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议制下审判团队改革的实践与完善
摘要
《司法责任制意见》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以审判权为核心、以管理权与监督权为保障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司法责任制的落实。该意见还对"审判团队"这一新生事物作了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围绕审判团队的组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司法责任制的建立,特别是实现合议庭组成模式与审判团队的有机结合,不仅事关制度、体制的改革,更关乎思维、观念的变革。
引文
[1]黄文艺:《中国司法改革基本理路解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2期,第5页。
[2]习近平:《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15年3月26日。
[3][4]陈忠卫:《团队管理理论述评》,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8期,第64页;第65页。
[5]王亚明:《审判团队建设路径探讨》,《福建法学》2015年第3期,第90页。
[6]参见胡鹰、王德军、李轶娟:《审判团队工作模式构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路径探索——以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审判者负责制改革为样本》,http://www.gddx.gov.cn/fzgdyjzx/146293/146229/150403/index.html,2016年1月12日访问。
[7][美]布赖恩·罗伯逊:《重新定义管理:合弄制改变世界》,潘千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1页。
[8]徐清:《法社会学视野下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运行逻辑—来自Y省W市人民法院的个案》,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81-182页。
[9]刘祖云:《组织社会学》,中国审计出版社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10]“小体量”法院与“大体量”法官对称,是比较意义上的称法,特指编制少、案件少、人员少的法院,甚至在一些正式文件中采取了“50人”作为法院规模大小的划分基准线;“大体量”指法院规模大、人员众多、案件量大。
[11]参见《发挥司法改革排头兵作用》,《人民法院报》2017年1月21日第1版。
[12]参见唐亚楠:《“1+1+1>3”的效应——江苏省江阴市审判新模式调查》,《人民法院报》2013年7月11日;茶莹、姜光鑫:《云南试点“1+1+1”团队模式推进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人民法院报》2015年3月17日;马远斌、王创辉:《东莞“1+1+1”人民法庭改革工作纪实》,《人民法院报》2015年7月28日。
[13]参见卫建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上海二中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打出“组合拳”》,《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19日第1版;张伟刚、郭春雨:《集中一线解人案矛盾——吉林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调查》,《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28日第1版;《佛山落实司法责任制提高审判绩效》,《人民法院报》2016年8月15日第4版。
[1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上线“司法工作量核定系统”。该系统借助信息化技术,以“标杆案件对比,节点系数叠加”的方法,通过综合权衡案件的繁简程度,估算法官的实际工作负担,将审执工作科学量化,为测算法官员额、优化人员结构及动态配置审判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参见刘静、王要勤:《让数据为测算法官员额作答——北京二中院科学量化审判执行工作动态配置审判资源》,《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1日。
[15]有关案件评查体系的研究,参见梁平、陈焘:《司法权力去行政化改革——基于H省某中原案件评查纠错与动态式主审法官负责制的调研》,载《河北法学》2015年第10期。
[16]刘峥:《我国合议庭评议机制的检讨及完善》,《人民司法》2008年21期。
[2]习近平:《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15年3月26日。
[3][4]陈忠卫:《团队管理理论述评》,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8期,第64页;第65页。
[5]王亚明:《审判团队建设路径探讨》,《福建法学》2015年第3期,第90页。
[6]参见胡鹰、王德军、李轶娟:《审判团队工作模式构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路径探索——以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审判者负责制改革为样本》,http://www.gddx.gov.cn/fzgdyjzx/146293/146229/150403/index.html,2016年1月12日访问。
[7][美]布赖恩·罗伯逊:《重新定义管理:合弄制改变世界》,潘千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1页。
[8]徐清:《法社会学视野下基层法院组织结构的运行逻辑—来自Y省W市人民法院的个案》,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81-182页。
[9]刘祖云:《组织社会学》,中国审计出版社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10]“小体量”法院与“大体量”法官对称,是比较意义上的称法,特指编制少、案件少、人员少的法院,甚至在一些正式文件中采取了“50人”作为法院规模大小的划分基准线;“大体量”指法院规模大、人员众多、案件量大。
[11]参见《发挥司法改革排头兵作用》,《人民法院报》2017年1月21日第1版。
[12]参见唐亚楠:《“1+1+1>3”的效应——江苏省江阴市审判新模式调查》,《人民法院报》2013年7月11日;茶莹、姜光鑫:《云南试点“1+1+1”团队模式推进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人民法院报》2015年3月17日;马远斌、王创辉:《东莞“1+1+1”人民法庭改革工作纪实》,《人民法院报》2015年7月28日。
[13]参见卫建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上海二中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打出“组合拳”》,《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19日第1版;张伟刚、郭春雨:《集中一线解人案矛盾——吉林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调查》,《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28日第1版;《佛山落实司法责任制提高审判绩效》,《人民法院报》2016年8月15日第4版。
[1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上线“司法工作量核定系统”。该系统借助信息化技术,以“标杆案件对比,节点系数叠加”的方法,通过综合权衡案件的繁简程度,估算法官的实际工作负担,将审执工作科学量化,为测算法官员额、优化人员结构及动态配置审判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参见刘静、王要勤:《让数据为测算法官员额作答——北京二中院科学量化审判执行工作动态配置审判资源》,《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1日。
[15]有关案件评查体系的研究,参见梁平、陈焘:《司法权力去行政化改革——基于H省某中原案件评查纠错与动态式主审法官负责制的调研》,载《河北法学》2015年第10期。
[16]刘峥:《我国合议庭评议机制的检讨及完善》,《人民司法》2008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