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魂——读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
摘要
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以地震为题材。在关于地震的再现性描述中,大地是主语。阿来没有把重点放在人的悲痛与无助上,也没有赋予地震以某种伦理化的色彩,而是创造了"废墟美学",旨在书写废墟之后的新生。在传统与现代、鬼与神的辩证思考与叙述中,《云中记》挣脱了地震这一题材对于小说艺术的压制,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自然与人类等彼此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
引文
(1)桑塔格在讨论战争摄影的时候认为,“战争受害者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种辞令。它们反复强调。它们简化。它们煽动。它们制造共识的幻觉”。某种意义上说,围绕地震的即时文学也有这种效应。参见[美]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摄影师凯文·卡特拍下了《饥饿的苏丹》,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并凭借该作品赢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照片上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照片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凯文·卡特自杀身亡。由此,艺术家的伦理引发普遍关注。
(3)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我觉得人内心的伤痕,最后只能交给时间,让他们重建生活。有时候我们各种各样志愿者、志愿组织,自己本身也不专业,有过度干预、影响灾民的做法,反倒妨碍灾民从灾民心态中解脱出来”。参见阿来《十年过去,没一本写汶川地震的书让我感动》,澎湃新闻2018年5月17日。
(4)阿来说,“不论是在灾难中死去的、残损的或是幸存的,你应该要写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领会不出这个东西,要么就写得哭天哭地,要么就写得好人好事,这个写不出什么来”。参见阿来《十年过去,没一本写汶川地震的书让我感动》,澎湃新闻2018年5月17日。
(5)在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词中,阿来表示,“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篡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参见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机村史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69页。
(6)(7)(9)(10)(12)(13)(16)(17)(19)(20)(21)阿来:《云中记》,《十月》2019年第1期。
(8)叶廷芳在《废墟文化与废墟美学》中所定义的废墟,是指“含有一定历史文化信息、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遗存,跟那些没有时间距离的、遭受天灾或人为破坏的瓦砾堆或废弃地没有关系”显然,阿来笔下的废墟改变了这层意义。作为废墟的云中村有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三四年时间),但并不具有文物价值。是阿来的书写使其具有了美学价值。参见叶廷芳《废墟文化与废墟美学》,《圆明园学刊》第13期。
(11)部元宝概括《机村史诗》的主题为“1950至1990年代,川藏交界一个名叫'机村'的藏族村落除了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被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后来的经济大潮所波及,更经历了它特殊的命运,即旧有藏族文化衰落、以政治经济为主导的新的汉族异质文化迅速渗透又逐步被改写的一个文化杂交过程”。参见部元宝《不够破碎——读阿来短篇近作想到的》,《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14)(15)阿来:《水电站》,《机村史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51、253-254页。
(18)[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6页。
(2)摄影师凯文·卡特拍下了《饥饿的苏丹》,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并凭借该作品赢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照片上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照片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凯文·卡特自杀身亡。由此,艺术家的伦理引发普遍关注。
(3)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我觉得人内心的伤痕,最后只能交给时间,让他们重建生活。有时候我们各种各样志愿者、志愿组织,自己本身也不专业,有过度干预、影响灾民的做法,反倒妨碍灾民从灾民心态中解脱出来”。参见阿来《十年过去,没一本写汶川地震的书让我感动》,澎湃新闻2018年5月17日。
(4)阿来说,“不论是在灾难中死去的、残损的或是幸存的,你应该要写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领会不出这个东西,要么就写得哭天哭地,要么就写得好人好事,这个写不出什么来”。参见阿来《十年过去,没一本写汶川地震的书让我感动》,澎湃新闻2018年5月17日。
(5)在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词中,阿来表示,“民族、社会、文化甚至国家,不是概念,更不是想象。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一个人的集合,才构成那些宏大的概念。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篡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参见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机村史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69页。
(6)(7)(9)(10)(12)(13)(16)(17)(19)(20)(21)阿来:《云中记》,《十月》2019年第1期。
(8)叶廷芳在《废墟文化与废墟美学》中所定义的废墟,是指“含有一定历史文化信息、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遗存,跟那些没有时间距离的、遭受天灾或人为破坏的瓦砾堆或废弃地没有关系”显然,阿来笔下的废墟改变了这层意义。作为废墟的云中村有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三四年时间),但并不具有文物价值。是阿来的书写使其具有了美学价值。参见叶廷芳《废墟文化与废墟美学》,《圆明园学刊》第13期。
(11)部元宝概括《机村史诗》的主题为“1950至1990年代,川藏交界一个名叫'机村'的藏族村落除了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被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后来的经济大潮所波及,更经历了它特殊的命运,即旧有藏族文化衰落、以政治经济为主导的新的汉族异质文化迅速渗透又逐步被改写的一个文化杂交过程”。参见部元宝《不够破碎——读阿来短篇近作想到的》,《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14)(15)阿来:《水电站》,《机村史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51、253-254页。
(18)[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