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撰作刊行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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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久为学界所盛称,然此书刊于何时何地,李氏自叙、弟子追述抑或学者称引及之,颇有参差疏误;其撰作出版背景如何,亦少有专门探讨。今考此书属草之时,李氏正因所谓的"故宫盗宝案"避居上海法租界,其出版时间并非《李宗侗著作集》以及其他撰述所主张的1938年、1939年抑或1940年,而是1941年;印行机构也不是上海开明书店,而是北京来薰阁书店。此书之问世,从蔡元培、李石曾以及北大"法日派"成员那里得到各种形式的支持。特别是李石曾、沈尹默长期掌控的中法教育基金,推动作用尤为明显。
引文
[1]参见台静农:《龙坡杂文》第155页,[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8年版;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第671-6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邓嗣禹著,李扬眉、周国栋译:《近50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第11页,载《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台静农《李玄伯先生的古史研究》记述道:“适有友人……谈及北平学术界情形,告以玄伯先生有一新著出来,名《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甚得史学界所激赏,吾师陈援庵先生并许为必传之作。”陈垣在致其子陈乐素函中,的确有类似评价:“最近孔德研究所出版李玄伯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册……极多新意,不可不一读……李禁锢多年,幸有此书,足以不朽……此信目的,本为李玄伯书,顺及他事耳。”又,邓嗣禹将此书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论,认为:“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部更为审慎严谨的著作……郭有许多荒唐的想法,而李更像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严格依据资料得出结论。尽管李先生谦虚地称自己的书为初稿,但它的确是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必备之作。”
[2][3][72]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序》第3、4页,正文第1页,[北京]来薰阁书店1941年版。此处须特别注明者有二,其一,李氏书的题署,或据名而称李宗侗,或据字而称李玄伯,后注涉及,各照本原;其二,《初稿》第二篇论文的名称,唯目录写为《中国古代图腾社会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其余若序文称引、正文篇目,以及《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的序文称引、目录与正文篇目,俱写为《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前者盖为误书,今文中涉及均据后者。
[4]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54年版。
[5]施爱东:《龙与图腾的耦合:学术救亡的知识生产》第12页,载《民族艺术》2011年第4期。
[6]任长正编、许倬云跋:《李宗侗教授遗著目录》第129页,载《汉学研究通讯》1986年(第5卷)第3期。“开明书局”当为“开明书店”,此误常见,不必专论。又,《目录》原文以空格断句,今酌加标点。
[7]李宗侗:《李宗侗文史论集》第5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8]叶舒宪:《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第10页,载《书城》1994年第1期。
[9]常建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第166页,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第1册)第8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1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2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2]徐韬:《李宗侗学术初探》第7、10、32页,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3]黄远东:《李宗侗古史研究--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例》第50页,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14]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第1010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15]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7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16][17]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第(335、342)、3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第61、6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
[19]张富祥:《昭穆制新探》第172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0]李衡眉:《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第7页,载《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李衡眉:《历代昭穆制度中“始祖”称呼之误厘正》第95页,载《求是学刊》1995年第3期;李衡眉、于霞:《鲁国昭穆制度蠡测》第44页,载《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1]李永圻、张耕华编:《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11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认为写于30年代中期,虞云国《学史帚稿》(第119页,[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认为写于30年代末期。
[22]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第671页。
[23]黎泽济:《文史消闲录》第360-361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4]许倬云在为《李宗侗著作集》写的总序中说:“玄伯师于1926年至1933年担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那时北方的国民党领袖李石曾是玄伯师的叔父,与另一领袖张人杰之间,颇有权力之争……玄伯师受池鱼之殃,因此离开故宫。”按,许说有误。张人杰即张静江,与李石曾交情至厚,而且此间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浙江。与李石曾同为北方领袖而有争者实为张继,参见牟润孙:《谈故宫盗宝案》,载《海遗丛稿》二编第39-4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第151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25]李氏抵沪时间,参见刘北汜:《故宫沧桑》第10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郑欣淼:《故宫与故宫学》第38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26]此书后来在台湾修订重印,改译为《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史》,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刊行(1955年初版,1988年再版),其《译者序》对初译(即《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信息交待甚明。
[27]李宗侗:《旅法杂忆(三)》第50页,载《传记文学》1965年(第6卷)第3期。
[28]关于李宗侗、徐旭生以及后文张凤举的任教系别,见李书华:《七年北大》,载《碣庐集》第8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鲁迅:《大衍发微》,载《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附录第560页,[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版。
[29][43]李宗侗:《北大教书与办猛进杂志》第46页,载《传记文学》1966年(第9卷)第4期。
[30][31]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第16、15-16页,《现代评论》1924年(第1卷)第3期。
[32][3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3]徐旭生:《尧舜禹(上)》,《文史》(第39辑)第22-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34][37][66]李宗侗:《炎帝与黄帝的新解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上册)第2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年版。
[35]李宗侗《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1页):“《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原名《古邦》……在世界大战前版本上,古邦之下注有‘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小字。兹为容易明了起见,采用他作译本的名称。”
[3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页。又见徐旭生为苏秉琦《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所作的《序》,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9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38]李宗侗:《炎帝与黄帝的新解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上册第29页。《炎帝与黄帝的新解释》一文收录了这封万言长信,信中有“前年所作《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一语,而《集中》写定于1938年。
[40]李宗侗:《旅法杂忆(一)》第36页,《传记文学》1962年(第1卷)第3期。“家叔”即李石曾,“先祖”即李鸿藻。
[41]李宗侗:《我与北大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故宫博物院回忆录》第2篇,原载1964年《中国一周》杂志,后收入《李宗侗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今据后者(第154-155页)。
[4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44]参见钱秉雄:《我所见到的孔德学校》,载《文史资料选编》(第31辑)第177-17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375-376页,《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第241-284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孔德学校由蔡元培、李石曾联合北大教授沈尹默、马裕藻(字幼渔)、马衡(字叔平)等于1917年创办,推行十年制中小学教育。蔡元培为挂名校长,沈尹默任董事会主席,真正的后台却是董事会成员李石曾。顾颉刚在《自传》里说,李石曾“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校”“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学校”。
[4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大学各学院长乃由李石曾派下的国民党新贵来担任。经利彬做了理学院长,张凤举做了文学院长,但他们却不能一帆风顺的到任,因为政府取消了北京大学的名义,北大出身的人都很反对……北大的文理两院拒绝新院长去接收,一直僵持着。”(第536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北大学生拒绝张凤举等进校接收之事,参见《昨日北大学生抵抗接收,张凤举被殴出校,经利彬见机退出》,载《新晨报》1928年12月2日第10版;《北大横起风波》,载《申报》1928年12月7日第11版。
[46]参见刘厚:《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第160-162页,载《中法大学月刊》1933年(第4卷)第2期;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第24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47]参见郭沫若:《创造十年》,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08-10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郑伯奇日记选载(1921年6月1日-6月30日)》第9、10页,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据郭沫若《创造十年》1921年纪事,沈尹默是由张凤举介绍与郭氏认识的。郑伯奇1921年日记也记载了郭、郑、沈、张之间的宴游交往。
[48]沈尹默:《秋明词》,载《沈尹默诗词集》第128、129、13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减字木兰花》(西京风味)题记云:“凤举以红叶装贴震先小照册上,颇有韵致,戏作此词。”《思佳客》(心事千般各有因)题记云:“共凤举谈,赋此。”《蝶恋花》(开到樱花春色残)题记云:“将去日本,因忆往岁平安神宫观樱之游,赋此赠别凤举。凤举亦将归江西,故有末句。”
[49]李书华:《碣庐集》第87、108页。李氏于《七年北大》一篇说:“沈尹默……主持中法大学孔德学院和孔德学校(该院内部负责人为张凤举,该校内部负责人为马隅卿系幼渔之弟)。”于《两年中法》一篇亦记录道:“孔德学院院长:沈尹默,教务主任:张凤举。”
[50]参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第124、1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孙柏:《从巴黎歌剧院到中华戏曲音乐院--例说现代戏剧的国家想象》第15-17页,载《戏剧》2011年第3期。陈独秀《金粉泪》第三十七首:“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自注:“李石曾垄断庚款……以十万元赠程砚秋出洋。”程砚秋出洋经费来源如何姑置不论,由程氏任南京分院长的“中华戏曲音乐院”则确实是由李石曾动用法庚款创办而成的,而且“中华戏曲音乐院”的理想模板也是法国巴黎歌剧院,因此陈氏所说的垄断庚款,指的就是垄断法庚款。
[51][6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4卷)第114页、(第16卷)第47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2][56][58]文俊雄、刘长秀选辑:《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史料一组(上)》第(7、20-22、34-35)、24-25、16页,载《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
[53]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会长由中法教育基金中国代表团主席兼,会址附设中法教育基金会所内,凡此皆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组织条例中的明文规定,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一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考述甚详,见第331页。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会所设在“北平”,是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大纲的明文规定,见文俊雄、刘长秀选辑:《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史料一组(上)》第3页,载《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就实际情况看,出版委员会的会长任职和会址所在,皆未恪守条例规定。
[54]戴自中:《沈尹默先生年谱简编》,载《沈尹默论书丛稿》第2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55]马廉经营北京孔德图书馆的情况,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508页;郭晶:《鄞州马氏家族研究》第143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7]《私立中法大学概况(1947年)》,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教育(一)》第27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9]参见《史林》编辑部:《光辉的一生--李亚农同志传略》第2页,载《史林》1986年第3期;沈长庆:《沈尹默参加全国两会二三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65辑)第7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光辉的一生》一文说:“孔德图书馆……沈尹默先生任馆长,以后又成立孔德研究所,仍由沈尹默先生任所长,实际是同一个机构。”沈长庆(沈氏之孙)则在所撰文中,对“孔德图书馆”注释如下:“又称孔德研究所,馆长和所长均为沈尹默。”
[60]参见钱秉雄:《我所见到的孔德学校》,载《文史资料选编》(第31辑)第19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郭晶:《鄞州马氏家族研究》第143页。
[61]引文见斯诺整理、安危译:《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第9页,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谈话时间的确定,见安危:《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第15-16页,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63]《张啸林女公子订婚礼》,载《申报》1937年5月11日第12版。
[64]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328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健吾说:“离开大学多年以后,我在中法研究所,所长张定璜要我写一部法国文学史。”中法研究所是孔德研究所的一种通俗叫法。
[65]当时的版权信息著录尚无一定之规,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的指称对象时有变化,比如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有时列为编辑者,有时列为出版者。今为统一表格起见,将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孔德图书馆、孔德研究所列为编辑机构,与今日出版社相对应的机构列为印行机构。
[67][69]杨堃:《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134、117页,载《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6年(总)第2号。
[68]比如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交稿时间为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出版时间则为1939年7月;李旦丘(即李亚农)的《殷契摭佚》,自序落款为己卯(1939)冬,出版时间为1941年1月。
[70]容媛:《书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190页,载《燕京学报》1946年(总)第31期。
[71]《图书介绍: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365页,载《图书季刊》1941年(新第3卷)第3、4期合刊。
[2][3][72]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序》第3、4页,正文第1页,[北京]来薰阁书店1941年版。此处须特别注明者有二,其一,李氏书的题署,或据名而称李宗侗,或据字而称李玄伯,后注涉及,各照本原;其二,《初稿》第二篇论文的名称,唯目录写为《中国古代图腾社会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其余若序文称引、正文篇目,以及《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的序文称引、目录与正文篇目,俱写为《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前者盖为误书,今文中涉及均据后者。
[4]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54年版。
[5]施爱东:《龙与图腾的耦合:学术救亡的知识生产》第12页,载《民族艺术》2011年第4期。
[6]任长正编、许倬云跋:《李宗侗教授遗著目录》第129页,载《汉学研究通讯》1986年(第5卷)第3期。“开明书局”当为“开明书店”,此误常见,不必专论。又,《目录》原文以空格断句,今酌加标点。
[7]李宗侗:《李宗侗文史论集》第5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8]叶舒宪:《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第10页,载《书城》1994年第1期。
[9]常建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第166页,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第1册)第8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1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2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2]徐韬:《李宗侗学术初探》第7、10、32页,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3]黄远东:《李宗侗古史研究--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例》第50页,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14]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第1010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15]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7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16][17]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第(335、342)、3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第61、6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
[19]张富祥:《昭穆制新探》第172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20]李衡眉:《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第7页,载《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李衡眉:《历代昭穆制度中“始祖”称呼之误厘正》第95页,载《求是学刊》1995年第3期;李衡眉、于霞:《鲁国昭穆制度蠡测》第44页,载《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1]李永圻、张耕华编:《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11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认为写于30年代中期,虞云国《学史帚稿》(第119页,[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认为写于30年代末期。
[22]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第671页。
[23]黎泽济:《文史消闲录》第360-361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4]许倬云在为《李宗侗著作集》写的总序中说:“玄伯师于1926年至1933年担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那时北方的国民党领袖李石曾是玄伯师的叔父,与另一领袖张人杰之间,颇有权力之争……玄伯师受池鱼之殃,因此离开故宫。”按,许说有误。张人杰即张静江,与李石曾交情至厚,而且此间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浙江。与李石曾同为北方领袖而有争者实为张继,参见牟润孙:《谈故宫盗宝案》,载《海遗丛稿》二编第39-4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第151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25]李氏抵沪时间,参见刘北汜:《故宫沧桑》第10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郑欣淼:《故宫与故宫学》第38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26]此书后来在台湾修订重印,改译为《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史》,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刊行(1955年初版,1988年再版),其《译者序》对初译(即《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信息交待甚明。
[27]李宗侗:《旅法杂忆(三)》第50页,载《传记文学》1965年(第6卷)第3期。
[28]关于李宗侗、徐旭生以及后文张凤举的任教系别,见李书华:《七年北大》,载《碣庐集》第8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鲁迅:《大衍发微》,载《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附录第560页,[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版。
[29][43]李宗侗:《北大教书与办猛进杂志》第46页,载《传记文学》1966年(第9卷)第4期。
[30][31]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第16、15-16页,《现代评论》1924年(第1卷)第3期。
[32][3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3]徐旭生:《尧舜禹(上)》,《文史》(第39辑)第22-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34][37][66]李宗侗:《炎帝与黄帝的新解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上册)第2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年版。
[35]李宗侗《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1页):“《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原名《古邦》……在世界大战前版本上,古邦之下注有‘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小字。兹为容易明了起见,采用他作译本的名称。”
[3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页。又见徐旭生为苏秉琦《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所作的《序》,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9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38]李宗侗:《炎帝与黄帝的新解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上册第29页。《炎帝与黄帝的新解释》一文收录了这封万言长信,信中有“前年所作《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一语,而《集中》写定于1938年。
[40]李宗侗:《旅法杂忆(一)》第36页,《传记文学》1962年(第1卷)第3期。“家叔”即李石曾,“先祖”即李鸿藻。
[41]李宗侗:《我与北大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故宫博物院回忆录》第2篇,原载1964年《中国一周》杂志,后收入《李宗侗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今据后者(第154-155页)。
[4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44]参见钱秉雄:《我所见到的孔德学校》,载《文史资料选编》(第31辑)第177-17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卷6)第375-376页,《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第241-284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孔德学校由蔡元培、李石曾联合北大教授沈尹默、马裕藻(字幼渔)、马衡(字叔平)等于1917年创办,推行十年制中小学教育。蔡元培为挂名校长,沈尹默任董事会主席,真正的后台却是董事会成员李石曾。顾颉刚在《自传》里说,李石曾“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校”“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学校”。
[4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大学各学院长乃由李石曾派下的国民党新贵来担任。经利彬做了理学院长,张凤举做了文学院长,但他们却不能一帆风顺的到任,因为政府取消了北京大学的名义,北大出身的人都很反对……北大的文理两院拒绝新院长去接收,一直僵持着。”(第536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北大学生拒绝张凤举等进校接收之事,参见《昨日北大学生抵抗接收,张凤举被殴出校,经利彬见机退出》,载《新晨报》1928年12月2日第10版;《北大横起风波》,载《申报》1928年12月7日第11版。
[46]参见刘厚:《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第160-162页,载《中法大学月刊》1933年(第4卷)第2期;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第24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47]参见郭沫若:《创造十年》,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108-10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郑伯奇日记选载(1921年6月1日-6月30日)》第9、10页,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据郭沫若《创造十年》1921年纪事,沈尹默是由张凤举介绍与郭氏认识的。郑伯奇1921年日记也记载了郭、郑、沈、张之间的宴游交往。
[48]沈尹默:《秋明词》,载《沈尹默诗词集》第128、129、13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减字木兰花》(西京风味)题记云:“凤举以红叶装贴震先小照册上,颇有韵致,戏作此词。”《思佳客》(心事千般各有因)题记云:“共凤举谈,赋此。”《蝶恋花》(开到樱花春色残)题记云:“将去日本,因忆往岁平安神宫观樱之游,赋此赠别凤举。凤举亦将归江西,故有末句。”
[49]李书华:《碣庐集》第87、108页。李氏于《七年北大》一篇说:“沈尹默……主持中法大学孔德学院和孔德学校(该院内部负责人为张凤举,该校内部负责人为马隅卿系幼渔之弟)。”于《两年中法》一篇亦记录道:“孔德学院院长:沈尹默,教务主任:张凤举。”
[50]参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第124、1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孙柏:《从巴黎歌剧院到中华戏曲音乐院--例说现代戏剧的国家想象》第15-17页,载《戏剧》2011年第3期。陈独秀《金粉泪》第三十七首:“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自注:“李石曾垄断庚款……以十万元赠程砚秋出洋。”程砚秋出洋经费来源如何姑置不论,由程氏任南京分院长的“中华戏曲音乐院”则确实是由李石曾动用法庚款创办而成的,而且“中华戏曲音乐院”的理想模板也是法国巴黎歌剧院,因此陈氏所说的垄断庚款,指的就是垄断法庚款。
[51][6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4卷)第114页、(第16卷)第47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2][56][58]文俊雄、刘长秀选辑:《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史料一组(上)》第(7、20-22、34-35)、24-25、16页,载《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
[53]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会长由中法教育基金中国代表团主席兼,会址附设中法教育基金会所内,凡此皆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组织条例中的明文规定,葛夫平《中法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一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考述甚详,见第331页。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会所设在“北平”,是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大纲的明文规定,见文俊雄、刘长秀选辑:《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史料一组(上)》第3页,载《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就实际情况看,出版委员会的会长任职和会址所在,皆未恪守条例规定。
[54]戴自中:《沈尹默先生年谱简编》,载《沈尹默论书丛稿》第2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55]马廉经营北京孔德图书馆的情况,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508页;郭晶:《鄞州马氏家族研究》第143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7]《私立中法大学概况(1947年)》,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教育(一)》第27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9]参见《史林》编辑部:《光辉的一生--李亚农同志传略》第2页,载《史林》1986年第3期;沈长庆:《沈尹默参加全国两会二三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65辑)第7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光辉的一生》一文说:“孔德图书馆……沈尹默先生任馆长,以后又成立孔德研究所,仍由沈尹默先生任所长,实际是同一个机构。”沈长庆(沈氏之孙)则在所撰文中,对“孔德图书馆”注释如下:“又称孔德研究所,馆长和所长均为沈尹默。”
[60]参见钱秉雄:《我所见到的孔德学校》,载《文史资料选编》(第31辑)第19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郭晶:《鄞州马氏家族研究》第143页。
[61]引文见斯诺整理、安危译:《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第9页,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谈话时间的确定,见安危:《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第15-16页,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63]《张啸林女公子订婚礼》,载《申报》1937年5月11日第12版。
[64]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328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健吾说:“离开大学多年以后,我在中法研究所,所长张定璜要我写一部法国文学史。”中法研究所是孔德研究所的一种通俗叫法。
[65]当时的版权信息著录尚无一定之规,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的指称对象时有变化,比如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有时列为编辑者,有时列为出版者。今为统一表格起见,将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孔德图书馆、孔德研究所列为编辑机构,与今日出版社相对应的机构列为印行机构。
[67][69]杨堃:《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134、117页,载《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6年(总)第2号。
[68]比如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交稿时间为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出版时间则为1939年7月;李旦丘(即李亚农)的《殷契摭佚》,自序落款为己卯(1939)冬,出版时间为1941年1月。
[70]容媛:《书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190页,载《燕京学报》1946年(总)第31期。
[71]《图书介绍: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第365页,载《图书季刊》1941年(新第3卷)第3、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