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约谈对环境监管的影响分析:基于34个城市的断点回归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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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保约谈是环保部对环保职责履行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实施的行政措施。环保约谈能否促进地方环境监管,并改善环境质量呢?采用断点回归方法对环保约谈的效果评估发现:环保约谈无法显著加强环境监管,难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只有微弱的证据显示环保约谈对于因空气质量而被约谈的部分城市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改善作用在整治半年后显现;地方政府在约谈后采取建设内部制度、加强环境监管等措施,忽视调整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源头治污措施,治污效果无法持续。中央政府应完善环保约谈制度、优化环保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应采取严格环保监管、调整产业结构,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引文
(1)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2014年5月16日)
(2)竺效:《论新<环境保护法>中的环评区域限批制度》,《法学》2014年第6期。
(3)李萱、沈晓悦、夏光:《中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初探》,《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1期。
(4)李红详、葛查忠、翁智雄、郝春旭、董战峰:《环保约谈能不能强化政策主体责任》,《环境经济》2015年第7期。
(5)冯贵霞:《“共识互动式”环保政策执行网络的形成——以环保约谈制为例》,《东岳论丛》2016年第4期。
(1)张伟:《“环保约谈”风暴》,《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42期。
(2)Xiao Zhu,et al.,"Regional Restrictions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pproval in China:The Legitimacy of 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1.92, 2015.
(3)孙秀艳:《诫勉+预警,环保约谈促治污》,《人民日报》2015年09月12日第9版。
(4)谢旭轩:《政策效果的误读——机动车限行政策评析》,《环境科学与技术》2010年S1期。
(5)曹静、王鑫、钟笑寒:《限行政策是否改善了北京市的空气质量》,《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3期。
(6)李侃如:《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及其对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李继龙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
(7)赖诗攀:《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任务:一个研究述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8)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9)托马斯·海贝勒、雷内·特拉培尔:《政府绩效考核、地方干部行为与地方发展》,王哲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
(10)孙伟增、罗党论、郑思齐、万广华:《环保考核、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1)梅赐琪、林志林:《行政问责与政策行为从众:“十一五”节能目标实施进度地区间差异考察》,《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12期。
(12)练宏:《弱排名激励的社会学分析——以环保部门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13)王雨磊:《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
(14) Gao Jie,"Hitting the Target but Missing the Point:the Rise of Non-mission-based Targets in Performance Measurement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Administration&Society, vol.42, 2011.
(1)《多地负责人因大气污染等被约谈环保约谈到底管不管用?》,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0/c_1119887090.htm.2016年11月10日。
(2)Beeson Mark,"The Coming of 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9, 2010.
(3)Lo Kevin,"How Authoritarian is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Policy, vol.54,2015.
(4)Lo Kevin,"China's Low-carbon City Initiatives:The Implementation Gap and the Limits of the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42, 2014.
(5)Eaton Sarah,Kostka Genia.,"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 Undermined? Local Leaders Time Horizon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18, 2014.
(6)王惠娜:《区域环境治理中的新政策工具》,《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
(7)Xiao Zhu, et al.,"Regional Restrictions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pproval in China:the Legitimacy of 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92, 2015.
(8)倪星、原超:《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2期。
(1)Angrist&Pischke,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2)竺效:《论新<环境保护法>中的环评区域限批制度》,《法学》2014年第6期。
(3)李萱、沈晓悦、夏光:《中国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初探》,《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1期。
(4)李红详、葛查忠、翁智雄、郝春旭、董战峰:《环保约谈能不能强化政策主体责任》,《环境经济》2015年第7期。
(5)冯贵霞:《“共识互动式”环保政策执行网络的形成——以环保约谈制为例》,《东岳论丛》2016年第4期。
(1)张伟:《“环保约谈”风暴》,《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42期。
(2)Xiao Zhu,et al.,"Regional Restrictions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pproval in China:The Legitimacy of 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1.92, 2015.
(3)孙秀艳:《诫勉+预警,环保约谈促治污》,《人民日报》2015年09月12日第9版。
(4)谢旭轩:《政策效果的误读——机动车限行政策评析》,《环境科学与技术》2010年S1期。
(5)曹静、王鑫、钟笑寒:《限行政策是否改善了北京市的空气质量》,《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3期。
(6)李侃如:《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及其对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李继龙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
(7)赖诗攀:《中国科层组织如何完成任务:一个研究述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8)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9)托马斯·海贝勒、雷内·特拉培尔:《政府绩效考核、地方干部行为与地方发展》,王哲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
(10)孙伟增、罗党论、郑思齐、万广华:《环保考核、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1)梅赐琪、林志林:《行政问责与政策行为从众:“十一五”节能目标实施进度地区间差异考察》,《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12期。
(12)练宏:《弱排名激励的社会学分析——以环保部门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13)王雨磊:《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
(14) Gao Jie,"Hitting the Target but Missing the Point:the Rise of Non-mission-based Targets in Performance Measurement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Administration&Society, vol.42, 2011.
(1)《多地负责人因大气污染等被约谈环保约谈到底管不管用?》,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0/c_1119887090.htm.2016年11月10日。
(2)Beeson Mark,"The Coming of 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9, 2010.
(3)Lo Kevin,"How Authoritarian is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Policy, vol.54,2015.
(4)Lo Kevin,"China's Low-carbon City Initiatives:The Implementation Gap and the Limits of the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42, 2014.
(5)Eaton Sarah,Kostka Genia.,"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alism Undermined? Local Leaders Time Horizon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18, 2014.
(6)王惠娜:《区域环境治理中的新政策工具》,《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
(7)Xiao Zhu, et al.,"Regional Restrictions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pproval in China:the Legitimacy of 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92, 2015.
(8)倪星、原超:《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2期。
(1)Angrist&Pischke,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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