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机制之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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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项规定的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机制,其立法旨趣在于,使符合督促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尽量以督促程序解决,避免以诉讼程序处理此类案件所造成的不经济。然而,该机制在实务中极少适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立法的预设目标,其程序转换的顺序亦违背民事诉讼的审判逻辑,并且因欠缺具体的制度设计而存在难以克服的运行障碍。整体而言,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机制属于欠缺基本原理支撑的"政策性"程序改革。为促成"遵循司法规律推进繁简分流"之落实,可重新解读第133条第1项的规定,将"转入督促程序"的时间节点提前至立案环节;同时,可借鉴舍弃、认诺制度及简易判决制度,扩充没有实质争议案件的解决途径。
The Article 133(1)of Civil Procedure Law establish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tigation procedure to procedure for a payment order.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is to urge cases which are found to be suitable for applying order of payment being solved by the procedure for a payment order as far as possible,and avoid the diseconomy caused by dealing with such cases through litigation procedure.However,the transformation is rarely applied in practice,largely deviating from the legislative purpose.Moreover,it is also contrary to the trial logic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is difficult to overcome obstacles in implement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specific institutional design.Generally speaking,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tigation procedure to procedure for a payment order departs from current civil procedural theorie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iversion of cases according to the judicial law,the transformation of Article 133(1)should be happening in the stage of prosecution and acceptance,and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systems of abandoning claims and admitting claims,or system of summary judgment to expand the solution of cases without substantive dispute.
The Article 133(1)of Civil Procedure Law establish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tigation procedure to procedure for a payment order.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is to urge cases which are found to be suitable for applying order of payment being solved by the procedure for a payment order as far as possible,and avoid the diseconomy caused by dealing with such cases through litigation procedure.However,the transformation is rarely applied in practice,largely deviating from the legislative purpose.Moreover,it is also contrary to the trial logic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is difficult to overcome obstacles in implement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specific institutional design.Generally speaking,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tigation procedure to procedure for a payment order departs from current civil procedural theorie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iversion of cases according to the judicial law,the transformation of Article 133(1)should be happening in the stage of prosecution and acceptance,and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systems of abandoning claims and admitting claims,or system of summary judgment to expand the solution of cases without substantive dispute.
引文
[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2012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2]王福华.督促程序的现状与未来[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2).
[3]唐墨华.从消沉到激活的蝶变——走出督促程序的中国式困境[A].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全国法院第23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上)[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
[4]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毕玉谦.民事诉讼起诉要件与诉讼系属之间关系的定位[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4).
[6]段文波.起诉程序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J].中外法学,2015(4).
[7]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下)[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5.
[8]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第27版)[M].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9]白绿铉.督促程序比较研究——我国督促程序立法的法理评析[J].中国法学,1995(4).
[10]庞小菊.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诉讼分流——以非讼程序的诉讼分流功能为视角[J].清华法学,2016(5).
[11]陈桂明,李仕春.程序安定论——以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J].政法论坛,1999(5).
[12]姜世明.民事诉讼法(下册)[M].台北: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1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14]王亚新.新民事诉讼法关于庭前准备之若干程序规定的解释适用[J].当代法学,2013(6).
[15]欧元捷.论诉讼程序与督促程序的两线并行模式[J].法学论坛,2016(2).
[16]许士宦.民事诉讼之程序权保障——以通常诉讼程序当事人之程序权为中心[J].台大法学论丛,2009,38(4).
[17]马远超.普通程序兼并督促程序初探[J].政治与法律,2000(4).
[18]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要论[M].郑杰夫,增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9]德国民事诉讼法[J].丁启明,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20]日本新民事诉讼法[M].白绿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21]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2]叶自强.放弃请求制度的理论、释疑和立法建议[J].环球法律评论,2007(5).
[23]刘学在.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J].法学评论。2000(6).
[24]理查德·D.佛里尔.美国民事诉讼法[M].张利民,孙国平,赵艳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5]杨严炎.英美法系简易判决程序之分析与借鉴[J].当代法学,2002(4).
[26]章武生,杨严炎.论我国即决判决制度的确立[J].政法论坛,2002(6).
(1)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受理后,可适用的程序主要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小额诉讼机制和转入督促程序,另外,前三类的程序进行中,又均可进行法院调解并以调解方式结案。这些程序各自均有其最佳适用范围,只有案件类型与程序的最佳适用范围相契合时,才能真正达成繁简分流的功效。
(2)根据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数据统计,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355.4万件,审结一审商事案件395.7万件,共计751.1万件;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522.8万件,审结一审商事案件278.2万件,共计801万件;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622.8万件,审结一审商事案件334.7万件,共计957.5万件;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673 .8万件,审结一审商事案件402.6万件,共计1 076.4万件。
(3)在《民事诉讼法》施行一年内,相关走访调查认为,法院并不会因为有了第133条第1项的规定就会在立案后主动将案件转入督促程序,参见赵蕾:《我国督促程序的再完善——以新〈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款与第217条为主线的分析》,载《民事程序法研究》第十一辑,第191页。而在实践中,法院将诉讼程序转为督促程序甚至成为“重大新闻”,例如,在《民事诉讼法》施行四年内,许昌市法院系统将诉讼程序转为督促程序的案件仅有一例,参见《魏都法院:程序转换让案件灵活“跳级”》,载魏都区人民法院网:http://wdqfy.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6195,2017年3月12日最后访问。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项之规定被虚置的境况。
(1)对于可转入督促程序的案件,虽然法院在一定程序上可能预见债务人不提出异议或其异议无理由,而不必过于担心因支付令异议再将案件转入诉讼程序,但是,不能否认支付令异议成立的可能,更不能剥夺债务人提出支付令异议的权利。
(1)督促程序案件虽具有潜在的争讼性,但其程序的运行方式依非讼法理而进行,与诉讼程序相较存在较大不同。
(2)从下文对“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存在运行障碍”的分析来看,亦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实务中法院就程序转换的具体操作较为混乱,有法院甚至将转入督促程序的裁定书(裁定内容仅为“本案转入督促程序”,并无给付内容)直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
(1)《民事诉讼法》中,使用了“争议”一词的条文共有9处,其文义指纠纷、实体上事实或法律关系的争执。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理解,从主体上看,“当事人”应指转入督促程序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从内容上看,“没有争议”是指对实体内容没有争议,因为《民事诉讼法》对程序上的分歧,通常使用“异议”一词。故“当事人没有争议”,应指两造对案件的实体内容没有争议。
(1)例如,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诉陈丽借款纠纷”一案中,法院于2016年5月9日受理了原告的起诉,而决定转入督促程序和发出支付令的时间则是2016年8月3日,受理诉讼将近3个月后才决定转入督促程序。参见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支付令,案号:(2016)湘0903民初字第1297号。
(1)《民事诉讼法》第216条第1款:“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驳回。”
(2)但从裁判文书中,并不能看出是征求原告单方同意或是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
(3)参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3)高新民初字第709号。该法院在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项时采此理由的案件共计13件。
(1)参见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6)陕0929民初764号。
(2)参见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法院裁定书,案号:(2015)白河民初字第00658号。
(3)参见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案号:(2015)白河执字第00279号。
(1)参见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6)甘0724民初1891号。
(2)例如,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诉肖茂才借款纠纷”一案中,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将案件转为督促程序的“支付令”,其案号为“(2016)湘0903民初第1300号”。
(3)可能是考虑到一些当事人将没有实质争议的案件提交诉讼方式解决,立法特允许将没有实质争议、符合督促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转入督促程序处理,此程序转换机制确有现实考量。但是,这种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机制,并不符合民事诉讼基本原理,而且无法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没有实质争议的案件。因此,合理借鉴舍弃、认诺制度和简易判决制度,扩充没有实质争议案件的解决途径,不失为一种可值探讨的替代性措施。
(1)在该步骤中,还应注意级别管辖的问题。我国法院采四级两审制,第一审法院的级别会因诉讼标的金额的大小而有差异,而督促程序不论债权金额大小均由基层法院管辖,在提起诉讼的法院为中级法院或高级法院时,“转入督促程序”即会发生管辖障碍。
[2]王福华.督促程序的现状与未来[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2).
[3]唐墨华.从消沉到激活的蝶变——走出督促程序的中国式困境[A].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全国法院第23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上)[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
[4]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毕玉谦.民事诉讼起诉要件与诉讼系属之间关系的定位[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4).
[6]段文波.起诉程序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前景[J].中外法学,2015(4).
[7]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下)[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5.
[8]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第27版)[M].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9]白绿铉.督促程序比较研究——我国督促程序立法的法理评析[J].中国法学,1995(4).
[10]庞小菊.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诉讼分流——以非讼程序的诉讼分流功能为视角[J].清华法学,2016(5).
[11]陈桂明,李仕春.程序安定论——以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J].政法论坛,1999(5).
[12]姜世明.民事诉讼法(下册)[M].台北: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1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14]王亚新.新民事诉讼法关于庭前准备之若干程序规定的解释适用[J].当代法学,2013(6).
[15]欧元捷.论诉讼程序与督促程序的两线并行模式[J].法学论坛,2016(2).
[16]许士宦.民事诉讼之程序权保障——以通常诉讼程序当事人之程序权为中心[J].台大法学论丛,2009,38(4).
[17]马远超.普通程序兼并督促程序初探[J].政治与法律,2000(4).
[18]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要论[M].郑杰夫,增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9]德国民事诉讼法[J].丁启明,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20]日本新民事诉讼法[M].白绿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21]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2]叶自强.放弃请求制度的理论、释疑和立法建议[J].环球法律评论,2007(5).
[23]刘学在.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检讨[J].法学评论。2000(6).
[24]理查德·D.佛里尔.美国民事诉讼法[M].张利民,孙国平,赵艳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5]杨严炎.英美法系简易判决程序之分析与借鉴[J].当代法学,2002(4).
[26]章武生,杨严炎.论我国即决判决制度的确立[J].政法论坛,2002(6).
(1)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案件受理后,可适用的程序主要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小额诉讼机制和转入督促程序,另外,前三类的程序进行中,又均可进行法院调解并以调解方式结案。这些程序各自均有其最佳适用范围,只有案件类型与程序的最佳适用范围相契合时,才能真正达成繁简分流的功效。
(2)根据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数据统计,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355.4万件,审结一审商事案件395.7万件,共计751.1万件;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522.8万件,审结一审商事案件278.2万件,共计801万件;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622.8万件,审结一审商事案件334.7万件,共计957.5万件;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673 .8万件,审结一审商事案件402.6万件,共计1 076.4万件。
(3)在《民事诉讼法》施行一年内,相关走访调查认为,法院并不会因为有了第133条第1项的规定就会在立案后主动将案件转入督促程序,参见赵蕾:《我国督促程序的再完善——以新〈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款与第217条为主线的分析》,载《民事程序法研究》第十一辑,第191页。而在实践中,法院将诉讼程序转为督促程序甚至成为“重大新闻”,例如,在《民事诉讼法》施行四年内,许昌市法院系统将诉讼程序转为督促程序的案件仅有一例,参见《魏都法院:程序转换让案件灵活“跳级”》,载魏都区人民法院网:http://wdqfy.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6195,2017年3月12日最后访问。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项之规定被虚置的境况。
(1)对于可转入督促程序的案件,虽然法院在一定程序上可能预见债务人不提出异议或其异议无理由,而不必过于担心因支付令异议再将案件转入诉讼程序,但是,不能否认支付令异议成立的可能,更不能剥夺债务人提出支付令异议的权利。
(1)督促程序案件虽具有潜在的争讼性,但其程序的运行方式依非讼法理而进行,与诉讼程序相较存在较大不同。
(2)从下文对“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存在运行障碍”的分析来看,亦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实务中法院就程序转换的具体操作较为混乱,有法院甚至将转入督促程序的裁定书(裁定内容仅为“本案转入督促程序”,并无给付内容)直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
(1)《民事诉讼法》中,使用了“争议”一词的条文共有9处,其文义指纠纷、实体上事实或法律关系的争执。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理解,从主体上看,“当事人”应指转入督促程序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从内容上看,“没有争议”是指对实体内容没有争议,因为《民事诉讼法》对程序上的分歧,通常使用“异议”一词。故“当事人没有争议”,应指两造对案件的实体内容没有争议。
(1)例如,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诉陈丽借款纠纷”一案中,法院于2016年5月9日受理了原告的起诉,而决定转入督促程序和发出支付令的时间则是2016年8月3日,受理诉讼将近3个月后才决定转入督促程序。参见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支付令,案号:(2016)湘0903民初字第1297号。
(1)《民事诉讼法》第216条第1款:“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驳回。”
(2)但从裁判文书中,并不能看出是征求原告单方同意或是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
(3)参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3)高新民初字第709号。该法院在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项时采此理由的案件共计13件。
(1)参见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6)陕0929民初764号。
(2)参见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法院裁定书,案号:(2015)白河民初字第00658号。
(3)参见陕西省白河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案号:(2015)白河执字第00279号。
(1)参见甘肃省高台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6)甘0724民初1891号。
(2)例如,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诉肖茂才借款纠纷”一案中,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将案件转为督促程序的“支付令”,其案号为“(2016)湘0903民初第1300号”。
(3)可能是考虑到一些当事人将没有实质争议的案件提交诉讼方式解决,立法特允许将没有实质争议、符合督促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转入督促程序处理,此程序转换机制确有现实考量。但是,这种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机制,并不符合民事诉讼基本原理,而且无法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没有实质争议的案件。因此,合理借鉴舍弃、认诺制度和简易判决制度,扩充没有实质争议案件的解决途径,不失为一种可值探讨的替代性措施。
(1)在该步骤中,还应注意级别管辖的问题。我国法院采四级两审制,第一审法院的级别会因诉讼标的金额的大小而有差异,而督促程序不论债权金额大小均由基层法院管辖,在提起诉讼的法院为中级法院或高级法院时,“转入督促程序”即会发生管辖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