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责任政府及其向责任政府过渡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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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责任政府相对的非责任政府,是缺乏能够问政府责任的社会实体,即除了体制内的主体之外,实际上不存在以和平的方式能够对政府及其行为问责的主体,这是非责任政府的本质特征。对于现实中的责任政府来说,负责对象的"上下"两个主体、官僚体系外的广泛参与、不同系列官员之间的制衡等是必要的条件,而英、美、法等国家的经验和一些历史表明,迫使政府接受负责制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是向负责制政府过渡的一个前提条件。
Irresponsible government is in contrast to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t is lack of social entity which can supervise the ac-count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government is supervised by itself other than external agencies. This is also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 of ir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reality, two supervised subjects-higher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external partici-p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counter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bureaucrats are the pre-requisitions of responsible govern-m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from UK, USA and France indicates social force which can make government take responsibility is the pre-condition of its transition to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rresponsible government is in contrast to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t is lack of social entity which can supervise the ac-count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be more specific, the government is supervised by itself other than external agencies. This is also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 of ir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reality, two supervised subjects-higher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external partici-p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counter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bureaucrats are the pre-requisitions of responsible govern-m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from UK, USA and France indicates social force which can make government take responsibility is the pre-condition of its transition to responsible government.
引文
(1)[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33页。
(2)[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第82-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3)有关“非责任政府及其实质”的内容,主要来自笔者的《三三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但在此有重要补充和修改。
(4)[美]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5)[美]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6)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4-56页、第24页。
(7)[德]马克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第72页、第181-197页。
(8)[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6页、第147-148页。
(9)[美]吉尔本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10)[以]S.N.艾森斯塔德著:《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75页。
(11)[美]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12)[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第123页、第284页。
(13)以下有关弗朗西斯·福山观点,见其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2-263页、第274页、第277-279页。
(14)以下关于君权与相权的关系,见[美]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93页。
(15)这一点应该理解为正反两个方面的镜鉴效应,如《春秋》、《史记》等“史官”的记述及尧舜等贤明君王之楷模和“昏君”、“暴君”等负面形象。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即历史或后人的评价对皇帝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孟子说得更清楚:“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16)[美]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17)[美]陆威仪著:《哈佛中国史:秦与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页。
(18)所谓“易姓”革命属于一种政治势力征服原有政权,但也有一些在宫廷政变或禁军反戈的基础上建立自家政权的。从这里所讲的政权性质的角度上看,政权交替的这几种模式间的这些差异倒可以予以忽略。
(19)刘泽华著:《洗耳斋文稿》,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8-29页。
(20)转引自[美]肯尼斯·阿罗著:《组织的极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21)[以]S.N.艾森斯塔德著:《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75页。
(22)[美]肯尼斯·阿罗著:《组织的极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23)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
(2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第4页,第145页,第2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还需要附带说明,吉登斯所认为的民族同我们通常理解的民族概念有很大差别。他在该书的第141-144页中说,“民族”是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而他将“民族主义”这个词看成是心理学的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由此看来,他的“民族主义”概念更接近于我们所理解的“民族”概念。吉登斯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概念界定,还可以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批判的社会学导论》,第11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在吉登斯看来,“民族”是当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时,才得以存在。吉登斯的这种认识可能是由于从欧洲“民族国家”出发而产生的。在此我们不必深入讨论民族的概念,但必须指出,吉登斯的这种认识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它难以回答如下问题:以色列人(即建立以色列国家之前散居在欧洲的一群人)是否排除在了“民族”范围之外,那么这一人群又应该称为什么呢?
(25)[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罗素在同一本书写了一段有趣的观点(第287页):在罗马帝国,皇帝被神圣化了,国家因此也获得了神圣性质;但是中世纪的哲学家除少数而外全是教士,所以把教会摆在国家上面。但自近代以来,颂扬国家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由此我们既可以看出所谓“民族国家”的欧洲性,也可以理解国家性质的时代性。
(26)[美]汉娜·阿伦特著:《责任与判断》,第1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还有,杜赞奇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性的主权形式是由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及其话语所塑造的”。见[美]杜赞奇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8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虽然有很多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仅在主权国家体系的意义上,应该将这里的“民族国家”理解为现代国家体系的范畴之内(即前者是后者的雏形的意义上)。因为,现代的主权国家体系虽然是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27)[美]汉娜·鄂蘭(即阿伦特的不同译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出版,1995年,第55-56页。
(28)关于战争与民族国家(尤其是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了解,可以通过查尔斯·蒂利的《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著:《找回国家》第五章,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来加以深化。
(29)有关这一时期叙任权斗争的内容,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9-242页。
(30)[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7页。
(3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19页。
(32)[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5页、第122页。
(33)朱元璋到了孔庙见到孟子像,就要拆掉,因为孟子说“君为轻”。在朱元璋时代,《孟子》被删改有近百条之多。[美]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34)[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7页。
(2)[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第82-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3)有关“非责任政府及其实质”的内容,主要来自笔者的《三三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但在此有重要补充和修改。
(4)[美]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5)[美]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6)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4-56页、第24页。
(7)[德]马克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页、第72页、第181-197页。
(8)[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6页、第147-148页。
(9)[美]吉尔本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10)[以]S.N.艾森斯塔德著:《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75页。
(11)[美]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12)[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第123页、第284页。
(13)以下有关弗朗西斯·福山观点,见其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2-263页、第274页、第277-279页。
(14)以下关于君权与相权的关系,见[美]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93页。
(15)这一点应该理解为正反两个方面的镜鉴效应,如《春秋》、《史记》等“史官”的记述及尧舜等贤明君王之楷模和“昏君”、“暴君”等负面形象。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即历史或后人的评价对皇帝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孟子说得更清楚:“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16)[美]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17)[美]陆威仪著:《哈佛中国史:秦与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页。
(18)所谓“易姓”革命属于一种政治势力征服原有政权,但也有一些在宫廷政变或禁军反戈的基础上建立自家政权的。从这里所讲的政权性质的角度上看,政权交替的这几种模式间的这些差异倒可以予以忽略。
(19)刘泽华著:《洗耳斋文稿》,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8-29页。
(20)转引自[美]肯尼斯·阿罗著:《组织的极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21)[以]S.N.艾森斯塔德著:《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75页。
(22)[美]肯尼斯·阿罗著:《组织的极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23)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
(2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第4页,第145页,第2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还需要附带说明,吉登斯所认为的民族同我们通常理解的民族概念有很大差别。他在该书的第141-144页中说,“民族”是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而他将“民族主义”这个词看成是心理学的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由此看来,他的“民族主义”概念更接近于我们所理解的“民族”概念。吉登斯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概念界定,还可以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批判的社会学导论》,第11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在吉登斯看来,“民族”是当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时,才得以存在。吉登斯的这种认识可能是由于从欧洲“民族国家”出发而产生的。在此我们不必深入讨论民族的概念,但必须指出,吉登斯的这种认识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它难以回答如下问题:以色列人(即建立以色列国家之前散居在欧洲的一群人)是否排除在了“民族”范围之外,那么这一人群又应该称为什么呢?
(25)[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罗素在同一本书写了一段有趣的观点(第287页):在罗马帝国,皇帝被神圣化了,国家因此也获得了神圣性质;但是中世纪的哲学家除少数而外全是教士,所以把教会摆在国家上面。但自近代以来,颂扬国家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由此我们既可以看出所谓“民族国家”的欧洲性,也可以理解国家性质的时代性。
(26)[美]汉娜·阿伦特著:《责任与判断》,第1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还有,杜赞奇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性的主权形式是由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及其话语所塑造的”。见[美]杜赞奇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8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虽然有很多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仅在主权国家体系的意义上,应该将这里的“民族国家”理解为现代国家体系的范畴之内(即前者是后者的雏形的意义上)。因为,现代的主权国家体系虽然是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27)[美]汉娜·鄂蘭(即阿伦特的不同译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出版,1995年,第55-56页。
(28)关于战争与民族国家(尤其是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了解,可以通过查尔斯·蒂利的《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著:《找回国家》第五章,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来加以深化。
(29)有关这一时期叙任权斗争的内容,见[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9-242页。
(30)[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7页。
(3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19页。
(32)[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5页、第122页。
(33)朱元璋到了孔庙见到孟子像,就要拆掉,因为孟子说“君为轻”。在朱元璋时代,《孟子》被删改有近百条之多。[美]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34)[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的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