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对疟疾的认知与政府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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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疟疾是由寄生于人体内的疟原虫所引发的传染病,该病一直伴随人类生活史。上古以来,国人始终在探询疟疾的发病机理。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医学对于疟疾的阐释传入中国,在中西医关于疟疾成因的交锋之中,西医有关疟原虫致病及其分类的阐释日渐为国人接受。民国时期,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以防治传染病渐成国家职责的应有之义,南京国民政府亦有此初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针对中国区域性疟疾高发状况有过一定的应对,并针对1931年长江流域的疟疾大流行状况展开调查,初步掌握了疟疾在中国南方的分布状况以及疟疾种类,澄清了民众对于疟疾认知的误区,揭开了云贵地区瘴气病的真相。然而此际医学新旧杂陈,民众亦缺乏基本的卫生健康知识,兼因国家积贫积弱、政府内外交困,全国性的疟疾防控体系未曾建立。至全面抗战爆发,长江流域中国抗战部队仍深受疟疾戕害。
Malaria is an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plasmodium parasites, which has been long accompanying the human race.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exploring the pathogenesis of malaria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into China, the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thogenic and classification of malaria parasites was gradually accepted by Chinese public dur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the Western counterpar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public health system to prevent and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1920 s and 30 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ok som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high rate of endemic malaria in China, and investigated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malaria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1931. The government identified the distribution mode and the type of malaria in south China, clarified the public's misunderstanding of malaria, and discovered the cause of malaria in Yunnan-Guizhou region. However, due to the confus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the public's lack of common hygienic sense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failed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malaria control system.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tarted, the Chinese arm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uffered a lot from malaria.
Malaria is an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plasmodium parasites, which has been long accompanying the human race.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exploring the pathogenesis of malaria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into China, the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thogenic and classification of malaria parasites was gradually accepted by Chinese public dur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the Western counterpar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public health system to prevent and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1920 s and 30 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ok som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high rate of endemic malaria in China, and investigated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malaria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1931. The government identified the distribution mode and the type of malaria in south China, clarified the public's misunderstanding of malaria, and discovered the cause of malaria in Yunnan-Guizhou region. However, due to the confus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the public's lack of common hygienic sense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failed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malaria control system.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tarted, the Chinese army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uffered a lot from malaria.
引文
[1]李红梅:《分三年和十年消除麻疹和疟疾》,《人民日报》2010年7月31日,第2版。
[2]相关研究有: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唐力行:《城乡之间:1947年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运动会》,《史林》2013年第1期。
[3]刘利译注《左传》(昭公十九年),中华书局,2007年。
[4](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六,中华书局,2012年。此说对国人影响至深,时至20世纪30年代,川省民众患疟者多谓为神鬼所致,“多秘而不宣”,讳言“寒二哥”或“摆子”,患疟者“多求诸端公书符咒以资攘除”。王慎之:《四川之疟疾》,《新医药刊》第二十三期,1934年10月15日,第6页。
[5]李涛:《我国疟疾考》,《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415页。
[6]朱宪彝:《疟疾小史》,《医学周刊集》第四卷,1931年2月,第112页。
[7]吴旭丹:《说疟》,《科学》第四卷第五期,1919年1月,第473页。
[8]江圣钧:《麻拉里亚(疟疾)预防扑灭及治疗法》,《医药观》第一期,1914年2月1日,第61-73页;江圣钧:《疟疾治疗法》,《医药观》第三期,1914年8月15日,第23-40页。
[9]秉志:《疟蚊》,《科学》第一卷第十一期,1915年11月,第1303页。
[10]马孟元:《疟疾中西治疗之大要》,《中西医学报》第8年第4期,1917年11月,第10页。
[11]健民:《疟疾之原因与防御治疗法》,《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三号,1919年3月15日,第189页。黄国材:《疟疾中西诊治论》,《绍兴医药学报》第十卷第十二号,1920年12月20日,第208页。
[12]1931年9月16日《大众医刊》第十一期上一则类似双簧的医患问答颇能反映问题:有许平一投函医家慨叹患疟五次之苦,对比了西医胜过中医的疗效,且陈述了患疟原因的自我猜测,“第三次因冬天夜间起身小便致感风邪,其余均系野外洗澡后感风所致”。西医董道蕴为之作答疟原虫致病原理,并诘责许平一猜测患疟原因,“难道要提倡文化复古,来崇拜风邪等阴阳师所讲的名称吗?”
[13]潘彤侯:《论痎疟》,《青浦医药学报》第一期,1922年8月20日,第10页。
[14]翁齐贤:《寒疟温疟瘅疟辨》,《中医杂志》第六期,1923年3月,第19-20页。
[15]陈应期:《夏伤于暑秋必痎疟论》,《国医正言》第十七期,1935年10月,第33-34页。
[16]周禹锡:《伏暑化痁疟案》,《医界春秋》第84期,1933年10月15日,第28-29页。
[17]《中国药典·青蒿》,http://www.zysj.com.cn/zhongyaocai/yaocai_q/qinghao.html。
[18]宋大仁:《疟疾在中国分布之情形及其治疗法》,《社会医药》第四卷第9期,1937年6月,第823-828页。
[19]Prof.M.Ciuca:Work of the Malaria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396页。
[20]卫生署:《国际疟疾研究班》,《内政消息》第八号,1935年3月,第812页。
[21]陈国忠:《福建省之疟疾》,《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1014页。
[22]陈廷湘等著:《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巴蜀书社,2012年,第225页。
[23]黄子芳:《中国卫生刍议》,《中华医学杂志》第十三卷第五期,1927年10月,第338-354页;姚永政:《公共卫生的意义》,《医药评论》第三期,1929年2月1日,第11-12页;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9月;钟惠兰:《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新生活周刊》第一卷第四十六期,1935年4月3日,第13-16页。
[24]卫生部:《卫生部各司分科规程》,《卫生公报》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第40页。
[25]行政院:《修正中央卫生试验所组织条例》,《卫生公报》第一卷第二期,1929年,第34页;本省法规:《汉市府扑灭苍蝇和蚊虫办法》,《湖北省政府公报》第98期,1935年5月16日,第26页。
[26]卫生署:《国际疟疾研究班》,《内政消息》第八号,1935年3月,第811、813页。
[27]孔麟:《近世疟疾之治疗及其预防》,《同济医学季刊》第三卷第一期,1933年3月31日,第116-119页。
[28]刘瑞恒:《十年来的中国医药卫生》,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孙宕越:《疟疾与地理》,《地理学报》第三卷第三期,1936年9月,第551-563页。
[29]孙宕越:《疟疾与地理》,《地理学报》第三卷第三期,1936年9月,第551-563页。
[30]吴云端:《淞沪乡间现在流行之恶性疟疾》,《医药评论》第24期,1929年11月16日,第41-42页。
[31]浙江省政府民政厅:《第20708号训令》,《浙江民政月刊》第24期,1929年11月20日,第210页。
[32]洪式闾:《杭州之疟疾》,《医药学》第八卷第二期,1931年2月,第5页。
[33]李凤荪:《杭州疟疾与疟蚊之初步调查》,《浙江省昆虫局年刊》1932年第二号,第324页。
[34]同[33],第325页。
[35]同[33],第325-326页。
[36]许雨阶:《我国疟疾问题》,《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364页。
[37]卫生署疟疾室:《南京苏州杭州武康及长江沿岸各地疟疾流行之初期调查》,《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452页。当然,本次调查所得数据并未反映出疟疾大流行的真实状貌,原因在于调查时间已是冬季。
[38]宋大仁:《疟疾在中国分布之情形及其治疗法》,《社会医药》第四卷第8期,1937年5月,第823页。
[39]冯兰洲:《两广疟疾问题之研究》,《公共卫生月刊》第二卷第七期,1937年1月1日,第519页。
[40]翟培庆:《浙江吴兴之疟疾》,《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8期,1940年8月,第731页。
[41]同[40],第730页。
[42]陈飞莫:《疟疾病人检验例记载表》,《军医公报》第51期,1934年5月10日,第49页。
[43]同[42],第48-49页。
[44]汪禹浪:《军队中的赤痢和疟疾》,《校声》第四期,1935年6月,第34-36页。
[45]同[42],第34页。
[4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第96页;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47]毕家造:《1934年湖南省志疟疾》,《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六期,1935年6月,第669页。
[48]江西省政府统计室编《江西年鉴》,1935年10月,第437页。法定传染病指鼠疫、霍乱、天花、伤寒、赤痢、白喉、斑疹伤寒、猩红热、流脑和疟疾等10类。
[49]1.法定传染病指鼠疫、霍乱、天花、伤寒、赤痢、白喉、斑疹伤寒、猩红热、流脑和疟疾等10类。2.1933年统计资料系根据南昌市、上饶、赣县41县报告汇编。3.1934年数字系根据宜丰、瑞昌、宁冈、宜春、黎川等32县报告汇编。江西省政府统计室编《江西年鉴》,1935年10月,第437-438页。
[50]王占仁:《1934年前后毛泽东拟赴苏联治病的原委》,《光明日报》2014年2月12日,第14版。
[51]同[36],第363-364页。
[52]卫生实验处寄生虫学系疟疾室:《八卦洲疟疾调查报告》,《卫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1月31日,第3-4页。
[53]同[52],第4-5页。
[54]同[52],第5页。
[55]张理觉:《京沪路疟疾调查报告》,《中山医报》第一卷第一号,1936年1月1日,第37-38页。
[56]同[55],第40页
[57]赖斗岩:《上海高桥区疟疾调查报告》,《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卷第四期,1934年4月,第575页。
[58]冯兰洲:《厦门之疟疾及其传染研究》,《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374、378、385页。冯兰洲(1903-1972),山东临朐人,现代医学寄生虫学家,中国医学寄生虫学的奠基人之一。
[59]后晋修:《思茅之疟疾及其流行之初步研究》,《西南边疆》第三期,1938年12月,第24页。
[60]同[59],第27页。
[61]同[60],第23-24页。
[62]冯兰洲:《两广疟疾问题之研究》,《公共卫生月刊》第二卷第七期,1937年1月1日,第519-523页。
[63](清)田雯:《黔书》,任可澄编《黔南丛书》第二集第四册,贵阳文通书局,1924年,第63页。
[64]艾芜:《山中送客记》,《艾芜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78页。
[65]姚永政:《贵州及广西边界瘴气病之调查》,《公共卫生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36年2月1日,第36页。
[66]同[65],第37页。
[67]同[65],第33-35页。
[68]同[65],第39页。
[69]姚永政、林樑城、刘经邦:《瘴气病之研究其一:贵州及广西边界瘴气病之真相》,《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二期,1936年2月,第97-106页。
[70]卫生部:《传染病预防条例》,《北平市市政公报》第五期,“法规”,1927年11月,第20-25页;卫生部:《灭蚊防疟办法》《卫生月刊》第二卷第七期,1929年7月,第21-27页。
[71]纪事:《卫生局将举行灭蚊防疟大运动》,《广州市市政公报》第326-327号合刊,1929年7月,第84页。
[72]朴僧:《医学常识-疟疾》,《农村月刊》第七期,1930年5月1日,第39-40页;童志青:《疟疾之预防及治疗》,《医药学》第七卷第九期,1930年9月,第49-52页;《扑灭蚊蝇之办法》,《铁道卫生季刊》第一卷第3期,1932年3月,第75-77页;《疟疾症状及其预防方法》,《民智月报》第二十期,1933年8月16日,第19-22页;鸣冈:《恶性疟疾是什么》,《卫生月刊》第六卷第十一期,1936年11月,第522-525页。
[73]《令各县长市长广州市公安局长梅蒃市政局长奉卫生部令灭蚊防疟办法仰遵照由》,《广东民政公报》第31期,1929年4月29日,第17页。
[74]姜振勋:《疟疾也会传染么》,《新医与社会汇刊》第一集,1928年11月,第336-337页。
[75]王慎之:《四川之疟疾》,《新医药刊》第二十三期,1934年10月15日,第4页。
[76]同[59],第21页。
[77]胡克成:《疟疾是不致命的小病吗》,《科学世界》医药专号,1936年9月25日,第791-794页;冯兰洲:《厦门之疟疾及其传染研究》,《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374页。
[78]同[75],第5页。
[79]冯兰洲:《厦门之按那斐雷蚊与其传染疟疾之关系》,《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382页。
[80]同[58],第371页。
[81]同[59],第22页。
[82]同[33],第328页。
[83]同[36],第363-364页。
[84]同[52],第6页。
[85]同[59],第17、21页。
[86]刘瑞恒:《十年来的中国医药卫生》,第446页,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87]浙江省政府民政厅:《第20708号训令》,《浙江民政月刊》第24期,1929年11月20日,第211页。
[88]林荧述:《恶性疟疾之临床小经验》,《民国医学杂志》第八卷第12号,1930年12月20日,第38页。
[89]国内消息:《苏省疟疾流行益剧》,《昆虫与植病》第四卷第33期,1936年11月21日,第663-664页;嵊县通讯:《嵊东时疫猖獗》,《光华医药杂志》第四卷第1期,1936年11月,第96页。
[90]淮阴通讯:《沿江淮运人民热性疟疾蔓延》,《光华医药杂志》第四卷第1期,1936年,第95页。
[91]南通通讯:《通如疟疾急待扑灭》,《光华医药杂志》第四卷第1期,1936年,第96页。
[9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55页。
[93]章伯锋、庄建平编《抗日战争》,“军事卷”第二卷(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6页。
[94]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44-145页、148-149页。
[95]郭汝瑰、黄玉章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28页。
[96]陆诒:《抗战期间几次会见陈诚将军的经过》,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3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97]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36-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5-160页。
[98]王谷毅:《疟疾与抗战之影响》,《战地文化》第一卷第七期,1940年3月30日,第158页。
[99]北京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557-564页。
[100]《晋察冀军区三年来疟疾、下痢、感冒增减统计表》,华北军区后勤部:《华北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统计类”,1949年10月内部印行,第72页。
[101]朱克文等:《中国军事医学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102]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103]袁本源:《从军营出来的呼声》,《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2月10日,第6版。
[104]我:《一个怪东西》,《伤兵之友》第七十四期,1940年12月18日,第6页。
[105]鄂北战地通讯:《军队卫生进步患病官兵逐渐减少》,《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9月27日,第5版。奎宁丸1942年3月的价格为每丸2元以上,《药物自给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中央日报》1942年3月16日,第3版。
[106]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第221页。闽省亦系高疟区,福建省府统计1937-1939年间各县卫生院的诊治报告,血检疟原虫携带者占44.4%,以间日疟为最,恶性疟次之。陈国忠:《福建省之疟疾》,《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1016-1027页。
[107]缘何有此一说,因为服药诊治疟疾患者一般是在患者不流动状态下的药物控制最为有效,但因为部队流动作战,一旦进入不同的疟疾高发区,官兵又成为新的易感人群。相反,中共部队多依托根据地作战,一旦防疫工作到位,则容易从传染源上减少疟疾传播机会。当然,这也是无意中得到地利之便,毕竟较诸长江流域及华南,华北疟疾不算高发区。而抗战期间国军作战多集中于三、五、六、九战区,这些区域均为中国疟疾的高发区。当然,中共部队流动作战时,进入长江及华南地区,同样也遇见了抗战期间国军遭遇的疟疾问题。1949年四野南下,于渡江前后进入豫、鄂、湘赣疟疾流行区,“全野战军有142716人患疟疾”,渡江南下作战过程当中,部队疾病多发,“疟疾占7-9月份三种多发病总发病数234236例的60.9%”。高恩显编《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108]社论:《药品问题》,《中央日报》1942年3月19日,第2版。
[109]三台县动员委员会:《三台县粮食价格月报表(1942年4月)》(1942年5月5日),四川大学西南文献研究中心藏三台县民国档案:4-1-55,第43页。
[110]本报鄂北战地通讯:《军队卫生进步患病官兵逐渐减少》,《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9月27日,第5版。
[111][美]费正清著、赵复三译《中国之行》,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112][117][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斐然等译《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113]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三十年保法字第02508号》,1941年3月,四川省宜宾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2-1-1007,第82页。
[11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陈瑶华等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57页。
[115]吴宓:《吴宓日记(1943-194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
[116]李常宝:《抗战时期正面战场荣誉军人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118]朱师晦:《军医对于新近疟疾治疗应用疟涤平Atebrin及扑疟母星Plasmochin应有之认识》,《广东军医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3月15日,第59-60页。
[119]同[92],第604页。
[120]四川省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四川省第十二行政督察区各县市实施县各级组织组织纲要成绩比较表》(1942年7月),四川大学西南文献研究藏三台县民国档案:10-2-77,第9页。
[121]同[6],第115页。
[12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第223页。
[2]相关研究有: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唐力行:《城乡之间:1947年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运动会》,《史林》2013年第1期。
[3]刘利译注《左传》(昭公十九年),中华书局,2007年。
[4](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六,中华书局,2012年。此说对国人影响至深,时至20世纪30年代,川省民众患疟者多谓为神鬼所致,“多秘而不宣”,讳言“寒二哥”或“摆子”,患疟者“多求诸端公书符咒以资攘除”。王慎之:《四川之疟疾》,《新医药刊》第二十三期,1934年10月15日,第6页。
[5]李涛:《我国疟疾考》,《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415页。
[6]朱宪彝:《疟疾小史》,《医学周刊集》第四卷,1931年2月,第112页。
[7]吴旭丹:《说疟》,《科学》第四卷第五期,1919年1月,第473页。
[8]江圣钧:《麻拉里亚(疟疾)预防扑灭及治疗法》,《医药观》第一期,1914年2月1日,第61-73页;江圣钧:《疟疾治疗法》,《医药观》第三期,1914年8月15日,第23-40页。
[9]秉志:《疟蚊》,《科学》第一卷第十一期,1915年11月,第1303页。
[10]马孟元:《疟疾中西治疗之大要》,《中西医学报》第8年第4期,1917年11月,第10页。
[11]健民:《疟疾之原因与防御治疗法》,《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三号,1919年3月15日,第189页。黄国材:《疟疾中西诊治论》,《绍兴医药学报》第十卷第十二号,1920年12月20日,第208页。
[12]1931年9月16日《大众医刊》第十一期上一则类似双簧的医患问答颇能反映问题:有许平一投函医家慨叹患疟五次之苦,对比了西医胜过中医的疗效,且陈述了患疟原因的自我猜测,“第三次因冬天夜间起身小便致感风邪,其余均系野外洗澡后感风所致”。西医董道蕴为之作答疟原虫致病原理,并诘责许平一猜测患疟原因,“难道要提倡文化复古,来崇拜风邪等阴阳师所讲的名称吗?”
[13]潘彤侯:《论痎疟》,《青浦医药学报》第一期,1922年8月20日,第10页。
[14]翁齐贤:《寒疟温疟瘅疟辨》,《中医杂志》第六期,1923年3月,第19-20页。
[15]陈应期:《夏伤于暑秋必痎疟论》,《国医正言》第十七期,1935年10月,第33-34页。
[16]周禹锡:《伏暑化痁疟案》,《医界春秋》第84期,1933年10月15日,第28-29页。
[17]《中国药典·青蒿》,http://www.zysj.com.cn/zhongyaocai/yaocai_q/qinghao.html。
[18]宋大仁:《疟疾在中国分布之情形及其治疗法》,《社会医药》第四卷第9期,1937年6月,第823-828页。
[19]Prof.M.Ciuca:Work of the Malaria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396页。
[20]卫生署:《国际疟疾研究班》,《内政消息》第八号,1935年3月,第812页。
[21]陈国忠:《福建省之疟疾》,《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1014页。
[22]陈廷湘等著:《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巴蜀书社,2012年,第225页。
[23]黄子芳:《中国卫生刍议》,《中华医学杂志》第十三卷第五期,1927年10月,第338-354页;姚永政:《公共卫生的意义》,《医药评论》第三期,1929年2月1日,第11-12页;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9月;钟惠兰:《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新生活周刊》第一卷第四十六期,1935年4月3日,第13-16页。
[24]卫生部:《卫生部各司分科规程》,《卫生公报》第一卷第一期,1929年,第40页。
[25]行政院:《修正中央卫生试验所组织条例》,《卫生公报》第一卷第二期,1929年,第34页;本省法规:《汉市府扑灭苍蝇和蚊虫办法》,《湖北省政府公报》第98期,1935年5月16日,第26页。
[26]卫生署:《国际疟疾研究班》,《内政消息》第八号,1935年3月,第811、813页。
[27]孔麟:《近世疟疾之治疗及其预防》,《同济医学季刊》第三卷第一期,1933年3月31日,第116-119页。
[28]刘瑞恒:《十年来的中国医药卫生》,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孙宕越:《疟疾与地理》,《地理学报》第三卷第三期,1936年9月,第551-563页。
[29]孙宕越:《疟疾与地理》,《地理学报》第三卷第三期,1936年9月,第551-563页。
[30]吴云端:《淞沪乡间现在流行之恶性疟疾》,《医药评论》第24期,1929年11月16日,第41-42页。
[31]浙江省政府民政厅:《第20708号训令》,《浙江民政月刊》第24期,1929年11月20日,第210页。
[32]洪式闾:《杭州之疟疾》,《医药学》第八卷第二期,1931年2月,第5页。
[33]李凤荪:《杭州疟疾与疟蚊之初步调查》,《浙江省昆虫局年刊》1932年第二号,第324页。
[34]同[33],第325页。
[35]同[33],第325-326页。
[36]许雨阶:《我国疟疾问题》,《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364页。
[37]卫生署疟疾室:《南京苏州杭州武康及长江沿岸各地疟疾流行之初期调查》,《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452页。当然,本次调查所得数据并未反映出疟疾大流行的真实状貌,原因在于调查时间已是冬季。
[38]宋大仁:《疟疾在中国分布之情形及其治疗法》,《社会医药》第四卷第8期,1937年5月,第823页。
[39]冯兰洲:《两广疟疾问题之研究》,《公共卫生月刊》第二卷第七期,1937年1月1日,第519页。
[40]翟培庆:《浙江吴兴之疟疾》,《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8期,1940年8月,第731页。
[41]同[40],第730页。
[42]陈飞莫:《疟疾病人检验例记载表》,《军医公报》第51期,1934年5月10日,第49页。
[43]同[42],第48-49页。
[44]汪禹浪:《军队中的赤痢和疟疾》,《校声》第四期,1935年6月,第34-36页。
[45]同[42],第34页。
[4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第96页;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47]毕家造:《1934年湖南省志疟疾》,《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六期,1935年6月,第669页。
[48]江西省政府统计室编《江西年鉴》,1935年10月,第437页。法定传染病指鼠疫、霍乱、天花、伤寒、赤痢、白喉、斑疹伤寒、猩红热、流脑和疟疾等10类。
[49]1.法定传染病指鼠疫、霍乱、天花、伤寒、赤痢、白喉、斑疹伤寒、猩红热、流脑和疟疾等10类。2.1933年统计资料系根据南昌市、上饶、赣县41县报告汇编。3.1934年数字系根据宜丰、瑞昌、宁冈、宜春、黎川等32县报告汇编。江西省政府统计室编《江西年鉴》,1935年10月,第437-438页。
[50]王占仁:《1934年前后毛泽东拟赴苏联治病的原委》,《光明日报》2014年2月12日,第14版。
[51]同[36],第363-364页。
[52]卫生实验处寄生虫学系疟疾室:《八卦洲疟疾调查报告》,《卫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1月31日,第3-4页。
[53]同[52],第4-5页。
[54]同[52],第5页。
[55]张理觉:《京沪路疟疾调查报告》,《中山医报》第一卷第一号,1936年1月1日,第37-38页。
[56]同[55],第40页
[57]赖斗岩:《上海高桥区疟疾调查报告》,《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卷第四期,1934年4月,第575页。
[58]冯兰洲:《厦门之疟疾及其传染研究》,《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374、378、385页。冯兰洲(1903-1972),山东临朐人,现代医学寄生虫学家,中国医学寄生虫学的奠基人之一。
[59]后晋修:《思茅之疟疾及其流行之初步研究》,《西南边疆》第三期,1938年12月,第24页。
[60]同[59],第27页。
[61]同[60],第23-24页。
[62]冯兰洲:《两广疟疾问题之研究》,《公共卫生月刊》第二卷第七期,1937年1月1日,第519-523页。
[63](清)田雯:《黔书》,任可澄编《黔南丛书》第二集第四册,贵阳文通书局,1924年,第63页。
[64]艾芜:《山中送客记》,《艾芜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78页。
[65]姚永政:《贵州及广西边界瘴气病之调查》,《公共卫生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36年2月1日,第36页。
[66]同[65],第37页。
[67]同[65],第33-35页。
[68]同[65],第39页。
[69]姚永政、林樑城、刘经邦:《瘴气病之研究其一:贵州及广西边界瘴气病之真相》,《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二期,1936年2月,第97-106页。
[70]卫生部:《传染病预防条例》,《北平市市政公报》第五期,“法规”,1927年11月,第20-25页;卫生部:《灭蚊防疟办法》《卫生月刊》第二卷第七期,1929年7月,第21-27页。
[71]纪事:《卫生局将举行灭蚊防疟大运动》,《广州市市政公报》第326-327号合刊,1929年7月,第84页。
[72]朴僧:《医学常识-疟疾》,《农村月刊》第七期,1930年5月1日,第39-40页;童志青:《疟疾之预防及治疗》,《医药学》第七卷第九期,1930年9月,第49-52页;《扑灭蚊蝇之办法》,《铁道卫生季刊》第一卷第3期,1932年3月,第75-77页;《疟疾症状及其预防方法》,《民智月报》第二十期,1933年8月16日,第19-22页;鸣冈:《恶性疟疾是什么》,《卫生月刊》第六卷第十一期,1936年11月,第522-525页。
[73]《令各县长市长广州市公安局长梅蒃市政局长奉卫生部令灭蚊防疟办法仰遵照由》,《广东民政公报》第31期,1929年4月29日,第17页。
[74]姜振勋:《疟疾也会传染么》,《新医与社会汇刊》第一集,1928年11月,第336-337页。
[75]王慎之:《四川之疟疾》,《新医药刊》第二十三期,1934年10月15日,第4页。
[76]同[59],第21页。
[77]胡克成:《疟疾是不致命的小病吗》,《科学世界》医药专号,1936年9月25日,第791-794页;冯兰洲:《厦门之疟疾及其传染研究》,《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374页。
[78]同[75],第5页。
[79]冯兰洲:《厦门之按那斐雷蚊与其传染疟疾之关系》,《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八卷第三期,1932年6月,第382页。
[80]同[58],第371页。
[81]同[59],第22页。
[82]同[33],第328页。
[83]同[36],第363-364页。
[84]同[52],第6页。
[85]同[59],第17、21页。
[86]刘瑞恒:《十年来的中国医药卫生》,第446页,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87]浙江省政府民政厅:《第20708号训令》,《浙江民政月刊》第24期,1929年11月20日,第211页。
[88]林荧述:《恶性疟疾之临床小经验》,《民国医学杂志》第八卷第12号,1930年12月20日,第38页。
[89]国内消息:《苏省疟疾流行益剧》,《昆虫与植病》第四卷第33期,1936年11月21日,第663-664页;嵊县通讯:《嵊东时疫猖獗》,《光华医药杂志》第四卷第1期,1936年11月,第96页。
[90]淮阴通讯:《沿江淮运人民热性疟疾蔓延》,《光华医药杂志》第四卷第1期,1936年,第95页。
[91]南通通讯:《通如疟疾急待扑灭》,《光华医药杂志》第四卷第1期,1936年,第96页。
[9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55页。
[93]章伯锋、庄建平编《抗日战争》,“军事卷”第二卷(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6页。
[94]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44-145页、148-149页。
[95]郭汝瑰、黄玉章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28页。
[96]陆诒:《抗战期间几次会见陈诚将军的经过》,湖北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3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97]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36-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5-160页。
[98]王谷毅:《疟疾与抗战之影响》,《战地文化》第一卷第七期,1940年3月30日,第158页。
[99]北京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557-564页。
[100]《晋察冀军区三年来疟疾、下痢、感冒增减统计表》,华北军区后勤部:《华北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统计类”,1949年10月内部印行,第72页。
[101]朱克文等:《中国军事医学史》,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102]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103]袁本源:《从军营出来的呼声》,《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12月10日,第6版。
[104]我:《一个怪东西》,《伤兵之友》第七十四期,1940年12月18日,第6页。
[105]鄂北战地通讯:《军队卫生进步患病官兵逐渐减少》,《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9月27日,第5版。奎宁丸1942年3月的价格为每丸2元以上,《药物自给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中央日报》1942年3月16日,第3版。
[106]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第221页。闽省亦系高疟区,福建省府统计1937-1939年间各县卫生院的诊治报告,血检疟原虫携带者占44.4%,以间日疟为最,恶性疟次之。陈国忠:《福建省之疟疾》,《中华医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1016-1027页。
[107]缘何有此一说,因为服药诊治疟疾患者一般是在患者不流动状态下的药物控制最为有效,但因为部队流动作战,一旦进入不同的疟疾高发区,官兵又成为新的易感人群。相反,中共部队多依托根据地作战,一旦防疫工作到位,则容易从传染源上减少疟疾传播机会。当然,这也是无意中得到地利之便,毕竟较诸长江流域及华南,华北疟疾不算高发区。而抗战期间国军作战多集中于三、五、六、九战区,这些区域均为中国疟疾的高发区。当然,中共部队流动作战时,进入长江及华南地区,同样也遇见了抗战期间国军遭遇的疟疾问题。1949年四野南下,于渡江前后进入豫、鄂、湘赣疟疾流行区,“全野战军有142716人患疟疾”,渡江南下作战过程当中,部队疾病多发,“疟疾占7-9月份三种多发病总发病数234236例的60.9%”。高恩显编《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1945年8月-1950年5月)》,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108]社论:《药品问题》,《中央日报》1942年3月19日,第2版。
[109]三台县动员委员会:《三台县粮食价格月报表(1942年4月)》(1942年5月5日),四川大学西南文献研究中心藏三台县民国档案:4-1-55,第43页。
[110]本报鄂北战地通讯:《军队卫生进步患病官兵逐渐减少》,《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9月27日,第5版。
[111][美]费正清著、赵复三译《中国之行》,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112][117][英]班威廉·克兰尔著、斐然等译《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113]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三十年保法字第02508号》,1941年3月,四川省宜宾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2-1-1007,第82页。
[11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陈瑶华等译《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57页。
[115]吴宓:《吴宓日记(1943-194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
[116]李常宝:《抗战时期正面战场荣誉军人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118]朱师晦:《军医对于新近疟疾治疗应用疟涤平Atebrin及扑疟母星Plasmochin应有之认识》,《广东军医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3月15日,第59-60页。
[119]同[92],第604页。
[120]四川省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四川省第十二行政督察区各县市实施县各级组织组织纲要成绩比较表》(1942年7月),四川大学西南文献研究藏三台县民国档案:10-2-77,第9页。
[121]同[6],第115页。
[12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