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论文以1990年代小说中之部分“个人化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在设定了某种新的文学史叙述之参照系的情况下,选取陈染和林白、朱文和韩东、棉棉和卫慧六位作家的作品作为具体切入点,以三个具有可互访性质的专题形式分别考察了这三对作家笔下人物之个人化的情态、动因、合理性、偏执性和贫弱性,从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1980年代个人主义文学叙事之多种可能性在1990年代的阻塞或丧失问题,进而在基于文学叙事所特有的社会隐喻功能的基础上,从文学研究层面为我们对1990年代个人之个人化进行调整或反动提供一份微薄的学术性参考。
考虑到任何问题皆是在一定的思想视界或知识架构中呈现其问题性的,在不同的视界或架构中,一个问题很可能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相,因此在导言部分,本论文首先确立了一种能够自由出入于新旧种种版本的“人类故事”之间的总体性思想方式,并以此作为本论文所有讨论的方法论指导。
本论文第一章对“潘晓讨论”、《WM(我们)》以及“共同体叙事之消隐”等文学史事件、现象或文学文本进行了再度考量,由此带出一种对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进行研究的新的文学史参照。
在第二章中,本论文通过仔细辨析,最终将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界定为一种植根于个人的本位化和原子化及其相互增殖之上的写作,并从当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日常生活考察等多个角度分析了1990年代个人化写作在总体上趋向单调化、贫弱化的内外动因。
在第三、四、五章中,本论文分别对陈染和林白、朱文和韩东、棉棉和卫慧这三对作家的某些作品进行了细部探究,深入挖掘了1990年代小说中的几种个人化生存模式各自所呈现出来的激进性、保守性和贫瘠性,在肯定“文革”后个人纵身于种种情欲和私人生活之合理性的同时,更揭示出其所付出的诸多代价,如个人的无限碎片化和孤立化、个人同世界的巨大断裂、个人重新进入或重构公共空间能力的严重不足、个人在面对种种现实秩序时的无能、个人的自我精神殖民或自我阉割,等等。
在结语部分,本论文顺势指出当代“中间”类个人的主体强/弱双重性或多重性,及其对1990年代个人之个人化进行自我调整或自我反动的切身性与可能性,并进一步指出,对于我们重构公共空间或重新政治化的行动而言,弱者的反抗和强者的自新同样重要。
When a new reference frame for the narra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thesis takes some of Individual Writing in 1990s a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selects Chen Ran and Lin Bai, Zhu Wen and Han Dong, Mian Mian and Wei Hui's works as the concrete penetrating point, inspects personalization of some novel characters on their modalities, causes, rationalities, biases and leanness by three special subjects that can take enter-access, thus discusses how various possibilities of 1980s' Individualism Literature were blocked or lost in 1990s. Then based on the unique metaphor function of literature to society, the thesis provides a little academic reference to adjust or counteract 1990s'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Considering any question will only presents itself in certain vision horizon or knowledge network, and a question can possibly present the completely different appearance in the different vision horizon or the knowledge network, therefore in the introduction part, the thesis establishes a kind of overall method at first which can be able to immerse and transcend freely all sorts of human stories new or old, and takes this overall method as methodological instruction for all discussions in the thesis.
Chapter 1 reinspects and reappraises "Pan Xiao discussion", "WM (We)" as well as "the blanking of the community narration", thereout carries over a new kind of reference for literary history to research into 1990s' Individual Writing.
In chapter 2, through the careful discrimination, the thesis defines 1990s' Individual Writing as the writing that is rooted in individual standard and separativeness and their multipling mutually. And explores external and intrinsic causes for 1990s' Individual Writing as a whole to be monotonous and poor, through inspecting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oughts, politics, daily life, and so on.
In chapter 3, 4, 5, the thesis researches in detail on Chen Ran and Lin Bai, Zhu Wen and Han Dong, Mian Mian and Wei Hui's works, discusses deeply the radicalness, the conservatism and the fruitlessness that personal survival patterns present. While affirming rationalities for individuals devoting into lust and private life after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thesis reveals varieties of costs the individuals pay, such as their infinite break and isolation from the world, their serious insufficiency to entering or reconstructing public space, their inability in face of all sorts of social orders, their self-colonization or self-castration in spirit, and so on,
In the conclusion part, the thesis points out the duality or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middle figures" who place oneself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weak, the vitalness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middle figures" to take self-adjustment or self-counteraction,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rebellion of the weak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strong are equally important for us when reconstruct public space or construct new politicalization.
引文
[1]王小波:《青铜时代》[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0、272页。另:本论文中凡以楷体形式出现的文字,皆出自相关的文学作品,故特以楷体形式作为其标识。
[2]在此,我们将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一个人生活之全部视为一种写作。
[1]王小波:《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A],见王小波:《思维的乐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A],载于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30页。
[2][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9页。
[1]同时也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只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当人的社会实践无法从正面与这一思想方式达成契应时,这种生活态度就常常会潜入人的种种负面的生存情绪当中,比如忧郁、伤感、绝望、悲愤、怨怒、无聊等等,从而以一种“消极”的方式间接呈现自身。
[2]《老子庄子直解》[M],陈庆惠直解,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38页。
[3]取自老子“反者道之动”一语,同上,第24页。
[4]梁永安:《重构总体性——与詹姆逊对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5]同上,第60页。
[6][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2]此一“未知”是指对于某个个人而言的“未知”。
[1]每每与远阔、达观、卓异、气象万千、天地造化等等语词相投。
[2]每每与切近、沉浸、平常、恬淡、日头底下无新事等等语词相投。
[1]其生理年龄并不一定处于人的少年期或青年期。
[2]应该说,我本人当时就是其中一员。
[3]陈家琪:《寻找政治》[J],《书城》杂志2007年11月号。
[4]今天看来,上海的金贸大厦或环球金融中心等等建筑物其实比詹姆逊当时所讨论的洛杉矶“鸿运大饭店”更切合于“超级空间”这一概念。
[1][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97页。
[2][英]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M],洪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3]此处用作动词。
[1]详细讨论请参照[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A],董之林、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4页。
[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的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3页。
[1]“个人书写”与个人主义文学叙事并非同义词,更非同一个概念。因为“个人书写”既有可能朝向个人主义生活观念,亦有可能朝向集体主义生活观念,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2]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女性作家、“晚生代”作家、“70后”作家才公开认同或使用个人化写作这个词语,包括他们的创作在内的更多文学创作也才被一些研究者和评论者网罗在个人化写作的名下予以讨论。也只有在1990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如洪子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等)中才正式使用了个人化写作这一术语。
[1]如未能对宏大叙事和共同体叙事两个概念加以严格区分,而是常常把它们并作一个概念使用。即使在利奥塔那里,所谓宏大叙事也只是指以“元叙事”为根基的种种现代同一性总体叙事,而不是用以指称一切人类共同体叙事,因为在其现实性上,后现代思想无疑也是编织某种新的能够包容各种差异性的共同体叙事的一个重要策略。
[2]“在我们的90年代词典中,人们把在写作中呼吁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正、正义,关注和揭示社会政治压迫,关注弱小群体的命运,追求社会理想,社会解放的行为,等等,简言之,所有与政治、社会、公共、群体、阶级、集团甚至是精神、道德相关的题材与主题,都称为‘宏大叙事',都是不真实的,虚伪的。只有写自我、个人,以及与个人相关的身体、欲望、梦幻、回忆、潜意识,才是真实的,是真正的写作,个人化的写作。”薛毅的这一批评委实不无道理。参见其《浮出历史地表之后》[J]一文,刊于1999年第5期《文学评论》。
[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07、60页。
[2]卢卡奇云:“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实可谓良言。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的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页。
[3]此处参考和借鉴了王晓明《在创伤性记忆的环抱中》[J]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一种差异性的总体性,而非以往同一性、专制性总体性,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所构想的天、地、神、人和谐共在,鲁迅所希冀的现代独异个人联合体等思想依然有其值得珍视和开掘的地方。
[1]洪子诚:《关于个人与五十与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1]见“左岸文化网”http://www.eduww.com/huyuanwenji/ShowArticle.asp?AnicleID=5471。
[2]戴锦华、王干:《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J],《大家》,1996年第1期。
[1]陈思和主编:《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7-338页。
[2]王晓明:《在创伤性记忆的怀抱中》[J],《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3]陈染:《声声断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4]参见戴锦华:《突围表演——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一》[J],《钟山》,1994年第6期。
[5]参见倪伟:《镜中之蝶——论“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J],《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1]陈晓明:《异类的尖叫:断裂与新的符号秩序》[J],《大家》,1999年第5期。
[2]此为其课上所讲,尚未见相关论文发表。
[1]王向军:《20世纪末个人化写作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载于“中国期刊网硕士学位优秀论文文库”。
[2]可参见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
[3]可参见王向军:《20世纪末个人化写作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载于“中国期刊网硕士学位优秀论文文库”。
[4]王宏图:《私人经验与公共话语》[J],《上海文学》,1997年第5期。
[1]可参见樊波:《试析个人化写作及其他》[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
[2]李陀即持此观点。
[3]王晓明:《在创伤性记忆的怀抱中》[J],《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4]倪伟:《镜中之蝶——论“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J],《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5]蔡翔:《何谓文学本身》[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1]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J],《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1]本文所引此信内容均以《中国青年》杂志所刊文字为准。
[1]《中国青年》杂志社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13页。
[2]在当时整个“潘晓讨论”中,许多读者都曾在其来信里面提到自己正在或者将要进行文学创作,对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而言,可能《窄》一类的作品比“朦胧诗”更容易亲近,因为其中没有太多现代文艺形式审美日益专业化、小众化的障碍。
[1]徐星:《在路上,热爱底层》[N],载于2007年3月22日《成都日报》。
[2]如艾青的《从“朦胧诗”谈起》[N],载于1981年5月12日《文汇报》。
[3]韩少功、王尧:《八十年代:个人的解放与茫然》[J],《当代》,2003年第6期。
[4]《中国青年》杂志社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29页。
[5]部分作品就算被带入了文学史的叙述,往往也不会被看作个人主义的叙事文本。
[1]受“《苦恋》风波”影响,诗人孙静轩曾在1981年10月15日撰文检讨自己,其中有此一言:“近几年来,以先觉者、代言人自居,自视甚高,狂妄自大……这几乎是我们这些人的通病。”此语当时虽以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的方式出现,但换个场合,未尝不是一种自我褒扬与自我称道。见《文艺报》1981年第22期(时为半月刊)。
[2]《青年诗人谈诗》[C],北京: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1985年,第30、38页。
[1]可参见网页http://www.gmw.cn/01ds/2002-01/23/32-F4E3C0CCF491F4754825684A0007BD80.htm。
[2]周光荣、海飞主编:《奋斗改变命运》[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1]高扬在其发表于1994年第3期《中国戏剧》上的文章《话剧在民间——新时期以来民间自发演剧面面观》[J]中认为“这大概是新时期以来话剧的第一次民间演剧活动”。
[2]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3]本文所述的《WM(我们)》事件全过程基本依循了宜明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6期的《风波始末》[J]中的说法,只是在措词、语气、口吻等方面略微做了调整,以使行文更显客观。
[1]《访问的作者》[J],《剧本》,1985年第8期。
[1]《访问的作者》[J],《剧本》,1985年第8期。
[1]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161页。
[2]倘若说得功利一些,则是严重缺乏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的“群众基础”。
[3]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蔡翔的《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等等著述在这方面已经做了非常令人信服的研究,本文无需赘述。
[4][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遗稿选》[M],[德]君特·沃尔法特编,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1]同上,第156页。
[2]同上,第89页。
[3]同上,第179页。
[4]可参见[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M](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一书中对“知识语用学”所做的杰出分析。
[1][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遗稿选》[M],[德]君特·沃尔法特编,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2][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29-230页。
[3]或者说抵达[德]叔本华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的尾页。
[1][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遗稿选》[M]。[德]君特·沃尔法特编,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2]同上,第152页。
[3]同上,第228页。
[4]尼采曾经强调哲学家本人的生活乃哲学家最为重要的作品,但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身体状况、情爱、友谊以及其它诸多事情恰恰在有形无形间构成了对其权力意志的最大反动。
[1][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
[2]刘震云:《磨损与丧失》[J],《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3]可参见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C],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35页;《一腔废话:刘震云访谈录》,载于http://www.sina.com.cn 2001/12/12 20:32:等等。
[1]如果说以前主体所设想的幸福窝点乃改造社会、解放全人类等等的宏伟理想和诗意人生的话,那么现在的享乐之旅则是学会解决日常生存问题,同时不轻视世俗的趣味,同大伙儿一样往好里混、往高处爬。
[2][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30页。
[3][法]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生活的诸多讨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可以借鉴的观点。
[1]在柄谷行人看来,共同体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酬的相互扶助性”。(见[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5页)齐格蒙特·鲍曼虽然将人们对“道德共同体”的需要定位为“弱者的哲学”,但“美学共同体”的存在仍然体现了强者对共同体的需要。([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0-88页)而在命运的无常与存在的虚无面前,强者与弱者的区别也不再那么明显,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教会、王朝、民族等等共同体之文化根源的探寻可谓呈现了所有人对共同体的精神需要。
[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1]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78-79页。
[1]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181、16页。
[2]丁帆等:《个人化写作:可能与极限》[J],《钟山》,1996年第6期。
[1]李欧梵、王晓明、陈建华:《高行健获奖三人谈》[J],《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第12期。
[2][法]米歇尔·福科:《什么是启蒙》[A],汪晖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35页。
[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31页。
[2]同上,第226页。
[3]同上,第31页。
[4]同上,第52页。
[1]同上,第258页。
[2]具体分析与论证请参见上书,第217-270页。
[3]关于“责任伦理”的解释可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二版,第107-117页。
[4]同上,第59-60页。
[5]其中又以社会大众为其极端。
[6][加]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A],李保宗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99页。
[7]如果说第一波普遍失望乃指向极左政治统摄下的国家的话,那么第二波普遍失望则指向1990年代以来其“责任伦理”日渐丧失的国家。
[1]以上引述均可见蔡翔:《何谓文学本身》[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2]何言宏:《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J],《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2]郑工:《“去政治化”的后谎言时代美术的趋向及其影响力》[J],《美术观察》,2005年第12期。
[3]蔡翔:《何谓文学本身》[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4]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一词的具体阐释可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J]一文,刊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5]何言宏:《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N],载于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
[2]参见[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A],董之林、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4页。
[3]蔡翔:《何谓文学本身》[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4]或可称“三分激进七分投机”。
[5]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J],《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1]蔡翔:《何谓文学本身》[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2][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二版,第29页。
[3]相关论述已有许多,本文此处不赘。
[1]李劼:《个性·自我·创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85页。
[2]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8-29页。
[3]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J],《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4]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5]同上,第77页。
[6]蔡翔:《何谓文学本身》[J],《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1]此前曾被先验化的无疑当属群体中心主义和政治中心主义。在此意义上,19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及其“去政治化”实际只完成了一个以某种先验性取缔另一种先验性的再度形而上学的故事。
[2]在我看来,真正的智性敞开终究会导致无休无止的思想实验,导致绵延不断的怀疑与反动,导致尼采所言“病理学上一种中间状态”的虚无主义,而后才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种种感性情状。
[3]此处用作动词。
[4][英]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5]从新时期文学生产与消费领域对文革后中国人社会经验层面的个人化生存改写这一案例来看,对于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生存行为的进一步个人化而言,西方某些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最初只是起到了一种助燃的作用,而非理论先导的作用。不过当历史与现实的感性经验渐渐迷漫为人们朝夕与共的日光和空气时,符号化的思想认同却后来居上,并将感性经验提升为超验性的真理。而一旦这些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被奉为超验性的真理,便会从符号层面残酷地镇压着众人的想象力。
[1]蔡翔:《回答今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2页。
[1]此处借用了常常被人们放在一起阅读的作家林白的某种描述,见其《自述》[J],《小说评论》2002年第5期。
[2]参见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85页。
[3]赵林:《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J],《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1]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J],《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2]陈染:《我的人生旅途》[J],《神州》,2004年第8期。
[1]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0页。
[1]同上,第92、161页。
[2]同上,第219页。
[1]同上,第212页。
[2][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37页。
[3]参见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共同体》[M]一书第58页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上阶层私人的分析。
[1]可参见王晓明在其《在创伤性记忆的怀抱中》[J]一文中的相关阐释,《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的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5页。
[1]陈染:《不可言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181页。
[2][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A],董之林、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4页,第293页。
[3]同上,第293-294页。
[1]肖鹰:《存在与艺术:自我的现代命运》[J],《哲学研究》,1996年第6期。
[2]在其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米兰·昆德拉出色地描写出人类在面对“存在之重”与“生命之轻”时的复杂心情,并以此方式对本文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思考。
[1]陈染:《不可言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184、200、201页。
[1]转引自http://saturnpark.spaces.live.com/blog/cns!186e8193e913e9c15!258.entry。
[2][斯]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序言·译者注1,序言第10页。
[1][斯]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M],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导论”,第1页。
[2]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快乐大本营或许也正在此处,因为单纯的原子式、差异性、碎片化的生存人类自古就有,只有对现代“完满性”或“无限性”理想的解构与超脱才构成了这些后现代主义者最为核心的气质。
[1]此处的“关系”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
[2]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6、298、300页。
[3]关正文、李敬泽、陈戎:《通往故乡的道路》[c],北京:华艺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1][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C],褚孝泉编译,“编者前言”第7页,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
[2]同上,第275页。
[3]同上,第121页。
[4]此乃不少将尼采所言“要以肉体为准绳”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观念支点所在。
[5]参见[英]达瑞安·里德:《拉康》[M],黄然译,北京: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1]可参见[斯]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80-187页。
[2][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C],褚孝泉编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3]同上第335、363页。
[4][英]格林·戴里:《与齐泽克对话》[M],孙晓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4、66页。
[5]转引自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4页。
[6]参见[斯]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1]但我也不愿意把它降格为一种“冲动”,因为“冲动”这个词的偶然性意味太强,同时也太过暧昧和中庸。
[2]可参见[斯]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86-187页。
[1]同上,第281～283页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2]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1页。
[3]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的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A],自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V],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第2版,第418页。
[1]林白:《后记——野生的万物》[A],见林白:《万物花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
[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的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页。
[1]余华:《兄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52-153页。
[1]参见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J],《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2]参见常立:《“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D],复旦大学200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载于中国知网·优秀博士论文文库,第19页。
[3]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1]参见常立:《“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D],复旦大学200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载于中国知网·优秀博士论文文库,第30-32页。
[1]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18页。
[1]韩东:《弯腰吃草·序》。见朱文:《弯腰吃草》[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年。
[2]在张钧所作的访谈中,朱文曾特意对“写作的当时性”进行了强调。见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1]朱文:《我想说些什么》[N],《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6月30日第3版。
[1]常立:《“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D],复旦大学200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载于中国知网·优秀博士论文文库,第110-111页。
[2]对无意义感的表达与享乐成为一种新的秘而不宣的意义,成为个人毫发无伤地继续生活下去的快感源泉。
[1]王晓明:《在“无聊”的逼视下——从朱文笔下的小丁说起》[A],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在朱文的《我爱美元》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转脸看着父亲额前稀少而又凌乱的头发,流下了眼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流泪,但我清楚我的泪水是廉价的,我的情感是廉价的。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廉价的人,在火热的大甩卖的年代里,属于那种清仓处理的货色,被胡乱搁在货架的一角,谁向我扔两个硬币,我就写一本书给你看看。我已经准备好了,连灵魂都卖给你,七折或者八折。不过别忘了,我要的是他妈的美元。”
[3]以免对1990年代的“整个朱文”一概而论。
[4]朱文:《我想说些什么》[N],《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6月30日第3版。
[1][奥]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4卷》[M],祝彦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1]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1]韩东:《“他们”略说》[J],《诗探索》,1994年第1辑,第159页。
[1]棉棉:《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2]若就此来看,韩东于1999年2月24日写下的单方面提醒——“怎样将注意力适当地从自己那里移开,对棉棉而言是一个考验”,无疑是有道理的。(韩东:《棉棉的危险》,见棉棉:《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M]之“前言”部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而棉棉曾言,她是“中国第一个发表、描写毒品生活的作者”[棉棉:《我不是美女不像作家》[N],见2002年7月26日《特区青年报》(汕头)]。但从上述《糖》的具体叙述情状来看,棉棉似乎也对其颇为可贵的写作材料造成了莫大的浪费。
[3]棉棉:《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70页。
[4]倪伟:《镜中之蝶——论“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J],《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而如此来看,则《糖》中的“我们”和几十年前的“垮掉的一代”或“嬉皮士”委实相去甚远,在此意义上,《糖》的出版也就根本不可能像当年《在路上》的出版那样,因其现身“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 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的时代”而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反而会或多或少地加剧这种“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的当代现实。
[1]转引自[美]安·查斯特为《在路上》所作的“引言”,见[美]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M],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2]棉棉:《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3]同上,第77页。
[4]倪伟:《镜中之蝶——论“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J],《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糖》中有段话可谓“我们”对自己的享乐主义生存之道的一个夫子自道:“‘我们讲感觉'嘛!飞啊飞啊,我们
[1]同上,第302页。
[2]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3]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第29章。
[1]同上,第14章。
[2]同上,第30章。
[3]同上,第12章。
[4]同上,第6章。
[5]同上,第8章。
[1]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2]同上,第9页。
[3]同上,第234-235页。
[4]同上,第110页。
[1]同上,第9页。
[2]《亨利·米勒自传》,转自“深圳文艺网”:http://www.0755dog.com/ysjysp/ysjx/200512/3671.html。
[3]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4]同上,第111页。
[1]本文第三章第三节曾经引述过朱文在“断裂”事件中说过的一句话:“多年来我虽然极不情愿但是实际上还是遵循了一个作家的游戏规则,写一种叫做作品的东西,然后发表、结集、引人注目,与现在的文学秩序通奸,与今后的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通奸,与所谓的高级的趣味通奸。虽然眼下除了通奸下去好像没有其他出路,但是我希望自己能铭记其中的妥协与屈辱。”同样是面对“通奸”的事实,朱文的姿态和卫慧的姿态显然可以形成某种具有“文学史性质”的比对关系。
[2]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3]同上,第59页。
[4]刘震云曾经在其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中非常触目惊心地使用过这个短语,在很大程度上,它构成了对1990年代以及其它很多年代时代精神的一个深刻讽喻。
[1]这在文艺层面则被编码为“春天的故事”流传天下。
[2]戴锦华:《隐形书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8页。
[3]同上。
[4]语出[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0页。
[1][斯]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M],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3]同上,第168页。
[4]同上,第2页。
[5]同上,第159页。
[6]同上,第39页。
[7]关于这一点,蔡翔在其《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 [A]一文中有非常深入的分析,本文不赘。见蔡翔:《何谓文学本身》[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
[1]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2]这句话在《上海宝贝》中至少出现过两次,分见该书第24、38页。
[3][斯]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M],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1][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165、163页。
[2][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遗稿选》[M],[德]君特·沃尔法特编,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04-205页。
[3][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4]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5]同上,第109页。
[1]同上,第177-178页。
[2]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第6章。
[3]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63页。
[1]棉棉:《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
[1]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1-232页。
[2]同上,第229页。
[3]因为接下来要讨论的情形既适用于“红”,也适用于“倪可”,因此在此使用“我”的复数形式,下同。
[1]参见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4-130页。
[2]参见棉棉:《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1]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6-297页。
[2]转引自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
[3]相对来说,不少处在社会下层的“父母”们则往往会因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对抗,而激发出某些不一样的角色期待,因为在他们的子女身上,每每同时具有着对自身和对父母的双重拯救与解放任务。
[4]见森田洋司为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一书所作“序言”。
[5]同上,第54-55页。
[1]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54页。
[2]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7页。
[1]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J]一文,刊于《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2]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41、234、237-238、259页。
[3]或者说,同家庭、社会和学校更多地将年轻人期待为“孩子”这一建构性行为相呼应的,必然是年轻人自己对自己的“孩子”化自我认同。
[1]陈染:《私人生活》[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6章。
[1]同上,第18章。
[1]棉棉:《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2]同上,第57页。
[3]同上,第63页。
[4]同上,第182页。
[5]同上,第266-267页。
[6]同上,第128页。
[7]同上,第120页。
[1]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2]同上,第15页。
[1]同上,第13-14页。
[2][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V],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3]在此意义上,众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型“宏大叙事”就更加值得关注,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做的工作是:突破单纯的网络游戏叙事形态或生产技术研究,向游戏者群体化的游戏方式和“穿越”式的虚拟欲望等等精神层面掘进。
[1]小说后面对那场发生在“我”(“倪可”)和“马克”之间的第一场性爱的描写则直接从正面呼应了我们此处的理解:“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象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象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1页)只不过在这一场性爱当中,与高山、大海、大瀑布相类似的“外滩”、“黄浦江”、“和平饭店”、“东方明珠塔”被换作了“纳粹法西斯”、“德语”这样一些同样宏大的文化符号。
[2]同上,第161页。
[3]同上,第12页。
[1]同上,第212页。
[2]同上,第77页。
[1][英]伊丽莎白·赖特:《拉康与后女性主义》[M],王文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79、56页。
[2]尤其是对于那些做了变性手术的“男人”而言,伊就更需要有一个旷日持久且艰难的“去男性化”过程,否则从拉康对男女性别区分的角度来看,伊仍然是男性。
[3]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46页。
[1]同上,第22页。
[2]棉棉:《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1]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J],《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2]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A],见蔡翔:《何谓文学本身》[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
[3]卫慧:《上海宝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1]可参阅[印]查特吉:《关注底层》[J],《读书》,2001年第8期。
[2]如今,发达国家的中上阶层更是以全世界的底层为其社会底座。
[3][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M],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
[1]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遗稿选》[M],[德]君特·沃尔法特编,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55、157、159页。
[1]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第6章。
[2][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01页。
[1]朱文:《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第203页。
[2]同上,第236页。
[3]因为“小丁”所要面对的问题绝非某个单独的个人问题,或某个单独的生存环节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结构性的问题,因而其所遭遇的“无能”亦非纯粹一种单个个人的“无能”,而是一种个人和社会浑身上下通体的“无能”,它不仅是“小丁”认知和处理诸多私人问题时的“无能”,更是其认知和面对当代世界公共问题时的无能。
[4]朱文:《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0页。
[5]韩东有一个小说就以“亡命天涯路”为名。
[1]棉棉:《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1][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54页。
[1]张旭东、薛毅:《西学想象与中国当代文化政治的展开》[J],《天涯》2003年第2期。
[1][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遗稿选》[M],[德]君特·沃尔法特编,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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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8、[英]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M],洪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的意识》[M],杜章智等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10、[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11、《中国青年》杂志社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
12、刘禾:《语际书写》[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3、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4、陈思和主编:《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M],张雅平译,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16、《青年诗人谈诗》[C],北京: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1985年
17、周光荣、海飞主编:《奋斗改变命运》[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1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重印本。
19、蔡翔:《回答今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0、[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林尘等译,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6年。
21、[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22、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23、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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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27、[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遗稿选》[M],[德]君特·沃尔法特编,虞龙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28、[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M],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9、[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30、[德]叔本华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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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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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二版。
36、李劫:《个性·自我·创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
37、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38、[英]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王恒、臧佩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39、[斯]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40、[斯]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M],胡大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41、丁帆、许志英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42、[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M],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43、[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44、[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C],褚孝泉编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
45、[英]达瑞安·里德:《拉康》[M],黄然译,北京: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46、[英]格林·戴里:《与齐泽克对话》[M],孙晓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47、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48、[斯]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49、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V],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第2版。
50、[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51、常立:《“他们”作家研究:韩东、鲁羊、朱文》[D],复旦大学200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载于中国知网·优秀博士论文文库。
52、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
53、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4、李洁非、杨劫选编:《寻找的时代》[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55、[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拉伯雷研究》[M],钱中文主编,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56、[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57、王晓明主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58、林建法主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文学批评》[C],沈阳:春风文艺出 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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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64、[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V],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5、[英]伊丽莎白·赖特:《拉康与后女性主义》[M],王文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6、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67、[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罗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