，第572页。
⑥ 《梁书》卷41《褚球传》，第590页。
⑦《陈书》卷34《江德藻传》，第456页。
⑧ 《陈书》卷24《周弘正附弟弘直传》，第310页。
⑨ 《宋书》卷62《王微传》，第1672页。
⑩ 参见《陈书》卷32《孝行·殷不害传附弟不佞传》，第426页。
11 参见《陈书》卷30《顾野王传》，第400页。
12 参见《陈书》卷34《文学传·褚玢传》，第460-461页。
① 《宋书》卷64《何承天传》，第1701页。
② 《宋书》卷94《恩幸传·徐爰传》，第2310页。
③ 《宋书》卷59《江智渊传》，第1609页。
④ 《南齐书》卷52《文学传·王逡之传》，第902页。
⑤ 《梁书》卷13《沈约传》，第233页。
⑥ 《南齐书》卷41《周顒传》，第732页。
⑦ 《梁书》卷30《裴子野传》，第441页。
⑧ 《梁书》卷50《文学传下·刘杳传》，第715页。
⑨ 《梁书》卷33《王僧孺》，第469页。
⑩ 《陈书》卷19《虞荔传》，第256页。
① 《陈书》卷34《文学传·杜之伟传》，第454页。
② 《陈书》卷26《徐陵传》，第325页。
③ 《陈书》卷30《顾野王传》，第399页。
④ 《陈书》卷27《姚察传》，第348页。
⑤ 《陈书》卷12《徐度传附子敬成传》，第190页。
⑥ 《陈书》卷30《陆琼传》，第397页。
⑦ 参见《宋书》卷40《百官志下》，第1246页。
⑧ 孙继民、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3-164页。
① 《隋书》卷32《经籍志一·经志》，第907页。
② 《宋书》卷67《谢灵运传》，第1772页。
③ 《梁书》卷1《武帝纪上》，第13页。
④ 《隋书》卷32《经籍志一·经志》，第907页。
⑤ 《南史》卷49《刘怀珍传附从父弟峻传》，第1219页。
⑥ 阮孝绪《七录·序》，参见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⑦ 本文所计藏书数参考自《隋书·经籍志》和《古今书目》。
① 《梁书》卷56《侯景传》，第842页。
② 《隋书》卷32《经籍志一·经志》，第907页。
③ 《陈书》卷27《姚察传》，第350页。
④ 参见《宋书》卷64《何承天传》，第1701页。
⑤ 参见《南史》卷33《裴松之传》，第863页。
⑥ 参见《宋书》卷94《恩幸传·徐爰传》，第2306页。
⑦ 参见《宋书》卷100《自传·璞子约传》，第2467页。
⑧ 《隋书》卷33《经籍志二·史志》，第991页。
⑨ 《梁书》卷49《文学传上·吴均传》，第699页。
⑩ 《梁书》卷35《萧子恪传附子范弟子显传》，第511页。
11 参见《梁书》卷4《简文帝纪》，第109页。
12 参见《梁书》卷5《元帝纪》，第136页。
① 《南齐书》卷52《文学传·王智深传》，第896-897页。
② 《宋书》卷89《袁粲传》，第2232页。
① 《梁书》卷49《文学传上·吴均传》，第698-699页。
① 《宋书》卷27《符瑞志上》，第784页。
① 《高僧传》卷7《释慧义传》，第266页。
② 《高僧传》卷7《释慧严传》，第261页。
③ 《高僧传》卷8《释玄畅传》，第315页。
① 参见沈约：《奏弹王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27，第3110-3111页。
② 《隋书》卷26《百官志上》，第724页。
③ 《梁书》卷2《武帝纪中》，第49页。
④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35页。
① 胡惠林：《文化政策学》，第126页。
② 《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第38页。
③ 《梁书》卷3《武帝纪下》，第96页。
④ 《梁书》卷48《儒林传·序》，第662页。
⑤ 《舍道事佛疏文》名称依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
① 《宋书》卷100《自序·沈约高祖警、子穆夫传》，第2445页。
② 《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第1093页。
① 参见《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第1014-1017页。
② 《续高僧传》卷1《梁扬都正观寺扶南沙门僧伽婆罗传》。
① 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2页。
② 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241页。
③ 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51-64页。
① 参见《梁书》卷3《武帝纪下》，第96页。
② 《续高僧传》卷7《释宝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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