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嫁接:古淮阴地名的嬗变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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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淮阴地名始自秦代,为今淮安地区最早的县级政区。秦汉以迄唐宋时期,淮阴县或有兴废,淮阴城随之发生更替。南宋咸淳年间,置清河县,由于水患的不断侵扰,清河县城屡易其治。元初,淮阴县终被裁撤,其行政区划意义消失,其地划属清河县。同时,淮阴以文化记忆的面向,逐渐传播、扩散并延续于山阳县境内,明代官员对以淮阴为内核的地理景观加以重建,为淮阴属于山阳县提供了实物证据。客观地说,古淮阴县及其故迹在清河县境内,山阳县的古迹确实并非真迹。不过从文脉传承的角度,明清时期山阳县承继、保存古淮阴县的历史记忆,乃地方文化之幸。
The place name of Huaiyin originated from the Qin Dynasty, and it is the earliest county-level political district in Huai'an region.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uaiyin County was either prosperous or obsolescent, and Huaiyin City was replaced gradu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Xianchu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Qinghe County was set up. Due to the constant intrusion of flooding, the governance of Qinghe County was repeatedly re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uan Dynasty, Huaiyin County was eventually abolished, and it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disappeared. Its land was classified as Qinghe County. At the same time, Huaiyin gradually spreaded and continued in the territory of Shanyang County with the dire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 officials of Ming Dynasty reconstructed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with Huaiyin meaning.These behaviors provided sufficient evidence for Huaiyin belonging to Shanyang County.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ancient Huaiyin County and its historical sites are in the territory of Qinghe County, and the historical sites in Shanyang County are indeed not authentic.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Shanyang Coun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herits and preserves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ancient Huaiyin County, which is the fortunes of local culture.
The place name of Huaiyin originated from the Qin Dynasty, and it is the earliest county-level political district in Huai'an region.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uaiyin County was either prosperous or obsolescent, and Huaiyin City was replaced gradu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Xianchu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Qinghe County was set up. Due to the constant intrusion of flooding, the governance of Qinghe County was repeatedly repl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uan Dynasty, Huaiyin County was eventually abolished, and it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disappeared. Its land was classified as Qinghe County. At the same time, Huaiyin gradually spreaded and continued in the territory of Shanyang County with the dire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 officials of Ming Dynasty reconstructed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with Huaiyin meaning.These behaviors provided sufficient evidence for Huaiyin belonging to Shanyang County.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ancient Huaiyin County and its historical sites are in the territory of Qinghe County, and the historical sites in Shanyang County are indeed not authentic.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Shanyang Coun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herits and preserves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ancient Huaiyin County, which is the fortunes of local culture.
引文
(1)曾世英、杜祥明:《试论地名学》,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地名学文集》,北京:测绘出版社,1985年,第2页。
(2)王振忠:《瞻彼淇奥: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见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1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11-237页。
(3)2009年,经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和民政部地名研究所评审,认定“淮阴”纳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项目之一,成为江苏省首个“千年古县”。
(1)肖爱玲:《西汉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6页。
(2)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与城镇兴衰》,《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7-58页。
(3)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与城镇兴衰》,第59页。
(4)(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道·楚州》,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1638页。
(5)(梁)萧子显:《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74页。
(6)(清)范以煦:《淮壖小记》卷1《淮阴》,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第16页。
(7)(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0,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13页。
(8)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与城镇兴衰》,第59-60页。
(9)(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道·楚州》,第1643页。
(10)有学者根据《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唐代的淮阴县位于“(州)西五十里”,判断唐代的淮阴城位于今淮阴区南陈集镇境内,参见郭声波、颜培华:《唐朝淮南道行政区沿革》,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5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4页。其实这一判断应该是错误的,依照《魏书·高闾传》、《太平寰宇记》等文献中对角城的记载,今南陈集镇应该是淮泗交汇处且位于淮河北岸的角城遗址所在地。参见吕朋:《<水经注>校笺——以<泗水>、<沂水>、<沭水>等篇为中心》,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2页。
(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24《淮南道二》“楚州”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63页。
(2)(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淮阃奉诏言边事奏》(《四库全书》第11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1页)中有云:“长淮诸隘,如安丰之上则颍河口,濠梁之上则涡河口,招泗之上则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则大、小清河口,皆是敌舟可以出淮之路”,其它文献中亦多有金兵“自清河口渡淮”的记载。
(3)(元)脱脱等:《金史》卷4《熙宗纪》,金皇统元年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7页。
(4)咸丰《清河县志》卷2《疆域》,清咸丰四年(1854)刻本,第4页。
(5)(元)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志·淮南东路》,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79页。
(6)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
(7)金国曾遣合达、蒲阿驻军桃源县滶河口以备元军,“二相屡以兵少为言,而省院难之,上遣白华传谕,二相不悦,蒲阿遣小船令华顺河而下,必到八里庄城门为期,且曰此中望八里庄如在云间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可见其时八里庄确曾筑有城垣,且充当军事要塞,参见(元)脱脱等:《金史》卷114《白华列传》,第2508页。
(8)(宋)袁燮:《絜斋集》卷17《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1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7页。
(9)有学者根据《金史》、《续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判断出八里庄应该在大清河口南岸,与本文论点相合,参见杜涛:《淮安历史地名考述六则》,见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淮安历史文化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203-205页。
(10)(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古迹》“甘罗城”条,第1653页;(明)李贤:《明一统志》卷13《淮安府》古迹栏“甘罗城”条,《四库全书》第4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6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2《淮安府·山阳县》“甘罗城”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75页。
(11)(明)马麟修、(清)杜琳等重修、(清)李如枚等续修:《续纂淮关统志》卷12《古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6页。
(12)(宋)徐积:《节孝集》卷13《登淮阴古城》,《四库全书》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5页。
(1)(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1《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2页。
(2)(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28,建炎三年四月条中记载:“洪泽镇市,人烟繁盛,倍于淮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34页。
(3)(元)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志·淮南东路》,第13851页。
(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37页。
(5)(宋)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卷4《治安药石·边防要务三·山水寨》,《丛书集成续编》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第273页。
(6)(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12《淮阴庙》,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2页。
(7)(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3《直前奏事札子》,《四库全书》第11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页。
(8)(元)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志·淮南东路》,第12601页。
(9)(明)宋濂等:《元史》卷59《地理二·淮安路》,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16页。
(10)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与城镇兴衰》,第62页。
(11)(明)杨宏、谢纯:《漕运通志》卷1《漕渠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4页。
(12)民国淮阴邑人张煦侯曾踏勘泗口曰:“桂家塘东北,有一历史之名区,是名大河口,一称泗口,即泗水入淮之口也。泗流甚清,故亦称清口”,经访查口碑,张氏判得:“泗口正在马头直北”,亦即桂家塘处。参见张煦侯:《淮阴风土记》第4章《吴城区》“泗口安在”条,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504-505页。
(13)(清)顾炎武:《肇域志》卷2《淮安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06页。
(14)荀德麟:《淮安清口杂考》,见“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第304-305页。
(15)万历《淮安府志》卷3《建置志·公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8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344页。
(16)光绪《清河县志》卷2《疆域·沿革》,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3页。
(1)(宋)袁燮:《絜斋集》卷17《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第237页)一文中指出:“大小清河是也,相距余十里”,由此可以反推出秦汉、东晋淮阴城,分别位于大、小清口。
(2)光绪《清河县志》卷2《疆域·沿革》,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3页。
(3)关于这一问题,尤以光绪《清河县志》为典型,《水经注》中的淮阴城当为东晋荀羡(字令则)所筑,清河县志纂者说“不当云故城”,诚为确,不过也导致它误将秦汉淮阴故城视为东晋淮阴城,以致忽视了郦道元时代存在两座淮阴城址的事实,而明清方志文献中大多未注意到这一问题,光绪《清河县志》对此存疑,却也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
(4)天启《淮安府志》卷24《丛纪志二·丛谈》中曰:“山阳以郡属当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1007页。
(5)乾隆《淮安府志》卷28《古迹》,《续修四库全书》第7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5页。
(6)民国淮阴邑人张煦侯指出,明清山阳县境韩信、漂母故迹的重建,乃“郡城大吏,意取耀俗”之意,导致“自湖嘴以迄旧城,所标古迹同于吾县者三数处”,这无疑加剧了这一问题认识上的淆乱与偏差,参见张煦侯著,方宏伟、王信波整理:《淮阴风土记》第1章《清江区》,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375页。
(1)(清)高晋:《南巡盛典》卷15《天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4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259页。
(2)(清)张鸿烈:《淮南诗钞》凡例,清康熙间慎德堂刻本。
(3)正德《淮安府志》附:明《淮安府图说》文字,第543-544页。
(4)(民国)王光伯原辑、程景韩增订:《淮安河下志》卷16《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570页下。
(5)(清)赵翼撰,李学颖、曹光甫校点:《瓯北集》卷2《淮阴钓台》,第29页。
(1)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19《古迹》,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第4页。
(2)王振忠:《瞻彼淇奥: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见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1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11-237页。
(3)2009年,经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和民政部地名研究所评审,认定“淮阴”纳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项目之一,成为江苏省首个“千年古县”。
(1)肖爱玲:《西汉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6页。
(2)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与城镇兴衰》,《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7-58页。
(3)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与城镇兴衰》,第59页。
(4)(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道·楚州》,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1638页。
(5)(梁)萧子显:《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74页。
(6)(清)范以煦:《淮壖小记》卷1《淮阴》,清咸丰五年(1855)刻本,第16页。
(7)(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0,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13页。
(8)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与城镇兴衰》,第59-60页。
(9)(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道·楚州》,第1643页。
(10)有学者根据《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唐代的淮阴县位于“(州)西五十里”,判断唐代的淮阴城位于今淮阴区南陈集镇境内,参见郭声波、颜培华:《唐朝淮南道行政区沿革》,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5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4页。其实这一判断应该是错误的,依照《魏书·高闾传》、《太平寰宇记》等文献中对角城的记载,今南陈集镇应该是淮泗交汇处且位于淮河北岸的角城遗址所在地。参见吕朋:《<水经注>校笺——以<泗水>、<沂水>、<沭水>等篇为中心》,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2页。
(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24《淮南道二》“楚州”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63页。
(2)(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17《淮阃奉诏言边事奏》(《四库全书》第11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1页)中有云:“长淮诸隘,如安丰之上则颍河口,濠梁之上则涡河口,招泗之上则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则大、小清河口,皆是敌舟可以出淮之路”,其它文献中亦多有金兵“自清河口渡淮”的记载。
(3)(元)脱脱等:《金史》卷4《熙宗纪》,金皇统元年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7页。
(4)咸丰《清河县志》卷2《疆域》,清咸丰四年(1854)刻本,第4页。
(5)(元)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志·淮南东路》,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79页。
(6)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
(7)金国曾遣合达、蒲阿驻军桃源县滶河口以备元军,“二相屡以兵少为言,而省院难之,上遣白华传谕,二相不悦,蒲阿遣小船令华顺河而下,必到八里庄城门为期,且曰此中望八里庄如在云间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可见其时八里庄确曾筑有城垣,且充当军事要塞,参见(元)脱脱等:《金史》卷114《白华列传》,第2508页。
(8)(宋)袁燮:《絜斋集》卷17《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1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7页。
(9)有学者根据《金史》、《续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判断出八里庄应该在大清河口南岸,与本文论点相合,参见杜涛:《淮安历史地名考述六则》,见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淮安历史文化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203-205页。
(10)(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古迹》“甘罗城”条,第1653页;(明)李贤:《明一统志》卷13《淮安府》古迹栏“甘罗城”条,《四库全书》第4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6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2《淮安府·山阳县》“甘罗城”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75页。
(11)(明)马麟修、(清)杜琳等重修、(清)李如枚等续修:《续纂淮关统志》卷12《古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6页。
(12)(宋)徐积:《节孝集》卷13《登淮阴古城》,《四库全书》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5页。
(1)(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1《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2页。
(2)(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28,建炎三年四月条中记载:“洪泽镇市,人烟繁盛,倍于淮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34页。
(3)(元)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志·淮南东路》,第13851页。
(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37页。
(5)(宋)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卷4《治安药石·边防要务三·山水寨》,《丛书集成续编》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第273页。
(6)(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12《淮阴庙》,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2页。
(7)(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3《直前奏事札子》,《四库全书》第11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页。
(8)(元)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志·淮南东路》,第12601页。
(9)(明)宋濂等:《元史》卷59《地理二·淮安路》,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16页。
(10)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与城镇兴衰》,第62页。
(11)(明)杨宏、谢纯:《漕运通志》卷1《漕渠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24页。
(12)民国淮阴邑人张煦侯曾踏勘泗口曰:“桂家塘东北,有一历史之名区,是名大河口,一称泗口,即泗水入淮之口也。泗流甚清,故亦称清口”,经访查口碑,张氏判得:“泗口正在马头直北”,亦即桂家塘处。参见张煦侯:《淮阴风土记》第4章《吴城区》“泗口安在”条,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504-505页。
(13)(清)顾炎武:《肇域志》卷2《淮安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06页。
(14)荀德麟:《淮安清口杂考》,见“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第304-305页。
(15)万历《淮安府志》卷3《建置志·公署》,《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8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344页。
(16)光绪《清河县志》卷2《疆域·沿革》,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3页。
(1)(宋)袁燮:《絜斋集》卷17《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第237页)一文中指出:“大小清河是也,相距余十里”,由此可以反推出秦汉、东晋淮阴城,分别位于大、小清口。
(2)光绪《清河县志》卷2《疆域·沿革》,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第3页。
(3)关于这一问题,尤以光绪《清河县志》为典型,《水经注》中的淮阴城当为东晋荀羡(字令则)所筑,清河县志纂者说“不当云故城”,诚为确,不过也导致它误将秦汉淮阴故城视为东晋淮阴城,以致忽视了郦道元时代存在两座淮阴城址的事实,而明清方志文献中大多未注意到这一问题,光绪《清河县志》对此存疑,却也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
(4)天启《淮安府志》卷24《丛纪志二·丛谈》中曰:“山阳以郡属当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1007页。
(5)乾隆《淮安府志》卷28《古迹》,《续修四库全书》第7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5页。
(6)民国淮阴邑人张煦侯指出,明清山阳县境韩信、漂母故迹的重建,乃“郡城大吏,意取耀俗”之意,导致“自湖嘴以迄旧城,所标古迹同于吾县者三数处”,这无疑加剧了这一问题认识上的淆乱与偏差,参见张煦侯著,方宏伟、王信波整理:《淮阴风土记》第1章《清江区》,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375页。
(1)(清)高晋:《南巡盛典》卷15《天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4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259页。
(2)(清)张鸿烈:《淮南诗钞》凡例,清康熙间慎德堂刻本。
(3)正德《淮安府志》附:明《淮安府图说》文字,第543-544页。
(4)(民国)王光伯原辑、程景韩增订:《淮安河下志》卷16《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570页下。
(5)(清)赵翼撰,李学颖、曹光甫校点:《瓯北集》卷2《淮阴钓台》,第29页。
(1)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19《古迹》,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