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学术界对贬谪词并没有确切的定义,并且对贬谪词也没有十分系统的研究,本论文拟研究贬谪词在北宋的发展状况。北宋是贬谪词从萌芽、发展到繁荣的时期,对贬谪词在南宋以及后世的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本文将用四章分别论述。
第一章,贬谪词的界定及其创作背景。在这一章中,首先尝试对贬谪词进行较为科学的定义,然后分析贬谪词的写作背景,即北宋党争和词自身的发展。
第二章,词人个案分析。依照上一章中对贬谪词的定义,对整个北宋词进行详细的梳理,得出了十七位贬谪词人和一百六十首贬谪词。在这一章中,对北宋贬谪词进行横向考察,对有特色的贬谪词人进行详细的论述,分析他们贬谪词的不同特点和对贬谪词发展的贡献。
第三章,贬谪词风格分析。本章对北宋贬谪词进行纵向考察,分别论述贬谪词的三种风格:乐观旷达、悲苦哀伤、含蓄理性。
第四章,北宋贬谪词的发展嬗变述略。在前文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本章试着将贬谪词在北宋的发展嬗变进行简要的综述。把北宋贬谪词分成了三个时期,即:以晏欧为代表的萌芽期,苏轼“以诗为词”开拓影响下的快速发展期,以周邦彦回归传统为代表的词律规范期。
Ci is a type of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However,there is no clear definition and systematical research on Ci of relega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so far.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Ci of relega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which Ci of relegation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bud,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It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i of relegation compos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later ages.This thesis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
Chapter one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of Ci of relegation and its composing contexts.The author attemps to give a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Ci of relegation first and then explains the composing background,including struggles between different cliques in the No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 of relegation itself.
Chapter two presents the analysis of some composers of Ci poetry.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Ci of relegation presented in the previous chapter,by studying all the Ci poetry compos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ystematiclly,the thesis finds that there are 17 composers of Ci of relegation and 160 Ci poems of relegation.Based on a point-by-point comparison,the thesis discusses some distingtive composers in detail, and analyzes their features and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Ci of relegation.
Chapter three is the stylistic analysis of Ci of relegation.On the basis of vertical analysis of Ci of relegation compos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ree kinds of style are put forward,namely,optimism,pessimism and rationalism.
Chapter four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Ci of relega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A brief summary about its evolution is delivered.The evolution of Ci of releg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The first one is the budding period with the famous composer Yan Ou being the representative.The second is the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with the outstanding poet Su Shi being the major driver.Last one is the formed period marked by Zhou Bangyan's return to the tradition of Ci.
引文
[1]王运涛著,《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1页。
[1][清]黄苏著,《蓼园词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3085页。
[1]沈松勤著,《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15页。
[2]何忠礼著,《宋代政治史》,绪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8页。
[3]萧庆伟著,《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12-131页。
[1][日本]村上哲见著,陈雪军译,《南宋词综论》,《词学》第17辑,第87页。
[2]上述观点参见沈松勤著,《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下编第二节,第287-327页的论述。
[3]陶尔夫、诸葛忆兵著,《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71页。
[1]夏承焘著,《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5月,第228页。
[2]夏承焘著,《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5月,第242页。
[3]参见晏殊著,吴林抒校笺,《珠玉词》,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
[4]“《珠玉词》有《诉衷情》:‘芙蓉金菊斗馨香',‘数枝金菊对芙蓉'二首,据二宋诗题,知二词皆此年作”。夏承焘著,《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5月,第234页。
[1]“此词是晏殊暮年知永兴军作”,“艺术风格上也来了一个大转变,它一反以往的雍容华贵、闲雅圆融,而激越悲凉,寓胸中之块垒于歌女之泪洒中”。晏殊著,吴林抒校笺,《珠玉词》,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17页。
[2]叶嘉莹著,《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91页。
[3]“此词明快、自然,阅如行云,读如流水,蔑视名利,寄情山水,与晏殊其他的富贵词风格迥异”。晏殊著,吴林抒校笺,《珠玉词》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50页。
[1]何忠礼著,《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61页。
[2]《欧阳修全集·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中国书店,1986年6月,第4页。
[1]邱少华编著,《欧阳修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2001年1月,第189页。
[2][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湘山野录 续录 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84年4月,第15页。
[3]邱少华编著,《欧阳修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2001年1月,第232页。
[4]具体写作时间不可确定,各研究者基本一致认为此词作于1049-1050年知颍州期间。
[1]陶尔夫、诸葛忆兵著,《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43页。
[2]苏轼生平参照王水照著,《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
[3]参看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
[1]殷光熹《旷达超然,东坡本色》,《词学》第十六辑,第20-21页。
[2]“熙宁七年甲寅(1074年)四月作于离京口时”。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58页。
[3]“熙宁七年甲寅(1074年)十月,作于润州”。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124页。
[4]“绍圣二年己亥(1095年)春,作于惠州”。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754页。
[5]参见吴凡、李海帆《含激愤于婀娜之中,寄妙理于旷达之外》,《词学》第十六辑。
[1]此词写作时间有分歧,本文采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的考证结论:“元丰三年庚申(1080年)二月至五月,作于黄州”。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276页。
[2]“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三月,作于黄州”。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357页。
[1]“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七月,作于黄州”。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399页。
[2]“元丰四年辛酉(1081年)七月七日,作于黄州”。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331页。
[3]殷光熹著,《旷达超然,东坡本色》,《词学》第十六辑,第22页。
[4]“元丰七年甲子(1084年)四月作于黄州”。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507页。
[5]王红升《从东坡词看苏轼贬谪时期的佛老心态》,《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4月下期,第199页。
[1]“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三月游清泉寺作”。邹同庆、主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358页。
[2]陶尔夫、诸葛忆兵著,《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325页。
[3]“元祜六年辛未(1091年)三月作于杭州”。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669页。
[1]《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唐、五代、北宋卷,第680页。
[2]“元丰六年癸亥(1083年)十月作于黄州”。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483页。
[3]“元祐八年癸酉(1093年)作于定州”。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第721页。
[1]秦观生平参看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第1-6页前言与第906-919页所附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
[2]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
[3]杨世明笺注,《淮海词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
[4]“此首作于元祜九年初春,是年四月,改元绍圣,作者重游汴京西郊名园金明池、琼林苑,感慨赋此”。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37页。
[1][清]黄苏著,《蓼园词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3059页。
[2]“此首作于绍圣元年四月,其时宋哲宗亲政,决意恢复熙宁新政,作者被列入元祜党人被贬出京”。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38页。
[3]“此首作于绍圣元年初夏,时在离京去杭州途中”。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40页。
[4]“词作于绍圣二年春,为贬处州之次年”。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42页。
[1]“此词作于绍圣四年春”。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49页。
[2][清]王国维著,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汇编汇评汇校》,第二九。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82页。
[1]叶嘉莹著,《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294页。
[2]“此首作于绍圣四年春,时编管郴州”。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50页。
[3]“此词作于郴州,时在绍圣四年春”。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51页。
[4]“(故可推知)此词作用横州或雷州,时在绍圣末或元符初”。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53页。
[5]“《全宋词》亦收此词,调名《添春色》。词作于元符元年春”。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54页。
[6]“此首作于元符三年六月,时作者贬谪雷州。是年四月哲宗卒,徽宗即位。五月下赦令,迁臣多内移。苏轼自海南移廉州,秦观被命复宣德郎,放还衡州”。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855页。
[1]杨海明《论秦少游词》,《文学遗产》1984年第三期。
[2]袁行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11页。
[3][清]冯煦撰,《蒿庵论词》,《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3587页。
[4]袁行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11页。
[1][元]脱脱等撰,《宋史》第三七册,卷四百四十四“文苑传”,中华书局,1985年6月版,第13126页。
[2]上述周邦彦生平参见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附表一,周邦彦年表,和附录六,陈思《清真居士年谱》,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3]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4]罗忼烈《漫谈北宋词人周邦彦》,《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
[5]万云骏《清真词的比兴与寄托》,《词学》第二辑。
[6]谢桃坊《周邦彦词的政治寓意辨析》,《天府新论》1987年第6期。
[1]王恩宗《清真词评四题》,《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约可确定写于元丰二年(1079)至元祜二年(1087)京师游学时,或崇宁元年(1102)至大观四年(1110)在朝为官时”。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附录三,清真编年词一览表,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438页。
[3]陈廷焯著,杜维沫校点,《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0月,第16页。
[1]参看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122页考证。
[1]“(然)写于政和二年(1112)之河中任则无疑义”。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275-276页。
[2]“写于政和二年(1112)二月知河中府时”。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附录三,清真编年词一览表,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441页。
[3]“必作于知河中府时,即政和二年(1112)二月”。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186-187页。
[4][清]黄苏著,《蓼园词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第3095页。
[5]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270页。
[1]“词序明载,此词应写于宣和三年(1121)自杭归顺昌任,正月二十六日至天长时”。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312页。
[1]贾喜鹏著,《苏轼隐逸情结论》,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第26页。
[2]“此词为苏舜钦免官居苏州时所作”。《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319页。
[1]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2]“此首作于元符元年戊寅(1098),时山谷在戎州贬所”。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第10页。
[3]陶尔夫、诸葛忆兵著,《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358页。
[4]“此首作于绍圣四年丁丑(1097),时山谷在黔南”。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
[1]“此首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第158页。
[2]“此首约作于崇宁三年甲申(1104)。是岁山谷赴宜州贬所,于春天经湖南”。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第40页。
[3]“此首作于崇宁四年乙酉(1105),时山谷在宜州贬所”。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第139页。
[4]此词写作年份不可断定,上海辞书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个版本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均认定此词是以乐观的口气来冲淡贬谪的悲伤,写作时间是在贬谪之后,因此本文认定此词为贬谪词。
[1]以上王诜生平及词作编年参看《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8月,第594-596页。
[1]上述观点参看马东瑶著,《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此书对苏轼影响下的作家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一再强调苏门是“君子之交,不为苟同”,反对门户派别的狭隘观念,对文学史有相当积极的影响。
[2]“此词当为昆补之反监信州盐酒税时作”。乔力笺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3]“绍圣二年(1095)春,晃补之离齐州赴通判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任,此词即作于南下途中”。乔力笺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出版社,1992年,第43页。
[4]“祟宁二年晃补之退居金乡,此词当作于始还家经略归来园时”。乔力笺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1]“元符三年(1100),(秦观)竟不幸殁于北归途中。晃补之听到噩讯,悲痛难禁,便依韵赓和秦观昔年南谪过衡阳时所作的《千秋岁》词,以寄托哀思”。乔力笺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出版社,1992年,第92页。
[2]“崇宁四年(1105)九月三十日,黄庭坚奄然长逝于宜州(今广西宜山)贬所……晁补之与之交笃情挚,且同属苏门学士,宦海仕路上也进退荣辱与共,有着相似的际遇,那种悲痛悼惜的心情自是难以抑止,所以借此词抒写之”。乔力笺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
[3]以上李之仪贬谪经历参看陶尔夫、诸葛忆兵著,《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361-362页。
[4]“张舜民存词仅四首,但这四首词却全属贬官词”。杨海明著,《唐宋词与人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第390页。
[5]“元丰六年(1083),这位富有正义感的诗人,怀着忧谗畏讥、去国怀乡之感,被迫离开汴京,开始了他的流放之行。他从汴河出发,先到江苏,在金陵赏心亭作了《江神子》一词……途中又作《朝中措》……是年秋冬,抵达湖南岳阳楼,赋写了(上面这)两首《卖花声》”。杨海明著,《唐宋词与人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390-391页。
[1]“徽宗年间他(唐庚)曾贬官惠州,经历与贬谪地都与苏轼相似”,“这首词写旅愁,是词人仕途坎坷、品尝到人生痛苦后的感慨”。陶尔夫、诸葛忆兵著,《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378页。
[2]毛滂此三首词的写作年代参看陶尔夫、诸葛忆兵著,《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364-365页。
1、[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
2、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6月。
3、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
4、《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8月。
5、《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
6、《历代词分类鉴赏辞典》,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1月。
7、袁行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8、吴熊和著,《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
9、王兆鹏著,《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0、陶尔夫、诸葛忆兵著,《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11、吴林抒校笺,《珠玉词》,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
12、黄畲笺注,《欧阳修词笺注》,中华书局,1980年。
13、《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6月。
14、邱少华编著,《欧阳修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2001年1月。
15、薛瑞生笺证,《东坡词编年校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
16、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9月。
17、孔凡礼著,《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
18、孔凡礼辑,《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2月。
19、王水照著,《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
20、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1月。
21、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
22、龙榆生校点,《淮海居士长短句》,中华书局,1957年。
23、徐培均著,《秦少游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24、杨世明笺注,《淮海词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
25、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26、龙榆生校点,《豫章黄先生长短句》,中华书局,1957年。
27、龙榆生校点,《晁氏琴趣外篇》(附柯山词),中华书局,1957年。
28、乔力笺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出版社,1992年。
29、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30、傅平骧、胡问涛校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出版社,1992年。
31、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
32、夏承焘著,《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5月。
33、[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84年4月。
34、[清]陈廷焯著,杜维沫校点,《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0月,第16页。
35、[清]王国维著,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汇编汇评汇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36、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6年修订版。
37、王兆鹏,王可喜,方星移著,《两宋词人丛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5月。
38、叶嘉莹著,《唐宋词十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39、沈松勤著,《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40、萧庆伟著,《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
41、彭国忠著,《元祐词坛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42、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43、诸葛忆兵著,《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9月。
44、马斗成著,《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45、马东瑶著,《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46、王冠辑,《唐宋八大家年谱》(全五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3月。
47、王运涛著,《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
48、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社会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
49、刘焕阳著,《晁补之与宋代晁氏家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50、刘靖渊、崔海正著,《北宋词研究史稿》,齐鲁书社,2006年8月。
51、杨海明著,《唐宋词与人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
52、何忠礼著,《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53、吴洪泽编,《宋人年谱集目·宋编宋人年谱选刊》,巴蜀书社,1995年9月。
54、张毅著,《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
55、张剑著,《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出版社,2006年1月。
56、武守志著,《读苏杂识》,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
57、贾喜鹏著,《苏轼隐逸情结论》,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
1、宋先红《“苏门四学士”的贬谪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2、马百计《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谈苏轼由杭赴密词作及其贬谪心态》,《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10月第4期。
4、王红升《从东坡词看苏轼贬谪时期的佛老心态》,《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4月下期。
5、殷光熹《旷达超然,东坡本色》,《词学》第十六辑
6、韩文娟《谈苏轼贬谪诗词》,《语文学刊》2007年第1期。
7、程海英《一蓑烟雨任平生--试析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人生态度》,《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十七卷。
8、蔡静波《论苏轼与“新旧党争”》,《雁北师范续学报》2003年8月,第十九卷,第4期。
9、石艺《迁客骚人,儋州宜州--苏黄晚年贬谪心态与文学创作比较》,《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0、吴帆《析<蝶恋花·春景>兼论苏轼谪惠前后的情感世界》,《长春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1、吴凡、李海帆《含激愤于婀娜之中,寄妙理于旷达之外》,《词学》第十六辑。
12、马良信《谗言如浪深,迁客似沙沉--秦观悲剧的一生及其对他的评价》, 《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2月第1期。
13、曹章庆《悲苦与绝望--秦观谪恨词的情感心态分析》,《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
14、镇锦兰《飞红万点愁如海--论秦观词中的身世感》,《安徽文学》2007年第4期。
15、罗敏中《论秦观的政治态度和湖湘贬谪诗词》,《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6、杨海明《论秦少游词》,《文学遗产》1984年第三期。
17、王红霞《黄庭坚蜀中词简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5月第3期。
18、李如冰《略论北宋党争背景下山谷词的转型》,《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9、郭凌云《黄庭坚崇宁时期友朋唱和词的特点》,《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3月第2期。
20、李剑亮《欧阳修贬谪夷陵时的创作活动及其创作思想》,《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一卷第2期。
21、徐博文、何尊沛《论晁补之词中的沉咽悲凉之音》,《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7月第4期。
22、李婵娟《苏门意气,花间风情--李之仪词风初探》,《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3、罗忼烈《漫谈北宋词人周邦彦》,《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
24、万云骏《清真词的比兴与寄托》,《词学》第二辑。
25、谢桃坊《周邦彦词的政治寓意辨析》,《天府新论》1987年第6期。
26、王恩宗《清真词评四题》,《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7、张高宽《李纲<梁溪词>与豪放词刍议》,《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28、(日本)村上哲见,陈雪军译《南宋词综论》,《词学》第1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