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直喜与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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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京都学派大多以京都帝国大学初创时期某一领域的研究者为中心、以他们的弟子为主要成员构成。作为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山祖师,狩野直喜率先在日本的帝国大学建立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将近代考证学方法引入中国俗文学研究,积极与欧洲汉学界接触、交流。狩野直喜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与盐谷温等东京方面的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亦非偶然,在其自身独特的学术经历之外,当时日本东京、京都两大帝国大学之间的竞争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The formation of the Kyoto school was mostly centered on the researchers of a certain field in the early days of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with their students as the main members., As the founder of the Kyoto school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research, Kano Naoki was the first to establish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t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He introduced the modern method of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ctively contacted and communicated with the European sinologists. Meanwhile,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he researches o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of Kano Naoki and Shionoya Akira are both related and different. Besides their own unique academic experienc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imperial universities in Tokyo and Kyoto at that time wa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ir association and distinction of academic studies.
The formation of the Kyoto school was mostly centered on the researchers of a certain field in the early days of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with their students as the main members., As the founder of the Kyoto school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research, Kano Naoki was the first to establish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t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He introduced the modern method of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ctively contacted and communicated with the European sinologists. Meanwhile,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he researches o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of Kano Naoki and Shionoya Akira are both related and different. Besides their own unique academic experienc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imperial universities in Tokyo and Kyoto at that time wa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ir association and distinction of academic studies.
引文
(1)胡适1931年9月14日日记,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2)郑天挺:《五十自述》,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
(3)“东西两鼎”的用法,主要借用了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两书中的用法,前者将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总称为日本汉学界的“东西两鼎”,而后者则仅将盐谷温和狩野直喜称为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东西两鼎”。本文则取二者之间的概念,即两大学中中国俗文学研究者的总称。
(4)“东京学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东京学派”,指活跃于东京地区、从事中国俗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及其师承谱系,从学术史的事实来看,主要是指早稻田大学系(曾在早大任教、就学者,通称“稻门系”)和东京帝国大学系(曾在东大任教、就学者,通称“赤门系”);狭义的“东京学派”,则专指“赤门系”。本文主要指狭义的东京学派。
(5)资料来源:礪波護:《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据其书内容综合而成。
(1)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编:《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三十周年史》,京都:京都帝國大學出版部,1935年,第17—20页。按,本文所引日文资料,除注明所据译本外,均出拙译。日文语体因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译文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语体。
(2)京都帝国大学按照整体规模为东京帝国大学三分之二的设想和当时社会升学意向者多少的顺序,从理工科(1897年)开始,法科(1899年)、医科(1899年)、文科(1906年)逐步设立。
(3)斬馬劍禪:《東西兩京の大學:東京帝大と京都帝大》,東京:講談社,1988年,第15—16页。
(4)《京大東洋學の百年·前言》。
(1)青木正兒:《君山先生と元曲と私》,《東光》第5號,1948年。
(2)東方學會编:《先學を語る》第1册,東京:刀水書房,2000年,第179页。
(3)狩野直禎:《支那小說戲曲史·跋》,東京:すずみ書房,1992年。按,《支那小說戲曲史》一书已由笔者译成中文,列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2017年。
(4)吉川幸次郎:《支那學文藪·解说》,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年,第500—503页。
(5)京都大學文學部编:《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京都:京都大學出版部,1957年,第217页。
(6)据《京都文科大學新學年講義目錄》,《藝文》1910年第7號。按,森槐南也曾于1899年起受聘于东京帝国大学讲授词曲,但他始终是以讲师身份,身前未获教授职称;而盐谷温任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则是1920年。
(1)《先學を語る》第1册,第166页。
(2)吉川幸次郎:《魏晉學術考·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第283页。
(3)狩野直喜:《支那文學史》(上古至六朝),東京:みすず書房,1970年,第9页。
(4)狩野直喜:《漢文研究法》,《支那學文薮》,東京:すずみ書房,1973年,第7页。
(1)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原载《藝文》1927年第8號;此据滨田麻矢译文,收入陈平原、王凤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92页。
(2)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页。
(3)《支那學文薮·解说》,第503页。
(4)狩野直祯:《狩野直喜》,载《東洋學の系譜》第1集,东京:大修馆书店,1992年,第104页。
(5)高田时雄:《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第20页。
(6)《先學を語る》第2册,第127页。
(7)资料来源:由笔者综合各种资料编排而成。
(1)《狩野直喜》,载《東洋學の系譜》第1集,第98—99页。
(2)狩野直喜:《支那人の通俗道德及び宗教思想》,《讀書籑餘》,東京:みすず書房,1980年,第197页。
(3)《支那學文薮·解說》,第500—501页。
(4)森槐南:《紅樓夢論評》,《早稻田文學》第27號,1892年11月。森氏的这一点观点在后来颇受关注,笹川临风就曾引用并加以驳斥,他认为作者是曹雪芹,见其所著《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東京:東華堂,1897年,第108页。
(5)《先學を語る》第1册,第175页。
(6)关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详情,可参见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1)《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附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员表》,第297页。
(2)《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第14—17页。
(3)狩野直喜:《海外通信》,《藝文》1913年第1號。译文据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等译《敦煌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页。按,科兹洛夫(Kozlov,1863—1935),俄国著名探险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1907年,科兹洛夫在额济纳河下游接近居延海附近发现了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发掘出文物三千余件,其中包括《刘知远诸宫调》等重要的中国俗文学资料。
(1)狩野直喜:《支那俗文學史研究の材料》,《藝文》1916年第1、3號。此文有汪馥泉中译版,《语丝》第4卷第52期,1929年1月。
(2)鹽谷溫:《〈全相平話三國志〉に就いて》,《狩野教授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東京:弘文堂書房,1928年。
(3)宫崎市定:《清朝の制度と文學·解說》,東京:すずみ書房,1984年,第422页。
(4)《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第25—26页。按:该铜像坐落于东方文化研究所(今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旧址)中庭,笔者曾亲访此处,并与狩野先生铜像合影留念。
(5)《支那學文薮·解說》,第503页。
(6)《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第26页。
(2)郑天挺:《五十自述》,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
(3)“东西两鼎”的用法,主要借用了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两书中的用法,前者将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总称为日本汉学界的“东西两鼎”,而后者则仅将盐谷温和狩野直喜称为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东西两鼎”。本文则取二者之间的概念,即两大学中中国俗文学研究者的总称。
(4)“东京学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东京学派”,指活跃于东京地区、从事中国俗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及其师承谱系,从学术史的事实来看,主要是指早稻田大学系(曾在早大任教、就学者,通称“稻门系”)和东京帝国大学系(曾在东大任教、就学者,通称“赤门系”);狭义的“东京学派”,则专指“赤门系”。本文主要指狭义的东京学派。
(5)资料来源:礪波護:《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据其书内容综合而成。
(1)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编:《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三十周年史》,京都:京都帝國大學出版部,1935年,第17—20页。按,本文所引日文资料,除注明所据译本外,均出拙译。日文语体因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译文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语体。
(2)京都帝国大学按照整体规模为东京帝国大学三分之二的设想和当时社会升学意向者多少的顺序,从理工科(1897年)开始,法科(1899年)、医科(1899年)、文科(1906年)逐步设立。
(3)斬馬劍禪:《東西兩京の大學:東京帝大と京都帝大》,東京:講談社,1988年,第15—16页。
(4)《京大東洋學の百年·前言》。
(1)青木正兒:《君山先生と元曲と私》,《東光》第5號,1948年。
(2)東方學會编:《先學を語る》第1册,東京:刀水書房,2000年,第179页。
(3)狩野直禎:《支那小說戲曲史·跋》,東京:すずみ書房,1992年。按,《支那小說戲曲史》一书已由笔者译成中文,列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2017年。
(4)吉川幸次郎:《支那學文藪·解说》,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年,第500—503页。
(5)京都大學文學部编:《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京都:京都大學出版部,1957年,第217页。
(6)据《京都文科大學新學年講義目錄》,《藝文》1910年第7號。按,森槐南也曾于1899年起受聘于东京帝国大学讲授词曲,但他始终是以讲师身份,身前未获教授职称;而盐谷温任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则是1920年。
(1)《先學を語る》第1册,第166页。
(2)吉川幸次郎:《魏晉學術考·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第283页。
(3)狩野直喜:《支那文學史》(上古至六朝),東京:みすず書房,1970年,第9页。
(4)狩野直喜:《漢文研究法》,《支那學文薮》,東京:すずみ書房,1973年,第7页。
(1)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原载《藝文》1927年第8號;此据滨田麻矢译文,收入陈平原、王凤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92页。
(2)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页。
(3)《支那學文薮·解说》,第503页。
(4)狩野直祯:《狩野直喜》,载《東洋學の系譜》第1集,东京:大修馆书店,1992年,第104页。
(5)高田时雄:《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第20页。
(6)《先學を語る》第2册,第127页。
(7)资料来源:由笔者综合各种资料编排而成。
(1)《狩野直喜》,载《東洋學の系譜》第1集,第98—99页。
(2)狩野直喜:《支那人の通俗道德及び宗教思想》,《讀書籑餘》,東京:みすず書房,1980年,第197页。
(3)《支那學文薮·解說》,第500—501页。
(4)森槐南:《紅樓夢論評》,《早稻田文學》第27號,1892年11月。森氏的这一点观点在后来颇受关注,笹川临风就曾引用并加以驳斥,他认为作者是曹雪芹,见其所著《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東京:東華堂,1897年,第108页。
(5)《先學を語る》第1册,第175页。
(6)关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详情,可参见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1)《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附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员表》,第297页。
(2)《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第14—17页。
(3)狩野直喜:《海外通信》,《藝文》1913年第1號。译文据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等译《敦煌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页。按,科兹洛夫(Kozlov,1863—1935),俄国著名探险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1907年,科兹洛夫在额济纳河下游接近居延海附近发现了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发掘出文物三千余件,其中包括《刘知远诸宫调》等重要的中国俗文学资料。
(1)狩野直喜:《支那俗文學史研究の材料》,《藝文》1916年第1、3號。此文有汪馥泉中译版,《语丝》第4卷第52期,1929年1月。
(2)鹽谷溫:《〈全相平話三國志〉に就いて》,《狩野教授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東京:弘文堂書房,1928年。
(3)宫崎市定:《清朝の制度と文學·解說》,東京:すずみ書房,1984年,第422页。
(4)《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第25—26页。按:该铜像坐落于东方文化研究所(今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旧址)中庭,笔者曾亲访此处,并与狩野先生铜像合影留念。
(5)《支那學文薮·解說》,第503页。
(6)《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