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自我体认(1920—1926)——以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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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四"前后是近代知识阶级整体走向自觉的重要时期。在随后的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中,这个"新起的阶级"在指导民众中更发挥了独到和重要的作用,从而也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此相应,它对责任与使命的自我体认,超越了思想解放的范围,开始与国民革命的实践相联系,并进而浸成了以中国社会精神领袖自居,欲充当"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的更高的理想与抱负。知识阶级的这种缘于阶级属性的个性与浪漫主义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在近代史上得失毁誉和最终归宿的历史命运。
The tim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class became aware of themselves as a whole.In the May 30 th Movement and the March 18 th Movement,this new class played an independent and crucial role in guiding the mass,and therefore extended their social influence.In parallel to this,their selfre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also strove beyond the scope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started to associate with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practice,and therefore aimed themselves at a much higher ideal with ambition by considering themselves to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Chinese society,hoping to be the director of all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That to a large extent decided their fat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tim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class became aware of themselves as a whole.In the May 30 th Movement and the March 18 th Movement,this new class played an independent and crucial role in guiding the mass,and therefore extended their social influence.In parallel to this,their selfre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also strove beyond the scope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started to associate with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practice,and therefore aimed themselves at a much higher ideal with ambition by considering themselves to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the Chinese society,hoping to be the director of all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That to a large extent decided their fat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引文
(1)如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修定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8月。
(2)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0、462页。
(3)朱自清:《论气节》,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154页。
(1)许纪霖:《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见《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2)陶行知:《“伪知识”阶级》,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3)见《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4)《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蔡元培:《!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1919年11月20日,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张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第3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
(5)河上人:《非知识阶级》,《国民新报副刊》,第13号,1925年12月17日,第3页。
(6)宇文:《打倒智识阶级》,《现代评论》,第5卷第116期,1927年2月26日.第7页。
(7)《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晨报副刊》,1925年6周年纪念增刊,第9版。
(8)例如,蒋梦麟的《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一文,同时又说:“我们承认知识界应负研究实际政治问题的责任”。(《晨报副刊》,1925年6周年纪念增刊,第9版)
(9)据笔者所知,“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当始于1925年。是年7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陈启修先生致顾教务长函》,内说:“全国工人,知识分子,大小商人,乃至官僚军阀,都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
(10)张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第3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第1页。
(1)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参见[美]卡尔·博洛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页。
(3)《张申府文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4)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8页。
(6)张奚若曾著文指出,真正的知识阶级不是以知识为标准,而是以理智为标准,“此种优秀人物”,即在美国也属极少数,遑论中国了。故当务之急,是要造就名符其实的中国知识阶级(《!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张奚若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但曲高和寡,终不为人所重视。
(7)参见坚瓠的《政治与士气》,《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923年7月25日,第1页。
(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1年版,第374页。
(2)郢生:《诸相》,《文学周报》,第3期,第183页,1925年7月26日。
(3)《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4)《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19年11月20日。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8页。
(5)《我国知识阶级宣布对帝国主义者作战方略:答复五百万知识阶级》,《晨报》,1925年6月13日,第3版;《京报副刊》,1925年6月8日,第2版;1923年10月14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6)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8月号;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陶孟和:《现代教育的特色》,《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第33页。
(8)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第54页。
(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252、259页。
(2)《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3)《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4)1925年6月上海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曾议决,“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全国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委员会纪》(《时事新报》,1925年6月23日第1版)。
(5)张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第3卷第1号,1919年10月1日。
(6)东荪:《谁能救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号,1923年6月25日,第24页。
(7)见《孟和文存》,《民国丛书》,第5编(92),上海书店据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影印,第27-30页。
(1)《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号,第2页,1922年2月25日。
(2)梁启超:《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饮冰室合集·文集》,(33),第40、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3)《知识阶级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4)东荪:《谁能救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号,1923年6月25日,第24页。
(5)《知识阶级堕落底原因》,《京报副刊》,1925年1月14日,第4版。
(6)《中国智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第1页。
(7)化鲁:《智识阶级最重要的任务》,《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1923年9月25日,第1页。
(8)枕欧:《知识阶级堕落底原因》,《京报副刊》,1925年1月14日,第4版。
(9)爱罗先珂:《智识阶级的使命》(讲演),《晨报副镌》,1922年3月7日,第1版。
(10)《邵力子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4页。
(11)爱罗先珂:《智识阶级的使命》(讲演),《晨报副镌》,1922年3月7日,第1版。
(1)鲁迅说:知识阶级的弱点在于好空谈,但“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要能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188、191页)
(2)《晨报副镌》,1925年6周年纪念增刊,第11、12、13页。增刊出版于1925年,本文则写作时间却是2014年11月。
(3)《政府接济沪案款之质疑》,《申报》,1925年7月13日,第2张(6)。
(4)《东大教授建议以金款救济失业工人》,《申报》,1925年6月29日,第3张(10)。北大教职员也有同样提议,后考虑教育界自身亦困难,改为提捐十万。见《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6月16日。
(1)《晨报》,1925年6月9日,第2、7版。
(2)《晨报社沪案后援募款团》,《晨报》,1925年6月12日,第3版。
(3)《救国谈片》,《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1925年6月13日,第1版。
(4)参看《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27-768页。
(5)顾颉刚《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一文“伏园敬按”,《京报副刊》,1925年6月12日,第2版。
(6)《此后的中国》,《京报副刊》,1925年6月7日,第2版。
(7)《晨报》,1925年6月8日,第3版;11日,第3版。
(8)《钱玄同日记》,(中),杨天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42页。
(9)《吴虞日记》,下册,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1)《我在六十岁以前》,《马叙伦自述》,北京:中国大百科丛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2)彝鼎:《十八日惨案之经过》,《清华周刊》,第24卷第5期,引自孙敦恒、闻海选编:《三一八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3)分别见于:《语丝》,第72期,1926年3月29日;《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东方杂志》,第23卷第6号,1926年3月25日。
(4)范体仁:《北京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0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5)《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6)戴电原:《甘愿亡国灭种之梁启超顾维钧等的宣言》,《京报副刊》,1925年6月25日,第6版。
(7)《本团执行委员会对全国知识阶级宣言》,《京报副刊》,1925年7月15日,第8版。
(8)《宣传股特刊编辑处征稿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6月8日,第2版。
(9)北大沪案后援会文书股委员会启:《本新教职员诸先生公鉴》,《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6月17日。第1版。
(1)但一:《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中国青年》(汇刊),第83期,1925年7月23日,第482页。
(2)《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6月16、27日;《修改中英不平等条约》,《时事新报》,1925年7月1日,第1版。
(3)《单独对英论》,《时事新报》,1925年7月14日,第1版。
(4)《关于沪汉粤案交涉之建议书》,《京报》,1925年7月11日,第5版。
(5)中共受共产国际影响,将西方列强视为铁板一块的简单化思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发生真正改变,进而注意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参看王桧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三余丛稿:我与中国现代史》,(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我们飘荡到何处去?》,《大陆报》,1025年6月17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3页。
(7)《梁启超等人之意见》,《申报》,1925年6月11日,第2张(6)。
(8)《晨报》,1925年6月16日,第3版。
(1)《京各公团之沪汉粤交涉建议书》,《申报》,1925年7月13日,第2张(7)。
(2)《京各界代表又向执政请愿》,《申报》,1925年7月17日,第2张(6)。
(3)《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0、421页,(4)伏园:《此后的中国》,《京报副刊》,1925年6月7日,第2版。
(5)《五卅痛史》,“痛言”,《晨报》编辑处、清华学生会编,1925年版,第1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16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6年。
(6)《时事新报》,1925年7月29日,“学灯”广告。
(7)侯兆麟:《一封通信》,《京报副刊》,1926年4月19日第7版。
(1)王慎明:《学界的新趋势---致现代评论记者》,《现代评论》,第3卷第78期,1926年6月5日。
(2)《晨报副镌》,1925年6周年纪念增刊,第10页。
(3)王世杰:《学校与政治》,《现代评论》,第4卷第81期,1926年6月27日,第6页。
(4)朱亦松:《论五卅惨案与国民自觉心》,《时事新报》,1925年6月16日,第1版。
(5)张东荪:《谁能救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号,1923年9月25日,第24页。
(6)许仕廉:《首都流血与军学阶级战争》,《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19日,第19、20页。
(7)西滢:《闲话:“中国国家弄到这般田地,完全是智识阶级的责任”》,《现代评论》,第2卷第30期,1925年7月4日,第12页。
(8)《国闻周报》,第2卷第27期,1925年。
(1)刘治熙:《劳动阶级与国民革命》,《现代评论》,第2卷第49期,1925年11月4日,第22页。
(2)张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第1页。
(3)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全集·专集》(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56页。
(4)《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5)《杜亚泉文存》,第220页。
(6)余家菊:《什么是革命的最好方法?》,《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第40页。
(1)周鲠生:《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现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20日,第7页。
(2)《金家凤、毛一鸣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5页。
(3)《国闻周报》,第3卷第38号,第1-2页。
(4)钱穆于1974年《国史大纲》修订本中,仍坚持说:“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而近代以来,“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8册,第627-628、913页)
(5)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6页。
(6)《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页。
(7)《胡适全集》,第30卷,第421页。
(1)《民众运动与领袖》,《现代评论》,第3卷第54期,1925年12月5日,第3页。
(2)《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3)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周刊》,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引自蔡乐苏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下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3页。
(4)左舜生:《书生建党的曾琦》,《万竹楼随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辑,台北:左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93页。
(1)《秀才造反论》,《恽代英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5页。
(2)《国民革命与知识阶级》,《国闻周报》,第11卷第8期,1924年11月8日,第2页。
(2)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0、462页。
(3)朱自清:《论气节》,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154页。
(1)许纪霖:《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见《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2)陶行知:《“伪知识”阶级》,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3)见《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4)《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蔡元培:《!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1919年11月20日,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张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第3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
(5)河上人:《非知识阶级》,《国民新报副刊》,第13号,1925年12月17日,第3页。
(6)宇文:《打倒智识阶级》,《现代评论》,第5卷第116期,1927年2月26日.第7页。
(7)《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晨报副刊》,1925年6周年纪念增刊,第9版。
(8)例如,蒋梦麟的《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一文,同时又说:“我们承认知识界应负研究实际政治问题的责任”。(《晨报副刊》,1925年6周年纪念增刊,第9版)
(9)据笔者所知,“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当始于1925年。是年7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陈启修先生致顾教务长函》,内说:“全国工人,知识分子,大小商人,乃至官僚军阀,都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
(10)张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第3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第1页。
(1)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参见[美]卡尔·博洛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页。
(3)《张申府文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4)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8页。
(6)张奚若曾著文指出,真正的知识阶级不是以知识为标准,而是以理智为标准,“此种优秀人物”,即在美国也属极少数,遑论中国了。故当务之急,是要造就名符其实的中国知识阶级(《!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张奚若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但曲高和寡,终不为人所重视。
(7)参见坚瓠的《政治与士气》,《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923年7月25日,第1页。
(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1年版,第374页。
(2)郢生:《诸相》,《文学周报》,第3期,第183页,1925年7月26日。
(3)《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4)《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19年11月20日。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8页。
(5)《我国知识阶级宣布对帝国主义者作战方略:答复五百万知识阶级》,《晨报》,1925年6月13日,第3版;《京报副刊》,1925年6月8日,第2版;1923年10月14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6)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8月号;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陶孟和:《现代教育的特色》,《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第33页。
(8)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第54页。
(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252、259页。
(2)《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3)《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4)1925年6月上海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曾议决,“与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全国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委员会纪》(《时事新报》,1925年6月23日第1版)。
(5)张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第3卷第1号,1919年10月1日。
(6)东荪:《谁能救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号,1923年6月25日,第24页。
(7)见《孟和文存》,《民国丛书》,第5编(92),上海书店据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影印,第27-30页。
(1)《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号,第2页,1922年2月25日。
(2)梁启超:《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饮冰室合集·文集》,(33),第40、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3)《知识阶级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4)东荪:《谁能救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号,1923年6月25日,第24页。
(5)《知识阶级堕落底原因》,《京报副刊》,1925年1月14日,第4版。
(6)《中国智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第1页。
(7)化鲁:《智识阶级最重要的任务》,《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1923年9月25日,第1页。
(8)枕欧:《知识阶级堕落底原因》,《京报副刊》,1925年1月14日,第4版。
(9)爱罗先珂:《智识阶级的使命》(讲演),《晨报副镌》,1922年3月7日,第1版。
(10)《邵力子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4页。
(11)爱罗先珂:《智识阶级的使命》(讲演),《晨报副镌》,1922年3月7日,第1版。
(1)鲁迅说:知识阶级的弱点在于好空谈,但“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要能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188、191页)
(2)《晨报副镌》,1925年6周年纪念增刊,第11、12、13页。增刊出版于1925年,本文则写作时间却是2014年11月。
(3)《政府接济沪案款之质疑》,《申报》,1925年7月13日,第2张(6)。
(4)《东大教授建议以金款救济失业工人》,《申报》,1925年6月29日,第3张(10)。北大教职员也有同样提议,后考虑教育界自身亦困难,改为提捐十万。见《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6月16日。
(1)《晨报》,1925年6月9日,第2、7版。
(2)《晨报社沪案后援募款团》,《晨报》,1925年6月12日,第3版。
(3)《救国谈片》,《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1925年6月13日,第1版。
(4)参看《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27-768页。
(5)顾颉刚《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一文“伏园敬按”,《京报副刊》,1925年6月12日,第2版。
(6)《此后的中国》,《京报副刊》,1925年6月7日,第2版。
(7)《晨报》,1925年6月8日,第3版;11日,第3版。
(8)《钱玄同日记》,(中),杨天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42页。
(9)《吴虞日记》,下册,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1)《我在六十岁以前》,《马叙伦自述》,北京:中国大百科丛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2)彝鼎:《十八日惨案之经过》,《清华周刊》,第24卷第5期,引自孙敦恒、闻海选编:《三一八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3)分别见于:《语丝》,第72期,1926年3月29日;《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东方杂志》,第23卷第6号,1926年3月25日。
(4)范体仁:《北京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0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5)《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6)戴电原:《甘愿亡国灭种之梁启超顾维钧等的宣言》,《京报副刊》,1925年6月25日,第6版。
(7)《本团执行委员会对全国知识阶级宣言》,《京报副刊》,1925年7月15日,第8版。
(8)《宣传股特刊编辑处征稿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6月8日,第2版。
(9)北大沪案后援会文书股委员会启:《本新教职员诸先生公鉴》,《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6月17日。第1版。
(1)但一:《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中国青年》(汇刊),第83期,1925年7月23日,第482页。
(2)《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6月16、27日;《修改中英不平等条约》,《时事新报》,1925年7月1日,第1版。
(3)《单独对英论》,《时事新报》,1925年7月14日,第1版。
(4)《关于沪汉粤案交涉之建议书》,《京报》,1925年7月11日,第5版。
(5)中共受共产国际影响,将西方列强视为铁板一块的简单化思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发生真正改变,进而注意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参看王桧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三余丛稿:我与中国现代史》,(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我们飘荡到何处去?》,《大陆报》,1025年6月17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3页。
(7)《梁启超等人之意见》,《申报》,1925年6月11日,第2张(6)。
(8)《晨报》,1925年6月16日,第3版。
(1)《京各公团之沪汉粤交涉建议书》,《申报》,1925年7月13日,第2张(7)。
(2)《京各界代表又向执政请愿》,《申报》,1925年7月17日,第2张(6)。
(3)《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0、421页,(4)伏园:《此后的中国》,《京报副刊》,1925年6月7日,第2版。
(5)《五卅痛史》,“痛言”,《晨报》编辑处、清华学生会编,1925年版,第1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16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6年。
(6)《时事新报》,1925年7月29日,“学灯”广告。
(7)侯兆麟:《一封通信》,《京报副刊》,1926年4月19日第7版。
(1)王慎明:《学界的新趋势---致现代评论记者》,《现代评论》,第3卷第78期,1926年6月5日。
(2)《晨报副镌》,1925年6周年纪念增刊,第10页。
(3)王世杰:《学校与政治》,《现代评论》,第4卷第81期,1926年6月27日,第6页。
(4)朱亦松:《论五卅惨案与国民自觉心》,《时事新报》,1925年6月16日,第1版。
(5)张东荪:《谁能救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2号,1923年9月25日,第24页。
(6)许仕廉:《首都流血与军学阶级战争》,《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19日,第19、20页。
(7)西滢:《闲话:“中国国家弄到这般田地,完全是智识阶级的责任”》,《现代评论》,第2卷第30期,1925年7月4日,第12页。
(8)《国闻周报》,第2卷第27期,1925年。
(1)刘治熙:《劳动阶级与国民革命》,《现代评论》,第2卷第49期,1925年11月4日,第22页。
(2)张东荪:《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第1页。
(3)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全集·专集》(4),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56页。
(4)《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5)《杜亚泉文存》,第220页。
(6)余家菊:《什么是革命的最好方法?》,《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第40页。
(1)周鲠生:《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现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20日,第7页。
(2)《金家凤、毛一鸣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5页。
(3)《国闻周报》,第3卷第38号,第1-2页。
(4)钱穆于1974年《国史大纲》修订本中,仍坚持说:“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而近代以来,“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8册,第627-628、913页)
(5)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6页。
(6)《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页。
(7)《胡适全集》,第30卷,第421页。
(1)《民众运动与领袖》,《现代评论》,第3卷第54期,1925年12月5日,第3页。
(2)《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3)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周刊》,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引自蔡乐苏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下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3页。
(4)左舜生:《书生建党的曾琦》,《万竹楼随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辑,台北:左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93页。
(1)《秀才造反论》,《恽代英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5页。
(2)《国民革命与知识阶级》,《国闻周报》,第11卷第8期,1924年11月8日,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