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文探讨外国诗歌译介对中国新诗发生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落实到中国新诗的孕育、发生期加以考察。论文把各阶段的代表诗人兼翻译家如张德彝、苏曼殊、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当作中心研究对象以梳理他们的诗歌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论文的论述重心落在中国新诗发生的“标志性”诗人及其“标志性”诗作与外国诗歌译介的深度关联上,同时揭示了这些集诗歌翻译与创作于一身的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们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诗歌艺术的接受和转化过程中,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现代性质素的重新发现与激活,以及对某些传统诗歌标准的过度偏离乃至脱节而导致后世诗歌亚健康成长的历史根源。
中国新诗孕育阶段的主要论述对象“圈定”在张德彝、苏曼殊等人身上。论文首先把在文学发展史及翻译文学史上几乎被完全淡忘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张德彝”们所做的前期诗歌译介工作(包括中国最早引进、至今还继续沿用的“泰西句读”),和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的探索借鉴意义作了一番梳理和复位。对该阶段的另一位代表诗人苏曼殊,论文以其编译的《汉英文学因缘》在新诗发生的重镇《新青年》上连续刊载的广告以及他与新青年、新文学同人陈独秀、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的密切交往为切入点,以大量诗句为证,呈现了苏曼殊的外国诗歌译介活动与其自身创作的关系,同时也彰显了他的诗歌编译对中国新诗和新诗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的体式,经由外国诗歌的汉译所遭遇的现代经验显露出了表情达意上的削足适履。早期诗歌的翻译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律要求相对宽松的骚体、古风等诗体,这种对应诗式诗形的寻求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传统中可用的诗歌资源,但也暴露出不同语言运用上的一些问题。这在诗人兼诗译家的作家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如“连章半重体”之于马君武,“三句转韵体”之于胡适)。中国早期翻译诗歌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变革和新诗的发生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样式和经验,由于“以译代作”的时代风气,翻译本身也成为一种准创作,在不少方面(如参差的句式、跨行、横排、破韵等)成为新诗创作的萌芽和先声。
在五四前后,外国诗、诗论的译介,是与中国新诗的诗论、诗歌创作同时起步甚至更早展开的。刊登外国诗歌译介诗文的有《新青年》、《少年中国》、《诗》、《新潮》、《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五四著名报刊。先后发表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田汉、郭沫若、黄仲苏等人的外国诗歌译介文章。先后译介的诗人有英国和爱尔兰诗人拜伦、雪莱、布莱克、叶芝,美国诗人惠特曼、俄国诗人普希金、印度诗人泰戈尔等;作品有国歌,英、美国自由派和意象派诗歌,法国的象征派诗歌,诗体包括自由诗、散文诗、俳谐诗,小诗、俗歌、短歌等不同形式。
在中国新诗的尝试阶段,那些标志性诗作(尤其是胡适的一些诗歌),在形式和技巧(如分行、建节、押韵等)方面虽然也沿袭了传统的惯例,但更多的是借鉴和采用了西方的诗形和诗律。这一方面反映出胡适对艺术本位、形式本身的注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胡适的功绩主要是诗歌格式(语言与形式)转换的成功,是新与旧二元框架内的成功,那么在中国新诗的确立期,代表诗人郭沫若、康白情等人则在抒情方式的向度上深化和延展了新诗的品格,换言之,是充分凸显和张扬了中国古典诗歌中隐身的甚至普遍缺席的“自我”,而这,与他们对美国诗人惠特曼等西方诗人的自由诗译介是大有关系的。
论文还探讨了郭沫若等诗人早年在对外国诗歌的借鉴上过于为我所用(以偏概全的强化和误读误用),不加调和(与传统诗歌审美)而导致的粗放型创作及其自由诗散文化特征。
外国诗歌翻译由文言转向白话,与新诗摆脱传统形式在方向上是平行一致的,外国诗歌翻译与新诗创作的发展是交叉互动的。外国诗歌的译介参与了中国新诗发生的全程。
The present thesis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etry on the occurrence of Chinese New Poetry. The impact of foreign poetry is revealed and researched at the three phase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to the New Poetry, focusing on the representative poets who are poetry translators as well.
The thesis is aimed at discovering the deep concern and close co-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alled "marked poets /poems" at the very stage of Chinese New Poetry's occurrence and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etry.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Poetry's founders' accep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cultures (especially the western poetry), they re-discover and activate/stimulate the elements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Furthermore, the author also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early New Poetry writers and translators' neglecting the key "standard" element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New Poetry in the following days.
The preface reviews some representative opinions and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the printed works and articles concerning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etry in China. The review is meant to rest the present research on a firm foothold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design and interpretation.
In Chapter One, the detailed activities of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etry by the diplomat Zhang Deyi are presented. The second and third chapters are devoted to Su Manshu and Hu Shi's foreign poetry translation and the great influence on their own writings along with the widespread of their translated poems, revealing and comparing their translated poems and created ones. The interaction of translating and creating poems is revealed and analyzed respectively on the subject and content, form and language.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in the final chapter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negative influence on Chinese New Poetry from misunderstanding or "creative treason" during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etry.
引文
1 比如《辞海》把翻译解释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2 Catford, John.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0
3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蔡毅等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页4。
4 Nida etc.,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1969. pp. 12
5 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8～29.
6 斯米尔诺夫，见《苏联文学百科全书》中的“翻译”词条。
7 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翻译论集》，罗新璋编，1954年版，页511。
1 谭载喜：《翻译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页16。
2 [法]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页137。
3 [法]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页137、138。
4 如美国诗人Forest认为“诗歌是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德国诗人莫根斯泰恩则说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见黄杲炘：《从柔巴衣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1。页4。
5 朱自清：《新诗杂话·译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52。
6 前者收入《穷人的厌恨》(孙祖宏译)、《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沫若译)、《荫》(王统照译)等译诗；后者收入《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哀希腊歌》和《墓门行》等译诗。
1 包括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王宁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王兆春等的《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刘岩的《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史彤彪的《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孙津的《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登阁、周云芳合著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
2 季羡林，《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6，页158—159。
1 当下网络上不时出现且为数不少的“愤青”帖子即是这种意绪的集中亮相；前些年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等的热销，据朱大可分析也跟余文中不时流露的民族代言人的煽情意绪人有关系，参见朱大可：《甜蜜的文化行旅——论余秋雨现象》，《语言的闪电》，华龄出版社，2005、10。
2 余光中：《翻译和创作》，《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1月第1版，页36。
3 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2月版。页12。
4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5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
6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涉及年代为1840-1966，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
7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为《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扩写修订本，年代延至2003年。
8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版。
1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2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二版。
3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1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2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
3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
4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6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7 李野光著，2003年4月版。
8 张少雄，《中国翻译》1994年第2期。
1 苏文菁，《外国文学动态》1999年第1期。
2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抒情歌谣集》第2版序言，1802。
3 张旭，《外语·翻译·文化》，罗选民主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3月。
4 郭长海，《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1 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页214。
2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后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页343。
3 美国学者J．B．格里德在他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把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时间定在1915年。他说：“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十二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之下。”
4 见刘小蕙：《父亲刘半农》附录“刘半农书信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页218。
5 见《论胡适的诗》(周策纵作)文前的“德刚按语”，收入《胡适杂忆·附录》，唐德刚著，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8，页219。
6 这些“标志性”诗作包括：胡适的《答梅觐庄——白话诗》，1916．7．22，见《胡适留学日记》；胡适的《朋友》等8首白话诗，载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诗》9首，载1918．1．15《新青年》4卷1号；周作人的《小河》，载《新青年》1919年六卷二号；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初版收诗作69首；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共收诗作57首，等等。
1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后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页343。
2 国内研究胡适的文章从1994年至2004年的十年间多达1444篇，2000年后发表的研究胡适的论文也有733篇，但其中研究胡适翻译的却只有25篇，而研究胡适诗歌翻译的更只有寥寥4-5篇。(参《胡适诗歌翻译研究》相关数据)
3 茅盾语。
4 胡适语，见《谈新诗》。
1 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27。
2 转引自大塚幸男《比较文学原理》，陈秋峰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页83。
2 刘纳：《说说〈新青年〉的关系稿》，《从五四走来：刘纳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4月1版。页73。
3 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曾任清朝驻美国副使臣(光绪元年1875——光绪七年1881)，见《清朝驻美国使臣年表》页22。“西学东渐”四字即最早见于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西医东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 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语学校——同文馆的第一界学生，属于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外语翻译人员，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英文正翻译官和光绪帝的英语教师。他是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从学生、随员(1866、1868)、译官(1876)、秘书(1887)、参赞(1896)，一直做到出使英、意、比国大臣(1901始)。另据《清朝驻外使臣年表》(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即1875—1911)中《清朝驻英使臣年表》知，张德彝在1901—1905年间担任了四年多的驻英使臣：光绪廿七年(辛丑十月四日，1901．11．14)谕命。原记名道，赏三品卿衔，任。光绪廿八年(壬寅四月十九，1902．5．26)到任。四月十二(5．19)谕命驻英免兼驻意、比。光绪卅一年(乙巳十一月廿，1905．12．16)卸任。)参见《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1版，页4。)
2 注：张德彝首次赴欧回国后“家人父子，晨夕聚谈，月余犹未罄其闻见之奇。”并很快把第一部游记整理出来，第二年“丁卯孟夏”，在书前的自序中说：“日来索观甚众，字句之间，不遑修饰”。除自序外，还有他人所作两篇序言，对张氏其人其行其书都赞誉有加。在清末以传抄本为底本印行，流行于坊间。八部述奇总数达一百多万字，有学者认为张德彝“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十九世纪中国最多产的旅游作家。”参见钟叔河，《远东人对泰西的“第一印象——张德彝十九岁写的〈航海述奇〉》，载《航海述奇》，张德彝著，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5。
1 这个使团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在同治五年正月向皇上、太后上了一个专门的奏折促成的。理由是“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又因虑及如果派品级高的大臣出去，牵涉到体制和礼节方面的问题“尤难置议”。恭亲王了解到当时同文馆已有几名学生“于外国文字，均能粗识大概”；正好趁在华担任“总税务司”职务的英国人赫德回国的机会，随其前往，“亦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因而获得准奏成行。参见钟叔河，《远东人对泰西的“第一印象——张德彝十九岁写的〈航海述奇〉”》，载《航海述奇》，张德彝著，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5。
2 根据目录提示，该时段游历内容该发生在“英吉利国”。
3 张德彝：《航海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88-89。
1 郭长海：《试论中国近代的译诗》，《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2 近体诗用韵甚严，无论绝句、律诗、排律，必须一韵到底，而且不许通韵……“出韵”是近体诗的大忌……科场中，诗出了韵(又称“落韵”)，无论诗意怎样高超，只好算是不及格。 参见《汉语诗律学》，王力著，页46。
1 张德彝一行“……至一处，系四百年前之陆地，因海水涌激堤岸，莫当其势，竟成大海。二十年前，有智者作火机铁激筒三架，高六丈许，置于二新海三角，令所溢之水仍归大海。每日运水六千万斗，廿年来，复得粮田数万顷”。因之感慨“沧桑之变，在天耶，抑在人耶?”
2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92。
3 斌椿《乘槎笔记》“十八日”日记中也记，“昨观火轮泄水”，曾题诗一章，“已印入新闻纸数万张，遍传海国矣。”斌椿《乘槎笔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页34。
4 注：“愿尔三多九如，福寿康宁。其已嫁者，频庆弄璋弄瓦，子多聪明。其未嫁者，早贺纳征纳采，婿必贤能。”见《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页90。
5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116。
6 载钱钟书《七缀集》
1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117。
2 受天主教指派到耶稣教堂放火被擒的兵士。
3 Pope，罗马天主教皇。
1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126。
1 参见《汉语诗律学》，王力著，页36—40。
2 原文为：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 makes you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3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191。
1 诗中“快哉楼外净”之“净”，依前后句义当指“安静”，也可指“干净”，因为日记中多处强调“西人喜净”，这对当代人来说似乎理应如此不足挂齿，但当时却是西方文明给诗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如“同治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早起见雪寸许，开窗眺望，街道已扫除净尽矣。……记：西人喜净，屋内满铺毡毯，户外另置蒲团。入屋者先于蒲团拭其鞋垢，恐污地毯也。并对地毯的材质、颜色、尺寸、图案、式样等详加说明。(《航海述奇》页127。)
2 参见钟叔河，《远东人对泰西的“第一印象——张德彝十九岁写的〈航海述奇〉”》，载《航海述奇》，张德彝著，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17。
1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42—43
1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187。
2 日记按：“泰西各国文字，体分大书小书。如英字A系大书，a系小书，读曰“阿”。N系大书，n系小书，读曰“那”。若AN切音读曰“安”，则连书An。NA切音读曰“那”，则连书Na。凡句读起首以及地名、人名之第一字，皆用大书，如安南则书Annan，南京则书Nankin，蒲钦宪之名安臣则书Anson，法君之名拿破伦则书Napoleon，馀皆仿此。”(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197。)
3 梁实秋认为“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随着白话文运动以俱来的便是新式标点，新式标点完全是模仿外国，也可为旁证。”见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1926年3月25、27、29、31日《晨报副刊》。
4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197—198。
5 1898年8月，裘廷梁在《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后，白活报章逐渐创办起来，除用白话外，有些报刊尝试改革文言圈点，如民国二年(1913)在北京创刊的《爱国白话报》(7月30)及《白话捷报》(8月)，除用白话刊行外，废除了文言圈点，句子间和句子中的句读代之以一个字的空格隔开。
1 在二卷一号，胡适是首用“。”“、”的试验者之一，作品是一篇译文即俄国泰来夏卜的《决斗》；另一篇用西式标点的是温宗尧，作品是一篇英文论文《On Education》。英文自然是用西式标点，除此，则胡适是该期唯一革新“旧日不论句读一律用‘。’的法子”的作者，译文中还用了“()”“……”，应有理由解释为是对原外文的标点断句的直接借鉴。有意思的是在译文前七段一直使用“。”“、”两个断句标点后，第八段开始又不自觉地使用起实心“·”和空心“。”逐字圈点来，间或也杂以“、”读符。原积习之惯性可见一斑。早期倡导废除古文圈点，采用西式标点的还有刘半农，他在1917年5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提出“……文学既为一种完全独立之学科，即无论何事，当有一定之标准，不可随随便便含混过去。其事有三：(一)分段(注：同时也有辨析的看法：“惟西文二人谈话，每有一句，即另起一行。华文似可不必。”)(二)句读与符号(然西文“，：；．”四种句读法，倘不将文字改为横行，亦未能借用。)(三)圈点 此本为科场恶性，无采用之必要。”
2 胡适曾在《科学》第二卷第一号主张以“小三角”代“；”以“、、”(上下两点)代“：”；胡彬夏女士和陈独秀先生均以“、、”(上下两点)代“；”，而“：”则废弃不用。胡女士文见《妇女杂志》第二卷。(参《新青年》的四卷第二号，1918、2、15。)
3 《中国现代标点符号体系的开端》，《沈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231。
1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参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2 目录中提示的文题与正文中标题不一致，正文中标题分别为：《LA MARSEILLAISE》、《一之词译歌命革西兰法》、《五线谱法国马塞页士歌(第一章)》(La Marseillaise)、《G调4／4法兰西革命歌译词之一》。
3 侠民：《法兰西革命歌译词》，《新新小说》第一年第二号，上海：新新小说社编，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下同。
1 也附上五线谱四段歌曲，与上文已论述的《马赛曲》版式一致。
2 同时期还有《少年中国》等译诗仍延用竖排，如二卷六期王独清所译Tagore的《末尾》(The end)。
3 《新青年》曾在六卷一期、六期等专门刊登陈望道与钱玄同、钱玄同与陈大齐关于提倡“横行”的书信探讨，理由涉及直行非常不利于“西文嵌入”、不便于“：；，”等西式标点运用；书写“若改自右而左为自上而下”可免未干的墨迹“都要印在手腕上”；另外应钱玄同的要求，陈大齐从眼部生理解剖学的角度详细说明了“看横行比较看直行要便利”。见《新青年》六卷六号《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
4 在诗人创作的诗歌“横行”之前，新诗成立的标志性诗作——载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中的第一首《朋友》，在诗行的排列上，就完全是英文诗的写法，即凡交叉韵(abab)诗节，双行比单行缩进英文四个字符的位置(直行汉字降一格)，隔行首字对齐。(原诗版式详见本文第三章第二节) 另，1923年6月20日，《创造季刊》创刊号再版，把1922年3月5日出版的直排初版本改成横排本，里有郭沫若的诗《创造者》及戏剧《棠棣之花》等。
1 《棒喝集》，《新民丛报》第2号“文苑”栏目，原标点为圈点。
2 《棒喝集》，《新民丛报》第2号“文苑”栏目，原标点为圈点。
3 《饮水室诗话·一二○》
4 见《各国国歌评述》，转引自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第54期，第142页。
1 《爱国歌四章》，《梁启超诗文选注》，王遽常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页418。本诗是作者1903年出游美日期间所作。参《新大陆游记》。
2 《梁启超诗文选注》，王遽常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页45。
3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 《梁启超诗文选注》，王遽常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页46—47。
1 参见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页180—181。
1 译文引自王佐良：《拜伦》，《王佐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12，页150—152
2 王佐良：《拜伦》，《王佐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12，页151。
1 查良铮译《哀希腊》，王宏印评著，《英诗经典名译评析：从莎士比亚到金斯伯格》，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2 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页376。
3 周昕：《评〈哀希腊〉的音韵美》，《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 见同日胡适留学日记，也见《胡适日记全编》一册，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9。页230。
2 胡适：《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页94。
1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阿英主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49。
2 余杰：《狂飙中的拜伦之歌——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文人的拜伦观》，《鲁迅研究》1999年第9期，页15-28。
3 Simon, Sherry. 1996. Gender i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p13
4 廖七一：《梁启超与拜伦〈哀希腊〉的本土化》，《外语研究》2006年第3期。也有论者对中译名《哀希腊》之于“The Islesof Greece”(希腊群岛)发表看法，认为“正是《哀希腊》这一创造性的充满复杂情感的题目，将诗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主题得以彰显，给一首在全书中本无特殊地位的插曲安上了一个能穿云破雾、奋然高飞的翅膀，使得它成为一首日后流传中国百年而不衰的名诗。”见倪正芳，唐湘从：《〈哀希腊〉在中国的百年接受》，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页50-53。
1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页155—156。
2 陈引驰：《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368。
3 Simon, Sherry. 1996. Gender i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4 廖七一：《梁启超与拜伦〈哀希腊〉的本土化》，《外语研究》2006年第3期。
1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阿英主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49。
2 廖七一：《梁启超与拜伦〈哀希腊〉的本士化》，《外语研究》2006年第3期。
3 《阿明临海岸哭女诗》序言，《马君武诗注》，谭行 等编注，广两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页145。
4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1月，页503。
5 《马君武诗注》，谭行 等编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页45。
1 《马君武诗注》，谭行等编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141。
2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1月，页503。
3 侠民：《菲猎滨外史》，《新新小说》第一年第一号，上海：新新小说社编，光绪三十年八月(1904年9月)。
4 谭行等编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7。
1 谭行等编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7，页60—62。
2 谭行等编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7，页45—46。
1 1906年胡适考取上海公学，教师有于右任、马君武等。参《胡适生平和活动大事记》，《胡适研究资料》，陈金淦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页11。
2 《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还录有胡适1930年7月17日所作《祝马君武先生五十生日》诗一首。胡适同日日记云“马君武先生今日(旧历六月廿二)五十生日，约我同吃午饭。匆匆无可送他，送了他一本瞿氏影宋本《离骚集传》，并题一诗。”这首诗为：树蕙滋兰意兴，种桃酿蜜先生。一点一滴努力，满仓满屋收成。识路何嫌马老? 救国终待牛敦。活到八十九十，桃李尽出公门。(见《胡适诗存》，胡明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0，页313。)
3 张伟：《胡德名篇〈缝衣曲〉的早期汉译》，《尘封的珍书异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页142—144。
1 《马君武诗注》，谭行等编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189。
2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页319-322。
3 《马君武年谱》，《马君武诗注》，谭行等编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页114。
1 据《清朝驻外领事年表》(光绪三年至宣统三年)，黄遵宪曾先后受任驻外使臣近九年，实际到任约六年七个月。其中《清朝驻新嘉坡[英属]领事年表》页73载：光绪十七年三月至廿年六月(1891．5—1894．7) (任期约三年两个月) 黄遵宪(总)原二品衔分省补用道。《清朝驻旧金山领事年表》页84载：光绪八年二月至十一年八月(1882．4—1885．9) (任期约三年五个月) 黄遵宪(总) 原二品衔分省儘先补用道。)《清朝驻德国使臣年表》页9载：黄遵宪(未任)光绪廿二年(十、廿二，11、26谕命。)《清朝驻日本使臣年表》页29载：黄遵宪(未任)光绪廿四年(戊戌1898)六、三，7、21谕命。八、十六，10、1谕免。以上参见《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1版。
1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1月，页487。
2 由革命的政论家杨笃生所译。1911年，他到欧洲不久后，对拜伦的家乡进行了考察，以慰他的仰慕之情。他译了雪莱的《醒狮之歌》，是这个时期战斗精神最强的诗：“叔兮伯兮，倡予和汝。起起起!汝为人中狮。汝起勿复迟，汝睡已失时。多数在汝曹，人孰能侮之!铁索伴汝身，乘汝酣睡时。汝今一怒吼，掷地脆如泥!多数在汝曹， 胜算汝所知，彼辈居少数，请公勿复疑。起起起!汝为人中狮，汝今勿复疑!” (参见郭长海《试论中国近代的译诗》，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1 陈子善：《徐志摩早期日记重见天日 上乘日记文学又添佳作》，《光明书评》，2003年3月26日。
1 徐志摩：《徐志摩未刊日记》，虞坤林整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页48。
2 徐炎：《见证徐志摩早年日记》。
3 陈子善：《徐志摩早期日记重见天日 上乘日记文学又添佳作》，《光明书评》2003年3月26日。
1 这句“自由”名言曾借助美国革命家亨利.P.(Patrick Henry.)的著名演说而更广为人知：“Is life so dear, Or peace so sweet, as to be purchased at the price of chains and slavery? Forbid it, Almighty God!—I know not what course others may take; but as for me,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难道生命如此宝贵，和平如此甜美，以至于不惜以枷锁和奴役为代价去换取它们吗?万能的上帝，请千万别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不知道别人会走什么路，但是就我而言，不自由，毋宁死!”
2 参见徐志摩：《徐志摩未刊日记》，虞坤林整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页10—13。
3 如创作《感时》前四天“阳历五月十六日”的日记云：“七句半起身，早膳后读英文数十页。……下午考英文读本，戴教员甚严厉，余误二字，翻译稍谬。……受课细目：算术(复比例)、英文(会话)……英文(小考)”。《徐志摩未刊日记》，页46—47。
4 如阳历三月九日的日记：“下午戴教员上英文读本、汪教员上官话、唐教员上英文文法，言语间颇具警戒奖励之意，教员之望学生之成就也如此，吾辈青年其可不自勉乎。……”《徐志摩未刊日记》页14。
1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页12。
2 任公：《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新民丛报》第一号。
3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页496。
1 罗孝朋与柳无忌信，1966年1月23日，见柳无忌《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注28，《苏曼殊文集·上》，页22。
2 柳无忌，《从磨剑石到燕子龛》。
3 《沈尹默书曼殊上人诗稿》，编撰兼手写，张静江印行，已绝版，见《苏曼殊研究》，页71。
4 其实他的一些诗作“白话”的意味已很浓了，如：有序诗“汽车中隔座女郎言其妹氏怀仁仗义，年仅十三，乘摩多车，冒风而殁，余怜而慰之，并示湘痕阿可”。诗曰“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自是神仙论小谪，不须惆怅忆芳容。”杨鸿烈也把此诗归为“我所最爱读的。”并认为是“我手写我口”的“意味深长”的好诗一类。《苏曼殊全集》册4，页172—173。
5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页233。新文学的激进作家钱玄同更是认为“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基乎。”见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1917年3月。
6 《苏曼殊全集》册4，页118。
7 陶晶孙：《急忙说三句曼殊》，《牛骨集》，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页81。也见《陶晶孙选集》，丁景常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5，页122。
1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页239。
2 柳无忌：《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页17。
3 参柳无忌《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注41。
4 《青年杂志》一卷五号(1916、1、15)目录前广告页
5 包括Candlin、James Legge(理雅各)所译《诗经》全部和伯夷、叔齐、百里奚、箕子等的大量诗作，还收集了Middle Kingdom、Francis Davis的译本，“以证异同”；Giles翻译的李白、杜甫、班固、王昌龄、张籍、文天祥的名篇，Mercer的《采茶诗》等；另有诸篇取于群集，没有传译者姓名。参黄轶，《苏曼殊〈拜伦诗选〉几个问题考述》，载2006年4月《文艺报》(总2521期)
1 据《文学因缘自序》说是“故友译自《Byron集》中”，而《天义报》所登《文学因缘》目录，说是盛唐山民所译。(见《苏曼殊研究》页295—296)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页90)论及曼殊译诗时说：“我爱看他译的《留别雅典女郎》，我尤爱他译的《去国行》。”施蛰存编选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上海书店1991，页131)收入署名“拜轮作／苏曼殊译”诗6首，也把《留别雅典女郎》一诗归在其中。后来许多引者均以这两种说法为据，以致以讹传讹。至于“盛唐山民”是谁，马以君在《苏曼殊文集》P298注36认为是曼殊的同乡葛循叔。另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3月1版，2001、2月第2次印刷)第100页，则有“黄侃所译拜伦的《留别雅典女郎》(1908)”的说法。
2 1908在《民报》发表的《娑罗海滨遁迹记》中已有其所译《星耶峰耶俱无生》一诗。
3 柳亚子曾以为此序——也就是《拜伦诗选》的英文序——是由白零(柏林)大学教授法兰居士所作，后由罗建业在《曼殊研究草稿》提出商榷。柳在《对于〈曼殊研究草稿〉的我见》声明已根据蔡哲夫的《画跋》中提供的署名W.J.B.Fletcher加以改正。参《苏曼殊研究》，页417。
4 现有公开发表的汉语译文两种：一为柳无忌的《汉译〈潮音〉自序》，见《苏曼殊文集·上》页306—308；一为王晶垚(yao)的《潮音·自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四期。
1 《苏曼殊研究》，柳亚子编，北京中国书店，据北新书局本影印，1985年9月第一版。页347。
1 《苏曼殊全集》册4，柳亚子编，北京中国书店，据北新书局本影印，1985年9月第一版。页371。页194。
2 见黄轶，《苏曼殊〈拜伦诗选〉几个问题考述》，载2006年4月《文艺报》(总2521期)
3 该期封面为托尔斯泰半身像。
1 《新青年》一卷六号出版日期是1916、2、15；二卷一号始改每月1号发行，该期1916、9、1出版，与上一期中间间隔6个多月。
2 参刘纳：《说说〈新青年〉的关系稿》，《从五四走来：刘纳学术随笔白选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4月1版。页72。
3 四卷一号(1918、1、15)起又改为每月十五号发行。与三卷六号(1917、8、1)间隔五个多月。
4 苏曼殊因病逝世(1918、5、2)后出刊。
1 封面为罗丹所作雕塑“劳工神圣”，扉页为蔡元培题墨“劳工神圣。”
2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页171。
3 1908年初版后，到1914年已出三版。见柳亚子《苏曼殊研究》。
1 沈尹默：《刘三来言，子榖死矣》，《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10、15。
2 见《苏曼殊全集·附录(下)》，柳亚子编，北京中国书店，据北新书局本影印，1985年9月第一版。页371。
1 刘半农：《悼曼殊》，《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10、15，亦收入《苏曼殊全集》册五，页444—449。
2 参见《苏曼殊文集·下》，马以君编著，柳无忌校订，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页625、626、628。
3 1916、12、10苏曼殊复刘半农的信中提出“……杂志第三本如已出版，望即日赐寄一份，因仲子(指陈独秀——引者)北行，无由索阅。”在同年12月17日给“半公”的信中又言“惠
1 发表在1910年十二月《南社》第三集。
2 《燕子龛诗笺注》，马以君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页37。陈仲甫的和诗是：“慵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颦；尽日欢肠忙不了，万家歌舞一闲身。”曼殊原诗是：“愧向尊前说报恩，香残玦jue戴浅含颦。聊自五言侬已会，湘兰天女是前身。”
3 《燕子龛诗笺注》，马以君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页35。和本诗的还有柳亚子、高天梅、蔡哲夫，无疑，“丹顿拜伦”这些西方杰出诗人在中国诗人的唱和中获得了二次生命。
4 在复刘半农索要《新青年》二卷三期的信中说“因仲子(指陈独秀——引者)北行，无由索阅。”参见《苏曼殊文集·下》，马以君编著，柳无忌校订，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页625。
1 《苏曼殊文集·上》，页19。
2 《燕子龛诗笺注·前言》，马以君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页12。
1 《苏曼殊全集》册五，页271—272。
2 周作人还曾把曼殊的《代河合母氏撰〈曼殊画谱序〉》译成中文，见《苏曼殊文集·上》页255—256。
1 裴效维：《文坛奇人苏曼殊》，《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页256—257。
2 裴效维：《文坛奇人苏曼殊》，《中国近代文学百题》，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256—257．
3 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4册)，北京：中国书店(据北新书局本影印)，1985．118．
4 [英]柯林伍德，R．G：《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赵志义，朱宁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7．
1 《镌秋华室说诗》，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五)，页237。
2 《复萧公》，参见《苏曼殊文集·下》，马以君编著，柳无忌校订，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页538。
3 《题〈雪莱诗选〉(原译《室利诗选》)赠季刚》，《苏曼殊文集·上》，马以君编著，柳无忌校订，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页321。
1 关爱和：《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480。
2 马以君编著，柳无忌校订：《苏曼殊文集·上》，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页301。
3 马以君编著，柳无忌校订：《苏曼殊文集·上》，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页305。
4 鲁迅：《鲁迅全集．杂忆》第1卷，1973年版，页204。
1 《潮音》序，《苏曼殊文集·上》，马以君编著，柳无忌校订，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英文见页305，柳无忌译文见页307。
2 见《燕子龛随笔》页415、420、421、455，页456列有拜伦诗多种：“Lara”(长诗《拉腊》)、“The Prisoner of Chillon”(长诗《奇尔伦的囚徒》)、“Manfred”(诗剧《曼弗里》)、“Cain”(诗剧《卡安》)、“The Lament of Tasso”(长诗《塔索的挽歌》)、“Don Juan”(长诗《唐璜》)、"One, who is thus from nature vain, I pity, but I cannot love."(意为：对于大自然徒劳而至的人，我可怜，但不能爱恋。)
1 大意是：“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的岁月还是存在。”
2 见《苏曼殊文集·上》页323。
3 《苏曼殊全集》册五，页422。
4 安德列·纪德：《文学上的影响》，《纪德文集·文论卷》，桂裕芳等译，花城出版社，2001，页357。
1 参陈捷：《接受与过滤：审视苏曼殊与拜伦之间的传承关系》，《龙岩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 《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柳无忌编，1987年12月第1版。页3320 。
3 《苏曼殊文集·下》，马以君编著，柳无忌校订，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页304—307。
4 《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发表了田汉论文《秘密恋爱与公开恋爱》，文中引用英国诗人Shelley的这首“Philosophy of Love”(爱的哲学)英文全篇。1922年2月20目，陈南士所译《杂译诗二十首》，载1922年《诗》第1卷第2号，其中包括英国雪莉原作《爱之哲理》、《小诗》。
1 《选自《雪莱抒情诗选》，江枫编选、翻译、注释，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页160—162。
2 (《苏曼殊文集·下》，马以君编著，柳无忌校订，花城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页304—307)
1 罗建业：《曼殊研究草稿》，《苏曼殊全集》册五，页391。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版。
2 “The Sensitive Plant”见《苏曼殊文集》页415。
3 见《燕子龛随笔》，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二册，页33。
4 据《潮音·自序》有言“汉译雪莱《含羞草》数章删去”
5 参见《燕子龛随笔》，《苏曼殊文集》下，页381注(1)。柳亚子也言“此《含羞草》译诗曾收辑在《潮音》中，后来又被删去，不知何故，现在却无从寻觅了。”(《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柳无忌编，1987年12月第1版。页332。)
1 慕荣羽军：《诗僧苏曼殊评传》，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页155。
2 选自《雪莱抒情诗选》，江枫编选、翻译、注释，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页168—173。
3 江枫译诗中多处用黑体字来对应原诗中的单词或首字母大写如含羞草之于SENSITIVE Plant，夜之于Night，爱的精神之于Spirit of Love等——以体现原诗在文体学上的拼写特点。
1 为押韵，动词词组也拆开分行，这是西诗的一大特点。
2 “pavilions”原指花翎，译者为了对应下两节中“风信子”的意象，特地改花翎为“花铃”：“紫色的白色的蓝色的风信子，／从花铃中发出醉人的铃声”，——引者
3 《勃兰兑斯论雪莱》，《雪莱抒情诗选》，江枫编选、翻译、注释，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页491。
1 《勃兰兑斯论雪莱》《雪莱抒情诗选》，江枫编选、翻译、注释，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页485—489。
2 原注：日本尺八与洞箫少异，其曲名有《春雨》者，殊凄惘。日僧有专吹尺八行乞者。
3 参丰华瞻《中西诗歌比较》，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7年11月第1版，页23—24。
4 《苏曼殊文集·上》页415、455。
1 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2 原诗及曼殊译诗全文请参见本文附录二“苏曼殊的译诗(附原诗)及韵式”
1 《苏曼殊全集》册五，页231—235，是原题为《可怜的侣离雁》的节选，全文载《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评论”栏目页1—15。
1 《苏曼殊全集》册五，页231—235，全文载《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评论”栏目页1—15。
2 Leo Ou-fan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nder Chinese Writers, p. 7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3.
3 柳无忌：《苏曼殊传》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页157。
1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页230。
1 《英汉双解辞典》、《英汉辞典》、《纳氏第四英文文法讲义》、《中学英汉新字典》(英国司克而氏原著，孙炳忠译)、《普通英华新字典》(英国司克而氏原著，殿珀珠译)、《分年英方字笺》、《纳氏英文法讲义》、《中英会话辞典》、《和汉熟语字典》、《英文书翰鑰》《汉译详注青年英文学丛书》等等。
2 美国欧文著。与曼殊编译的《汉英文学因缘》共享一整块版面，并多次刊登。
1 也附上五线谱四段歌曲，与上文已论述的《马赛曲》版式一致。
2 同时期还有《少年中国》等译诗仍延用竖排，如二卷六期王独清所译Tagore的《末尾》(The end)。
3 8月，刘半农译泰戈尔无韵诗四首(《恶邮差》、《著作资格》、《海滨》、《同情》)，载《新青年》5卷2期，1918年版。9月，刘半农译《译诗十九首》：印度泰戈尔的《海滨五首》、《同情二首》；印度奈都夫人的《村歌二首》、《海德辣跋市五首》、《倚楼三首》；俄国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二首(《狗》、《访员》)，载《新青年》5卷3期，1918年版。
4 《尝试集》再版自序。
1 周作人：《小河》，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
2 《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上)，范伯群、朱栋霖主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1版。
3 西谛(郑振铎)：《论散文诗》，载《文学旬刊》第24期，1922年1月1日。
1 参见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1994年5月，页81—83。
1 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1 郭沫若：《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2 以上参见《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上)，范伯群、朱栋霖主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1版，页405—411。
3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年版，页196。
4 在现代史时段共六次赴美，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考取庚款留学赴美，1910年8月16日启航，1917年7月10日回到上海，共七年。第二次，取道西伯利亚经欧洲赴美，1926年12月31日离开伦敦，1927年5月回到上海，共五个月。第三次，应芝加哥大学之邀赴美讲学，1933年6月18日由上海起程，1933年10月回国，共四个月。第四次，赴美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1936年8月赴美，同年12月回到北京，共四个月。第五次，为争取盟邦支持抗战赴美，1937年9月26日抵旧金山，1946年6月5日离美返国，共八年八个月。第六次赴美在1949年4月6日，1958年4月4日回台湾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共九年，期间曾数度回台短住。参见《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周质平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页1—2。
5 胡适语，见《胡适日记全编》，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9。页229。
1 原诗和译诗均见同日胡适留学日记也见《胡适日记全编》一册，胡适著，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9。页229—230。
2 胡适：《我的信仰》，载《胡适自传》，曹伯言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11月第1版，页93。
1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页271。
2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页273。
3 见1914年“五月卅一日”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页283—284。后来在《胡适自传·我的信仰》里，胡适再次提到“一九一四年一月，我写这一句在我的日记上：‘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胡适自传·我的信仰》，页93。)
1 李丹：《胡适：汉英诗互译、英语诗与白话诗的写作》，《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页91。
2 本小节的撰写受益于廖七一先生的相关论文《西方诗歌艺术的本土化》(收入《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和李丹先生的《胡适：汉英诗互译、英语诗与白话诗的写作》(《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在此致谢。
3 收入《尝试集》时题为《蝴蝶》。在《胡适日记》中题为《窗上有所见口占》。有“自跋”“这首诗可算是一种有成效的实地试验。”
1 本章为1917、6、1《新青年》3卷4号上发表《白话词》四章之二。
1 原为竖排。原选编者愚庵(即康白情)认为这首诗“其妙处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2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
3 胡适：《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页181。
1 金钦俊：《新诗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页55。
2 胡适：《尝试集》，页44。
1 胡适：《尝试集》，页191。
2 胡适：《谈新诗》，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385。
3 胡适：《谈新诗》，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391～392。
胡适：《谈新诗》，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北京：中华书局，页394。
5 以上参见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
6 胡适：《四十自述》，页66—67；胡适：《答胡怀琛的信》，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409—411。
7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页78。
8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页93—94、138。
9 参《胡适生平和活动大事记》，《胡适研究资料》，陈金淦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页12。
1 《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页228。
1 本诗1917年10月作。原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号。
2 本诗原载1920年11月1曰《新青年》第8卷第3号。
3 本诗原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 本诗录自《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葛德即德国诗人歌德(Goethe)。
2 本诗录自石原皋：《闲话胡适·胡适与新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胡适：《胡适文集(第一卷)》(小说、戏剧、诗歌)，页351。
1 卞之琳：《五四以来翻译对于中国新诗的功过》，收入《翻译文化史论》，王克非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页219。
2 《惊涛篇》，全诗见本文“附录三 胡适的英文创作诗歌及汉语译诗”。原诗载1908年11月14日《竞业旬报》第33期。有前言：“此亦堪氏之诗也。篇中大旨盖讥切今世婚姻制度而作。其诗为纪叙体，类吾国《孔雀东南飞》诸作。共十四章，译为五言。”作者为英国托马斯·堪白尔。
1 胡适：《答胡怀琛的信》，页410。
2 本诗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号《白话诗八首》。
3 本诗录自1920年初版《尝试集》，原载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收入《尝试集》时“重新修改了一番”。
1 胡适：《尝试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页181—182。
2 见苏雪林《胡适的<尝试集>》。
3 胡适：《老洛伯》，原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1 本诗选自《胡适诗存》，胡明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0。页204。
2 本诗选自《胡适诗存》，胡明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0。页410。
3 以上参见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
4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2。
1 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2月版。页13。
2 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97。
3 胡适：《胡适文集(第一卷)》(小说、戏剧、诗歌)页464。
4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长沙：岳麓出版社，2000．页95。
5 胡适：《胡适文集(第一卷)》(小说、戏剧、诗歌)，页101。
6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页168。
1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页264。
2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页263。
3 胡适：《尝试集》，页156。
4 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190。
5 胡先骗：《评尝试集》，沈卫威编《自古成功在尝试——关于胡适》，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页76。
6 朱湘：《尝试集》，沈卫威编《自古成功在尝试——关于胡适》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页109。
7 余光中：《余光中谈诗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页48。
8 以上论述参见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页238—241。
1 胡适，《歌谣周刊·复刊词》，《胡适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774—775。
2 本诗1925年6月2日作，原载1925年9月26日《现代评论》第二卷第42期。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时题作《一个人的话》。也收入《胡适诗存》。
1 英文诗前有题注：“陈女士有英文塔诗嘲裴贝卡拔会(Phi Beta Kappa)会员，因答之曰”，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页499—500。
2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页500。
1 中国古典诗所用文言有助于电影式的表现手法，亦即透过水银灯的活动，而不是分析，在火光一闪中，使我们冲入具体的经验里。这种镜头意味的活动自然倾向于短句和精简，因此便没有跨句的产生。(参叶维廉：《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1月版。页250。)
2 余光中：《徐志摩诗小论》，《余光中谈诗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页133。
1 余光中：《抽样评郭沫若的诗》，《余光中谈诗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10月。页116。
2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载1923年6月10日《创造周报》。
3 见刘小蕙：《父亲刘半农》附录“刘半农书信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页218。
4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10，页172
1 见卞之琳《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诗探索》1981年总第四期，页8。
1 郑敏：《传统流失与外国文化影响》，《思维·文化·诗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6。页113。
2 杨先生引用并赞成余光中对于“传统”的意见：“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完全不反传统或者反传统竟回不了传统的大诗人，同样，我们也不能想像一个不能吸收新成分或者一反就会跨的伟大传统。……”参见杨匡汉著：《中国新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页397。
3 杨匡汉著：《中国新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页397。
4 余光中：《第十七个诞辰》，参见杨匡汉著：《中国新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页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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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僧长恨：苏曼殊》，宋益乔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
《人与诗·忆旧说新》，卞之琳著，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11月版。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日]柄谷行人著，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月；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羡林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版。
《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刘纳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编，1919—1924年。
《诗》，中国新诗社编辑，中国新诗社，1922—1923年。
《诗歌鉴赏心理》，吴思敬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郑敏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
《诗僧苏曼殊》，[日]饭冢郎著，甄西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诗僧苏曼殊评传》，慕容羽军著，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赵毅衡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十四行体在中国》，许霆、鲁德俊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
《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苏曼殊传》，柳无忌著，三联书店，1992年。
《苏曼殊传论》，毛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苏曼殊大师新传》，刘心皇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
《苏曼殊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专刊》，珠海市政协编，1984年。
《苏曼殊评传》，黄鸣岐著，百新书店，民国三十八年。
《苏曼殊评传》，李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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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潞潞主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走向哲学的诗》，吴思敬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边缘世界的呻吟——苏曼殊诗歌浅论》，丁磊，《重庆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翻译与诗学——对西方现代诗的挪用、取舍与转化》，梁秉均，收入《中国新诗一百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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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汉英诗互译、英语诗与白话诗的写作》，李丹，《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华兹华斯在中国》，苏文菁，《外国文学动态》1999年第1期，后又载《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
《急忙说三句曼殊》，《牛骨集》，陶晶孙著，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页81。
《另一面镜子：英美人怎样译外国诗》，王佐良，《王佐良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高玉，《新华文摘》，2001 年第5期。
《美国现代诗歌翻译在中国》，张旭，《中国翻译》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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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郑敏，《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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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拜伦诗选>几个问题考述》，黄轶，2006年4月《文艺报》(总25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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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格调及其他》，梁实秋，1931年1月《诗刊》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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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创始期的旧中之新与新中之旧——沈尹默<月夜>、<三弦>的重新解 读》，朱伟华，《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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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表的资料来源除了翻阅原刊(含缩微胶卷)如《新民丛报》、《新小说》、《竞业旬报》、《中华小说界》、《东方杂志》、《南社》、《留美学生季报》、《新青年》、《时事新报·学灯》、《少年中国》、《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民国日报·觉悟》、《诗》、《语丝》等等，并参阅了下列工具书或专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附录》，王光明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版。《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卫茂平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中国翻译文学史》，孟昭毅、李载道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897-1929)，陈鸣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1911-1949)，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学·对照读物》，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王建开，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翻译名家研究》，郭著章等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父亲刘半农》，刘小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泰戈尔与中国》，孙宜学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4月。等等。
2 施蛰存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导言说“…如果《旧约全书》的中文译本(比《人生颂》)出版得更早些，那么我们不妨认为其中的《雅歌》部分，是最早的译诗”。而在该书后记中，总主编在清点编撰《大系》的战果时，以肯定的语气说“…旅蛰存认为第一篇译诗应该是《旧约全书》中译本里的《雅歌》”。也有人认为“第一本中文圣经是1823年出版的。”([英]麦克尔·基恩 著，张雅萍译，《圣经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页89。)“初期教会所译《圣经》，都注重文言。但后来因为教友日益众多，文言《圣经》只能供少数人阅读，故由高深文言变为浅近文言，再由浅近文言而变为官话土白。第一次官话译本，乃1857年在上海发行，第二次1872年在湖北发行。”(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页254；袁进主编，《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1版。页93。)王韬早年曾助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用文言翻译过《圣经》，《旧约》、《新约》分别于1852年与1854年出版，被称作圣经的“代表译本”。(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页355；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1月1版311页。袁进主编，《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1版。页93。贾立言、冯雪冰《汉文圣经译本小史》，广学会，1934年版，页38。)
1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钟叔河点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页231。
1 见《翻译小说上》，《知堂同想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页243。
2 《燕子山僧集》曾标为师梨作，有误。
1 曾一度被误为苏曼殊所译。据《文学因缘·自序》及目次，应为曼殊故友盛唐山民所译。见《苏曼殊全集》，柳亚子编，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9月，据北新书局版影印。页110。
2 胡适1911年5月29日日记有“夜作一英文小诗(Sonnet)，题为‘Farewell to English I’，自视较前作之《归梦》稍胜矣。”《胡适日记全编》页99。
3 韵式为abba abba cdc dcd
4 达噶尔即泰戈尔，《赞歌》即《吉擅伽利》，有冰心译本。
1 1月，《新青年》杂志由上海移至北京复刊，从4卷1号起改用白话文，并开始使用新式标点。本月，《新青年》4卷1期刊出胡适、刘复(半农)、沈尹默三位诗人的9首白话诗。白话诗逐渐风行全国各地。后来，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的作者，除胡适、刘半农、沈尹 默、李大钊外，还有唐俟(鲁迅)、春水(俞平伯)、林损、沈兼士等人。载体方面，除《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五四著名报刊也陆续登载白话诗。
1 有些著作将浦薛凤误写为“蒲辟风”、“浦辟风”等，此予订正。
2 本年，北社编《新诗年选》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1 1920年3月3日《郭沫若致宗白华函》，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著《三叶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1 注：现在通行的英语诗歌标题一般不加“．”，各实词首字母大写或全部字母大写。
1 内含七首儿童诗：《雨》、《梦》、《金边眼镜》、《婴儿》、《萝卜》、《冰》、《雨天》。
1 包括英国雪莉原作《爱之哲理》、《小诗》，译后附跋“……他是英国诗人里面最超越的天才；他的诗里面的美，不是自然的美，也不是人生的美，乃是一种空幻的美，不可捉摸的。他有许多极好的诗，这两首不过是他的抒情诗的一斑。”
2 译诗后附记“以上十首诗是从Bithell选译的《现代德国诗》里面转译的。”
1 王锦厚在《“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第474页)中误认为C．F．女士翻译的《玛德密露》为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所作，其实它是美国诗人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2)的作品。惠蒂埃和惠特曼不仅卒年相同，而且诗风相类。其诗歌以对社会暴力表示抗议、对下层人民寄以同情著称。诗集《劳工之歌》(1850)以不加雕琢的语言讴歌美国早期的渔民、农民、鞋匠、伐木工人的劳动而备受重视。此后，惠蒂埃转而描写新英格兰农村的生活和景色，出版诗集《包罗万象》(1856)、《家乡民谣》(1860)等。其著名长诗《大雪封门》(1866)曾被评论家誉为“一部优美的新英格兰田园诗”。惠特曼的代表作是《草叶集》，其1855年第1版问世时共收诗12首，最后出第9版时共收诗383首，其中最长的《自己之歌》共有1336行。(本注释参好友谢向红先生论文，在此致谢。)
2 刘延陵在《现代的恋歌》中引用译诗以她最多并配发了诗人照片，对其诗也评价甚高，足见对她的重视。
1 原刊无“评论”栏字样，只是页码重新从1开始排印。现由二卷三期广告目录知。
1 此篇为牧歌，其后被收入《希腊拟曲》)，载《语丝》第24期，并作《<希腊牧歌之一>小引》，对其加以介绍。
1 作者今泽为蓝德尔。《归》收入《朱湘译诗集》时题为《终》。页144—145。1986年5月1版。
1 此四行诗是曼殊所泽南印度作家瞿沙(Ghocha)的笔记小说《娑罗(Sala)海滨遁迹记》(据英文译本)里的诗句。原诗作者待考。参《苏曼殊文集》页755。
1 直译“从你唇中汲取的露液”，可断定，其诗句“偷尝天女唇中露”纯出于此。
1 曼殊译诗原英文收入《译诗集》时标题后大都有句读“．”，现按通行的书写习惯，去除“．”。
1 本表是笔者2005年12月提交的《论文开题报告》的附录之一，此次收入作了补充。胡适译诗及原文主要录自原刊载杂志如《竞业旬报》、《新青年》、《新潮》等，并参考了下列出版物：《胡适诗存》、《胡适日记全编》、《尝试集》、《尝试后集》、《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以及《胡适诗歌翻译研究》等。
2 后记云：“以骚体译说理之诗，殊不费气力耳辞旨都畅达，他日当再尝试之。今日之泽稿，可谓为我辟一译界新殖民地也。”
3 《康可歌》共四节，胡适译第一节。
4 此诗在《尝试集》(2000年7月版)与《胡适诗存》中诗行排列不同，前者分三节，末两句成四行“和平之神，／穆以慈兮。／长眠之人，／于斯永依兮。”后者不分节，末两句中间均无逗点，各成一行。
1 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340页)注为“1914年1月译，1918年3月1日改”——但未标明出处，笔者曾专门写信去向郭先生请教，他提供的依据是季维龙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曹伯言等：《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无出版年月)。陆耀东在《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1页)也说“胡适在1914年用白话文译苏格兰女诗人林安尼·林萨德(Am Lindsay)夫人诗《老洛伯》。”若是，则胡适的白话译诗的时间将整整提早四年，并早于白话新诗创作两年。
2 诗后跋云：“我七年前在美国做Freshman(大学一年级学生——引者注)时曾读此诗。今年在北京大学教一点钟的英国诗，一日重读此诗，至八九两章，几乎掉下泪来。那天晚上遂把它翻成白话。只可惜译诗大不容易，我费了多少心思，终觉得有些辜负了原文之处。我只好把原文刻在下面，请列位懂英文的看官自己去赏鉴罢。”
3 认为“张籍做的‘妇人问题’的诗，用意都比别人多一层”。并说该诗的“长处在于有哀剧(Trage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