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入黔前的黔中文化与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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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阳明入黔前的黔中文化的考察,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入手加以展开:文化本身以及从事文化的人。文化本身的考察则主要以儒、释、道三学的传播与开展为中心,其基本结论是在儒学方面:一是无学理可究,只在教民化俗;二是除"汉代三杰"外,既无名儒可举,亦无卓著可考。随着移民潮的来临,佛道二教亦在黔中发展开来。黔中的文化人则可梳理出三个不同阶段,即"汉代三杰""唐至元""明初至明中"来加以描绘,这些文化人,特别是第三阶段的大大小小的文化人纷纷汇入到业已形成的儒、释、道三潮中,已然成为了阳明心学催生与黔中王学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
An examination on Central Guizhou's culture prior to Wang Yangming's entry into Guizhou can be conducted in two aspects at least,namely culture itself and cultural practitioners. The former is related to the communication and spread of Confucianism,Buddhism and Taoism,with a fundamental conclusion on Confucianism: there is no school of learning attributable for moral instructions are the focus; there is no expert other than "Three Scholars of the Han Dynasty"concerned. With an increase of immigrants,Buddhism and Taoism began to spread in Central Guizhou. For the latter,that is,cultural practitioners,it is argued that they mainly appeared in the Han Dynasty( Three Scholars of the Han Dynasty),the Tang to Yuan Dynasties,and the Early Ming to Mid-Ming Dynasty Era. Particularly,in the Third Stage many cultural practitioners,famous or ordinary,came to Guizhou,forming a central component of Wang Yangming Mentalism and School in the cultural blending of Confucianism,Buddhism and Taoism.
An examination on Central Guizhou's culture prior to Wang Yangming's entry into Guizhou can be conducted in two aspects at least,namely culture itself and cultural practitioners. The former is related to the communication and spread of Confucianism,Buddhism and Taoism,with a fundamental conclusion on Confucianism: there is no school of learning attributable for moral instructions are the focus; there is no expert other than "Three Scholars of the Han Dynasty"concerned. With an increase of immigrants,Buddhism and Taoism began to spread in Central Guizhou. For the latter,that is,cultural practitioners,it is argued that they mainly appeared in the Han Dynasty( Three Scholars of the Han Dynasty),the Tang to Yuan Dynasties,and the Early Ming to Mid-Ming Dynasty Era. Particularly,in the Third Stage many cultural practitioners,famous or ordinary,came to Guizhou,forming a central component of Wang Yangming Mentalism and School in the cultural blending of Confucianism,Buddhism and Taoism.
引文
[1]贵州省宗教学会.贵州宗教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
[2]《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2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3]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考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郭子章.理学传[M]//黔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7]索晓霞,敖以升,钟莉.贵州:永远的财富是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8]郭子章.学校志[M]//黔记:卷十六.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9]僧道录司[M]//明史: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2]人物志[M]//贵州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13]莫友芝.黔诗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4]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M].王晓昕,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1)《明史》卷四十五《选举一》。
(2)据《王文成公全书·年谱》(王晓昕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6月版)等多处文献记录,其时已有毛科任贵州提学副使一职,后又有席书接任,是为正德初年之史实。《贵州通史》曰“到嘉靖年间始设贵州提学副使总管全省文教之事”一语,显有误。
(1)《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50,第6页。
(2)陈来先生于“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十字下,均加有着重点。见氏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尹珍之前,贵州的文人留于记载的,还有舍人与盛览,但仅凭现有证明材料,都不足以称之为“开问学之端倪与行化民之教谕者”。
(2)播州地处黔北,乃今遵义大部地区,当时属四川管辖。故笔者称元代贵州儒学教育尚属空白,是有一定根据的。
(3)《大元一统志·卷十》之《播州军民安抚司》,《贵州通志》1998年版。
(1)关于蒋信其人,本书上篇第三章将作详细介绍。
(2)郭子章,号青螺。因其家乡附近有青原山和螺子山而自名。此两山均为江西省吉安府的名山,自号青螺,以志不忘家乡之意。据《吉安县志》载,青原山位于老县城(今吉安市)东南9公里,赣江之东,属蒿华山脉,海拔116米。螺子山位于吉安市吉州城北,东临赣江,其主峰海拔143.9米。郭子章在《豫章诗话》中对自号的用意做了如下解释:当自己青年求学时,天天都要往来于住家和县城之间,罗文恭公书“白鹭青螺之会”六子每入眼帘,长成后遂以其中“青螺”二字为号。
(3)李独清,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生前花了很长时间和大量精力,研究孙应鳌的全部著作,广泛搜集正史、野史有关记载以及明代其他作家诗文集中的有关材料,撰成《孙文恭公年谱初稿》,先于1939年和1940年在《贵州文献季刊》第二、三期合刊和第四期上,刊布了嘉靖四十年以前部分。此后,李先生又续写全稿,并对已发表部分作了扩充,到1960年始竣。李先生逝世前,又先后对此稿作了多次修改。李先生生前曾参加民国《贵州通志》的修纂工作,对有关贵州的古籍文献十分熟悉,对贵州作家研究颇深。
(4)李独清《孙应鳌年谱·自序》。
(5)尹珍居家办学的遗址和遗存至今尚存,后世为纪念其首开之功,为他修建了纪念物,成为如今黔地名胜。民国时期,黔省将原正安县一部分划出,以尹珍字作县名曰“道真”,以资纪念。
(6)(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思南县(府)志编撰委员会2002年版,第69页。
(1)郭子章《黔记·大事记》嘉靖乙未十四年秋七月条:“定贵州解额,开科本省。解额二十五人,从巡按王杏请。”这一年,朝廷正式确认贵州考生的举人录取名额并允许贵州省可以在本省独立举行乡试。郭子章按:此次朝廷下达的贵州举人录取名额总数为二十五名,其中二十一名来自此前拨给云、贵两省联合乡试中的贵州名额,另外四名则是在此次审议时给贵州追加的名额。朝廷的这一决定是因为时任贵州巡抚王杏上奏请求贵州独立举行乡试,朝廷方予准行。此成为贵州文教发展史上一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大事。
(1)洪武二十八年(1395),监察御史裴承祖奏。《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202,第3页。
(2)根据土司的设置情况,尚有宣慰司学、宣抚司学、安抚司学、长官司学等不同名目。司学与其他官学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其设于土司管辖区域;二是其主要对象乃为“土生”,且不同区域之“土生”尚有不同称呼:称“罗罗生”的,系为乌撒土府之司学对象;称为“罗罗、僰人”的,则多为平浪等长官司学中的“苗民”;永宁宣抚司学称“俱土僚夷人”,而镇远府属各长官司学亦多为“夷人”;三是“土生”与一般生员有所不同,由于语言不通,颇难施教,加之“土生”生员程度不一,有“童蒙人学”者,有“习礼土生”者,有“于例不考”者,故难以统一施教。黔中乃土司众多之地,除贵州(今贵阳)、思州、思南、播州四宣慰司而外,尚有土司与长官司若干,故较之他省,司学于黔中实更为特出。据《贵州通史》第2卷,第35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3)“社学”作为半官方或非官方的学校教育形式,其产生为阳明入黔之后事。正嘉后,贵州民间书院兴起如笋,此为后话。最早建于元代的贵阳文明书院,应属官办。另一说则以为:“弘治十六年(1503),毛科任贵州按察司副使,首开建书院之风,在贵阳兴建文明书院,在铜仁建铜江书院。接着,程番府知府汪藻在定番城内建立中峰书院……”等等(见史继忠主编《贵州通史》卷2,第357页)。
(4)这一点,从王守仁于正德初在黔中所撰《象祠记》中明显可见。
(1)见(道光)《遵义府志》寺庙部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142,第1页。
(3)《明实录·宪宗成化实录》卷269,第6页。
(1)《明实录·英宗实录》卷216《景泰附录》34,第20-21页。
(2)诚然,亦有两方面兼修并行者。如阳明先生在黔所成就之业绩,即创心学之始基与行教化之作为,皆可书之。此点,与佛教传入之两运暗合。
(3)嘉靖以后临济宗于黔中渐起,以至隆万后士大夫之掀起参禅之风,虽不能说与阳明在黔建立心学始基之悟道与弘道有直接关联,但此时佛教自身开始注意调整各种内外关系,对外大倡儒、释、道“三教合一”,对内则消除临济宗与曹洞宗的纷争,同时又极力使禅宗与净土合流,并提倡佛家“不避世俗”,促使“教禅一致”,从而造成禅宗中兴的局面,出现了云栖株密、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四大高僧”。这一时期,临济宗杨岐派大师密云园悟(即天童悟)广招弟子,著名的如费隐通容、木陈道忞、汉月法藏、浮石通贤海、破石悟卓、破山海明等,在西南造成很大声势,则实非偶然,值得注意。
(1)《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僧道录司》及卷七十五《道纪司》。其余各处均未见于记载。
(1)据《贵州通史》载:宋元以来,道教在播州已渐盛行,全真道士陈致虚收了若干弟子,建有一批宫观。入明以后,杨氏土司重修了宋代所建的玄妙观、玉皇观和元代所建的集贞观,还有真州的冲虚观、瓮安草塘的后岩观、黄平的福智观和平越的凝真观。杨氏又于正德年间在高坪北面的紫霞山建先天观,嘉靖间在桐梓城北一百二十里建黄沙观,万历间又于黄平五台山建玉虚府,在金凤山上建白帝宫,平越的高真观也是这一时期所建,道教盛极一时(见《贵州通史》卷2,第380页)。
(2)陈致虚也来此地招收了田琦等弟子。思州于明代建有崇林观,思南建有玄天观、玄帝观、云台观,婺川建有玄帝观,镇远建有北极宫、真武观、玉虚观、玄妙观和青龙洞,施秉建有玄都观、玉皇阁,黎平建有北极观、玉皇阁,此时道教的发展以思南、镇远和施秉三地最盛。镇远地当湘黔要冲,水陆交通便利,宋元以来即有湘湖道士至此,而城东的中河山环境清静秀丽,更是道家理想的洞天福地,故佛道两家相继至此,佛寺与道观交错而立。王阳明于正德初年出入黔中曾两番到此,除于青龙洞中讲学外,尚留下《镇远旅邸书札》一文,此系研究黔中王门的一手重要材料。
(3)顺元城:贵阳旧名。
(4)据王训《大道观记》所述,正统十年(1445),英宗命道录司召集有名道士编辑《正统道藏》,书成,凡5305卷,于正统十三年(1448)颁布天下。当时,贵阳尚未建立道纪司,中央所赐《道藏》乃藏于崇真观中。
(5)据载,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陇富、宣慰同知宋昂,乃访举云游道人戴雪隐为该观住持,并上书请立道纪司,获准后推荐雪隐为贵州道纪司都纪,雪隐赴京领篆归,以司其事。又因道观故址狭隘,巡抚都御史蒋琳令有司筹集资财,“购得相邻处方千户废宅一区”,大兴土木,旬月告成,门庑室堂,尽合规制,乃更名为“大道观”。
(6)(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宣慰司》,王训《大道观记》。
(1)《贵州通志·人物志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3页。此引可知,尚有舍人为郭姓一说。
(2)按:《西京杂记》止言牂牁名士。考班书《地志》,牂牁郡十七县,止漏卧、平夷、同并、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藁、进桑、句町十县,为今云南之平夷、罗平、陆涼、河阳、通海、宁州、元江、文山地。据此可推,牂牁十七县之另外七县,应属今贵州西北部所辖,至于楪榆具体为何,暂无考述。
(1)第二次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内迁”,第三次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下”与“支黔”。
(2)当时黔省未设乡试,黔中士子皆远赴云南,于昆明与云南士子同考。贵州独立设乡试科考,是在嘉靖十四年(一说为十六年)。
(1)芝,即芝草,古人以芝草绕墓而生,群鸟环墓而飞,喻后人孝感之意,其墓称“孝芝墓”。
(1)点易岩,即位于贵阳城北六广门右侧上坡处,惜岩已劈。
(1)都宪,巡抚的别称、尊称,徐节被贬前曾任山西巡抚,故有此称。有学者著《王阳明黔中考》,称徐都宪乃徐文华,误也;又有学者著《王阳明贵州诗》,亦称徐都宪为徐文华,以误传误也。
[2]《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2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3]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考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郭子章.理学传[M]//黔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7]索晓霞,敖以升,钟莉.贵州:永远的财富是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8]郭子章.学校志[M]//黔记:卷十六.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9]僧道录司[M]//明史: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2]人物志[M]//贵州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13]莫友芝.黔诗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4]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M].王晓昕,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1)《明史》卷四十五《选举一》。
(2)据《王文成公全书·年谱》(王晓昕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6月版)等多处文献记录,其时已有毛科任贵州提学副使一职,后又有席书接任,是为正德初年之史实。《贵州通史》曰“到嘉靖年间始设贵州提学副使总管全省文教之事”一语,显有误。
(1)《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50,第6页。
(2)陈来先生于“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十字下,均加有着重点。见氏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尹珍之前,贵州的文人留于记载的,还有舍人与盛览,但仅凭现有证明材料,都不足以称之为“开问学之端倪与行化民之教谕者”。
(2)播州地处黔北,乃今遵义大部地区,当时属四川管辖。故笔者称元代贵州儒学教育尚属空白,是有一定根据的。
(3)《大元一统志·卷十》之《播州军民安抚司》,《贵州通志》1998年版。
(1)关于蒋信其人,本书上篇第三章将作详细介绍。
(2)郭子章,号青螺。因其家乡附近有青原山和螺子山而自名。此两山均为江西省吉安府的名山,自号青螺,以志不忘家乡之意。据《吉安县志》载,青原山位于老县城(今吉安市)东南9公里,赣江之东,属蒿华山脉,海拔116米。螺子山位于吉安市吉州城北,东临赣江,其主峰海拔143.9米。郭子章在《豫章诗话》中对自号的用意做了如下解释:当自己青年求学时,天天都要往来于住家和县城之间,罗文恭公书“白鹭青螺之会”六子每入眼帘,长成后遂以其中“青螺”二字为号。
(3)李独清,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生前花了很长时间和大量精力,研究孙应鳌的全部著作,广泛搜集正史、野史有关记载以及明代其他作家诗文集中的有关材料,撰成《孙文恭公年谱初稿》,先于1939年和1940年在《贵州文献季刊》第二、三期合刊和第四期上,刊布了嘉靖四十年以前部分。此后,李先生又续写全稿,并对已发表部分作了扩充,到1960年始竣。李先生逝世前,又先后对此稿作了多次修改。李先生生前曾参加民国《贵州通志》的修纂工作,对有关贵州的古籍文献十分熟悉,对贵州作家研究颇深。
(4)李独清《孙应鳌年谱·自序》。
(5)尹珍居家办学的遗址和遗存至今尚存,后世为纪念其首开之功,为他修建了纪念物,成为如今黔地名胜。民国时期,黔省将原正安县一部分划出,以尹珍字作县名曰“道真”,以资纪念。
(6)(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思南县(府)志编撰委员会2002年版,第69页。
(1)郭子章《黔记·大事记》嘉靖乙未十四年秋七月条:“定贵州解额,开科本省。解额二十五人,从巡按王杏请。”这一年,朝廷正式确认贵州考生的举人录取名额并允许贵州省可以在本省独立举行乡试。郭子章按:此次朝廷下达的贵州举人录取名额总数为二十五名,其中二十一名来自此前拨给云、贵两省联合乡试中的贵州名额,另外四名则是在此次审议时给贵州追加的名额。朝廷的这一决定是因为时任贵州巡抚王杏上奏请求贵州独立举行乡试,朝廷方予准行。此成为贵州文教发展史上一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大事。
(1)洪武二十八年(1395),监察御史裴承祖奏。《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202,第3页。
(2)根据土司的设置情况,尚有宣慰司学、宣抚司学、安抚司学、长官司学等不同名目。司学与其他官学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其设于土司管辖区域;二是其主要对象乃为“土生”,且不同区域之“土生”尚有不同称呼:称“罗罗生”的,系为乌撒土府之司学对象;称为“罗罗、僰人”的,则多为平浪等长官司学中的“苗民”;永宁宣抚司学称“俱土僚夷人”,而镇远府属各长官司学亦多为“夷人”;三是“土生”与一般生员有所不同,由于语言不通,颇难施教,加之“土生”生员程度不一,有“童蒙人学”者,有“习礼土生”者,有“于例不考”者,故难以统一施教。黔中乃土司众多之地,除贵州(今贵阳)、思州、思南、播州四宣慰司而外,尚有土司与长官司若干,故较之他省,司学于黔中实更为特出。据《贵州通史》第2卷,第35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3)“社学”作为半官方或非官方的学校教育形式,其产生为阳明入黔之后事。正嘉后,贵州民间书院兴起如笋,此为后话。最早建于元代的贵阳文明书院,应属官办。另一说则以为:“弘治十六年(1503),毛科任贵州按察司副使,首开建书院之风,在贵阳兴建文明书院,在铜仁建铜江书院。接着,程番府知府汪藻在定番城内建立中峰书院……”等等(见史继忠主编《贵州通史》卷2,第357页)。
(4)这一点,从王守仁于正德初在黔中所撰《象祠记》中明显可见。
(1)见(道光)《遵义府志》寺庙部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142,第1页。
(3)《明实录·宪宗成化实录》卷269,第6页。
(1)《明实录·英宗实录》卷216《景泰附录》34,第20-21页。
(2)诚然,亦有两方面兼修并行者。如阳明先生在黔所成就之业绩,即创心学之始基与行教化之作为,皆可书之。此点,与佛教传入之两运暗合。
(3)嘉靖以后临济宗于黔中渐起,以至隆万后士大夫之掀起参禅之风,虽不能说与阳明在黔建立心学始基之悟道与弘道有直接关联,但此时佛教自身开始注意调整各种内外关系,对外大倡儒、释、道“三教合一”,对内则消除临济宗与曹洞宗的纷争,同时又极力使禅宗与净土合流,并提倡佛家“不避世俗”,促使“教禅一致”,从而造成禅宗中兴的局面,出现了云栖株密、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四大高僧”。这一时期,临济宗杨岐派大师密云园悟(即天童悟)广招弟子,著名的如费隐通容、木陈道忞、汉月法藏、浮石通贤海、破石悟卓、破山海明等,在西南造成很大声势,则实非偶然,值得注意。
(1)《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僧道录司》及卷七十五《道纪司》。其余各处均未见于记载。
(1)据《贵州通史》载:宋元以来,道教在播州已渐盛行,全真道士陈致虚收了若干弟子,建有一批宫观。入明以后,杨氏土司重修了宋代所建的玄妙观、玉皇观和元代所建的集贞观,还有真州的冲虚观、瓮安草塘的后岩观、黄平的福智观和平越的凝真观。杨氏又于正德年间在高坪北面的紫霞山建先天观,嘉靖间在桐梓城北一百二十里建黄沙观,万历间又于黄平五台山建玉虚府,在金凤山上建白帝宫,平越的高真观也是这一时期所建,道教盛极一时(见《贵州通史》卷2,第380页)。
(2)陈致虚也来此地招收了田琦等弟子。思州于明代建有崇林观,思南建有玄天观、玄帝观、云台观,婺川建有玄帝观,镇远建有北极宫、真武观、玉虚观、玄妙观和青龙洞,施秉建有玄都观、玉皇阁,黎平建有北极观、玉皇阁,此时道教的发展以思南、镇远和施秉三地最盛。镇远地当湘黔要冲,水陆交通便利,宋元以来即有湘湖道士至此,而城东的中河山环境清静秀丽,更是道家理想的洞天福地,故佛道两家相继至此,佛寺与道观交错而立。王阳明于正德初年出入黔中曾两番到此,除于青龙洞中讲学外,尚留下《镇远旅邸书札》一文,此系研究黔中王门的一手重要材料。
(3)顺元城:贵阳旧名。
(4)据王训《大道观记》所述,正统十年(1445),英宗命道录司召集有名道士编辑《正统道藏》,书成,凡5305卷,于正统十三年(1448)颁布天下。当时,贵阳尚未建立道纪司,中央所赐《道藏》乃藏于崇真观中。
(5)据载,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陇富、宣慰同知宋昂,乃访举云游道人戴雪隐为该观住持,并上书请立道纪司,获准后推荐雪隐为贵州道纪司都纪,雪隐赴京领篆归,以司其事。又因道观故址狭隘,巡抚都御史蒋琳令有司筹集资财,“购得相邻处方千户废宅一区”,大兴土木,旬月告成,门庑室堂,尽合规制,乃更名为“大道观”。
(6)(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宣慰司》,王训《大道观记》。
(1)《贵州通志·人物志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3页。此引可知,尚有舍人为郭姓一说。
(2)按:《西京杂记》止言牂牁名士。考班书《地志》,牂牁郡十七县,止漏卧、平夷、同并、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藁、进桑、句町十县,为今云南之平夷、罗平、陆涼、河阳、通海、宁州、元江、文山地。据此可推,牂牁十七县之另外七县,应属今贵州西北部所辖,至于楪榆具体为何,暂无考述。
(1)第二次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内迁”,第三次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下”与“支黔”。
(2)当时黔省未设乡试,黔中士子皆远赴云南,于昆明与云南士子同考。贵州独立设乡试科考,是在嘉靖十四年(一说为十六年)。
(1)芝,即芝草,古人以芝草绕墓而生,群鸟环墓而飞,喻后人孝感之意,其墓称“孝芝墓”。
(1)点易岩,即位于贵阳城北六广门右侧上坡处,惜岩已劈。
(1)都宪,巡抚的别称、尊称,徐节被贬前曾任山西巡抚,故有此称。有学者著《王阳明黔中考》,称徐都宪乃徐文华,误也;又有学者著《王阳明贵州诗》,亦称徐都宪为徐文华,以误传误也。