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中宋军对饮用水的认知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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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宋夏战争中,饮用水是一种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资源。宋军对饮用水的认知与利用水平,是随着实战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升的。在技术层面,北宋通过修筑水寨、勘掘水井以及开发便于储运的装备,在饮用水保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实战层面,北宋军政官员虽然多有重视饮用水安全的概念,但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地善加利用,却历经波折:从宋初至宋真宗时期的懵懂迟钝,再到宋仁宗、宋神宗时期的艰难探索,直至宋哲宗以降的熟稔利用。宋军对饮用水的认知与利用水平,既是管窥北宋战争观念和军事力量演进的对象,也是考察自然环境因素与人类军事活动关系的独特视角。
In the war between Northern Song and Western Xia,drinking water was a natural resource with important military values.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actual combat experiences,the Song army had constantly upgraded their ability of knowing and using the drinking water.At the technological level,the Northern Song had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guaranteeing the drinking water by means of building water villages,digging wells and developing transportable devices.At the practical level,although the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still experienced a long and eventful process:from the ignorance in the periods of Song Taizong and Song Zhenzong,to the arduous explorations in the periods of Song Renzong and Song Shenzong,and then to the proficient util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Song Zhezong.Drinking water is a useful object for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oncept of wa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for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It also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elements and huma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war between Northern Song and Western Xia,drinking water was a natural resource with important military values.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actual combat experiences,the Song army had constantly upgraded their ability of knowing and using the drinking water.At the technological level,the Northern Song had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guaranteeing the drinking water by means of building water villages,digging wells and developing transportable devices.At the practical level,although the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still experienced a long and eventful process:from the ignorance in the periods of Song Taizong and Song Zhenzong,to the arduous explorations in the periods of Song Renzong and Song Shenzong,and then to the proficient util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Song Zhezong.Drinking water is a useful object for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oncept of wa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for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It also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elements and human military activities.
引文
(1)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雄牝城》,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7页。
(2)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一五《号令第七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6页。
(3)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制度五·军行次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291页。
(4)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寻水泉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第315页。
(5)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下营择地法》,第309页。
(6)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防毒》,第315页。
(7)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二《守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第430页。
(1)学界前贤对宋夏战争中“水”的关注,多集中于探讨河川分布或走向对宋夏军事部署的影响,如韩茂莉《宋夏交通道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第141~152页),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杜林渊、张小兵《陕北宋代堡寨分布的特点》(《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85~89页)均曾就此展开过讨论。虽然也有学者在研究中涉及饮用水问题,如吕卓民在《永乐筑城与永乐之战》(《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第89~92页)一文中就注意到饮用水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吴红兵的《宋朝军事用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4年)也涉及饮用水军事功能问题,但就笔者所见,尚无专门讨论饮用水在战争中的价值的研究成果。
(2)学界对宋夏战争的研究成果丰硕,以学术专著为例:着眼于“军制”角度考察宋朝军制对其军力建设影响的,有王曾瑜的《宋朝军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立足于“战略”角度探讨宋夏战争内在机制的,有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曾瑞龙的《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究心于“战事”角度细密梳理战争基本进程的,有王天顺的《西夏战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台湾三军大学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上述著作皆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宋夏战争的军需补给问题。而特别注意“战场”空间角度、强调后勤支援对宋夏战事影响的,有史继刚的《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与程龙的《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以专题论文形式探讨过某些战役或地区的军需补给情况,如梁庚尧的《北宋元丰伐夏战争的军粮问题》(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2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年版,第131~173页)等,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3)本文讨论中所及的宋夏战争的空间范围,就自然地理而言,是以黄土高原中心地带为主,即横山以南、渭河以北、洮河以西、黄河晋陕峡谷段以东之区域;就行政地理而言,大致为北宋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诸路以及河东路黄河沿线州军,特别是麟、府二州。这一区域素来是宋夏交兵的主要战场。战争前期,西夏据有优势,不断对北宋沿边诸路展开侵袭且战果颇丰;随着战事深入,宋军的抵抗策略不断成熟,战术亦更有效,双方陷入僵持态势;战争后期,北宋逐渐掌握战场主动,凭借浅攻扰耕之策蚕食西夏领土,削弱夏军的战斗力。尽管战线时有推移,但就整体而言,不论是西夏擅长的骑兵袭扰,还是北宋展开的筑堡反攻,双方均未能真正突破这一空间区域,即无法成功深入并控制对方的腹地。另外,由于史料以及研究设计所限,本文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北宋方面,特此说明。
(4)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63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癸酉,第1136页;咸平五年六月壬辰,第1139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二月甲戌,第2896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戊戌,第7936页。
(2)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寻水泉法》记:“取大竹去节,雄雌相合,油灰黄蜡固缝,勿令气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于竹末烧松桦薪或干草,使火自竹内潜通水所,则水自竹中逆上。”(第315、316页)
(3)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一《孙长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 642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元丰六年十月庚子,第8191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元丰七年十一月己未,第8388页。
(6)学界有关我国古代水井形制、工程与作用的讨论比较充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有王仰之:《中国古代的水井》,《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3期,第104~109页;方酉生:《我国水井起源的探讨》,《江汉考古》1986年第3期,第18~20页;刘诗中:《中国古代水井形制初探》,《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第212~220页;杨嘉利:《历史时期陕西水井技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只是目前学界的讨论主要以文明聚落中的民用水井为对象,较少涉及地处战区前沿的军用水井。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至道二年九月己卯,第852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三,元三年八月乙酉,第10 037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七,元符元年四月己丑,第11 820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己巳,第1155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壬辰,第1139页。
(12)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0页。
(1)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一《孙长卿传》,第10 642页。
(2)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一《吕夷简传》,第10 214页;魏泰:《东轩笔录》卷八,第94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三,元七年五月甲申,第11 280页。
(4)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第10 751页。
(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一一·新踏寨基》,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631页。
(6)曾瑞龙曾有专文考订浅井方位,但囿于史料,依然无法准确定位(参见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第199~203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元符元年三月庚申,第11 783页。
(8)曾布撰,顾宏义点校:《曾公遗录》卷七,元符二年七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5页。
(9)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制度五·赍粮》,第295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乙酉,第7842页。
(11)以上史料,详见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制度五·赍粮》,第295、296页;《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寻水泉法》,第315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五月戊申,第1132页。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七,元符元年四月丙戌,第11 819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壬辰,第1139页。
(2)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二,第243页。
(3)尹洙:《河南集》卷二三《按地图》,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130页。
(4)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5)相关研究,详见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第228~246页。
(6)(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壬子,第835、835~837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壬申,第559页。
(9)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第234页。
(10)韩茂莉:《宋夏交通道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第148页。
(1)王元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9页。
(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第769、770页。
(3)史载:“古朔方鸣沙地,秦长城在焉……唐为乐州,天宝后陷吐蕃。宣宗收复,建为威州,割木波、马岭二镇隶之。周置通远军使,本朝淳化中复为州,改今名。”(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上《边防·陕西路·宁环庆路》,第524页)
(5)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第9427页。
(6)相关研究,详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4~31页;《论宋初的统治思想》,《宋史论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壬子,第838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九月甲戌,第2589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第3300~3302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二月庚子,第3328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九月庚戌,第3172页;脱脱等:《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第10 488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戊子,第3164页;魏泰:《东轩笔录》卷八,第94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二,第243页。按,具体战况各史籍文字略有出入,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2)脱脱等:《宋史》卷三一《张旨传》,第10 004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月丁亥,第3189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八·诸寨·宁远寨》,第7613页。
(4)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49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天圣三年七月辛卯,第2385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二,熙宁五年四月丙寅,第5631~5632页。
(7)相关研究,详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53~56页。
(8)吕卓民:《永乐筑城与永乐之战》,《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第90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戊戌,第7936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四,第284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戊戌,第7937页。按,亦有记载称城中乏水,士卒干渴难耐,“请开城饮于濠,虽死不憾。城开,外兵遂入而屠焉”(李蝄撰,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页)。尽管此说并未得到广泛采信,但可反映当时城内缺水的程度,故此存录。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八,元丰五年七月丙戌,第7894页;脱脱等:《宋史》卷三三四《徐禧传》,第10 723页。
(4)脱脱等:《宋史》卷三三四《徐禧传》,第10 723页。
(5)脱脱等:《宋史》卷三五《曲珍传》,第11 083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丙戌,第7926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戊戌,第7936页。
(8)曾瑞龙曾就此指出:“现实主义的主和路线,基本假设是军事实力不足,而事实上经过了兰州之围、洮河之役和洪德城之役以后,宋军稳定的作战表现已经得到肯定,而求和已不再是唯一的出路。”(《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第131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七,元五年正月庚寅,第10 546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八,元七年十月辛酉,第11 383~11 384页。
(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一四·诸堡·护耕堡》,第7657页。
(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八之四·备边》,第7289页。
(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一四·整葺城寨》,第7632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元符元年三月癸丑,第11 770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七,元符元年四月丙戌,第11 818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元符元年七月辛亥,第11 905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元符二年二月甲申,第12 055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元符二年二月乙未,第12 062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元符二年三月甲寅,第12 075页。
(1)相关研究,详见杨蕤、乔国平:《宋夏沿边地区的植被与生态》,《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92~96页。金勇强:《论地形地貌对宋夏战事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37~43页;《区域气候与宋夏战争》,《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1~58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戊寅,第5359页。
(2)孙诒让著,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一五《号令第七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6页。
(3)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制度五·军行次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291页。
(4)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寻水泉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第315页。
(5)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下营择地法》,第309页。
(6)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防毒》,第315页。
(7)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二《守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第430页。
(1)学界前贤对宋夏战争中“水”的关注,多集中于探讨河川分布或走向对宋夏军事部署的影响,如韩茂莉《宋夏交通道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第141~152页),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杜林渊、张小兵《陕北宋代堡寨分布的特点》(《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85~89页)均曾就此展开过讨论。虽然也有学者在研究中涉及饮用水问题,如吕卓民在《永乐筑城与永乐之战》(《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第89~92页)一文中就注意到饮用水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吴红兵的《宋朝军事用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4年)也涉及饮用水军事功能问题,但就笔者所见,尚无专门讨论饮用水在战争中的价值的研究成果。
(2)学界对宋夏战争的研究成果丰硕,以学术专著为例:着眼于“军制”角度考察宋朝军制对其军力建设影响的,有王曾瑜的《宋朝军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立足于“战略”角度探讨宋夏战争内在机制的,有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曾瑞龙的《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究心于“战事”角度细密梳理战争基本进程的,有王天顺的《西夏战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台湾三军大学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上述著作皆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宋夏战争的军需补给问题。而特别注意“战场”空间角度、强调后勤支援对宋夏战事影响的,有史继刚的《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与程龙的《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以专题论文形式探讨过某些战役或地区的军需补给情况,如梁庚尧的《北宋元丰伐夏战争的军粮问题》(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2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年版,第131~173页)等,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3)本文讨论中所及的宋夏战争的空间范围,就自然地理而言,是以黄土高原中心地带为主,即横山以南、渭河以北、洮河以西、黄河晋陕峡谷段以东之区域;就行政地理而言,大致为北宋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诸路以及河东路黄河沿线州军,特别是麟、府二州。这一区域素来是宋夏交兵的主要战场。战争前期,西夏据有优势,不断对北宋沿边诸路展开侵袭且战果颇丰;随着战事深入,宋军的抵抗策略不断成熟,战术亦更有效,双方陷入僵持态势;战争后期,北宋逐渐掌握战场主动,凭借浅攻扰耕之策蚕食西夏领土,削弱夏军的战斗力。尽管战线时有推移,但就整体而言,不论是西夏擅长的骑兵袭扰,还是北宋展开的筑堡反攻,双方均未能真正突破这一空间区域,即无法成功深入并控制对方的腹地。另外,由于史料以及研究设计所限,本文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北宋方面,特此说明。
(4)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63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癸酉,第1136页;咸平五年六月壬辰,第1139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二月甲戌,第2896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戊戌,第7936页。
(2)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寻水泉法》记:“取大竹去节,雄雌相合,油灰黄蜡固缝,勿令气泄。推竹首插水中五尺,于竹末烧松桦薪或干草,使火自竹内潜通水所,则水自竹中逆上。”(第315、316页)
(3)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一《孙长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 642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元丰六年十月庚子,第8191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元丰七年十一月己未,第8388页。
(6)学界有关我国古代水井形制、工程与作用的讨论比较充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有王仰之:《中国古代的水井》,《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3期,第104~109页;方酉生:《我国水井起源的探讨》,《江汉考古》1986年第3期,第18~20页;刘诗中:《中国古代水井形制初探》,《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第212~220页;杨嘉利:《历史时期陕西水井技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只是目前学界的讨论主要以文明聚落中的民用水井为对象,较少涉及地处战区前沿的军用水井。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至道二年九月己卯,第852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三,元三年八月乙酉,第10 037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七,元符元年四月己丑,第11 820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己巳,第1155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壬辰,第1139页。
(12)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0页。
(1)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一《孙长卿传》,第10 642页。
(2)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一《吕夷简传》,第10 214页;魏泰:《东轩笔录》卷八,第94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三,元七年五月甲申,第11 280页。
(4)脱脱等:《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第10 751页。
(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一一·新踏寨基》,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631页。
(6)曾瑞龙曾有专文考订浅井方位,但囿于史料,依然无法准确定位(参见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第199~203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元符元年三月庚申,第11 783页。
(8)曾布撰,顾宏义点校:《曾公遗录》卷七,元符二年七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5页。
(9)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制度五·赍粮》,第295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六,元丰五年五月乙酉,第7842页。
(11)以上史料,详见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五《制度五·赍粮》,第295、296页;《武经总要·前集》卷六《制度三·寻水泉法》,第315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五月戊申,第1132页。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七,元符元年四月丙戌,第11 819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壬辰,第1139页。
(2)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二,第243页。
(3)尹洙:《河南集》卷二三《按地图》,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130页。
(4)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5)相关研究,详见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第228~246页。
(6)(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壬子,第835、835~837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壬申,第559页。
(9)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第234页。
(10)韩茂莉:《宋夏交通道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1期,第148页。
(1)王元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9页。
(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正月,第769、770页。
(3)史载:“古朔方鸣沙地,秦长城在焉……唐为乐州,天宝后陷吐蕃。宣宗收复,建为威州,割木波、马岭二镇隶之。周置通远军使,本朝淳化中复为州,改今名。”(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上《边防·陕西路·宁环庆路》,第524页)
(5)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第9427页。
(6)相关研究,详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4~31页;《论宋初的统治思想》,《宋史论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至道二年五月壬子,第838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九月甲戌,第2589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第3300~3302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二月庚子,第3328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九月庚戌,第3172页;脱脱等:《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第10 488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八月戊子,第3164页;魏泰:《东轩笔录》卷八,第94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二,第243页。按,具体战况各史籍文字略有出入,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2)脱脱等:《宋史》卷三一《张旨传》,第10 004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月丁亥,第3189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之八·诸寨·宁远寨》,第7613页。
(4)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49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天圣三年七月辛卯,第2385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二,熙宁五年四月丙寅,第5631~5632页。
(7)相关研究,详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53~56页。
(8)吕卓民:《永乐筑城与永乐之战》,《宁夏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第90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戊戌,第7936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四,第284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戊戌,第7937页。按,亦有记载称城中乏水,士卒干渴难耐,“请开城饮于濠,虽死不憾。城开,外兵遂入而屠焉”(李蝄撰,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页)。尽管此说并未得到广泛采信,但可反映当时城内缺水的程度,故此存录。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八,元丰五年七月丙戌,第7894页;脱脱等:《宋史》卷三三四《徐禧传》,第10 723页。
(4)脱脱等:《宋史》卷三三四《徐禧传》,第10 723页。
(5)脱脱等:《宋史》卷三五《曲珍传》,第11 083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丙戌,第7926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戊戌,第7936页。
(8)曾瑞龙曾就此指出:“现实主义的主和路线,基本假设是军事实力不足,而事实上经过了兰州之围、洮河之役和洪德城之役以后,宋军稳定的作战表现已经得到肯定,而求和已不再是唯一的出路。”(《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第131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七,元五年正月庚寅,第10 546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八,元七年十月辛酉,第11 383~11 384页。
(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一四·诸堡·护耕堡》,第7657页。
(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二八之四·备边》,第7289页。
(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一四·整葺城寨》,第7632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元符元年三月癸丑,第11 770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七,元符元年四月丙戌,第11 818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元符元年七月辛亥,第11 905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元符二年二月甲申,第12 055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元符二年二月乙未,第12 062页。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元符二年三月甲寅,第12 075页。
(1)相关研究,详见杨蕤、乔国平:《宋夏沿边地区的植被与生态》,《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92~96页。金勇强:《论地形地貌对宋夏战事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37~43页;《区域气候与宋夏战争》,《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1~58页。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戊寅,第5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