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底层”问题的兴起是智识阶层面对新的社会事实做出的及时反应,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化”在中国社会语境中传统形象,“底层文学”是这种“反思”在文学领域的表现。本文论述的目的在于追问,将“底层文学”设定为“现实主义”其背后存在怎样的意图?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思想传统?这是对目前“底层文学”写作的美学风格的总结呢?还是说,理论界对“底层文学”的合法性做出了预先的确定,从而对底层写作形成一种指导效用?“纯文学”是否是绝对“反现实主义”呢?他们将在那个层面上握手言和?底层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到底又存在着哪些差异?“现实主义”文学中底层的日常性、物质和阶级性等呈现出怎样的风采?具体地说,要弄清楚底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立项,在中国的语境中,“底层”有哪些典型的“社会姿势”,这些姿态是怎样进入“正面叙事的”,它们之前的历史地位如何?物质“贫困”是否成为底层“道德”象征?这种天然的联系是想象出来的吗?这又暗示怎样的权力机制?为什么说“底层”不是“阶级”,这和“革命”和“经济建设”历史模式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底层的“数量”是否仅仅是干瘪的统计学意义,这对“底层”书写产生怎样的影响?
因此,本文尽管阐述的是当下“底层”书写的文学景观,但人们却必须在漫长的文学谱系中确认“底层文学”的品格。“底层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学范式,尽管它的许多品性在之前的文学形式中也能找到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全新的文学格局。“底层文学”和前面的文学现象不存在绝对的继承和断裂,从这个角度看是断裂,到了另一个就是延续了。
The rise of under-stratum is a sign about literati responding to new social facts in time,who start introspecting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social context,and the root literature means that this kind of introspect related to the literature realm.The purpose of this text is to call after the hidden intentions about people considering the root literature realism and what thought-tradition in back of this intention? To say further,is this the summary of esthetics style about the root literature or the theorists' definition which will be a kind of instruction to the writing about narrative-style of the root literature in advance? In addition,is the pure literature opposed to realism? If the answer is no,on which aspects the two I have mentioned are one? Which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realism in the root literature and the one of the socialist-realism exactly? What of elegant appearance of the daily, material and rank etc.of under-stratum present in the "realism" literature is? Specifically,it is necessary that clearing up all kind of opposites of under-stratum in the different history periods and the typical social postures of under-stratum in the Chinese social context which become positive imagines gradually,the question is what's position of these postures in the previous history? Is the "poor" the moral-symbol of "under-stratum"? And is the natural contact between them a kind of imagination that suggests many complex power mechanisms? Why under-stratum is not a class,the appearance of this station is related to the history-mode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Do the problem about the amount of under-stratum lie in the field of statistics? And which influence happened to the the root literature by these ideal-changes?
Despite what this text elaborate is the living-landscape of the root literature,the essential literature-character of the root literature must be confirmed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root literature is a kind of new-emerging literature-type,but it isn't brand-new.Though people can find out many likenesses betwee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forms and the root literature,the later one have not always the original factor.So no absolutely inherits and splits existed between the root literature and the anterior literatures,when analyzing,the premise conditions of conclusions is important.
引文
[1]参见附录《底层——术语的有效性》中关于“底层”在葛兰西语境中具体意义的论述.
[2]关于“底层”这个概念所指的模糊性,参见本文附录.
[3]拉纳吉特·古哈:《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张云筝、林德山译.选自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4][南斯拉夫]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赵培杰、冯瑞梅、孙春晨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5]刘小新:《近期文论中的底层论述述略》,《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第6页.
[1]“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播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罗志田:《科举制度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91-204页.)知识分子开始从“民族性”和“国民性”中寻求表述国家命运的最佳形式,科举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举措,人们希望现代知识形式和观念可以沁入人心.但也可以看出,在社会现实层面,对传统教育体制的“大拒绝”存在着另外一种相反的影响,现代知识恰恰和民众现实经验相背离,反而丧失了原有社会体制的固有优点.可见,那时的某些知识分子所构想的民众脱离现实.追求“现代化”,将城市这一空间寓言化,乡村必然成为落后的象征,所以,那时的白话文对于乡村来说缺乏现实感.也正是因为这样,知识分子的努力就有点一厢情愿,尽管出发点堪称高尚.
[2]南帆:《导言 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选自《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3]穆旦:《葬歌》,选自张志民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诗集(1949-1966)》,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84页.
[1]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2]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1]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2]“‘社会问题'作为一种政治现实与思想关注点的出现,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副产品.这并不等于说早前的激进主义者完全忽略了政治变革的社会向度.无政府主义者在20世纪最初10年就已经开始坚持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尽管其时社会变革并非政治的一个方面而是一个代替物……新文化运动的要旨,是认为在国家政治组织的任何有意义的、持久的变革得以取得之前,民众的思想必须先改变.它为自己设定了通过教育创造一代新的自由青年的首要人物.对于传统价值的质疑使得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无情地将目标指向那些使其永续相传的传统社会组织.对于新知识分子而言,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就是传统的家族组织以及妇女社会地位这两个与青年解放息息相关的问题.”([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3][日]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范景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4]批判性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快速扩张源于几个新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大众教育和大学的扩大了的作用;日益增长的对脑力劳动和技术劳动的需要;社会矛盾的强化;在一些国家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等.参见[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1]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多是精神上的,因而是超时空的;这样一来就很清楚,社会与生物机体的共同点(如把政府比作中枢神经系统、把铁路比作血管等等)最多是一种有趣的类比,它们之间隐含着极大的差异.
[2]“在此之前,古典主义自由主义者‘没有表现出任何将根据单一的相同的生活目的而结合起来的期望',相反,他们‘只有一个更加谦逊的希望,就是在尊重和保护思想实践差异的政治秩序中,我们能够通过不同传统和平和竞争来相互学习……对于他们来说,进步并不在于任何理性计划带给社会的强制前进,而毋宁是人们努力摆脱流行观念的束缚,不再墨守成规,带来不可预知的发展.'”([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3]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印版,第40页.
[1]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民主评论》,1943年第5卷第8期),选自李维武编:《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2]许纪霖:《“成为知识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选自王小波等:《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一部关乎命运的争鸣录》,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3][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4]南帆:《敞开与囚禁》,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2]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总体社会策略的差异,不在于中国是否要现代化,而在于怎样现代化或在何种意义上的现代化.八十年代初期被被热烈拥护、被象征为国家新生凭证的“四个现代化”口号,曾被很多人误以为是邓小平时代才提出来的,其实它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明确出现在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中.
[1][美]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朱浒译,《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80-81页.
[2]Eric Olin Wright:《阶级结构分析的一般性框架》,刘能译,选自[美]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王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3]历史记忆“不仅联系着权力的构造和书写、‘人民记忆'与主体性的呈现、暴力历史中的个人,不仅联系着 真相与谎言、理性与情感、集体的或曰胜利者的书写与身体所携带的沉默的烙印,而且始终是我们理解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知识考古学的关键.”(贺桂梅:《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与“反右”相关书籍的文化分析》,选自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编者部分].)
[1]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第4-13页.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尽管蔡翔在追溯自身写作缘起的时候,将记忆的问题纳入他的叙述框架,从而把自己的写作动机延伸到自我生存经历的层面上,现实经验的确流淌着往昔的岁月点滴,在集体和私人生活中都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意味着将底层书写相应地“代际化”,似乎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才能对底层现象做出回应,或者说这些人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作家对“底层”能够做出更深刻的描述,这种说法当然有失公允。因此,我们在探询底层写作动机的时候,只能采用描述的态度,而不能将记忆问题结构化.
[2]已有学者对人们记忆中的“社会主义平等”提出了质疑.杨奎松指出,“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回答》,《南方周末》2007年8月30日,第23版。)
[3][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1]“寻根文学”怀有恢复被革命话语抑制的传统民间话语的雄心,但这种雄心的缘由还在于“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文化话语的介入迫使我们反思自身的文化定位.如果说,五四的知识分子要从反传统中树立民族自信,那么这时的知识分子则是将野性的民间看成民族强盛的凭证,但这种尚古倾向还是蛰伏在“现代化”的光芒下面,蕴含着人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求和他者区别开来的冲动.
[2][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化过程》,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7页.
[1]孙立平:《自序:从“结构断裂”到“权利失衡”》,选自《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美]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朱浒译,《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84页.
[3]Chris Barker:《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罗世宏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65页.
[1]罗岗:《“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第120页.
[2]卡马拉·维斯威斯瓦兰:《微轻的言说,庶民的性别: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及其历史编纂》,林德山、张晓梅译,选自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
[3]许兆麟、刘健芝:《序一:一线之差——封闭/开放的(历史)阅读》,选自《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参见[印度]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第13-20页.
[2][英]以赛亚·柏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3]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51-52页.
[1][英]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假如乌托邦城市因某种灾福而人口减少,不能从岛上其他地区取得补充而不损害别的城市的适当人力(据说,这种情形历来只有两次,由于瘟疫流行),他们就从殖民地调回公民充实.他们宁可让殖民地消灭,而不愿看到岛上的任何城市削弱.”(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1页.)这段话暴露了作者想象“绝对民生”的“乌托邦”背后隐藏的带有浓重殖民气息的“欧洲中心论”.可以推断,莫尔的“乌托邦”仅仅局限在欧洲领地上,只有这里的公民才能享受“乌托邦”的美好图景.“乌托邦”并不想普天同庆,它的存在甚至意味着对“他者”生存权利的剥夺(“西方大众文化”民主化背后隐藏着的等级差别,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2][巴西]保罗·费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目录》,顾建新、赵友华、何曙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实际上,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只存在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而不同的区域权力整体之间是否存在对话可能在他的理论中是缺失的.
[4]罗岗:《“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第124页.
[5]参见唐小兵:《底层话语与大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649,原载于台北《思想》第六期.
[1]这里的“知识”更多时候指的是具有批判和反思色彩的“人文知识”,“科学知识”作为“民族强盛”的基础大都以神圣的形象出现.
[2]保留知识分子的表述权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由于作为革命基础的知识因素和道德因素总是孪生的和重叠的,所以,其中的一种风气表现为,越是下级、越是群众,就越是真理所在,越是神圣和革命.与之相反的另一种风气是,越是上级,越是权戚和革命,越是接近绝对真理.前者,体现了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一面,它赋予革命某种道义的使命和理想的色彩,引发革命的激情.后者.体现了革命中现实主义的一面,面对强大凶险的敌人,革命必须理性、清醒,在荆棘布满、危险不断的历史现实中寻找最有效的、少高调浪漫的革命策略和方针政策.”(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组织、“敌人”与控制》,选自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1][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明》,徐洋、陈杰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0页.
[2]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59-60、58页。
[3]同[2],第59-60页.
[4]这些文章包括罗岗:《“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刘旭:《底层“真”表述》,《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1]刘小新:《近期文论中的底层论述述略》,《福建论坛》2006年2期,第7页.
[1][英]冯·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2]尽管“左翼文学思潮”也提出了“文学大众化”的口号,但这里的“大众”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消费层次上的.在政治话语中,“人民”是被动员、被唤醒的对象,而消费文学中的这种使命则消失了.
[3]参见李允豹:《新时期文学探索与论争》,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
[1][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72页.
[2]茅盾就曾将“大众”喜欢而乐于接受的文艺称为“市民文学”.茅盾对“市民”做了这样的说明:“所谓市民,指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小有产者,我想,乡村中农富农也应当包括在内.”(参见茅盾:《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国文化》1940第1期.)茅盾对“大众”的定位,隐含着作为“智识阶层”一份子的他对纯粹的“下层民众”的忽视,也就是说,那些缺少文化的群体因为缺乏接受文学的能力而被排除在“文学大众化”之外.可以说,茅盾的这一定位是从类似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的,其中知识分子主动的启蒙姿态大打折扣,因为这里的“大众”仍是客体.这跟欧洲历史上社会文化风格审美化过程对于审美群体的限定有着相类似的逻辑,“劳工阶层的生活质态并不具有审美性……审美性作为现代生活的形态和质态,当指现代市民的感觉样态、生存方式和精神气质,现代主义文艺和哲学是其敏锐的表达.”(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6页.)
[1]单正平:《底层叙事与批判伦理》,《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36-38页.在单正平看来,底层叙事和文学叙事至少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区别:“第一,底层叙事是有限度的叙事.它只在政治学、社会学层面上叙述现象,提出解决社会公平、公正和救助的问题,它不被救助对象的灵魂和情感世界进行探究,有‘救'无类,这是它的基本宗旨.相反,经典的文学叙事需要直抵人的灵魂,需要作家对具体人的具体行为做出善恶美丑的审判……第二,底层叙事的目的就是客观显现底层社会的面貌,以求得社会的注意并设法矫正救助.文学叙事的目的则在作家个人心灵的表现……”(《底层叙事与批判伦理》,第37-38页.)
[2]南帆:《小说中的当代意识》,《阐释的空间》,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8页.
[3]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4]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60页。
[1]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56、57页。
[2]同[1],第55页.
[3]南帆:《知识·知识分子·文学话语》,《敞开与囚禁》,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南帆:《空洞的理念——纯文学之辨》,《上海文学》2001年第6期,第69页.
[2]“五四”时期,怀有浓厚启蒙情结的知识分子力图通过“文学的大众化”完成对原有文化秩序的颠覆,但这种颠覆实际上恰恰是对原有文化定义的承认,那就是文化原本是少数人精英化的选择,这种形式必将变成多数人无法逾越的精神高度.“大众化”只不过是要把“雅化”从乏味的所谓尊重状态中解放出来,力求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从而最终整合成一个在文学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民族光辉灿烂的形象”.
[3]有人指出毛泽东的文学论述中具有很浓的接受主义理论色彩,因为毛泽东设想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理想读者”,这些读者能最大程度地和创造者所传达的作品意图相同一,在毛泽东的文学理念中,作者并不具有绝对的崇高位置,对意义具有绝对的解释权力.这些都和接受理论具有表面的相似性,但不同的是,作者从原先的位置撤退并不是要让作品成为“文本”,让读者参与文本的意义生成的过程;而是说,作品传达出来的意图被政治的统治策略所规范,读者的个性被取消.况且,读者接受理论并非要实现毛泽东意义上的大众化,而是强调由于读者的存在,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被合理的多样化阅读取代,文学不存在静止的本质,而是一个过程.
[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2]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2006年第4期,第58页。
[3]丁智才:《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当代文坛》,2005年第1期,第34-36页.
[1]韩少功:《感觉跟着什么走》,《文学的根:散文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2][美]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朱浒译,《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92页.
[3]司晨等:《“底层写作”——四人谈》,《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3期,第25页.
[1][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3页。
[1]摩罗:《我是农民的儿子》,《天涯》2004年第4期,第33页。
[1]参见[美]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罗永生、黄崽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张承志:《心灵史》,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3][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1]刘复生:《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33页.
[2]相关观点参见罗岗:《生命权力、另一种压迫与“文学”的反抗》,《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92-95页;李云雷:《如何扬弃“纯文学”和“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29-31页;张宁:《底层与纯文学:两个不相关事物的相关性》,《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25-28页;李建立:《批评与写作的历史处境——从小说<那儿>看“底层写作”与“纯文学”之争》,《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88-91页.
[3]福柯的“考古学”虽然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断裂,但它研究的是“权力”这一总体思维对具体实践的塑造,所以还是关于社会连续的研究,当然,这种连续是在某个话语范畴之内.另外,对权力的过分强调,使他的理论忽视了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中包含的革命因素,从而否认了人的超越特性,陷入了功能主义的僵死状态,也使得他所呈现出来的有关“社会风情”的变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瞬间的“突变”.
[4]本文在引用具体文本作为说明问题时,也会涉及到一些“反思”、“伤痕”、“改革”小说,需要说明的是本人认为这些小说的主题和“底层文学”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举个例子,池莉的《生活秀》里有这样一段话:“有关史料记载,来双扬是吉庆街乃至汉口范围的第一个个体餐饮经营者。自来双扬开始,餐饮业的个体经营风起云涌,吉庆街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由此开始.用来双元的老婆小金的话说,来双扬是托了邓小平的福.如果不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来双扬胆量再大,也斗不过政府.”(池莉:《生活秀》,选自雷达选编:《近30年中国中篇小说精粹》,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可见虽然写的都是小人物的生活,小说的笔触并没有像“底层小说”那样触及到整体社会体制的缺陷,这时的现代化仍然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小说将主人公“来双扬”奉为“吉庆街最原始的启蒙”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1]《红旗谱》里的人物张嘉庆为历史做了一个重要的论断,“美丽……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说明传统用来描述女性的话语系统在新的时代中开始失效,但这看似不重视性别区分,实际上却是男性话语更为严厉的控制,“铁娘子”就是要实现对女性躯体特征的最大异化.
[2]根据雷蒙·威廉斯的考证,“现实主义”是由法国画家库尔贝首次使用的,当时是为了抗议官方展览会对自己作品的排斥.1856年“现实主义”传入英国文坛.“现实主义”在使用之初本身就因为另类的阶级情绪而被边缘化,库尔贝本人在巴黎公社担任美术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如果要考究哲学范畴内的“现实主义”,情况就更复杂,格兰特认为,“‘现实主义'是从哲学借来的批评术语……虽然在十九世纪中叶它得到广泛流传时,它所结交的伙伴是积极进取的‘唯物主义',以致使自己现在的性格还保留着难以根除的影响,但它最初是为‘唯心主义'服务的,并且被用来描述经院的教义,即一般概念(正义、善等等)有真实的存在,独立于从中发现这些概念的具体事物.”(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3]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例如:杨颖:《“‘底层写作'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中的左翼传统”座谈会记录》,《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6年第2期:白亮:《“左翼”文学精神与底层写作》,《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郭丽芳:《“底层写作”如何现实主义》,《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王莉、张延松:《底层文学的美学特征——现实美学分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彭佳:《“底层文学”源流追踪》,《理论建设》2007年第3期等等.当然有些理论家会直接将底层文学和左翼文学等同起来,实际上也是这种思维了另一变体,例如《导论》中提到的南帆的《曲折的突围》。
[4][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杨君游、柯锦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1]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页.
[2]在西方古典文学时期,小到人物塑造,大到社会整体观念都是静止的,因为变化和毫无规范的观念本身总是危险的,我们还不能在那些社会秩序的文学中找到成为小丑的“哈姆雷特”以及满嘴深奥哲理的“掘墓人”。现实主义的兴起是对这种文学格局的颠覆,因为人从等级中挣脱出来,那些由等级带有人物性格特征也就消失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使得文学中出现了“由个人的生活经历决定的性格”.这样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此也失去了现实主义一个十分重要的品格,它是反对等级、反对精英的,关于这一点,“阶级血统论”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将阶级论和遗传学结合起来,成为社会新的静止的等级形式.
[3][英]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4][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2]雷蒙·威廉斯认为:“有时候我们可以说,纯然虚构的小说就是novelette(中短篇小说)或是不好的小说,而严肃、非娱乐性的小说则可以告诉我们有关真实人生的事情.”([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4页.)英语用不同的词汇来表示不同篇幅的小说,隐含着人们对它们的褒贬判断,小说表面的形式——比如字数——和内涵也密切相关,汉语中这些区分并不明显。
[3]关于底层文学和纯文学的关系,在第六章中会展开论述.
[4][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页。
[1][法]罗伯·格里埃:《从现实主义到现实》(原载《伦敦杂志》1965年5月号),《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6年第2期,第10页.
[2]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的建构与解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变革流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
[3]《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第19页.
[1][法]罗伯·格里埃:《从现实主义到现实》(原载《伦敦杂志》1965年5月号),水青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6年第2期,第13页.
[2][法]阿兰·罗伯-格里耶:《从现实主义到现实》,张容译,《法国研究》1992年第2期,第92页.
[3][法]罗伯·格里耶:《从现实主义到真实》,晁召行、焦彬凯译,《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第64页.
[1][英]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这里的第四点,我会在第六章中具体论述.
[2]南帆将这种转向概括为,“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愈来愈倾向于把文学语言确定为文学观念的坐标.转向语言之后的文学理论隐约地出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南帆:《导论 文学理论:开放的研究》,《文学理论新读本》,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3]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页。
[1]但也有人认为,现实主义败坏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良好关系,“正是张口就吁求‘生活'的现实主义者提供了这样的贬抑态度:断言生活可以复制而看轻了生活,断言艺术是复制品而看轻了艺术,认为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不正常而看轻了这两者.”(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版,第176页。)
[2][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立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1]正是线性时间观的兴起,个人才有了“死亡”的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却很少沙及“死亡”的命题,虽然线性时间观是它展开历史展望的重要凭据,这时因为马克思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中.这和古代“循环时间”中人获取关于生命延续的安全感是不一样的.
[2][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页.
[1]胡风的“主观现实主义”之所以遭到了批判,那是因为他坚持主体的精神力量对客观世界的影响力.实际上,胡风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承认了现实主义的合法性,但是对现实主义所指上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因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始终在辩证之余坚持物质的优先性,文学的“反映论”就成为最佳的文学形式.而不像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包含物质和精神、人和自然的对立统一.
[2]“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关系表征蕴涵着西方思维模式一种变迁,在以科学“实证主义”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可见”作为精神文化的参照物,要求后者对进行模仿,不管这种模仿是机械的镜像式的(反映),还是浪漫主义式的变形(隐喻).所谓的现实,总是在人们可知的范畴内得到表达的,所以,对“可见的”中心化,归根到底是一种现实主义模式,当然这里的现实主义不是“时期术语”和“文学风格”意义上的了.这时候的“不可见”只是作为可见的对立面,而不具有独立的意义空间,只有在认知领域得到承认的存在才具有合法性.但是“不可见”这一权力幽灵逐渐在现实中产生了实际效力,各类媒介所建构的存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这时候的“不可见”早已经脱离了福柯等人的理论语境,不再立足于“可见”和“不可见”之间意义关联,不可见脱离了具体的社会时空,它深刻体现了“未来”时间纬度对现在的影响,无论是拟象还是“风险”,断裂带来的焦虑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崭新情绪.话说回来,当“不可见”成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时候.“不可见”隐含的权力,依然召唤着“可见”,毕竟纯粹的“不存在”不可言说,它还需要在各种权力层面得到合法化.
[3]二十七年文学当中出现了战斗英雄式的“传奇”,比如《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等等,但这种文本已经把传统传奇当中隐含的封建和流氓因素进行了改造,使这些人物获取了神奇的革命正统人生.
[1][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2]例如,人们对《山海经》的考证方式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或“语怪之祖”或“信史”,这是充满意味的变迁.参见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181-192页.
[3]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112页.
[1]南帆:《小说中的当代意识》,《阐释的空间》,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2]“典型”概念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和事件极为重要,因为“典型”是构成现在与未来、现实与社会理想之间的桥梁.参见[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吕林:《关于文学艺术的真实性问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基本论点辩护》,李庚、许觉民生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0页.
[2]消极的浪漫主义的原始主义倾向,总是有回到过去的乌托邦的冲动,在这里,农村和城市并不是同一性现实时空内不同的空间意象,而是被有意地放在历史的先后序列当中.
[3]这一词汇处在不断的历史变迁中,孕育着丰富的语义空间,所以,它并不像短暂的“时期术语”那样迅速消亡,而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内涵,取得表达现实的合法性.从卢梭的“契约论”到“民粹主义”再到“阶级论”,人民的“所指大不相同”,因为“人民”中包含的价值取向非常强烈,想得出对它的纯粹中立的阐释,那只能是“虚假的客观性”.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1页.
[5]当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人的稀缺性,“尤物”的意思是人取得支配万物的绝对权力.人类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类的背后不再有神的神秘显露,应该说,神灵逐渐世俗化,变成了人类形象的拓片。
[1]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02页.
[2]但在西方的历史上,崇高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代名词,它是不可表述的、不和谐的,在不可见的形象中给人以恐怖的威胁,这一点在后现代理论中更是走向极端,如果无论是理性的崇高还是非理性的崇高都是在线性的历史中展现的,那么这时崇高则变成了一种时间形式的注脚,这种时间形式不再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时刻都获得了自足,所谓的人类叙事也就被取消了.所以,这时的崇高已经超越了理性和非理性之分,因为这种区分仍是启蒙的知识体系的思维惯性,后现代的崇高取消了人的主体性的崇高.当然,这种反“认识论”的崇高是人们对“超越必然性”的想象,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识.参见a、朗吉弩斯:《论崇高》,选自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b、[美]伯克,《崇高与美:伯克美学论文选》,李善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c、[德]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d、[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对于浪漫主义和科学的之间的关系,一般的看法是这样的,浪漫主义和科学之间存在对峙的状态,这种状态本身取消了科学领域中想像的可能性,认为科学就是绝对的“客观的存在”(自然主义就是科学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应用的结果)。但实际上,浪漫主义在早期促生了科学实证主义的产生,前者提出的“‘回归自然',人和自然的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的口号使人们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自然,完成对自然科学层面上的叙述.
[1]像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布莱希特的“间离说”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都是这种观念的家族成员.
[2][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立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3]“总体性”这个术语在卢卡契和巴塔耶的理论体系中都出现过,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卢卡契通 过“总体性”这个概念塑造社会的各种有机形象,在这个范畴之内,理性是社会想象的最终结果,但巴塔耶的总体性恰恰是将身体纳入到人的完整性的建构当中,这种“总体性”恰恰是讲究完全相悖的异质因素(例如理性体系中传统的二元对立:身体和精神、色情和智识等等)的整合,身体在其中扮演了解放者的角色.这种“总体性”是反卢卡契的,和以科学的名义建立的抽象世界相对立,所以,巴塔耶认为:“我们只有进入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才能脱离这个空虚贫瘠的活动,脱离这些林林总总的物和抽象功能,即这个心智的世界.在这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中,客体与主体地位相同,它们与主体共同构造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总体性,这个总体性是任何抽象化都无法分割的,它归并了整个世界.”([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3页.)他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总体性”把握的是鲁性(动物性),并意味着回归原始唯物主义的冲动.
[1][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1页。
[2]鲁迅的《伤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等,这些作品一般都经过了从文艺范畴内的评价到政治范围内的道德价值定位,反右期间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等阐释过程也大都如此.
[3][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1][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2]同[1],第78页。
[3]程光炜:《文学想象和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陈徒手的《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文史博览》2002年第1期,第44-47页)就详细地记录了赵树理的这段人生经历.
[1]参见[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1]张志民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诗集(1949-1966)》,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09页.
[2]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好范本.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2]吴强:《红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563页.
[3][德]默林:《论文学》,韩玉书、韩耀成、高中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253页.
[4]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1]方格子:《锦农玉食的生活》,《天涯》2005年第8期,第135页。
[2][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1]南帆:《现实主义:涵义、范围与突破》,选自《阐释的空间》,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2]钱理群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3]刘旭:《底层叙述:现代话语的裂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4]从1942年到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人民文艺”的概念.这一概念形成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开始广泛使用.“人民文学”的说法出现在1949年10月25日以沈雁冰为主编创办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刊名上,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所写的题词,“希望更多更好作品问世”.从此,人民文学和人民文艺这个概念一起,成为毛泽东延安“讲话”精神所倡导的文艺方向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5]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李庚、许觉民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 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页.
[1]刘旭:《底层叙述:现代话语的裂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2]韩少功:《感觉跟着什么走》,《文学的根:散文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3]民粹主义的“人民性”与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有关,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最早进行过理论方面的定位.这种人民性是“民粹主义”思潮的具体标志,它的特点是对国家的否认,因而存在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1][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论文学与艺术的人民性》(原文出自:日记,1853年。载《托尔斯泰全集》,第四十六卷,第一八四页),《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创刊号,第188页。
[1]马克思用的“普罗列塔里亚特”特指19世纪初期西欧工业化进程中生活在恶劣条件下的城市工厂工人.但中文翻译则用了“无产阶级”几个字,意思是“没有财产的阶级”,即可指城市、也可以指农村中极穷苦的人,在中国实际上主要指后者.这样,欧洲的“普罗列塔里亚特”在中国更多时候指的是农村的贫农和无地的雇农.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思想也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和中国对这一理论的吸收转换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2][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5页.尽管卢卡契这里“现实主义”指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却可以说明“人民”和“现实主义”之间精美的结合.
[3]从亚里斯多德到马克思都断言,人是社会的动物,这是对人的集体性的信任,人必须在群体当中实现个人的主体价值.但是在人的“性别差异”被发现后,人(man)之中女性价值的缺席就成为了一桩重大的历史公案.马克思和亚里斯多德建立的“理性”的价值秩序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女性早就被划到了论述的范围之外.
[4]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念是淡薄的,所以,现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组成部分.我认为,“阶级”和“民族”在文学范畴中隐含的策略很丰富,马克思的世界主义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之间存在意义张力,这种张力使我们认识到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的宏大历史使命结合起来以后,文学本身的世界性和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在左翼文学和学衡派的论争中,后者持守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当然是指传统的雅文化)被认为是用传统形式遮蔽现实政治的阶级分裂.实际上,学衡派较早认识到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隐含的殖民主义色彩,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保守主义,力图要回到过去的时空形式中去寻求民族文化的自足性。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的“民族主义文学形式”,却没有丢弃左翼的“阶级文学”,在这时的政治语境中,民族和阶级已经一体化。马克思主义悄然换上一副中国面孔,糅合了诸多中国传统观念,例如“内圣外王”的儒家理念.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2][清]梁启超:《新民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3][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8页.
[1]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
[2]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第5页.
[3]存在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物质的丰盛和精神的贫困共同存在,人们丧失了原先精神世界那些崇高的宗教和道德寄托,迷失在肤浅的物质享受里,从而出现了自我的异化.“存在主义”是对现代人“虚无感”的一种回应.尽管新写实借用了“存在主义”的思想,但实际上,前者当中个人那些波澜不惊的庸常是作家主动放弃宏大的社会视野的结果.
[4][英]雷蒙·威廉斯:《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葛林译,选自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1988年版,第659页.
[1][德]贝托尔克·布莱希特:《大众化与现实主义》,选自[英]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1]张闳:《文学的力量与“介入性”》,《上海文学》2001年第4期,第76页.
[2]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的建构与解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变革流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1][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远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7页。
[2]鲁迅:《野草·墓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3]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他们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连这个概念都没有用过.这个概念是由狄慈根首先提出,然后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里得到大量使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苏联哲学中成为完整的体系,但是这一体系实际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的理解相差甚远,它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翻版.
[4][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5]在对抗“唯心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等人将物质和精神二分化,结果造成了二者的机械化划分.实际上,无论是在物质生产还是在精神生产领域都存在着生产力,这就取消了物质决定论的倾向.
[1]卡夫卡小说中的“饥饿”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符号,他将其塑造为人生的基本姿态之一,这种“苦行”隐藏着人生秘义.“苦行”在卡夫卡的故事里与那些在幸福的旅程中“束手束脚”的人的经历相对,躯体的“饥饿”暗示了精神的极大自由,所以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成为他人眼中的奇特景观,被圈养起来的“饥饿艺术家”的神圣行为在他人眼里只不过是一场充满商业意味的演出而已.幸福的人觉得时间飞逝,从不考虑救赎或回归这类形而上的问题,而只专注于物质的生活.“苦行”则是要超离世俗的“物质主义”氛围,脱离客观的时间序列.这场孤独的“饥饿”成就了难得的“清醒”.参见[奥]卡夫卡:《饥饿艺术家》,叶廷芳译,选自韩瑞祥,仝保民选编:《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249页.但在“底层文学”中,“饥饿”确确实实是一种“生理”体验,人们丝毫没有将它崇高化的意思.
[2][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3]例如,人类学中研究的“夸富”这种社会仪式,追求的就是在“浪费”中实现对自身身份的展现,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中已经实现了普遍的物质自足,交换价值的原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违反了社会规则.
[1]曹征路:《那儿》,选自同名小说中篇作品集《那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1]张承志:《心灵史》,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2]参见蔡翔、刘旭:《底层问题和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第6页.原话为:“‘穷人'和‘富人'概念的复活,是指我们重新看到了阶级的存在和出现.”
[1]张承志:《心灵史》,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2]王安忆:《<心灵史>的世界》(第二讲),《小说界》1997年第3期,第182页.
[3]同[1],第25页.
[1]摩罗:《我是农民的儿子》,《天涯》2004年第4期,第33页.
[2]在那时人们大都存在一种偏见,总是认为由于现实主义过于关注具体时空的风土人情,所以它总是无法承载哲学层面上的“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全人类的生存意义,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将为人间“苦难”的持续存在提供一种相对宽泛的解释.
[3]河清:《进步论:中国文化复兴的紧箍咒》,选自曹天予、钟雪萍、廖可斌主编:《文化与社会转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4]五四时期提出了“科学”与“民主”,实际上这时的“科学”必须在“民主”中得到说明,人们更多不是在“器物”的层面上谈“科学”,例如那个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理性分类方式反观中国的国学,进而来讨论它的合法性.有趣的很,福柯在《词与物》的第一章中却以中国古代的分类方式说明西方科学分类方式的局限性.
[1][清]梁启超:《物质救国论(选录)》,选自汤志均主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5页.
[2]作为保守派的辜鸿铭对物质的憎恶溢于言表,他说,“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造成了群体崇拜的泛滥,而又正是英国的群体崇拜教,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和军国主义……”(选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选自《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7页.)辜鸿铭的这段话通过纯粹的逻辑演绎将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英国的商业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3]这背后仍然是“进化论”的逻辑,落后者“进化”的速度要比其他的强大国家来的快,人们把这一法则称之为“进化潜势法则”,“少年中国”(梁启超)一说饱含了当时中国人对“民族旺盛生命力”的想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这种积极的“进化论”视为西方的“进化论”在中国语境的改写,因为进化理论在西方具有很强的“无为”色彩,所以引进“进化论”时实际上回避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普遍规律,强调“以人持天”、“与天争胜”,实际上是相当激进的,对此,晚年的严复出于“保守”,甚至后悔自己作此一书.
[1]参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选自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蓝爱国:《解构十七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周立波:《山乡巨变》,《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页.
[3]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具体到社会身份,就是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距.脑力劳动作为个人化的活动,总是带有一些危险的色彩,而体力劳动则因为参与者数量众多的缘故则带上了神圣的光芒.胡乔木说:“为人民服务,决不可以跟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虽然工农兵不能够代替全体人民.但是他们究竟是人民的最大多数,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群众的政治'.”(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选自李庚、许觉民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0页.)这样,数量至少不再被看成区分社会身份优劣的绝对标准,精神创造的个人化和精神创造的目的相比,后者更重要:劳动专门指体力劳动的说法也就成为历史。
[1]革命时代对“意志”的钟爱超乎我们的想象,人民的“钢铁意志”是人战胜外在客观世界的主观条件,“意志”在这里成为人们精神方面不可思议的“神迹”,并在社会和世俗层面上发展成高尚的历史动力.“意志”在这坐被视为是自由灵魂的好品质,它可以洞穿历史落后的顽固的雾障.但在哈耶克的理论语境中,“意志”的意思却恰恰相反,这种定位本身具有浓厚的理性色彩.他认为:“用‘意志'这个术语替代‘意见',乃是建构论唯理主义观点的产物.这种建构论唯理主义观点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实现某个已知目的而发明出来的,而不是对那些此前盛行的惯例所做的阐释或改进性的诠释——当然,那些惯例之所以得到盛行,实是因为它们产生了一种比那些在当时作为竞争对手的群体中所存在的秩序更具生存和发展能力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意见'这个术语也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了,因为‘意见'不仅被认为与毋庸置疑的因果知识完全不同,而且还与当时盛行的那些否弃所有不能得到证明的陈述的趋势格格不入.当时,‘纯粹意见'(mere opinion)成了唯理主义者批判的主要靶子之一.人们在那个时候认为,‘意志'意味着那种理性的和有目的的行动,而‘意见'则意味着某种特别不确定的而且无法进行理性讨论的东西.”([英]哈耶兜:《哈耶克论文集》,邓正米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尽管两种意义上的“意志”的最终目标都是要产生一种“有目的性的历史进程”,但过程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唯理的、可计划的科学体系,而另一种则具有唯灵论的色彩,所以,它可以是混沌的、非理性的、甚至于是超越限制和常规的浪漫主义.
[2]毕飞宇:《平原》,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1]王宏图:《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2][俄罗斯]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9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43页.
[3]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选自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北京:中国人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
[4]“在罗马共和国,贫穷将所有公民禁锢在一种极为简单的道德规范之中.他们生活在相同的城镇,不从事任何可能将注意力从国家事务中吸引开来的职业.贫困可以折磨他们的志气,使他们忍受,使受压迫者失去高贵的反抗精神.”([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页.)
[1]谈歌:《天下荒年·题记》,选自刘恒、章德宁主编:《现实一种:中篇小说卷(下)》,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478页.
[2]作为一种具体的物质形式,身体理应在“唯物主义”的视野之内,但因为“唯物主义”处在理性主义的话语秩序,作为“精神”对立面的“身体”向来被看成是“形而下”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零余物”,故而“唯物主义”带有虚假的“理论真诚”,因为它放弃了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中国“革命”话语对人的“身体的”规划是大规模的(另一个“身体”规范来自现代化的同一性,例如无产阶级的“身体”必须接受“工厂”里统一的时间秩序的规划:这两种身体形式是否会在同一个人身上产生冲突?),但这一点也被遮蔽了,因为对“身体”的呈现是一种“反革命”.但是,革命宏大叙事对“身体”的塑造确实发生了,所以需要清楚的是,“身体”如何进入启蒙空间(尽管现实在话语层面这些被遮蔽了)?通过身体使“日常生活”微小细节得到呈现,或者通过“身体”看到“战争”这些非日常的时空中人的具体姿态,或者就是后者对前者的遮蔽是否表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人民”的认识是片面的?
[3]用“怨恨”来分析中国社会群体革命行为的最终根源,我有两点疑问:第一,在西方的理论语境中:“怨恨”一直被看成是有缺陷的奴隶德性,或者是个性模糊的边缘阶层的一种变态心理,尽管他们的这种心理可能带来生产力的繁华,但在更多的时候将会打乱历史发展的正常秩序,使社会陷入蒙昧、乏味和混乱的形式当中;将产生社会革命的原因单一地归结于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怨恨,这种看法就很容易陷入了“高贵群体”的偏见,从而将所有底层的革命动力看成是由于缺乏理智的狭隘情绪,还将落后的群体看成是异样的.第二点是从第一点衍生出来的,将社会革命的原因变成是弱势群体的心理,这就忽略了社会形态失范产生的社会原因,好像社会形式变迁的责任都来自于“力求革命”群体的主观方面,忽视了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生存质量的差异,这种客观社会因素所孕育的群众心理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怨恨”。认为“反对官僚特权实际源于某些人丧失这种特权的危机感”,这就等于将另一些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群体排斥在社会形式的总体构建之外.一切的变化, 无论是好还是坏,都只是某些处于“社会匮乏”的群体的所作所为。总的说来,这样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唯心主义”的色彩,当然,也许这种色彩本来就是这种“分析范式”特色.宗教式的人心秩序和具体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单纯的宗教式的分析有时候会让人觉得离“现实”太遥远.
[1]参见蔡翔:《日常生活:退守还是出发》,《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20页.
[2]有人也许会问,《日光流年》中的非现实主义色彩太浓,是否会不符合本人在导论中说到的关于“底层文学”的具体规定.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即使如此,《日光流年》根本上还是表达物质文明对于“乡村人”生存的冲击,这实际上是隐含在种种奇幻情节背后.而且极富意味的是,《日光流年》中将这个村落里寻求“长寿”的历程推到了中华民族的整个现代化阶段,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框架中“底层”早就存在,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没有被纳入人们的视野.
[3]阎连科:《日光流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466页。
[1]阎连科:《日光流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67页.
[2]应星:《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选自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2页.
[1]南帆:《诗意之源——以韩少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散文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第73、74页.
[2][法]亨利·列菲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3]吴志峰:《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天涯》2004年第4期,第23页.
[4]参见陈应松:《马嘶岭血案》,选自《小说选刊》选编:《2004中国年度中篇小说》,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
[1]有些观点认为,生活中“穷与富”反差并不是恐怖的现象,因为这种“对比”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正是由于安逸奢华的富人和勤俭节约的穷人两个群体的共同存在,才促发了社会在理性和感性上的进步,完善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2][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3][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三角钱歌剧》,高士彦译,选自《布莱希特戏剧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需要指出的是,我对这句话的分析不是从这部戏剧的语境出发的,而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情况审视这种说法可能存在的偏差;在布莱希特的笔下,这部戏本来就是非现实的(布莱希特的“间离说”),不能用现实的逻辑来解释.
[1][苏]阿·穆·卡里姆斯基:《社会生物主义》,徐若木、徐秀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2]参见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选自《小说选刊》选编:《2005中国年度中篇小说》,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
[3]长江:《矿难如麻》,选自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2003年中国报告文学编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1]洪治纲:《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8页.
[2]“异化”是一个超时期术语。在《圣经》中就有了最初的原型,但它还缺乏必要的术语自律,也就是说异化 可以被其他的名词所替换,在这种意义上,“异化”没有太大的文化生命.到了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异化作为社会学的专有名词确定下来,但它只是在财产让渡、离开友人的行为或结果、精神错乱等三个层次上展开,局限于个别、具体的社会现象和人的精神状态.而只有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异化才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完成这一转变的是黑格尔,“异化”不仅是他《精神现象学》的中心概念,而且贯穿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由于费尔巴哈的“人的异化”的启发,在经济学领域对黑格尔的“异化”进行了“批判的继承”,转向了对“具体的人的具体存在”的研究,指明了异化的“四个向度”,从而指明了异化的深层的社会因素,“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后起理论家借鉴的理论维度.卢卡奇之后的马尔库塞、萨特、弗洛姆等人都对马克思的异化观进行重新阐释,特别是马尔库塞从黑格尔的“人的本质”概念出发,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说归结于“人的本质的异化”,从而又一次完成了“异化”哲学转向,但这些理论的人本主义色彩很浓厚.在阿尔都塞看来,异化和主体是相生的,一旦取消了主体的自足性,那些异化也就丧失存在的可能性.
[1]“一旦彻底消除了异化现象,就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向自然的回归',即向人的本性和土地,或向文明进步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回归;另一种是作为革命和专制的产物而出现一个新的公民联合体或终极时代的大同社会.”
[1]所以,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悖论:阿尔都塞反对人道主义的超历史的静止性,但自己却又陷入另一种静止主义,那就是对人的超越性的无端忽视.
[1]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1][法]卡特琳·格鲁:《艺术介入空间:都会里的艺术创作》,姚孟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参见周晓虹:《<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读书》2007年第5期.第119-128页;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现实抑或幻象?》,《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60-66页.
[2]人们一般不认为“中产阶级”陷入了“异化”当中,因为这个阶层总是给人一种印象,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修炼的相当到位,这种有节制的生活让他们面对商品大潮时十分理智.另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理论语境中一直变动不居,这里使用的“小资”概念应该是处在消费文化语境当中。参见南帆:《小资产阶级:压抑与叛逆》,选自《五种形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扈海鹂:《解读大众文化: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1]王晓明:《L县见闻》,《天涯》2004年第4期,第14页.
[2]Eric Olin Wright:《阶级结构分析的一般性框架》,刘能译.选自[美]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王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1]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选自刘恒、章德宁主编:《现实一种:中篇小说卷(下)》,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698页.
[2]同[1].
[1][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均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页.
[2][法]罗伯·格里埃:《从现实主义到现实》(原载《伦敦杂志》1965年5月号),水青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6年第2期,第10页.
[1][德]梅林:《论文学》,韩玉书、韩耀成、高中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0-261页.
[1]参见本文《附录》.
[2]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3]王宏图:《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美]A·赫勒:《日常生活是否会受到伤害》,魏建平译,《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第64页.
[2][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前言(第一卷)》,李少军译、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现代意义上“日常”的发现是整体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传统日常和现代日常的本质差别在于,“在农业文明时代,日常生活已久是人类社会的主导性存在领域,而非日常世界相对狭小与不发达;而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以社会化大生产、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为内涵的社会活动领域和以科学、艺术、哲学为主要形态的精神生产领域飞速发展,从而使非日常世界急剧膨胀和拓宽,而日常生活世界则退隐为狭小的私人领域,成为人类社会的潜在基础结构和背景世界.”(衣俊卿:《论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历史演化——人类社会进化的微观机制》,选自《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379页.)这段话实际上是说,现代社会的日常世界和公共领域是分离的.
[4]文学当中关于“现代时间”的叙事往往被想象成民族寓言,机械时间和线性时间的“进步性”和“同一性”获得了意识形态的青睐;日常时间的机械化对人产生的影响却被忽视掉了,像夏衍的《包身工》中对民工的悲惨生活的描述是很少数的,但他也仅仅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剥削者的残忍,而没有深入到机械生产对人的正常生活的剥夺,一旦这种生产方式变成无产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必要的劳动形式,它照样能焕发光彩.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时的时间不是统治阶级强加于被统治阶级身上、实现迫使人的精神格式化的统治美学;时间反而成为人民主体性的必要前提,因为对生产节奏的崇拜使得时间成为“人民主体性”的必要标志.人们完全沉浸在线性历史叙事中的历史进步带来的自信力;主体的悖论(主体的悖论指的是,在神话被祛魅的过程中,主体取得了对客体对绝对支配权但由于人将理性重新本质化,由此剥夺了人的主体性,理性变成了另外一种神话.)在那时中国语境中是不存在的.文学中的它们被转换成对“当下时间”和“未来时序”的具体关注,这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相互映衬。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版.
[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1][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页.
[2]王小波:《三十而立》,选自《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1]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可以设计的,这是人的主体自信力极度膨胀的结果,“偶然”作为历史逻辑之外的东西被有意排斥,但在现在的历史观中,偶然性变成重要的历史因素,未来的在场将表现为它的未知带给人们的焦虑.
[2]王小波:《三十而立》,选自《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
[3][捷克]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和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1]程光炜:《文学想象和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2]“重大题材”,“指的是艺术地表现工农兵群众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变革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丰功伟绩.时代和群众向文艺提出了这个要求.”参见《<文艺报>专论》(1961年第3期),选自张炯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793页.
[3]唐弢:《关于题材》,选自张炯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810页.
[1]蔡翔:《C的故事》,《天涯》1996年第5期,第33页.
[2]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组织、“敌人”与控制》,选自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艾思奇:《大众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2]时间(tim)和空间(space)代表的社会逻辑有区别.一方面,时间代表启蒙理性对历史理性规律的完美总结,在这种总结当中,人类历史被想象成是对规律所包含的“至善”境界具体表现,而且这种规律对人类的规定具有超空间的普遍性,是不受具体语境限制的.而“空间”则代表了地方性和差异性,也就是说具体的地理形态对整个社会和文化形态产生具体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是像泰勒的“环境决定论”那样,前者追求的不是环境的形而上的本质决定,而是在多元的因素当中考虑空间品质的影响.在另一方面,时间代表永恒的历史变化(历史性),从而避免了空间状态下的一种静止主义,所以现在的理论界比较折衷,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3]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注解[1]).
[1]洪子诫:《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2]王振宇:《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老照片(第二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
[3][美]品钦:《V.》,叶华年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4]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127页.
[1][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2]王安忆:《小鲍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1]韩少功:《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2][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1][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页.一旦日常继承了革命成为国家的主要风格.那么即将开启新一轮的阶级统治,原先的进步阶级就步入衰落时期.所以毛泽东提出了“矛盾论”,力求将无产阶级保持在永恒的革命状态,这样,也就避免了被另一个崛起的阶级所取代,我认为这是日常进入不了革命书写的另一深层的原因.
[2]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3]王宏图:《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1]艾思奇:《大众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2]钱文亮:《都市、群众与新文学的“运动”形式》,选自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1-152页.
[3]“关于文化革命,今天必须承认它既具有极端性,也具有丰富性,尤其是它的‘暴力的节日'和获得对地方占有的特点,这个特点应该列入世界的经验之中……要使国家的和政治的压力不被用来禁锢人民群众的力量,就必须使群众的力量处于运动之中,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法]亨利·列菲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页.)
[4]程光炜:《文学想象和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5]如果说身体作为人的坚实的物质性是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我们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体却消除了肉体性,所以我们所认识的唯物主义还是精神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将唯物主义作为精神性的遗产继承了下来.这里的唯物主义意味着人是作为物质的生产者,是以历史实践的主体的面目出现,“唯物”是说人作为物质的生产者,而物质作为经济基础则决定了上层建筑,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另外,唯物主义被看成是理性主义,而肉身和身体则是非理性主义代称,是理性主义的对立面.
[1]王天兵:《巴别尔的秘街——<骑兵军>中译本序》,[苏联]巴别尔:《骑兵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张炜:《一个人的战争》,选自《张炜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有趣的是,林白也有一部同名小说,但这部小说表现出了女性写作的个性空间;在男性作家那里,战争往往就是关于厮杀的故事,拥有一个外在的实在空间;但在女性的意识中,“战争”可能就仅仅是对这一“军事”用语的借用,但实际上却是对人的内在心理空间的隐喻;当然这种借用本身某种意义上带有女性书写对男性宏大历史情结的反讽意味.由此,需要注意的是,当下女性作家的底层书写或以女性底层为题材的“底层文学”是否呈现出了另一种风格?本文没有对底层书写的“性别”因素做出具体分析.
[1]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第29页.
[1]残雪:《民工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第65页.
[2][美]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朱浒译,《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84页.
[3]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2年第7期,第12页.
[4]周立波:《暴风骤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1]在“革命时期”,周立波曾经用小说的形式描述了以“人民的名义”发起的社会政治运动,例如《暴风骤雨》的“东北土地改革运动”,还有《山乡巨变》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文中引用的这句话是他对其早期写作方式的深刻反省,那种彻底抛弃原先写作方式的口气,不是说作家从这种激进转向了另一种激进,当然其中包含着作家对自身创作经历的惧怕和惋惜;但更重要的是,其中也隐含作家获取了另一自由书写方式的欣快感.
[2]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的建构与解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变革流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5页.
[3]我在本文第六章第三节讲到了“大众文化”和“底层文学”某种必要联系,其中日常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1]陈辽:《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陈永国译,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二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36页.
[1]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2]转引自[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文化研究”》,谢少波译,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三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2]“一七八九年的原则”([法]爱弥儿·涂尔干语)是超越纯粹思辨的现实性本身,其绝对不能依靠科学的解释,它们不仅是多少有些正确性的学说,也是于17世纪整个法国民族的发展有关的行动原则。举世闻名的科学原则,只能将上述趋势表现出来,而无法表现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它们的权威并不符合现实,而是与民族的渴望相一致。人们没有把这些行动的原则当作定律来信仰,而是当成了信条。它们既不是由科学创造的.也不是为科学创造的;相反,它们来源于真正的生活实践。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1789年的原则与社会学》,汲喆、付德根、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怀疑”的用法可分为世界观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两个层次,前者认为世界是不可认知的,是一种虚无主义;而后者则承认历史和变化,是对形而上学的抛弃,并且在怀疑中寻求人类认知的自信力。怀疑精神的缺失恰恰是因为历史纬度的消失,这样的时代钟爱静止的理念,正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太阳底下无新事”。
[1][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绗、石毅、李昌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2]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3]在革命时代,人民更多表现出一种男性中心主义,这种取向主要还是说男性更多时候是理性的代表,是力量和光明的象征,女性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总是零落的,虽然有“祖国母索”一说,但母亲是“无性”的,母亲和女人虽然是一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展现,甚至还是重叠的,但对她们的文化区分暗示了人们隐秘的心理,对女性的过多关注总是过于粗俗,所以,“女性”形象经常被人认为带有众多不周正的诱惑。
[1]参见[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绗、石毅、李昌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1]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3]同[2],第15-16页。
[1](日)三岛宪一:《本雅明:破坏·收集·记忆》,贾琼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2]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5-66页。
[3]衣俊卿:《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和内在图式》,选自《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1]余虹:《“现实”的神话:革命现实主义及其政治意蕴》,选自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2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2]但也有人将工业文明中的人的活动称作非日常的,而那些源于农业文明的农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等社会行为才能称之为日常的;但这仅仅是叙述策略上的区分,其背后的隐含的逻辑是:农业文明的日常是非自由的,而工业文明现代化的行为模式则是一种自由自觉的非日常。这也是对日常的一种阐述模式,本文则不从这个角度出发。
[1]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读书》1999年第9期,第130页。
[2]“大众文化的政治是日常生活的政治。这意味着大众在微观政治层面,而非宏观政治层面上进行运作,而且它是循序渐进式的,而非激进式的。”([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关于“底层文学”日常和“大众文学”的日常,本篇论文的第三章第二节和第六章笫三节均有涉及,此不赘述。另外要补充的是,“大众文化”中的“日常”习惯于将“苦难”作为被展示的“奇观”,一旦进入商业运作,它就开始变成保证“销售量”的金字招牌,这个“苦难”和“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苦难”又有不同之处,尽管“苦难”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前者是现代主义,而后者早就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需要取消一切不必要的等级差异,譬如过去和现在、精神和物质,当然还有来自于各种地域的风情和习俗,幸福和“苦难”。在意义的狂欢中,平等的背后是严肃“关怀”的丧失,尽管那些完全拥抱“市场”的文学中在不经意间还会闪现些许的严肃。另外,我认为,这个社会当中商业化的浩瀚的“大众文学”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人们的“日常”社会的结构化想象,这是因为“日常”的审美化和文化研究使得人们开始关注“日常”背后的社会形式。
[3]池莉:《生活秀》,选自雷达编选:《近30年中国中篇小说精粹》,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1]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2]於可训:《论作为实践形态的新写实主义——写在“新写实主义”倡导周年》,《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5期,第9页。
[3]池莉:《生活秀》,选自雷达编选:《近30年中国中篇小说精粹》,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4]“按照王干的概括,新写实主义的另一个著名策略即是'从情感的零度写作'……新写实主义作家取消了热奈特所谓的叙述者的'思想智能'。他们不想让叙事者的情感介入故事,干扰读者的独立判断。”(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0页。)
[5]方方:《出门寻死》,《人民文学》2004年第12期,第2-44页。
[1]方方:《出门寻死》,《人民文学》2004年第12期,第44页。
[2]毕飞宇:《玉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1]毕飞宇:《玉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2]同[1],第265页。
[3]人民和个人都是理想主义,只不过是“主义”本身的对象不同而已。
[1](美)阿瑟·阿萨·伯杰:《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的叙事》,姚嫒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1]毕飞宇:《平原》,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3页。
[2]启蒙论者和进化论者对进步的理解是一致的,现代化不但是一个直线的进步过程,而且许诺了辉煌的“前景”。
[1]参见本文附录。
[2][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1]在大的层次上,存在两种状态的个人主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僵死的理性的对等算计成为这种思潮的指导原则,个人可以超越国家;另一种是与此相对的唯灵论的“个人主义”,人是以集体为前提的,但它又反对“人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的根源”这种提法,故而,唯灵论者理论体系存在根本的矛盾。法自然哲学是从唯实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人必须在国家整体的位置中获得实在性,纯粹的个人存在是虚幻的,个人和国家不存在冲突和差异,这种观点是精神世俗化的必然产物,在此之前,静止的普遍性被叙述成一个超现实存在,多变的物质世界是虚假的。在自然法哲学当中,普遍性被寄托在一个超实体的集合名词上面,国家处在被想象的状态中,国家的必要性似乎是为了永恒拯救,个人是其中维持平衡的因素。对此,我们必须追问:第一,有机论是否就完全排斥了矛盾和冲突,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承认整体的矛盾和差异,人和人之间、人和国家之间是否必然就是零冲突,这种表述是在哪种意识形态主体的立场上发生的?第二,这种和谐状态只是存在国家内部的空间,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所谓的“恶”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所以这种所谓的“有机”并不是对任何关系的普遍表述,在这种表述的背后是否隐藏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殖民主义情绪?第三,这种唯实论的田家是否是国家浪漫化的变体,从而暗示了法西斯主义对“个人”的取消?我们是否能从这些角度中找到人们将通过“底层”审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方式。
[1]例如人们对“拥挤”这一关于“人员密度”的空间形式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时,更多地考虑到社会人际间关系给人们造成的不同的“拥挤感”,这更多时候是个人的心理感觉,所以,“拥挤”不再是传统研究观念中那样,是大量的人有节奏或无节奏的集中。
[1][英]戴维·李、布赖·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姜辉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2][南斯拉夫]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赵培杰、冯瑞梅、孙春晨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3]所以,马克思理论是“理性主义”的、“哲学”的,它无法接受一个“革命主体”必须面对不同社会意识的塑造的事实,因为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他就无法构想出一个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无产阶级,也无法肯定这个群体的革命动机都是那么纯正。所以在革命时代,“社会学”很容易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在革命家看来,这种知识形态太沉溺于具体的杜会事实、太注重区域间差异,最后都把“革命主体”——意识的同一性——整没了。所以,当下主体性消亡的理论资源不仅仅是非理性主义,实际上,以“科学”、“客观”姿态出现的“社会学”也有一份。另外,由此可见,“理性”的涵义本身也是分裂的。
[1]李师江:《廊桥遗梦之民工版》,《上海文学》2004年第1期,第52页。
[2][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0页。
[1]参见本论文第四章。
[2]曹征路:《那儿》,选自同名小说中篇作品集《那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1]曹征路:《那儿》,选自同名小说中篇作品集《那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2]参见张硕果:《还是知识分子,还是困境——评(那儿)》,《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第101-103页。
[3]那些处在革命的社会语境中的人会形成一种共识;无论做出怎样的政治决策,反动的统治阶级或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直接的经济剥削,或者是给工人阶级送去“糖衣炮弹”。
[4]“对话”和古典的社会“自然法哲学”理论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承认差异的,而后者则相反,这是一种理论的乌托邦,尽管像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也被说成是想象大于现实。但关键是到底怎样看待平等这个问题,是“权利的平等”?还是最终的“结果的平等”?但即使“结果平等”的可能性在乌托邦世界中是存在的,历 史的变迁也还是必要的,否则民主和平等的背后将是思想被重新封建化的过程。
[1][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
[2]暴力(物质强迫)是否还是社会变迁的总体形式呢?断裂是偶然还是必然呢?到底是“规范”还是“失范”才是社会的必然?索列尔的《论暴力》就赋予了“暴力”以社会的动力机制;布莱希特笔下的戏剧人物也曾经说过:“‘和平'只会造成懒散,唯有‘战争'才能建立起秩序来。”([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孙凤城译,选自《布莱希特戏剧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页。)
[3]池莉:《生活秀》,选自雷达选编:《近30年中国中篇小说精粹》,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1]人们讨论的“人民性”往往不在一个层面,前者是从中国对“人民性”这个术语的本土化应用的角度出发,而后者则是立足于西方的理论语境,从客观的学理角度进行论述,是从“人民”这个术语的词源学角度反思后来的“人民”的内涵对原初意义的偏离;另外,像卢梭所建构的“人民”就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故而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这样的“人民性”成为了意向性很强的行为的目标,他认为:“任何有创造力的叙事都不仅仅被动地反映现实,相反,它在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推动社会存在向特定方向生长。公民叙事完全可以在完整的公民社会诞生之前涌现出来,以其所展示出的理想图景引导人们建设公民社会本身。”(王晓华:《人民性的两个维度与文学的方——与方维保、张丽军先生商榷》,《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第28页。)“人民性”讨论暗示着对人群单纯的阶级区分的不合理,但无论他们是从什么角度切入问题的讨论,最为根本的问题是要避免将自身观点本质化的狭隘举措,只有这样,问题本身才具有历史向度,而这种向度本身将诞生更多的理论财富和现实财富。在第二章中,我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切入对“人民性”的分析,由此阐述底层的叙述风格。
[2]参见[英]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张毅、高孝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法]理查德·罗蒂:《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和解构主义:一个实用主义的观点》,选自[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1]这可以说是传统等级制的消亡,因为阶级间的差异和等级并不一样,前者来自经济间的差异,它是可以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恰恰激发了革命的情绪。
[2][英]藏维·李、布赖·思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姜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3]“阶级论”又该如何解决中国传统社会“工商阶层”地位低下情况,当时的“士”阶层大都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以及传统礼俗中“德高望重”、甚至那些以年龄为标准确定权威的方式与根据“人丁兴旺”与否判断家族名望的请种现象,由此,能否说,单单以经济状况看待社会地位“高低”是否过于简单了一点。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经济因素的作用,比如上面说的“人丁兴旺”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农业社会,劳动力多就意味这家庭殷实,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提到了李贽和他一些不善理财、“穷得家徒四壁”的朋友。由于他们“品性高尚”而经常得到一些飞黄腾达的崇拜者和朋辈的接济,可见,他们的地位并不因为经济困乏而低下,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李赞——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9-286页。
[1]阎连科:《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2]“官绅行政基本上反程序主义的、家父长式的性格,是错不了的——遇有冒犯的行为,不耍要引具体的法规就可加以怨罚。最值得注意的是法理的内在性格。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所寻求的总是实质的公道,而不是法律形式。”([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V: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1]阎连科:《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2]参见本文第四章。
[1]参见本文第三章第二节。
[2]“在社会学中,可以把阶级术语的使用方法粗略地划分为‘强'和‘弱'两种。强阶级理论,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是主要的典型,被认为是采取了整体论的方法,也就是,在历史变革和社会及其机构的整个组织中,阶级在某些意义上说是原因的因素。它侵入了每个人的生活,即便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就是阶级得以持续的原因。相反,弱阶级理论则拒斥阶级的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的观点或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独立的实体的论断。”([英]戴维·李、布赖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姜辉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例如韦伯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
[3]布尔迪厄认为,关于人群的“区隔”至少有三种标准:文化的修养;社会的身份和经济基础。这就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为划分社会群体的唯一标准的阶级成为了标准之一,这种理论取向在阿尔都塞那里也能找到,到如今更是广泛。但是,“阶级”是否就此失去自身的有效性呢?有些人认为,阶级没有现实的直接性,但只要经济现实的不平等存在,阶级本身就有自身的合法基础,它对社会事实的规划是潜在的,“阶级”转变成为社会无意识。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陈永国译,选自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山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2]“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时期提出的核心口号,表明了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向往的目标,但在实际的语境当中,“科学”这个词的意识形态是及其浓厚的,在一定条件下,科学必须让位于社会的政治性表达。
[3][法]拉伯雷:《巨人传》,成钰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1]周立波:《暴风骤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卷首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2]毛泽东:《矛盾论》,选自《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5页。
[1][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0页。
[2](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3]“自由的人,你将迷恋大海,永远!＼海是镜子;用它审视你的灵魂,＼里面有滔滔不绝的波涛滚滚,＼你的精神苦涩不必深渊少点。”((法)波德莱尔《恶之花·人与海》,杨松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这里的大海和象征人民的大海是有区别的,人民的大海具有一种可被模仿的精神高度,是一种理想;而波德莱尔的“大海”则象征人的自由精神的反省的“镜子”,这个参照物不是“美好的理想”,在波德莱尔眼里,丑的、甚至让精神陷入痛苦的现实景象也是精神升华的必要前提。
[1][法]密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2]人口普查技术只有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后才趋于完善。1953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至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但中国在那样一个时期并没有从社会学的科学角度来对待这一数字,这种方式带有很强的左惯幼稚病色彩。
[4]在在人的数量的崇拜上,封建性和反封建性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观念竟可找到惊人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仅仅只是表面的。后者力图用国家的宏大话语取消传统家族话语的狭隘性,赋予人的数量以光明的意图。但“多子多福”中蕴含的农业文明的潜在思维并不可能被新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叙述根本消除,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生育目的可以借助于国家的叙事策略得到满足,尽管这两种叙事在本质上是激烈冲突的,但最后却奇异地整合到一起去了。
[1]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参见《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99页。
[2][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1][印度]帕萨·查特杰:《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1]王小波:《三十而立》,选自《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2]王宏图:《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3]“开会那天,天气顶好。太阳还没有露脸,各个山村的锣鼓响动了。通往中心乡会场的大路和山路上,先先后后出现了大小不一的各种颜色的旗子。旗子后面,一群群男女,都穿起新衣,戴着斗笠,往广场涌去。太阳出来了。会场上人山人海。人丛里展露着旗子,喜牌,横幅的标语,纸扎的标本,此外还有两条龙和两只狮子。”(周立波:《山乡巨变》,选自《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43页。)这是“人民文学”正宗的场景形态,人群、众人汇集的中心空间、旗帜和标语等等,人们似乎都在遵守不成文的仪式规范。
[1]陈应松:《太平狗》,选自《小说选刊》选编:《2005中国年度中篇小说》,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第639页。
[2][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评出版社,2001版,第29页。
[3]“数量”,“文学自足性”、“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我会在第六章第三节中具体谈到。
[1]周立波:《暴风骤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
[2]浩然:《艳阳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页。
[3]重要的文章包括:郭正元:《艺术典型探讨》,《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笫1期:杜书瀛:《艺术典型与“多数”、“主流”及其他》,《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王元骧:《论典型化》,《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赖应棠:《论艺术典型的特征》,《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王一纲:《试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文学论丛》第12期;陆学明:《论典型的本质特征》,《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4]王元骧:《论典型化》,《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1]杜书瀛:《艺术典型与“多数”、“主流”及其他》,《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1]理查兹曾经列举了“真实”在批评中的几种用法,第一是从科学意义上的真实:第二种是叙述事情的可接受性;第三真实可以等同于真诚。([英]艾·阿·理查兹:《语言的两种用途》,杨周翰译,选自[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209页。)
[1]刘小新:《纯文学的概念及其不满》,《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第140-142页。
[2]这种文化格局曾经势不可挡地影响了中国文学叙事模式,敌我的生死对立成为一个时代的总体寓言。所以,也可以说,尽管进入了经济时代,但“战争文化”还是成为不可磨灭的潜意识,从这个角度说,各种时期的文学又构成了一种范式连续。
[1]在“丑陋”的躯体中,正常的秩序被戏谑、解构,维持“道德的秩序感”被随时随地的超越是“丑学”的根本目的。丑的崇高力量在革命时期是缺失的,“丑”包含的崇高总是被置换成了“高大全”式的崇高,这种崇高不是通过“丑”引起人们的恐惧,从而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而是通过“象征”、通过对外在现实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式”的反映实现的,“革命道德”规范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社会卫生学拒绝“丑”对美对僭越。事实上,这和中国本身对美学传统也有关系,美是介入,是世俗化;像庄周的《德充符》中出现的“兀者王骀”、“申徒嘉”和“叔山无趾”等丑者,则被看成是对社会的超离。在西方文学中,对生理上病态的人或处于社会边缘的流浪者的描述总是包含对现存秩序的反抗,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被看成具有外在于社会正常秩序的传奇性,故而他们总是被看成具有反抗倾向的主体。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的“丑”不像庄子那样彻底拒绝社会,事实上,他们的反抗被看成介入社会的深刻形式。另外,韩少功《爸爸爸》里的丙崽以及残雪笔下的那些形体和智力残缺的人物形象总是传达出了新的历史时期人和人的关系的迷惘,这种迷惘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精神标志之一。
[2][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1]贺照田:《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第35页。可以说,误读不仅仅是强势的特权,弱势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也存在;这种情况也存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层上,在大量的文献中,都在论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神圣化,实际上在也存在着大量中国人对外国人妖魔化的过程,比如,中国曾经将外国人称作“希”、“妖”,参见[英]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詹姆逊在给日本的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做的《后记》就表达了一种抱怨的情绪,在他看来,书写“民族被误读”的境况好像成了第三世界民族知识分子的特权。
[2]延续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传统,“审荧乌托邦”成为西方“新左派”反对物质现实的一个重要手段,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荧学中正统观念的质疑,这种观念总是力图“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品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利益和世界观……”([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异化的现实性,但其同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从而将革命变成了一种话语风格。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这种否定被限制在审美领域。这个理论流派接受葛兰西的观点,承认文化对现实的实际效力,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能主义”色彩太强:在文化的审美功能中,想象成为人的存在的本体姿态,因为这种姿态带来了超越现实的可能性。西方左派在上个世纪60年代政治实践崩溃之后,开始回归“书斋”,所以马尔库塞式的“否定之否定”的“审美乌托邦”变成了左派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方式之一。
[3]韩少功:《文学的“根”》,选自《文学的根:散文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页。
[1]参见徐迟:《现代化和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第115-117页。
[2]有人甚至将这样的“纯文学”理念延伸到鲁迅那里。
[3]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第33页。
[1]石萌:《“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选自周扬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页。
[2]有些理论家认为阶级是恒常的,即使在阶层概念兴起的今天,阶级仍然作为一种无意识存在,只不过这时候的阶级冲突不再以整体社会斗争,有意识地指向社会结构性转换的模式表现出来,而是变成了日常生活当中平凡的反抗形式。参见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2年第7期,笫11-18页。
[1]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主体性”概念在被热烈讨论之前,作为一个敏感的词汇,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那是因为“主体”在那个社会语境中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主体”具有强烈的阶级倾向性,总是被看成是资产阶级语汇,晦暗的个人情感色彩和奇怪的精神状态使这个词被看成对“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着潜在的威胁;但是“主体”这个词的缺失并不代表“主体”本身所包含的某些意味在中国的理论语境中向来就是失落的。这个词在中国理论语境中的失却和兴起说明了主体本身的内涵充满张力,“个人主体”和“人民主体”之间的敌对关系得到重新审视。所以,本文中将“人民”称作历史主体并没有颠覆以往中国语境中的人民内涵,而是说,“主体”原先被隐蔽的意义向度被重新启用,而这些向度和“人民”可以相互印证。
[1]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第32页。
[1]2005-2006年人们再次对“阶级人民”和“全体人民”之间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讨论。事实上这种讨论实际仍然延续了80年代“主体性”的讨论,“全体之人民”实际上是人道主义的另外一种说法。但这时候的讨论实际上是将“两种人民观”对立起来,力图对人民的合法性内涵做出最终的界定。其实他们讨论的“人民性”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前者是从中国对“人民性”这个术语的本土化应用的角度出发,而后者则是立足于西方的理论语境,是从“人民”这个术语的词源学的角度反思后来的“人民”的内涵对它的偏离。
[2]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坛充满大量“个人化身体写作”,还有以消费主义面貌出现的“大众文学”,尽管这里的“大众”指的是多数人,但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西方的理论家经常用“大都市中的人群”这一意象来说明这个问题。
[1]陶东风、李松岳:《从社会理论视角看文学的自主性——兼谈纯文学问题》,《花城》2002年第2期,笫206页。
[2][美]弗冒德里克·詹姆逊:《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陈永国译,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二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92页。
[3][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爱欲与文明》,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4]其实,对文学政治性的承认,也是对文学历史维度的追认,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和“人的历史具体性”的问题在纯文学中并不是作为一个中心命题提出来,当时的人们更多是要描写一种超越时空的“人道主义”,在左翼文学理论家看来,这种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后来,残雪等人就重新强调了这种观点。在残雪看来,文学的宝贵品质是超越,“写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断地击败常套‘现实'向着虚无的突进,对于那谜一般的永恒,他们永远抱着一种恋人似的痛苦与虔诚。表层的记忆是他们要排除的,社会功利(短期效应的)更不是他们的出发点,就连对于文学的基本要素——读者,他们也抱着一种矛盾态度。自始至终他们寻找着那种不变的、基本的东西,象天空,像粮食,也象海洋一样的东西,为着人性(首先是自我)的完善默默地努力。”(残雪:《究竟什么是纯文学》,《大家》2002年第4期。)
[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2]1954年,《毛泽东地集》第三卷的《讲话》中,改去“原料”、“半制品”等说法,并用“创造”一词取代“加工”。这些用词的改变说明文艺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是国家形式的最庄重的表达。
[1]起应:《关于文学大众化》,选自周扬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二集·文学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页。
[2]“民族主义文学”实际上并不是要实现和其他民族文学的区分,实际上,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变成“形式和内容”的对位,而后者变成了“阶级”文学的最终内在本质,(喜闻乐见)民族形式只不过是要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得到更广泛的认可。这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形式,而不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民族“根性”。可以说,这时“民族形式”提出的目的是要和资产阶级国家文学划清界限,是在阶级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民族的意义上。这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不是艺术方法上的概念,它被看作一切进步文学的方向与旗帜。
[3]根据赵宪章的梳理,西方意义上“形式”一词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到柏拉图一直到近代的形式主义,其中内涵的张力是非常大的,参见赵宪章:《形式概念的滥觞和本义》,《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第23-34页。
[1]这和“内容是一种本质的抽象”的说法构成了极为有趣的映衬。
[2]当然这里还包括从无产阶级内部培养作家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一旦实现,作家和大众之间存在智识距离是否就消失了呢?
[1]选自张炯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797页。
[2]“形式和内容”在西方语境中被认为存在“现象和本质”的差别,这种观念在中国的理论语境中得到了深刻且极具特色的发挥,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中,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时代政治氛围的转变是同步的。由最初的知识普及运动,例如音标运动、小说、白话文、文艺大众化,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终确立,“现实主义”最终成为“人民文学”的内在标准。“现实主义”原先是以古典主义文学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但在“人民文艺”中,它变成一套新的等级标准,而这种标准的确立是以对“现实主义”以外的风格的清理为前提的。
[3]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反映论”成为了唯物主义理论“人的认知力”标志。在二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将文学创造的公式表示为:“表象(事物的直接印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也就是个别(众多的)——般——典型。”(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红旗》1966年第5期。)表象成为了最根本的基础,语言在表述现实的时候,不存在着“意义的剩余”。参见[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2]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注解)。
[3]“生成”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时间色彩,意味着“人民”这个概念在两个纬度上的时间性,第一,人民是一个现代性的理念;第二,人民这个概念随着时间和空间而改变。这就意味着不同的、甚至冲突的人民内涵并不会取消“人民”这一词汇的合法性,毕竟对它的使用是一个方法论和意识形态层面而非认识论层面的问题,所以“对和错”的争执必然会丧失语境带给这个语汇的现实意向,从而退回到知识的“怨恨”当中。
[1]林默涵:《总结经验奋勇前进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广东省文学创造座谈会上的讲话》,选自李庚、许觉民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1页。
[1]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天涯》2004年第5期,第165页。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页。
[3]“形式的意识形态”概念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标示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一种方式的特性,与其它各种方式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文学的审美形式;其次,使统治和权力合法化是一个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把真实的关系重新编码、移置,转换为审美想象关系的暗码。政治的市美化能产生奇特的效果,使意识形态变得更加隐蔽动人。”(刘小新:《纯文学的概念及其不满》,《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第149页。)这里的“意识形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有关真假、统治阶级和非统治阶级对立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观念是微观政治本身是共生的,参见[英]大卫·麦克班兰:《意识形态》,孔兆政,蒋龙翔译,古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这四种模式指的是,“有关本质和现象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和虚假意识的辩证思维模式……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存在主义的模式和它关于真实和非真实性,异化和非异化的观念……索绪尔的符号系统……”([美]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刘象愚译,选自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9-290页。)
[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玉、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2][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
[3][德]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4]参见附录。
[1]“民间”这个虚实相间的空间形式并不意味着俗的文化形式,80年代的“寻根文学”就是知识分子返回民间,要通过一种雅化的文学形式表达自身对“民族性”的独特发现。
[2]似乎还存在另外一种方式,像雷蒙·威廉斯就重新界定了文化的最初定义,他认为,文化从唯心主义主义的 神秘中脱离出来,变成了某个具体时空内人的集体生存状态的反映,也就是说,文化在唯物主义的理论平台上找到民主的可能。尽管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和威廉斯都要完成文化的普及化,但所用的逻辑却不一样,前者是文化经历从雅到俗的转换,而后者则从一开始就说明文化属于民众,原先文化精英化的定义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统治意图,这样五四时期对大众文学的发现就不是从无到有的革命过程,而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
[1]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突出要采取措施禁止租赁淫秽、荒诞的旧小说、旧唱本、旧连环画、旧画片等。
[2]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3]实际上它忠实地传达中国雅文化中“文以载道”重要观念。只不过是“道”的观念变化了。例如,胡适将“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和“文以载道”并举,认为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必要选择。胡适主要反对的是“文以载道”中“道”的所指。我认为他的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道”的内容的封建性;第二,由于道统超时空性而使文学对现实问题的介入能力。由此可以看出,“进化论”对胡适等一批五四文人的影响及文学开始具有了社会学倾向(“五四”的“问题剧”的兴盛就是对这些的最好说明)。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道”和五四时期不同,这里的“道”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体”。
[1]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选自周扬:《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
[1][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2]这恰恰是资产阶级典型的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是最不彻底的。当下的文化研究就是要取消文化等级制,从一切文化文本当中分析社会形式的“生住异灭”。参见托尼·贝尼特:《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选自[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贺桂梅:《历史的幽灵——“现实主义冲击波”与社会主义经典话语的挪用》,选自《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2]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1-152页。
[1]集体创造体现了“共产主义思想”。这里的“集体作者”和巴特提出的“作者的死亡”,尽管存在着些许的相似,但本质上完全不同,尽管集体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要受到阅读者对于情节想象的约束,但这些约束的意图是一致的,因为读者本身的阅读意图也仍然被想象成是单一的,所以归根结底仍然是受到了政治意图的审查,意义必然是要单一的;而巴特所讲述的读者本身是弥漫的,没有固定的意义,所以意义最终是多元的。作者对于文本都没有最终都权力,但一个权力来自于政治,而另一个则来自哲学意义上的每一个个人。前者仍然要寻找到一个惟一的有效的意义,这个意义在文本出来之前就已经存在那里了。所以,“在50到70年代,文学读者与文学写作和活动的关系比较复杂。文学批评在引入‘读者'的概念时,一般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作为权威批评的一种延伸。‘读者'的加入,是为了加强批评的‘权威性'。因而,在当代,‘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构造出来的,是不被具体分析的概念。它不承认文学读者是划分不同群体、形成不同圈子的,不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文化需要,因而也就不承认有属于不同群体的文学。这是为使文学取消多种思想倾向、多种艺术风格、多种艺术品味,而走向‘一体化'的保证。权威批评往往用‘群众'、‘读析'(尤其是‘工农兵读者'),来囊括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趣味上完全一致的读者群。”(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2]“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中,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气,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对补充和印证。”参见洪予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3]这些“标志”包括恣意的个人欲望、封建秩序的伦理性质、贫困的无能为力、无意识层面的晦暗、城市空间的消费化以及农村的丑陋等等。我认为,这些叙事品质的退场并非违反了审美品质,那足因为在50—70年代的印象当中,“审美”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词汇,审美被看成是社会总体政治规范的对立物,是私人的象征,当然,那个年代是讲究“美”,但这个“美”的范畸已经大大缩小了,可以说是“审美的直接政治化”,直接就意味着“美”的歌颂意义,而取消了“美”的否定性功能。
[4]郭沫若、周扬:《掀起文艺创作的高湖!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文艺报》(1958年和19期),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2页(注解)。
[1]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1][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韩中敏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3页。
[2]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传入以后,人们开始关注大众文学背后蕴含的力量性的东西。当然,当这种分析一旦走向极端,又往往被人诟病为过于乐观的民粹主义。
[3]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4]参见《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11月5日。
[1]约翰·斯梅尔认为:中等阶级形成的文化背景根植于传统的乡土文化,虽然主体之间在经济层面存在客观的差异,但这并没有成为人们认同的主要标准。在这样商业还未兴起,陌生人还没有深刻地渗透到古老生活状态中的时候,带有乡土观念的”土地精英”并没有形成身份的界限意识,在很多中世纪的流浪小说当中,有很多关于旅馆的典型场景描写,其中,各种身份的人物,无论高低都集中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成为小说当中关键的时空型;另外,在乡村的许多公共空间,各色人等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差别意识,由乡土形成的认同感带给了这个生活部落独特的品质。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商业与工业的兴起紧密联系,人们逐渐赋予了经济以重要性,从而逐渐退缩到一个私人空间,成者说是人们有意识地将其和公共空间区分开(中世纪狂欢的反抗功能是否存在),由此培养了自己的个人意识,当然,这是通过“趣味”形成的。人们通过由财富带来的“闲暇”中形成了文化“区隔”(布迪厄语),当然这种区分并非像传统社会秩序那样被想象成是“天然”的存在,人群开始流动,但各种群体之间的界限却开始逐渐明朗化,而且这种界限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建设以及对身体的物质修饰来完成的。这似乎和中产阶级原先的精神伦理发生了偏差,因为新教伦理中的“拯救”意识对中产阶级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意识认为人的“节约”和“勤劳”是一种美德,“土地精英”是懒散的。但是主观上对区分的钟爱和客观上由美德带来的财富的积累却使中产阶级走向了一种不以物质实用为目的的“消费”,这种消费带有夸富性质的“浪费”,绚丽的“拜物教”的光辉照亮了一个群体关于“外表”的神话,趣味变成了巫术。参见[美]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陈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6页。
[1]贺照田:《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第42页。
[1]尽管都是“反思”,中西方的方式却有着诸多的差异。
[2]南帆:《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66页。
[1][法]巴尔特:《历史的话语》,李幼蒸译,选自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
[2][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3][苏联]高尔基:《底层·高尔基剧作集(一)》,芳信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54页。
[1]因为本文只是对“底层”作为术语在命名时存在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推测,而不是在“底层”的具体所指的层面上进行分析,这是追问术语“底层”的如何发生的过程(因为“相信获得之逻辑,即难以觉察的,也就是连续的而后意识不到的条件作用的逻辑,既贯穿于生存条件,也体现在促使成唤起人们遵守明确的秩序方面,故它意味着对‘获得'的遗忘,是对所获结果的先天性的幻想。”([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所以本文讨论并不涉及具体社会事件。
[2]当然,“真实”也是一种讲述,是特定范式的结果,并以某种社会文化契约为前提。
[3]这是“结构主义”观看世界的本质方式,它认为世界的深层结构是有相互对立的关联项组成的,但在早期这种方式包含了暴力的认知方式,这种对他者的天真想象是由非历史性的本质化过程实现的。但后期的理论发展态势中,结构主义的认知方式逐渐和“历史化”结合起来,从而由“本质论”转向了方法论。
[4]这种理论将事物进行机械分类,从而否认了不同类别之间有机联系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1]渠敬东:《断裂与失范——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1](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
[2]同[1],第365页。另外,关于这段的观点正确与否,可以延伸出哪几种可能的语义分析,我在下面将会涉及 到,这里就不做过多的分析。
[1][德]盖臭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2]和“同质性群体”相对应,其中异质性群体包括“无名称群体”和“有名称群体”;而同质性群体则包括派别、身份团体、阶级等。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1]首先,对“阶层”做出自觉应用是马克斯·韦伯。“阶层”取代“阶级”命名一个群体说明人们对社会景观的想象发生了变迁。马克思的“阶级”使人在经济的规约之下站在繁复社会现实之外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贬低了“文化”等上层建筑对于个体的微妙作用:所以马克思的“阶级论”更多时候承认历史突变带来的社会身份逆转,而且马克思否认了阶级内部的差异,这就说明了整体相对于个体的优越性。韦伯的“阶层论”从更为细致的角度——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身份资本——对人群进行了划分,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社会作用力单一化的直接回应。“阶层”理论充分考虑到社会人群在相对缓慢的社会日常节奏中的流动、渗透,这种理论语境下的主体间关系就展示得更为立体,对社会细节真相的揭示也就比较有力。“人”不具各阶级单一性,而是各个层面的“资本”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这些“资本”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最终存在着终极制(如经济资本对其它两种资本的最终引导),但毕竟打破了“阶级”理论中有关“不言而喻世界经验”的臆断(例如这样简单的语句姿态:某人是某个阶级的,所以他必然要对社会的客观情况做出可以预计的行动)。所以和“阶层”理论相比,“阶级”对社会状态的总体表达显得过于天真,“阶级性”只是“人”的某种特性之一,是社会的局部现象,人类的自足决不是在“阶级”对抗中得以完成的,“激烈”的社会对抗毕竟是一种相对偶然的现象。“阶级”仅仅是社会形式的表达方式之一,而不是社会人群状态的本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结构研究课题组”基本采用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的三种资源分析理论,按照资本资产、组织资产、文化资产的占有情况,将当代中国社会分成了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2]精英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改变,从早期的“立法者”转向了当下社会的“阐释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暗示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进入“对话”(是否完全平等?)阶段。
[3][德]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集》,艾彦、郑也夫、冯克利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1]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文中“底层”的来源和这个词在英文语境中实际的变迁事实上是有差距的,葛兰西的“底层”并不代表了“Underprivilesed”的全部意义,在这个方面,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01-502页)一书做了具有启发性的梳理。
[2]参见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第4-13页。蔡翔的散文《底层》(《天涯》2004年第2期,第40-45页)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在今天的意义上提及‘底层'的文章之一”。
[3]葛兰西对“底层”使用具有鲜明的限定性:“其一,用做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不过,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葛兰西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支配地位的,而是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甚至是在底层阶级认可的过程中得到的。在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以下这些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人民、资产阶级和其他统治阶级之间的关联,知识分子在创建资产阶级领导权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建立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联盟的策略等等。其二,葛兰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讨论底层阶级问题的。他指的是在以阶级分等级的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更一般的关系……葛兰西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的否定和不予重视的态度持严历的批评立场。”([英]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1期,第13页。)以《底层研究》为总题一组研究现代南亚的历史学家的系列著作便是以葛兰西的理论为前提的。马克思也曾对“底层”的状态做了一番描述,但在葛兰西语境中,“底层”的革命性被这个群体的巨大的社会行动缺陷所取代;由于混乱,其不存在着可以规划的鲜明的阶级风格。当然,马克思用了另外一个名词——“群氓无产者”。这种现象说明了不同的理论对同一客观现实的不同描绘会产生对现实的不同的建构效用。
[4]从“贫困”(peverty)在西方语境中的词源变迁来看,“贫困”指经济匮乏,这是由于经济因素和商业逻辑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后的语义指向,在早期的古典的社会风情中,“贫困”意味着人身的自由,这个和古典贵族被僵死的“阶层”条文所束缚的情况相比较下产生的,早期的“贫困”甚至体现了生命的尊严。参见黄平、罗红光、许宝强:《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5]这组关系的理论意味是很深厚的,在社会总体富裕的标准下,人的“贫困感”更多是来自于一种精神的被剥夺感;另外在奥尔特加·加塞特看来,这种普遍的富裕状态带来的将是一种“大众的反叛”(奥尔特加·加塞特语)式的精神停滞,在他看来,“以前,一个人无论怎么富有,他也得和其他人发生联系,由于整个世界都说贫穷的,所以他的财富能给他带来的便利和设施是极为有限的。而今天,就是普通人的生活也比其他时代最有权势的人生活地更加舒适、方便和安全。如果这个世界是富足的,能够为他提供公路、铁道、电报、旅馆以及人身的安全保障和消除病痛的阿斯匹林,那么就算他并不比别人富裕,又有什么大小了呢?”([西班牙]奥尔特 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1]这段论述中涉及到“民主”、“平等”和“差异”之间的重要关系。“民主”是“差异”的对立面吗?“民主”和社会“差异”的并存是否使“民主”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虚假政治承诺?如果不是,那么“差异”本来就是“民主”存在的必要性前提吗?当然,“民主”在实践的意义上来说,并不等于取消社会的“差异”,“差异”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吗?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差异”的取消仅仅只是理论乌托邦,是一个行动上不断朝向的问题?另外,我们慎重考虑“民主化”是否等于“庸俗化”(这种等同本身便是精英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多”和“坏”经常被认为存在一种本质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化”意味着一切社会距离中的“高”“低”之分都会被扯平。这种平等化会造成毫无色彩的单调状态。这时所有的个人会显得彼此没有差别,于是出现了人际关系空洞。这种担心是因为其缺少历史的变化意识,而且对群体充满了恐惧心理),戈德曼就认为:“平等到所有的个人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有较低社会阶层运用其不断增长的权力赋予的……全体人类本质上平等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像草率批评民主的人所言,意味着一种粗俗的堕落过程。”([德]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集》,艾彦、郑也夫、冯克利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但“大众文化”表面上却不愿意承认“民主”和“差异”的辩证关联,从而反而使它的理论成为一个政治神话。
[1][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杜,2003年版,第212页。
[2]大众文化对霸权逻辑的反抗,文化民粹主义者对此做了过度的理论想象,他们将受众解读方式的差异都看成是对权力的反抗,这样反而使人们对社会反抗的反思失去力度,因为他们对大众解读方式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3]“underclass”也表示“底层”,意思是“阶级之下的人群”,这里的“阶级”按马克思的理解是“无产阶级”。
[4]威廉斯提到,“在这个词背后隐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假说,认定有一种‘正常的'发展的存在。‘sympathy for the underdog'[同情竞争失败者]这个有趣的用语,是用来表达人道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情感。这个例子中的underdog具有一个类似的用法,从19世纪开始经常被使用。它既包含了对于某一社会制度受害者的同情,又包含了一个信念或者没有被注意到的假说——认定这种制度将会永远存在。”([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02页。)这个观点切合了我下面提到的“不该受穷的穷人”和“底层是社会的一种规范”等观点。
[5]“贫困文化”具体指的是:“人生历程中缺乏足够长时间的儿童阶段;很早的性活动:自由的结合或自愿的不成文的婚姻;遗弃妻子和孩子的高发生率;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倾向于独裁主义并经常使用武力解决冲突的方法;竞争家庭中的母爱;同胞间的竞争敌对状态。”([英]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思·郎赫斯特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人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8页。)
[1]“神正论”这个词是由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最先使用的。所谓“神正论”是人们面对世界的不公和罪恶而对上帝所做的辩护,而“特权神正论”则意味着特权阶级统治的绝对合法性。参见[苏]H·B·布劳别尔格、H·K·潘京;《新编简明哲学辞典》,高元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205页。
[2]黑格尔和尼采关于“主奴”的关系是完全相反的,前者认为奴隶因为存在主体的参照物而具有不断上升的空间,存在发展的可能,历史因此由群众创建。而尼采则认为历史是由少数的精英缔造的,只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
[3]一旦所谓的“底层”做出反抗,那么“底层”是否就暗中承认了话语的“强势者”对“弱者”做出的定位,也就是说反抗者反抗的前提是由反抗的对象提出的。那么破解这个“悖论”的关键在哪时呢?哈贝马斯的对话是否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途径,但“完全的平等”是否仅仅是理论的乌托邦呢?
[1]卡尔·休斯克:《欧洲思想中的城市观念:从伏尔泰到斯宾格勒》,杜凯译,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2]“过去,下层阶级是上层阶级的‘另一个自我',而信息时代的下层阶级就比以前更大程度处在被隔离之中,不再是上层阶级的‘另一个自我',正因为如此,信息社会阶级划分具有前所未有的稳定性,是过去的方式所难以逾越的。([美]杰米里·里夫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3]“社会”一词最经常的用法是很灵活的,指任何稳定的人群,对于像社会集团(social group)、社会集合(social aggregate)或联盟(association)那样的词汇,它并没有添加任何东西。不过,在更严格或更雄心勃勃的用法中,社会增添了一种单一社会体系的概念。这就是孔德本人[“社会学”(sociology)一词的创造者]用该术语所表达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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