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实逻辑与推进路径——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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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营经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成就中最成功的增量事件,这不仅由于其显性的经济贡献,并且也将持续体现在对整个社会结构性变化的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既是衡量民营经济健康成长的重要标尺,也深刻地重塑着我国现代性发展的底层逻辑。本文聚焦环境治理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分析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机制,客观揭示一段时期来多元主体间互动博弈的现况及成因,对环境治理"3.0版本"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何以可能的议题予以深入解析,进而尝试探究整体完善的可能路径。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incremental achievement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in the past 40 years. This is not only due to its explicit economic contribution, but will also continue to be reflected in the promotion of structural changes in society as a whole.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yardstick to measure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private economy, but also profoundly reshap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objectively reveal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the interactive game between diverse stakeholders in a period of time.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ossible issu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under the "3.0 vers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nd then trie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path of overall improv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incremental achievement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in the past 40 years. This is not only due to its explicit economic contribution, but will also continue to be reflected in the promotion of structural changes in society as a whole.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yardstick to measure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private economy, but also profoundly reshap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objectively reveal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the interactive game between diverse stakeholders in a period of time.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ossible issu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under the "3.0 vers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nd then trie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path of overall improvement.
引文
(1)Oliver Shelton. 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M].London:Sir Isaac Pitman and Sons Ltd., first published1924, reprinted 1965:70~99.
(2)Friedman M.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N]. New York Times,1970-09-13.
(3)Bowen, H. 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 Man[J]. Harper Brothers, 1953(6).
(4)Carroll A. B.,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79, 4(4).
(5)DUBBINK W.The Fragile Structure of Free-Market Society:The Radical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2004,14(1):23~46.
(6)李双龙:《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23期;郁建兴等:《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
(7)这方面启发性研究成果有:刘祖云《政府与企业:利益博弈与道德博弈》,《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荀丽丽、包智明《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叶陈刚等《公司治理、政治关联与环境绩效》,《当代经济管理》2016年第2期。
(8)任丙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激励机制研究: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6期。
(9)“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指: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但随着人均收入增加,环境恶化程度随之加剧;又当经济发展达到某个拐点,随着人均收入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会逐渐减缓,即呈现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曲线关系。而“波特假说”则肯定了政府在协调环境和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如果政府实行合理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本,释放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创造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机会。参见李志青:《环保公共开支、资本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复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2期;涂正革、谌仁俊:《排污权交易制度在中国能否实现波特效应?》,《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10)本课题组的实证调研地包括浙江温州、绍兴、金华等地市的若干县市区,时间始自2016年8月。具体方式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实地访谈,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座谈会形式;二是问卷调查,共向企业单位发放305份,回收有效问卷249份,回收率81.6%,其中民企占比83.5%。使用Stata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11)(1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265页。
(1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332页。
(13)[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美]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16)杨典:《国家、资本市场与多元化战略在中国的兴衰——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公司战略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17)李路路、朱斌:《效率逻辑还是合法性逻辑?——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扩散的社会学解释》,《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2期。
(18)[美]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页。
(19)洪大用:《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20)豪梅·桑切斯:《生态社会主义及其面临的后现代民主挑战》,《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2期。
(21)王文婷等:《大气污染治理政府间分担机制研究——以财税法为视野》,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22)2017年中央环保督查全面铺开以来,几乎所有地方“全面进入边督边改模式”。参见吕望舒:《党政“一把手”领办全省上下齐努力》,《中国环境报》2017-8-21。
(23)参见《2017年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解读》,《南方周末》2018-1-11 C28版。
(24)(25)黄群慧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1页。
(26)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包智明、陈占江:《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27)朱德米:《基层环境管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经济发达地区SH镇的调研》,《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
(28)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29)冉冉:《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218页。
(30)见中央党校(国家行院)第17期青干班“生态文明建设政府目标责任体系建构研究”课题组:《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政府目标责任体系》,《学习时报》2018-12-05。
(31)参见《中国环境报》2018-6-12头版“新闻述评”:《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看出了什么?》。述评概括了“回头看”看出的三大主要问题:解决突出问题仍有敷衍和装点之嫌、落实环保责任仍有轻描淡写之嫌、贯彻督察要求仍有浮皮潦草之嫌,其最后评论是:“这充分说明,对于一些顽症痼疾,单靠企业自律、地方自觉,短期内仍很难得到根本解决,仍需要像督察‘回头看’这样的制度设计,仍需要严肃的追责问责,来传导压力,夯实责任。”
(32)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7页。
(33)“压力型体制”参见荣敬本、崔之元《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对“变通”的提炼参见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34)“联邦主义”观点最早由经济学者提出,最有影响的就是钱颖一、温加斯特(Weingast)等人提出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该模型分析重点集中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改革战略及其成功结果。参见Montinola, G., Yingyi Qian&Berry Weingast 1995,“Federalism, 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35)(美)洪源远(Yuen Yuen Ang):《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6)耿曙等:《中国地方领导任期与政府行为模式:官员任期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2016年第3期。
(37)任克强:《政绩跑步机:关于环境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38)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模式》,《社会》2018年第2期。
(39)刘瀚斌:《环保法为何只张嘴,却咬不住》,《社会科学报》2018-8-23第3版。
(40)Stigler开创性地提出在政府实施规制过程中可能产生规制俘获问题,即被规制企业可能会通过为政府官员提供政治选票、贿赂等方式俘获规制部门,使政策执行有利于被规制企业。参见Stigler G J.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1,2(1):3~21.
(41)聂辉华:《政企合谋:理解“中国之谜”的新视角》,《阅江学刊》2016年第6期。
(42)马新萍:《在其位必须谋其政尽其责——中央环保督察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系列述评之三》,《中国环境报》2018-4-6。
(43)“理性的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研究西方民主投票机制的核心理论,解释民主制下为何会选择不良政策。经济市场中由于较确定的成本和收益,个人极具经济理性;但在政治市场,由于收益不确定且成本太大,个人极易变成事实的非理性选民。这里借用此概念,意指对不能言说的环境来说,政企合谋的后果当然是糟糕的非理性“胡闹”,然而对政企来说,却是相当“理性”的选择。详见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政治选择不良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4)饶如锋、沈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的思考与建议》,浙江省委党校《决策参阅》2018年第16期。
(45)文宏、郝郁青:《关键绩效指标考核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分析——基于2011-2016年黑龙江煤监的数据资料》,《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46)2018年5月,生态环境部专门制定出台《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严格禁止“一律拆迁”“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作为环境治理的最高行政机构,专门就“一刀切”发文整肃,足见这个问题在各地的普遍性及后果的严重性。
(47)据课题组2017年10月10日在浙江温州市某县与企业家的座谈会笔记。
(48)[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49)[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50)W addock S.,“Parallel Universes:Companies,Academics,And the Progress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2004,109(1):5~42.
(51)(96)[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王巧玲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53~365页。
(52)“吉登斯悖论”是指环境恶化的后果尽管可怕,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却往往不是有形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公地悲剧”是指对公共资源自由使用而不加限制,结果就是资源最终被完全耗尽。参见周文华、董莹:《美国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环境治理及启示》,《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2期。
(53)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曾粤兴、魏思婧:《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赋权-认同-合作”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0期。
(54)本报记者文雯:《<公民环保行为调查报告>发布》,《中国环境报》2018-6-4。
(55)浙江省委党校智库报告:《“推进环保行政执法与公众监督、舆论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环境监管制度改革”评估报告》,2016年10月25日。而2018年11月21日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还点名批评了杭州临安区昌化镇村级“河长”填报信息“例行公事”,水里泛白沫而巡河却正常的弄虚作假现象。
(56)赵晔:《莫让村民成为乡村环保的“旁观者”》,《学习时报》2019-1-16。
(57)邓国胜:《中国环保NGO发展指数研究》,《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年第2期。
(58)为阐释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已有学者专门提出了“非协同治理—策略性应对”的理论框架。详见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59)[英]S.戈登·雷丁:《华人资本主义精神》,谢婉莹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60)陶笸箩:《中国慈善的想象力》,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04-07。
(61)高勇强等:《民营企业家社会身份、经济条件与企业慈善捐赠》,《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张川等《政治关联、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管理评论》2014年第1期。
(62)韩碧如:《中国慈善家偏好本地公益和教育》,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01-28。
(63)杨卫敏、许军:《主力军还是同盟军——非公经济人士双重属性解析》,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编:《新型政商关系》2017年12月,第161页。
(64)“生态文明体系”是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
(65)[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张志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页。
(66)这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提出的重要分析概念。它对那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一般性知识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和解构的作用,要求我们在使用所谓“公理”或整齐划一政策时务需葆有必要警惕。参见[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67)吴舜泽、黄德生:《环保“一刀切”是环境与经济双输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国环境报》2018-9-14。
(68)转引自严俊:《机制设计理论:基于社会互动的一种理解》,《经济学家》2008年第4期。
(69)[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页。
(70)洪大用等:《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述评》,《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71)李文珍:《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社会学视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72)转引自马国栋:《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抑制性关系问题探讨》,《学会》2007年第5期。
(73)[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
(75)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p.280.
(76)[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77)Goodpaster,K.E.,1991, Business Ethics and Stakeholder Analysis.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1):53~74.
(7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79)引自MSC咨询:《首席责任官CSR公开课·课堂笔记》,2018年1月24日MSC微信公众号。
(80)周怡、胡安宁:《有信仰的资本——温州民营企业主慈善捐赠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81)“义利99”排行榜是国内首家专门支持“义利并举”类社会创新创业项目的投资促进平台——深圳“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创设的企业榜单。其发布于2017年底的排行榜显示,代表了情怀经济的“义利99”模拟指数“完胜”了所有的市场指数,在环保努力方面,“义利99”企业也显著领先。参见:张玥晗《企业如何做到“义利兼顾”:解析“义利99”榜单背后的商业逻辑》,《南方周末》2018-7-19/7-12。
(82)黄群慧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212页。
(83)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84)陈阿江:《环境问题的技术呈现、社会建构与治理转向》,《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3期。
(85)[美]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86)[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0页。
(87)谢岳、党东升:《草根动员:国家治理模式的新探索》,《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88)辛方坤、孙荣:《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授权合作的“嘉兴模式”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89)王雯、晏利扬:《浙江规范第三方环境监测市场》,《中国环境报》2017-10-12;《践行“两山”理论建设“美丽杭州”》,《中国环境报》2018-12-25。
(9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91)张继兰、虞崇胜:《环境治理: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9期;孔凡义、况梦凡:《生态政治及其协商民主转向—对话马修·汉弗莱教授》,《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92)Pinchot G. Building community in the working place.In Drucker Foundation:The Community of the future.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6:116.
(93)[美]道格拉斯·C.诺斯等:《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94)图示来源:作者自制。
(95)[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97)洪大用:《绿色社会的兴起》,《社会》2018年第6期。
(2)Friedman M.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N]. New York Times,1970-09-13.
(3)Bowen, H. 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 Man[J]. Harper Brothers, 1953(6).
(4)Carroll A. B.,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79, 4(4).
(5)DUBBINK W.The Fragile Structure of Free-Market Society:The Radical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2004,14(1):23~46.
(6)李双龙:《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23期;郁建兴等:《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2期。
(7)这方面启发性研究成果有:刘祖云《政府与企业:利益博弈与道德博弈》,《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荀丽丽、包智明《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叶陈刚等《公司治理、政治关联与环境绩效》,《当代经济管理》2016年第2期。
(8)任丙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激励机制研究: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6期。
(9)“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指: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但随着人均收入增加,环境恶化程度随之加剧;又当经济发展达到某个拐点,随着人均收入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会逐渐减缓,即呈现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曲线关系。而“波特假说”则肯定了政府在协调环境和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如果政府实行合理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本,释放环境红利和经济红利,创造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赢机会。参见李志青:《环保公共开支、资本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复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2期;涂正革、谌仁俊:《排污权交易制度在中国能否实现波特效应?》,《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
(10)本课题组的实证调研地包括浙江温州、绍兴、金华等地市的若干县市区,时间始自2016年8月。具体方式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实地访谈,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座谈会形式;二是问卷调查,共向企业单位发放305份,回收有效问卷249份,回收率81.6%,其中民企占比83.5%。使用Stata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11)(1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265页。
(1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332页。
(13)[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美]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16)杨典:《国家、资本市场与多元化战略在中国的兴衰——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公司战略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17)李路路、朱斌:《效率逻辑还是合法性逻辑?——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私营企业中扩散的社会学解释》,《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2期。
(18)[美]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页。
(19)洪大用:《环境社会学:事实、理论与价值》,《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20)豪梅·桑切斯:《生态社会主义及其面临的后现代民主挑战》,《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2期。
(21)王文婷等:《大气污染治理政府间分担机制研究——以财税法为视野》,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22)2017年中央环保督查全面铺开以来,几乎所有地方“全面进入边督边改模式”。参见吕望舒:《党政“一把手”领办全省上下齐努力》,《中国环境报》2017-8-21。
(23)参见《2017年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解读》,《南方周末》2018-1-11 C28版。
(24)(25)黄群慧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1页。
(26)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包智明、陈占江:《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27)朱德米:《基层环境管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经济发达地区SH镇的调研》,《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
(28)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29)冉冉:《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218页。
(30)见中央党校(国家行院)第17期青干班“生态文明建设政府目标责任体系建构研究”课题组:《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政府目标责任体系》,《学习时报》2018-12-05。
(31)参见《中国环境报》2018-6-12头版“新闻述评”:《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看出了什么?》。述评概括了“回头看”看出的三大主要问题:解决突出问题仍有敷衍和装点之嫌、落实环保责任仍有轻描淡写之嫌、贯彻督察要求仍有浮皮潦草之嫌,其最后评论是:“这充分说明,对于一些顽症痼疾,单靠企业自律、地方自觉,短期内仍很难得到根本解决,仍需要像督察‘回头看’这样的制度设计,仍需要严肃的追责问责,来传导压力,夯实责任。”
(32)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7页。
(33)“压力型体制”参见荣敬本、崔之元《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对“变通”的提炼参见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34)“联邦主义”观点最早由经济学者提出,最有影响的就是钱颖一、温加斯特(Weingast)等人提出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该模型分析重点集中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改革战略及其成功结果。参见Montinola, G., Yingyi Qian&Berry Weingast 1995,“Federalism, 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35)(美)洪源远(Yuen Yuen Ang):《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6)耿曙等:《中国地方领导任期与政府行为模式:官员任期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2016年第3期。
(37)任克强:《政绩跑步机:关于环境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38)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模式》,《社会》2018年第2期。
(39)刘瀚斌:《环保法为何只张嘴,却咬不住》,《社会科学报》2018-8-23第3版。
(40)Stigler开创性地提出在政府实施规制过程中可能产生规制俘获问题,即被规制企业可能会通过为政府官员提供政治选票、贿赂等方式俘获规制部门,使政策执行有利于被规制企业。参见Stigler G J.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1,2(1):3~21.
(41)聂辉华:《政企合谋:理解“中国之谜”的新视角》,《阅江学刊》2016年第6期。
(42)马新萍:《在其位必须谋其政尽其责——中央环保督察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系列述评之三》,《中国环境报》2018-4-6。
(43)“理性的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研究西方民主投票机制的核心理论,解释民主制下为何会选择不良政策。经济市场中由于较确定的成本和收益,个人极具经济理性;但在政治市场,由于收益不确定且成本太大,个人极易变成事实的非理性选民。这里借用此概念,意指对不能言说的环境来说,政企合谋的后果当然是糟糕的非理性“胡闹”,然而对政企来说,却是相当“理性”的选择。详见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政治选择不良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4)饶如锋、沈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的思考与建议》,浙江省委党校《决策参阅》2018年第16期。
(45)文宏、郝郁青:《关键绩效指标考核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分析——基于2011-2016年黑龙江煤监的数据资料》,《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46)2018年5月,生态环境部专门制定出台《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严格禁止“一律拆迁”“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作为环境治理的最高行政机构,专门就“一刀切”发文整肃,足见这个问题在各地的普遍性及后果的严重性。
(47)据课题组2017年10月10日在浙江温州市某县与企业家的座谈会笔记。
(48)[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49)[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50)W addock S.,“Parallel Universes:Companies,Academics,And the Progress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2004,109(1):5~42.
(51)(96)[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王巧玲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53~365页。
(52)“吉登斯悖论”是指环境恶化的后果尽管可怕,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却往往不是有形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公地悲剧”是指对公共资源自由使用而不加限制,结果就是资源最终被完全耗尽。参见周文华、董莹:《美国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环境治理及启示》,《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2期。
(53)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曾粤兴、魏思婧:《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赋权-认同-合作”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0期。
(54)本报记者文雯:《<公民环保行为调查报告>发布》,《中国环境报》2018-6-4。
(55)浙江省委党校智库报告:《“推进环保行政执法与公众监督、舆论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环境监管制度改革”评估报告》,2016年10月25日。而2018年11月21日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还点名批评了杭州临安区昌化镇村级“河长”填报信息“例行公事”,水里泛白沫而巡河却正常的弄虚作假现象。
(56)赵晔:《莫让村民成为乡村环保的“旁观者”》,《学习时报》2019-1-16。
(57)邓国胜:《中国环保NGO发展指数研究》,《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年第2期。
(58)为阐释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已有学者专门提出了“非协同治理—策略性应对”的理论框架。详见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59)[英]S.戈登·雷丁:《华人资本主义精神》,谢婉莹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60)陶笸箩:《中国慈善的想象力》,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04-07。
(61)高勇强等:《民营企业家社会身份、经济条件与企业慈善捐赠》,《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张川等《政治关联、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管理评论》2014年第1期。
(62)韩碧如:《中国慈善家偏好本地公益和教育》,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01-28。
(63)杨卫敏、许军:《主力军还是同盟军——非公经济人士双重属性解析》,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编:《新型政商关系》2017年12月,第161页。
(64)“生态文明体系”是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
(65)[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张志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页。
(66)这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提出的重要分析概念。它对那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一般性知识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和解构的作用,要求我们在使用所谓“公理”或整齐划一政策时务需葆有必要警惕。参见[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67)吴舜泽、黄德生:《环保“一刀切”是环境与经济双输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国环境报》2018-9-14。
(68)转引自严俊:《机制设计理论:基于社会互动的一种理解》,《经济学家》2008年第4期。
(69)[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页。
(70)洪大用等:《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述评》,《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71)李文珍:《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社会学视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72)转引自马国栋:《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抑制性关系问题探讨》,《学会》2007年第5期。
(73)[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
(75)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p.280.
(76)[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77)Goodpaster,K.E.,1991, Business Ethics and Stakeholder Analysis.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1):53~74.
(7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79)引自MSC咨询:《首席责任官CSR公开课·课堂笔记》,2018年1月24日MSC微信公众号。
(80)周怡、胡安宁:《有信仰的资本——温州民营企业主慈善捐赠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81)“义利99”排行榜是国内首家专门支持“义利并举”类社会创新创业项目的投资促进平台——深圳“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创设的企业榜单。其发布于2017年底的排行榜显示,代表了情怀经济的“义利99”模拟指数“完胜”了所有的市场指数,在环保努力方面,“义利99”企业也显著领先。参见:张玥晗《企业如何做到“义利兼顾”:解析“义利99”榜单背后的商业逻辑》,《南方周末》2018-7-19/7-12。
(82)黄群慧等:《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212页。
(83)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84)陈阿江:《环境问题的技术呈现、社会建构与治理转向》,《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3期。
(85)[美]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86)[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0页。
(87)谢岳、党东升:《草根动员:国家治理模式的新探索》,《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
(88)辛方坤、孙荣:《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授权合作的“嘉兴模式”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89)王雯、晏利扬:《浙江规范第三方环境监测市场》,《中国环境报》2017-10-12;《践行“两山”理论建设“美丽杭州”》,《中国环境报》2018-12-25。
(9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91)张继兰、虞崇胜:《环境治理: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9期;孔凡义、况梦凡:《生态政治及其协商民主转向—对话马修·汉弗莱教授》,《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92)Pinchot G. Building community in the working place.In Drucker Foundation:The Community of the future.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6:116.
(93)[美]道格拉斯·C.诺斯等:《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94)图示来源:作者自制。
(95)[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97)洪大用:《绿色社会的兴起》,《社会》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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